上有所好_关于米芾的故事

上有所好_关于米芾的故事

对于宋徽宗这个才子皇帝，《宋史》有一段盖棺的论定：

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徽宗本来就醉心于艺事，一旦登上九五，天下初定之后，他就开始重用佞臣，信任奸贼，大肆挥霍起钱财来。经过历朝皇帝的积累，到了神宗时北宋王朝的财富已占当时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全国积存的钱谷足够支用二十年，汴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大都市。躺在这样一份无比丰厚的遗产上，他那轻佻之心开始萌动了，他要享受前朝皇帝没有享受过的欢乐，竭天下之力来奉一人。

起先，他还总有担心，生怕自己的挥霍被老臣批评。一次，他想用玉杯来做酒器，又怕别人说太过奢侈，便去问蔡京，因为玉杯只能在对祖宗的祭祀典礼上用。蔡京却说，用玉杯来做酒器，我在辽国时也曾见过，算不得什么，但用无妨。蔡京长子蔡攸劝徽宗说：“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徒自劳苦！”徽宗听了这话，很为受用。蔡京趁机以《周易》之句来倡导徽宗要“丰亨豫大”，尽情享受。他为了徽宗的一己之需而大量靡费，内宫的月支费竟达到一百二十万贯。

和其他皇帝不同的是，徽宗是艺术家，他最懂得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因此他的享受标准要远高于一般的皇帝，而所耗的资财也多得多。艺术品就是奢侈品，然而这却是徽宗一生中的最爱，一般的声色犬马、园林宫室、出行游乐对徽宗来说已不过瘾，他要以自己独特的艺术之眼来尽其他皇帝所没有能够达到的享受。(www.guayunfan.com)早在他登基不久，就派出了童贯到苏杭两地去搜括民间的珍玩字画，大量的庋藏就此流进了他的囊中。他的欣赏品位极高，一般的书画都不入眼，因此能够入宫的必是传世的极品。崇宁元年（1102），他甚至特意在杭州设立了明金局，不仅收集，而且还制造各种名贵的奢侈品来供他之用，各种器物全部来自江南民间。以后又设应奉司、御前生活所和营缮所等专门机构，专供他的享受。在北宋以前，一般都是使用邢窑产的白瓷，以后发展出定窑以及民间的磁州窑都是白瓷器。但徽宗崇信道教，竟然下令全国“弃定用汝”，也就是说不准再用定窑产的白瓷了，一律改用汝州窑产的青瓷。一位皇帝竟然下诏天下，命令改用瓷器的颜色，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道教讲求成仙升天，天为青色，因而崇尚青色。为了生产出适合的青瓷，宫中的应奉司不惜从南方迁来瓷窑的工匠，在宫内设窑，依照汝窑的方法来专烧，这就是官窑。为了造出能让徽宗心悦的青釉瓷，甚至把玛瑙倒入釉料之内，玛瑙晶莹剔透，烧出来的青瓷表面光洁雅致，很合徽宗的欣赏趣味，因而成为他专门的御窑。但终因成本昂贵，烧成技术很难，在徽宗在位时，成品极少，留存到现在的汝窑瓷器全世界也只有一百件左右。

和北宋一代之风有关，和米芾一样，徽宗也是位赏石的专家，他也痴迷于各种奇石，他不会自己去巧取豪夺，却是可以运用皇家的力量去搜刮。童贯的应奉司就专门干这些事。很奇怪，在任何资料里都没有找到徽宗和米芾谈奇石的事。然而和徽宗相比，米芾的爱石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徽宗爱石的兴趣和规模，远比米芾要大一万倍！他不和米芾谈石，却和蔡京、童贯来谈，他要的不是一座两座“洞天一品石”或是“石丈”，那是小儿科，他要的是整整一座奇石堆成的山，一座高大的艮岳！

一座空宫殿和一座土山对于徽宗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按照创意设计的要求，要用数万块奇石来把这座艮岳包起来，从而形成一座如同琼林仙境般的假山，于是，徽宗的眼光就放在了江南。他当端王时在江南住过，见识过那里的奇树怪石，也赏识那里的能工巧匠。

于是，在当年隋炀帝开掘的运河之上，又络绎不绝地行驶着徽宗的“花石纲”之船。

“花石纲”是一个美丽的计划，也是一个极度残酷的计划，它由童贯的宠信朱勔来执行。朱勔的任务就是在美丽的江南到处搜罗奇花异草，古树怪石，民家只要有物件被他看中，就等于是徽宗自己看中了，立刻派兵丁抢走，甚至不惜拆房毁墙来搬运，如有违抗，就以“抗旨”来法办。

建造艮岳的事，虽然是在米芾死后才大张旗鼓进行的，但搜集江南民间巧石的事，其实早在崇宁年间（1102—1106）就进行了。有史料说，米芾任书学和画学博士的时候，徽宗和蔡京就已经在艮岳里召见过他了，可能那是最初的园林。

徽宗看中书法，也最乐于绘事。他是中国画的奠基人之一，至他在崇宁三年（1104）正式设立画学，使绘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正式学科，并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宫廷画院，士子学成进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和画学生等官职，成为国家公务员。

徽宗是个专业的书画家，业余的皇帝。他对于书学和画学最为看中，因为这是他的兴趣所在。造瓷器、建宫殿、找石头和挖树木这些事，他可以交由童贯和蔡京这些人去办，唯独书画这事，他必自躬亲，因为这是他最为自诩的特长，在这方面最有天才。皇家书法院长和皇家画院的院长名为米芾，实则是他，只不过他不可能自己去兼此事，因为他还要做皇帝。

新设立的书学招收的生员，是通过全国的考试选取，等于太学生，也等于是现在社科院里的研究生。他们进入书学之后，要习篆、隶、草三种书体。篆字是以古籀、大篆和小篆为教材，隶字以二王、欧、虞、颜、柳的真书和行书为范本（宋代是把真书和行书归在隶书里的），草书则以章草和张芝的九体为范本。要求写出的字体圆肥适中，锋藏画劲，气清韵古，老而不俗为上等。方而有圆笔，圆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浊，各得一种风格的为中等。至于只能模仿古人的笔画而不得其意，只是均齐好看的，则为下等。经常要通过考试来评定等级，如有不合格的要降等。除了写字的技法之外，生员们还要学理论，列出的书目有《说文解字》《字说》《尔雅》《方言》，此外还有文化课《论语》和《孟子》等，可见书学的学员们的学养全面，并不是仅仅只会写字的匠人。

画学也要分科目，专业课按题材来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和屋宇这七类，这已和现代美院中国画系里的分科相同了。除了绘画之外，还要上书法课，要习篆字。文化课则设《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和《释名》等，还要能够通音训，提倡全面的修养，根据中国书画同源的要求，来从书法入画。但和书学不同的是绘画不仅仅能够临摹，还要求能够创作。这是中国画院最早的一项考试内容，它不仅仅只看生员平时训练的基本功如何，而要激发生员的创造能力。画学规定，以命题创作的方法来考试，考官出题，生员作画，以不仿照前人而能独出新意，并能画出自然之情状且又具有笔墨雅韵的为最上乘。生员分为士流和杂流，然而在考试之上不分等级，通过考试来决定升降。

出题考试是宋代画院的首创，这也给日后留下了许多的雅事趣谈。这时徽宗觉得天下太平，朝中无事，便放任蔡京和童贯他们去擅权，自己把兴趣集中到书学和画学上来，居然也不顾皇帝的架子，亲自教习生员，出题考试。

作为一名画家，徽宗手下的功夫也很了得，他的画与米芾和苏轼主张的文人画不同，是主张对景写生、笔笔严格、丝丝入扣的院体画。他有很多画作都是通过写生得来，他画的《祥龙石》，就是皇宫艮岳内收集的奇石。

在万机之余，徽宗还花了很多的精力来临摹古人的画，并做出考证，他临摹了《文苑图》《韩干牧马图》等等，甚至有人说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和张萱的《虢国夫人春游图》也是他摹的，以这种功夫，足可以与米芾来相比了。

一进了书学和画学，徽宗就恢复了书画家赵佶的身份，与米芾平起平坐、相与论谈了。以米芾在书画上的成就，把这两个部门交给他管理，赵佶是放心的。

从一名地方上的小官微吏升迁为皇家书画院的双料院长，这一变化委实令米芾有点目眩眼花。虽然这还是一名正八品的官，但毕竟已经是朝官了，可以上朝陛见皇帝。虽然在队列上排在百官之后，但毕竟是位列于百官之中了，他不免又有点得意洋洋，尾巴高翘了，写诗炫耀道：

笏引上天梯，鞘鸣奋地雷。

谁云天尺五？亲见玉皇来。

有人问这是写的何事，他得意地说，这是我第一次上朝陛见时，阁门的臣僚们伸出手中的牙笏，引着我升殿，就好比一级一级的上天梯。殿下一溜声的净鞭响，抬起头来好像见到了玉皇大帝坐在上面，这是一种别人难以企及的殊荣啊！

受到皇帝如此看重和厚爱，米芾还是相当认真的，这或许是他一生中最才为正用的工作。他来到衙门，正儿八经地办起了公事，向上级写报告，要求下拨经费，汇报讲课大纲，争取人员编制，一心想把书学和画学办成中国一流的艺术研究机构。有一次，他见到了一幅吴道子的画，认为是极品，便上书要求暂且不要上缴入内府，而是作为教材来先给画学中的生员们观摩，之后再上缴。从中可见他认真的教学态度。

画学里的教学方式都是对景写生，风格也多是工笔填彩，纯粹是院体的那一派，仍以缜密酷肖为尚。但米芾所擅长和所倡导的，却是逸笔草草的水墨画，是讲求雅致疏淡的文人画。他以前并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对景写生的训练，他的作画，只是抒发胸中感情的一种随意式遣兴，根本不同于院体的那一套方法。何况他还和苏轼一贯反对画得太像的院体，认为那样匠气俗气。现在恰恰让他来主掌这一全国的院体画创作中心，所施行的教学方案又全是院体的，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对立和讽刺，不知他的感触如何？心里真正的态度如何？他那文人画的基本功是否能够适应得了院体那一套？结果是院体对他的宽容还是他对院体的宽容？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然而于史无存。

米芾的官虽不大，然而与别人相比，他却更有机会陛见到徽宗。因为徽宗的心挂在书学和画学这边，有空就过来看看，指导指导，哪位艺术家不是好为人之师呢？皇帝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候，往往就是两个艺术家的相对了。

有一天，徽宗来到后苑休闲，彼时春和景明，正是赏花的好季节。他想起了当朝的书学博士米芾，便召他来到后苑的便殿里，令人取出一筒乌丝栏卷轴来，传旨说：朕素知卿善大书，以此卷交付，且为朕把此素写完。米芾拜揖已毕，知道这是炫耀自己本事的时候到了，立刻振奋精神，挽系住袍袖，掭笔抻纸蘸墨，纵笔大书自己的诗五绝一首，二十字，然后上献给徽宗，书写的内容是：

目眩五光开，云蒸步起雷。

不知天近远，亲见玉皇来。

这首诗与上一首诗似乎是同一首的变体，写的是同一件事，然而却有两种版本，都是对皇上的阿谀奉承之词，徽宗喜欢，加之他的书法又好，当然高兴，当下便命重加赏赐。

初露头角，便获重赏，即使米芾有了面子，也使徽宗对他的字有了了解。从此，但凡有机会，徽宗便会经常召他来宫内书画，以作交流。

徽宗很欣赏米芾所书的大字，有一天便在后苑的瑶琳殿里铺好一幅绢，这是特意为宫内织的，尺幅极大，长宽各有两丈多，让他在绢上书写大字。殿内的案几上摆着金砚盒，里面放着玛瑙砚、名匠李廷珪制的墨以及象牙管的笔、玉琢的镇纸和水滴，一切文具都是御用的，极为精致。徽宗是个行家，为了能更清楚地近距离地看米芾书写，研究他的用笔方法，徽宗破例地下令撤去帘子，走出来站在米芾身边，看他如何运笔。

见到皇上如此宠幸他，米芾更加来了精神，他把袍袖撸起，反系在背后，拿笔在手，左右跳跃，便捷落笔，下笔如云龙飞动，不一会儿就书写成功。他看看，自己觉得还满意，便收笔在手，回头对着徽宗大声说：“奇绝陛下！”徽宗亲眼见到他的书写，更为他出神入化的运笔动作而激奋，不禁龙颜大悦，称赞写得好。下旨把几案上所有的文房四宝都赏赐给他。

宋代讲究澄心堂纸、端砚、诸葛笔和李廷珪墨，这些是文人天天要用的工具，即使不是书画家，也是必备，书画家的要求就更加高。当时的笔以宣州的诸葛氏所制的最为精良，传说自从东晋以来已经累世制笔了，世代相传，已经传续了七百余年，到宋代时还非常有名，当朝的许多公卿和文士都喜欢用他家的笔，誉为是诸葛笔。他家制一种散卓笔，笔毫长约半寸，还有一寸藏在笔管中，这样笔毫受到保护，一支笔可以抵数支他笔使用，素受文人珍爱。此坊还可以根据各人的书写习惯和特殊喜好来定制特种笔。他们曾为蔡襄制作过特殊的“观文样”笔。蔡京喜欢用长锋的羊毫，他们就推出了一种名为“鲁公羊毫样”的笔，他喜大字榜书，就为他特制了一种巨大的榜书笔，笔管有手臂粗细。黄庭坚喜欢用圆而健挺的笔，他们就专门用紫毫为他制作一种枣心笔，称为“黄鲁直样”。如果有人能够得到一支诸葛笔那是非常名贵的。

墨也是文房四宝之一，最初以江南李廷珪制的墨最佳，朝野都以李墨为贵。一天仁宗大宴，把自己的飞白体书法遍赐群臣，再加以香药和名墨。有一位大臣得到的是李超的墨，而蔡襄所得的是李廷珪墨，见他不知其贵，颇不满足，便向那大臣密语说：“我以己得之李廷珪墨和大人交换，如何？”那大臣欣然同意。宴罢，两人上马，临分手时，蔡襄在马上对那大臣相揖道：“大人知道李廷珪是李超的儿子吗？”那人才觉上当了。但到了大观初年，在河北真定又出了一位制墨高手，叫张滋，他制的墨色光润，胶法精绝，远胜李廷珪，居然当朝的宰相许将都上书来推荐他，徽宗于是令他专门来为宫廷制墨，每年赏赐的制墨钱竟然高达三十二万，内府库里积存的墨竟然有数万斤之多。因为张滋的墨只为内府所造，即使是亲王以重金来求也不能得，有人给出一斤墨百金的代价，但张滋却是不敢。

作为一名普通的士人，米芾似乎难以得到这些珍贵的文房四宝，但他的一生专以书画为业，又专收珍玩，因此他的书房里也偶尔会得到。然而在接触了徽宗之后，无论是澄心堂纸、端砚、诸葛笔，还是李廷珪墨、张滋墨都不稀罕了，徽宗自会随时赐他。他认为这是最大的一笔宝藏。

有了这一经历，米芾更加来劲，久而久之，他的癫状又故态复萌、得意而忘形了。

这一天，徽宗和蔡京在艮岳里闲谈，召来米芾，令他在一扇大屏风上书法，做自己宫中的收藏。米芾向内侍索要笔砚，徽宗指着御案上自己使用的端砚说，就用朕的御砚书之。米芾凝神书完，见砚质极为精良，发墨细腻光亮，便捧着御砚下跪在徽宗前说：“此砚一经被臣所濡染之后，便不堪陛下御用了，请赐臣下。”徽宗大笑，即以端砚赐之。米芾兴奋不已，叩谢之后，竟然把砚抱在怀中退出。此时砚上的余墨未干，墨迹沾在袍袖和胸口上，然而他却是一切不顾，只管喜滋滋地抱砚而归。见到他这种神态，徽宗笑对蔡京说：“人云米癫，真是名不虚传也！”蔡京对奏说：“芾人品诚高，这种人物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也！”听了这话，君臣都对视而笑。

徽宗也是个文人，他也喜好文房四宝，他贵有天下，能够动用权力来获得这些奇珍异宝。在大观年间，他曾命广东漕臣督促端州采石制砚进贡，居然有九千枚，其中有三千枚藏在宫中。他自己所用的砚，应该是最极品的好砚。没想到米芾的眼毒，一下子就看中了，胆敢当面索要，要不是因为他的癫，真难以到手。他的书帖中有一札《获研帖》：

仆今日获天下大奇研，世未有也。他日使公钦赏不已。石佳发墨，眼大如钱，大小适中，浑厚古雅，平生收端研未有此也。异日才知不诬也。公家凤池空大，不适用尔。今岁有此奇获，真丙辛天地合也。问九哥可知。

在获得一方奇异的端砚之后向友人夸耀，帖中有“公家”二字，估计就是这方御砚。

尽管进了京，职务升了，到了中央机构，但时间不久，米芾的猴子尾巴就藏不住了，又本相毕露，癫狂之状复现，以至皇帝面前也按捺不住，这未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任何一个皇上，对他再宠爱，看了他的这副德行，相信也不会把重任交付给他。朝廷任官，要的是能够规规矩矩按中央政策办事的官员，而不是独具个性的癫狂名士，他这副样子，做做艺术家可以，要做了官则如何去服众？蔡京到底是官场老手，对他做出的“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评价是无比正确的，如果这种人一多，满朝廷都是这种疯癫状的人，不要闹得狼烟四起？

有一天，米芾上崇政殿奏公事，徽宗正忙他事，让他把上奏的札子就留在椅子上。米芾没有听清，急急回顾殿下的内侍说：“万岁要你们送唾壶去！”这句话在殿上说，太不恰当了，当下就有言官上本子弹劾他，说他在君前无理。然而徽宗却没有见怪，下旨说：“俊人不可以礼法拘。”他已经知道米芾的脾气了，放了他一马。

还有一次，徽宗召米芾上殿，为殿上的一扇御屏风上书写《周官篇》，米芾对此已是轻车熟路，秉笔大书，淋漓尽致，非常得意，写毕，掷笔于地上，口中大喊道：“一洗二王恶札，照耀皇宋万古！”岂知徽宗正在屏风后面看他书写，听到这话，不觉走到屏风面前，细细观赏。米芾如此放纵随便，持艺自负，口出狂言，竟然忘了自己身在殿上御前，癫狂之状毕现。

徽宗之所以能够容忍米芾在自己面前如此放纵，是因为对他的宠爱，而对他宠爱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书法的欣赏，因为徽宗也是一个书画家，他懂得米芾书法的审美价值，他喜欢。

米芾夸自己写字是刷字，他的确是有两把刷子，不同凡响。一次，徽宗命他在御屏风上题写诗句，他悬腕秉笔直书，写出的字迹从上到下，其直如线，齐排到底，徽宗在一旁看了连加赞赏，夸他的基本功好，盛名之下无虚士。

一次徽宗召米芾来殿上书写了四扇屏风之后，大加赞赏，当即赐给他十八笏白银。当米芾从内侍手中接过这批白银之后，再三再四地向内侍说：“请相公回去禀告万岁，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明白万岁的意思了。”徽宗听了汇报之后，不禁大笑。原来白银是散碎的，要用纸包卷成长筒状，如朝臣手中持着的牙笏，一笏为五十两，十八笏银就是九百两。而九百这数字在宋朝就等于说他是“痴”，也等于现在人说的“二百五”。徽宗以皇上的身份来巧妙地骂了他，他也心知肚明，坦然接受了这个恶谥，承认自己确实是有点“二”。

尽管徽宗对米芾癫狂的行止不放心，但对他的业务和鉴定能力还是相当看好的，他不委米芾以高官重任，却要米芾去帮助自己鉴定内宫里收藏的那浩如烟海的历代书画珍品。徽宗给了米芾以极大的信任，命他可以出入内府，观其收藏，并做出鉴定，这是对米芾极大的宠幸了。由于徽宗的精心收集，他和米芾又精于鉴赏，所以当时内府的收藏极丰，米芾也因此而开了眼界。

内府所藏之所以叫“秘”，是因为极其金贵，秘不示人。据蔡京的小儿子蔡绦的记述，他曾经进入过内府，看见过其中的目录和部分作品，光是唐人所临二王的帖就有三千八百多幅，颜鲁公的墨迹有八百余幅，而欧、虞、褚、薛和唐代的名臣李白、白居易等人的书法则不可胜计。只是两晋的帖数量并不多，他认为最有名的当以曹不兴的《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的《卞庄子刺虎图》为第二，谢雉的《烈女贞节图》列第三，以后才数得上顾恺之的《古贤图》、戴逵的《破琴图》《黄龙负舟图》，以及陆探微和张僧繇的作品。再以下，才轮到郑法士和展子虔等人的作品。这样一批清单，是皇室里收藏的，是集国家之力来收集的，但是如果和米芾个人的收藏相比，在数量上固然多出许多，然而在质量上却未必胜出许多，米芾家光是晋唐帖就有一千余幅，以上所列的名家作品他也有，所以有人评说他家的藏品“富比内府”，当不是谬夸。

徽宗见有精品，要命米芾先行鉴定，然后命蔡京在帖后跋尾题字，也有让米芾来题跋的，但他也喜欢自己在画上用瘦金书来题，再盖上“宣和御览”的印章，数量有几百轴。徽宗把这一批作品先行汇集成书，以《宣和睿览》为名，诏令严格把关，从而成为一部皇家收藏的总目，这也为日后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的编成做了准备。

在中国书画论史上，《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是两部相当重要的著录，这是收录了徽宗时内府所藏的书法和绘画的一部总集。其中《宣和书谱》共二十卷，除了第一卷是历代帝王所书之外，其他都是按正、行、草和八分等各种书体来分卷的。在目录以下还有绪论，阐述各书体的源流以及变革。在各卷之后还附有分目，以人为传，收入一百九十七位名家的传略。以下为内府收藏的法帖目录。

《宣和画谱》也是二十卷，收入内府所藏的二百三十一人的六千三百九十六轴绘画，分为佛释、人物、宫室、蕃族、龙鱼、山水、鸟兽、花木、墨竹和蔬果这十门，每门下按朝代排列，又以人为传。

这两部著录几乎把自晋以来的大部分书画精品都收录殆尽，并一一加以考证，列出作者小传，可谓是两部详细并具有学术性的著作。然而蹊跷的是，如此重要的两部书却都没有作者，一直留着“不撰著人”的字样。

徽宗的所收虽多，然而却是鱼龙混杂，赝品充斥，面对着这样一种状况，非有高水平的专家来进行厘清和鉴别而不能为。那样一批浩如烟海的法帖，经米芾鉴定之后，居然认定真正的王羲之帖只有二百四十二幅，王献之帖只有八十九幅，颜真卿帖仅二十八幅，甚至其他等而下之的帖，则一一进行剔汰，而存其精者。

米芾为徽宗立了一大功，他立的这一功也被历史所铭记。晚他七百年的《四库全书提要》上也认为，这两部书可能是由蔡京兄弟和米芾三人来定稿的，因为此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书家，而米芾尤精于鉴别，这是徽宗用其所长。书中提出：“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编录这两部书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既需要有魄力，也需要有眼力——当然皇帝的财力是不成问题的，在当时非米芾此人而不能办。徽宗自己虽是高明的书画家，但在鉴定上还是逊米芾一筹，蔡京兄弟的水平虽然也高，然而都是身居高位的宰臣，事务繁忙，不可能整天进宫里为他一一鉴定，他们在鉴定上的水平也未必比米芾高。而米芾则有可能，因为他的职务就是专业的书画家，是专为皇室服务的书院院长和画院院长，这些具体工作由他来做，他肯定是这批作品的编审者之一，此事非他莫属。何况他在此前已经著录过《书史》《画史》和《宝章待访录》等书了，按体例来看，这三本书和这两《谱》有着相似之处，都是艺术编年史，不同的只是米书为民间个人的著录，而两《谱》则是皇家官方的著录。

历史上对米芾是否是《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的作者说法不一，否定的为多，理由多是因为此两谱的出版时间已迟到宣和年间（1119—1125），那时米芾早逝了。但反对者也认为，编录一部浩瀚的著作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不可能在一年之内就一蹴而就。此两谱署名为“宣和”，并不意味着从宣和年间开始编著，而是早就进行了。何况此书中所列的历代名作皆是宣和殿中的藏品，徽宗先是以殿名来名年号，后以殿名来名书，又何尝不可？从此书的内容体例、著录标准以及品评的高质量来看，非有书画大家而不能主其事。米芾去世之后的宣和年间，二蔡皆位居高位，何况年事已高，已不可能躬亲其事了。所以，即使此二书未署米芾的名字，他也肯定参与了事先的成书准备工作，并是主要审定者。

作为当时的书家，蔡京和蔡卞也卓然有成，他们也肯定参与了其事，做了审定的工作。两谱当中，所收的历代和本朝的书家甚多，但就是没有苏轼、黄庭坚、文彦博和司马光这样的名字，因为徽宗当政时，蔡京已经把元祐党人尽数驱逐出朝，恨不得犁庭除穴，掘墓鞭尸，是不可能把他们的书法收入典籍的。根据这一迹象，二蔡兄弟参与其事的可能是极大的。

当然，作为一名卓然有成的书画家，徽宗也在成书的过程中起了作用，此书可能最初由他来确定提纲，最终交他御笔钦定的，所以书中有许多口气都是他的自称。

因此可以说，《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的成书，虽然不是米芾一个人所著录，但他在其成书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书画家的赵佶和蔡京、蔡卞也是编录者之一。遗憾的是，米芾虽然参与了这项工作，然而他却没有来得及看到此书的出版就去世了。

为皇帝做出了这样大的贡献，徽宗要奖赏米芾，要奖他个官做做。书学博士和画学博士名称虽好听，但官阶太低，只是个从九品的微官，米芾已经是正八品了，一直以高阶的官来兼着低职的事，似乎有点委屈了他。徽宗考虑到了这一点，蔡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米芾自己更是不能没有抱怨。他看似威风，整天出入于禁中，与皇帝对话，然而毕竟只是个弄臣，毕竟只是比画匠高一点的画师。唐代有一则故事，说是唐太宗春天在御花园里大宴群臣，看到园池里花卉盛开，奇禽翔集，当下便命阎立本对景写生。当时的阎立本已经位居宰相，受命之后，还不得不来到池边，匍匐在地上，观察禽鸟的姿态写生，掭笔蘸墨，点染丹黄，最后弄得满身颜料，官袍皆污，十分狼狈。他回家后气得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再也不要作画了！米芾的官阶远低于阎立本，他所能干的事当然更加卑微，无非是在皇帝面前装疯卖傻、假痴假癫而已，只是凭着自己的技艺来邀宠于皇上，官也做不大。

徽宗也明白这一点，不久就命米芾去任礼部员外郎。

这是大观元年（1107）的事，这一年米芾五十七岁了。在现在，这个年龄的官已经很老了，何况在古代？

书学博士和画学博士是米芾一生中自认为最适合的工作，也是他一生中最风光的工作，可惜他在这一任上前后只干了一年。

徽宗此意本是想提拔米芾，没想到这是一着昏招。

以徽宗对米芾的明察和了解，他明明知道此人是只宜搞业务而不宜干行政的料，可是一个皇帝，对于下级的奖赏就只能是提拔他去做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提拔臣子的最好方式。岂不知这一着错了，米芾不是个适合做官的人，徽宗的好意把米芾推上了死路。

礼部的职责是管理皇家的礼仪、祭祀和科举之事，员外郎相当于司一级的官，正七品。米芾得到此项任命可能是因为他以前在太常寺干过，那也属礼部。礼部位于皇宫之南，所以又称“南宫”，后人称米芾为“米南宫”就是因为此职，这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高的官，也是时间最短的官。甚至有人说他还没有到任就离职了，真是“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