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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门居士_关于米芾的故事

时间:2022-04-2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鹿门居士_关于米芾的故事到现在为止,米芾已经算得上是个艺术家了,他是书法家、画家,也是个诗人。襄阳有一座著名的鹿门寺,是唐代的渔樵诗人孟浩然隐居的地方,米芾便以此寺院为号,自己取名为“鹿门居士”。根据资料来看,米芾最早在自己的作品中署名为“鹿门居士”,是在元丰六年,出现在他的《杭州龙井方圆庵记》的书帖上,因为那是为一座寺庵而写的,所以他署名为居士。米芾这次赴任,当在苏轼的第一、二两次任职之间。

鹿门居士_关于米芾的故事

到现在为止,米芾已经算得上是个艺术家了,他是书法家、画家,也是个诗人。

但是,他并不满足,还想做一名居士。

佛教自从东汉年间从印度传入中原,到了魏晋六朝隋唐之际,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是因为它来到东土之后,根据中华民族的习惯,对自己做了一些调整和改良,使之能够适应这个礼仪之邦。比如说儒家一直攻击佛教,说它所号召的出家,就是对父母不尽抚养的责任。不娶妻不生子,也是对家族的不负责任,是为不孝。出家为僧之后,隐居于山林,不官不仕,就不能为国家出力,是为不忠,而不忠不孝是中国文化最为反对的。佛教在以后增加了帝王即是佛的内容,事君即事佛,以示其忠;并宣称释迦牟尼也为其父拖尸送葬,并增加了观音送子的传说,以示其孝,这样吸引了更多的信众来加入自己的宗教。佛教还变更了以往复杂而繁琐的宗教仪式,宣称众生平等,人皆有佛性,无论是什么人,哪怕他昨天还在杀人,只要放下屠刀,立刻就能成佛。只要一心信佛,并不一定要出家,即使在家持戒,也算是信徒。

在家未剃度的男女信徒,他们的地位平等,都算是佛的信徒,那就是居士。

居士在唐代已经非常盛行,有很多的名流都是笃信佛教、在家修行的居士,如大诗人王维和白居易。居士在宋代更是盛行,几乎遍及文坛。这是因为,在唐代兴起的禅宗,到了宋代之后成为佛教主导的地位。禅宗主张的是不要苦修、不要渐悟,只需对佛有所感觉的“顿悟”,只要在自己的心中有佛就可以,不必出家,不必持戒,官照做,妻照娶,子照生,甚至可以吃荤,但也算是信徒。禅宗对居士是十分宽容的,因此宋代的诸多大文人,几乎无一不是居士。这些名流们的加入,使得佛教的名誉度提高、文化含量增加,也使得佛教与中国的本土文化更多更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欧阳修、王安石和苏轼都是著名的居士,一号六一居士,一号半山居士,一号东坡居士,但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仕途,却为他们增添了一块可以使得自己灵魂升华的净土,一个可以宣泄自己情感的场所。(www.guayunfan.com)相比起出家修行的僧尼来说,居士的行为更加自由,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和学识,与佛教原有的教义结合起来,彼此都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禅宗的精神被这些文化居士们吸纳进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更利于佛教的传播。而佛教也因为吸纳了这些儒雅风流的才子们,而更具有信誉度和吸引力。更何况,名僧和名士们的交往是一桩双方都非常愉快的事,名僧就是出家了的名士,名士无异是未出家的名僧,彼此都有共同语言,都能得到教益,又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在宋朝,做一名居士,是一件非常风雅的事,也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

要做居士,随时都可以,佛教在这时已经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大大地欢迎一切有识之士来加入。米芾早在幼年时期,就在襄阳去过一些寺院,接受过佛教的影响。襄阳有一座著名的鹿门寺,是唐代的渔樵诗人孟浩然隐居的地方,米芾便以此寺院为号,自己取名为“鹿门居士”。

根据资料来看,米芾最早在自己的作品中署名为“鹿门居士”,是在元丰六年(1083),出现在他的《杭州龙井方圆庵记》的书帖上,因为那是为一座寺庵而写的,所以他署名为居士。

也就在这一年,三十三岁的米芾得到了一个差事,朝廷任命他到杭州去任观察推官。

观察推官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在唐代,这个官职相当于地方中级法院的院长,有司判权。但到了宋代,这个官只是观察使的幕僚,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吏而已,与他曾经担任过的长沙掾一职相当,在仕途上并没有多大的进步。官虽不大,但所任的地方却很好,是风景秀丽的杭州。米芾还是高高兴兴地去了。

北宋中期的杭州,还远远不及南宋时的杭州那般繁荣,即使是在米芾任职期间的杭州,也没有稍后的杭州繁荣。杭州的繁荣,先是归于苏轼的治理,二是归于南渡的朝廷。苏轼第一次任职杭州时是在熙宁四年(1071),那一年米芾刚刚到浛洸任县尉。那时的杭州,还是个偏于东南的城市,风景虽好,然而灾害不断。自五代以来,这里的水利失修,旱涝频仍,甚至还有蝗虫屡屡为灾,每次虫灾一过,所过之地,一片荒芜,颗粒无收,以致时有饥民来贩卖私盐,获利谋生。苏轼下决心整治,兴修水利,捕蝗济赈,了断刑狱,这才使杭州初见面貌。但杭州的彻底改变,是在他第二次任职期间了。米芾这次赴任,当在苏轼的第一、二两次任职之间。杭州被人称为“天堂”,那是后来的话。

不过,官虽不大,杭州城的山水却是极为吸引人的。米芾乐意来到这个山水清丽的地方。两年多的任期里,很难说他有多少作为,事做得再多,政绩也是州官的,他只是个僚属而已。不过,他虽不善于做官,但却是有意于艺道,何况这时他已是个名声颇盛的年轻书法家了。在冗官繁吏之余,他有的是时间去寻幽访胜、优游闲逛,当然还着意寻访流落于民间的一些古代名帖。果然,他在此期间结识了苏舜钦的儿子,从他那里获得了一向心仪的《中秋帖》。这幅只有二十二个字的书帖是晋代大家王献之最著名的作品,被誉为传世之宝、绝世精品,他在帖后题上了自己的跋。又在他处见到了唐代怀素的书法《自序》帖,但没有买下。此外,他又在沈文通的儿子处购得了二十年来一直追求着的张旭的《秋深帖》。此两通秋帖的获得,对于米芾来说,当是一件最为适意舒心的快事,他以后一直珍藏在身边,无一天不取出来观看、揣摩、临仿,连睡觉都要放在枕边,怕有闪失。

位于杭州南边诸山之中的龙井,此地山势起伏,植被丰茂,濒临西湖,气候温暖,空气湿度大,是著名的茶叶产地。因其地林壑幽深,地处偏僻,也是许多著名的寺庙所在地,有一些高僧在此寺中住持。“闲爱孤云静爱僧”,米芾在公务之际,当然也会时时赴这些寺中去作浮生半日闲。就在这时,他为一位高僧书写了一通著名的《杭州龙井方圆庵记》帖。

元丰六年(1083)四月九日,杭州南山的僧官守一法师到龙井寿圣院辩才的住所方圆庵去拜会他,这位辩才和尚是宋代人,不是唐代“萧翼计赚兰亭”里的那个同名的辩才和尚。两人讲经说法,谈古论经,十分投机。归来后,守一为此专门写了《龙井山方圆庵记》一文,以示纪念。文中对辩才法师盛赞:

天竺辩才法师以智者教传四十年,学者如归,四方风靡,于是晦者明,窒者通,大小之机,无不遂者。不居其功,不宿于名,乃辞其交游,去其弟子,而求于寂寞之滨,得龙井之居以隐焉。南山守一往见之,过龙泓,登凤篁岭,引自周览,以索其居。岌然群峰密围,淴然而不蔽翳,四顾若失,莫知是其向。逡巡下危磴,行深林,得之于烟云仿佛之间,遂造而揖之。

见了法师之后,两人进行了一番有关方和圆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守一恍然有悟,回去后把辩才法师的这一通话,告诉他的门人弟子记下来。米芾这时正好在杭任期上,读了此文,非常喜欢,便把这篇记书抄写成帖。这时的米芾,已经因书法而有了才名,见有高僧的文章,当然欣然命笔。这篇记洋洋洒洒,共有七百七十七个字,在古文中已经是相当长的了。米芾不惮其劳,把它书成,共分为八十七行,在他早期的书法中,应是文字最多的一通。守一请陶拯将此帖刻成碑,分为二十二块石,置放在龙井,以志其事。

米芾的这通书法,与以前的诸帖相比,已有相当大的改观,即使与他在前两年吴江舟中所书的诗帖,风格也有所不同。此碑的书法腴润秀逸,圆熟娟秀,转折温婉,显然是出于王羲之的书体,带有晋书的痕迹很重。显然这是米芾自黄州访苏轼归来后,接受了他的学书要上追晋人的观点,下决心师从晋人,特别是从二王的书法中寻找真谛。这是他专心临摹《圣教序》并从中上溯到王羲之的结果,是米芾“集古字”时期的佳作,其后期的个人风貌还不显现。也有人指出,这通帖中可以看出他师法沈传师的痕迹,字体宽博肥美,而王字则较瘦。米芾这两年的书艺,从这通帖上,可以看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就是在这通帖上,米芾第一次署名“鹿门居士”。

曾有人根据米芾一生有洁癖,随时洗手、不与人同席等习惯,甚至在死后不封不树的种种行为,来猜臆他信奉伊斯兰教。也有人认为他的祖先既是奚人,有中亚血统,那一带是伊斯兰教的故地,也会信仰伊斯兰教。但若是细细究之,米芾的信仰其实还是以佛教为主,他一生中有多处与佛教有关的题刻和书帖,所作的诗文中也有有关佛教的内容,更是多次与僧人打交道。他在年轻时,就常去家乡的鹿门寺游历,到了广州又曾在光孝寺为佛号题名。以后的多处题名中都可见到与僧人同往的记录,他定居润州后就住在甘露寺内的净名斋。最重要的是,他临死前还留有一偈,说自己是从众香国里来,还往众香国里去,关照家人他死后会化成鹤林寺前的伽蓝,永远护寺。这一系列的行为,是他信仰佛教最好的佐证。但是,用居士来冠名,却是始于此帖中,以前均未见。或许是他见了王安石和苏轼之后,受其启发,也产生了做居士的念头,因为王和苏都是大居士。一则笔记中说他“元丰间米公元章自号鹿门居士……其后并不用之”。也就是说,他的学佛并不坚定,这个“鹿门居士”的号也只是偶尔用之而已。

在杭州,米芾还留有一通给不二禅师的帖《群官帖》。不二禅师即是守一,这时他已移住在秀州(湖州)的本觉寺,为云门宗的七世传人。他也与苏轼有交往,关系密切,苏曾有书称他为“秀才本觉寺一长老”,说明他的文章高深,学问很好,堪比秀才,仅从《杭州龙井方圆庵记》一文中,也可见他的文笔极佳,可诵可读,这种和尚,其实就是着袈裟的文人,他与苏、米等文化名人的交往当然会密切。米芾在此帖中有提及“余到润书复古次”的字句,说明米芾在元丰年间已经移家于润州了。

在《雨寒帖》上,米芾提到了一处“施水资圣寺”的地名,这是位于奉化雪窦山里的一处寺院,说明米芾的杭州之任并不限于本城,他还有浙东之行。奉化已离绍兴的兰亭不远,米芾既到了奉化,焉能不前往兰亭去“朝圣”,去拜谒他心中久仪的王羲之的修禊之地?但现有的资料却没有找到米芾留在兰亭或绍兴的墨迹,未免遗憾。

绍兴是王羲之的旧居之地,民间必有私藏的王帖。米芾听说一座寺庙里藏有两通《越州寺碑》的真迹,是后人集王字所成。他就想借来看,曾给寺僧去信,但寺僧不肯。米芾知道这本帖的珍贵,特意派人拿了自己的任命书,愿意存在寺中,作为抵押,岂知寺僧还是不肯借。这次,他特意到绍兴去,想用亲自上门求见的方式,来看到此帖,但没想他到了寺里时,僧人却出门远行了。他又打听到山阴县的一位王姓家中,有一本王羲之亲书的家谱,恐怕这家是王氏的后人。有人告诉他有这本帖,既是王氏家谱,又是羲之手书,必是真迹无疑,但也正因为是祖传的家谱,王氏后人坚不肯借。没有见到这两本帖,他非常遗憾,总是觉得怏怏。但他在新昌一石姓的人家里,见到了两札王献之书写的《已复此节帖》,连呼字迹精妙!可惜人家也不肯出让。一连得知绍兴一带存有这样多的王氏帖,可见所传不谬。

元丰年间的杭州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苏轼任职时的繁华,但毕竟是东南一处胜地,山湖秀美,物产丰富,人文的积淀也极厚重,居住却是极佳的。要不是接连发生了几件事,米芾真愿意在这里一直待下去,直到朝廷的调令来到为止。

第一件事就是在元丰七年(1084)时,米芾的三儿子友知出生了。他最为得意也最为钟爱的儿子,第一是长子米友仁,第二就是这个第三子米友知,他们两个都是米芾事业上的接班人。

第二件事是全国的大事,就是在元丰八年(1085)时,那位主持了中国中世纪时的国家资本主义改革、推行了新法,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神宗皇帝驾崩了。

皇帝的驾崩,不是一件寻常事,当然要全国举哀,大赦天下。除了发丧和小皇帝哲宗继位之类的事,最重要的,是高太后上台了。

高太后就是英宗的皇后,神宗就是她的亲生儿子。神宗一驾崩,接班的儿子哲宗年仅十岁,还没成年,这垂帘听政的大权就落到了哲宗的祖母高太皇太后身上,于是,宋朝重复了多次的母后听政的事又再次重复,高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

高太皇太后果然不愧是个女中尧舜,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见反对变法的旧党领袖司马光,让他来当宰辅副相。这时的司马光已经被贬在洛阳家中十多年了,忽然被高太皇太后起用,派了一队人马来接他星夜赴京受命。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国丧时,沿途的军士都手执火炬,站立向他敬礼,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向他欢呼,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司马光以他的个人魅力和崇高品格赢得了百姓的拥戴。他一上台,立即奏请废除新法,曾被新党所贬谪的苏轼等旧党们立刻命运逆转,纷纷被起用,朝中又是一番风生水起了。

高太皇太后是米老太太的旧主人,与米氏一家有着“藩邸旧恩”,她的子女吃过米老太太的奶,与米芾可谓是一母所乳。现在,高老太太既然已经坐到了前台,掌握了朝廷的大权,米芾理应感到高兴,这位太皇太后应该可以为自己的升迁帮一点忙了。

正当米芾在全国举哀的气氛之中暗含着一丝憧憬和希冀之时,没想到发生了第三件事:他的生母,米老太太阎氏去世了。

能够与高太皇太后说得上话、攀得上交情的,就是这位家慈了,怎么太皇太后刚一上台,自家的这部皇宫内线直通电话就断了?这事对米芾的打击太大,他一时慌了手脚,也断了希望,只得先办老太太的丧事再说。

米老太太是在杭州去世的,说明米芾在杭州赴任时,是带着家眷同行的。他有两位母亲,阎氏虽然是庶,却是他的生母,朝廷对她还是不薄,封她为丹阳县君,丹阳是镇江的辖县。按封建社会的礼制,父母去世,必须辞去一切官职,在家居丧守孝二十七个月,叫丁忧。丁忧期间,不能做官,不能应考,不能嫁娶,也不能赴宴,不能穿吉服,甚至不能换掉旧的门符。古代把父母去世后必须丁忧这事看得非常重要,不管你是担任了什么重要的官职,都必须去职,如果不告丁忧,将会被万民所指。朝中有一个叫李定的官员,因为隐瞒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而不告丁忧,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此事,当成打击他的把柄,被视为是不赦的罪恶,以致被罢黜落职,还要罚他补三年的孝期。米芾的母亲是死在他的任上,他必须扶柩回乡安葬。米芾是独子,只有一个老姐姐,有关丧事的一切都必须由他来打理,子幼妻弱,没有人来帮他。

但是,把米老太太的棺柩运回到哪里?这虽是米芾的家事,但却事涉一位古代书法家的籍贯问题,这事恰恰正是九百年来史家争论不休的话题。有论者说,米芾的家是在太原,又说是在襄阳,如果是米芾的老家,那么米芾父母就应该归葬于太原或襄阳。但米老太太却是归葬于润州。这件事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

米芾母亲与他父亲合葬墓是在润州,说明米芾中年以后确是以润州为家的,这符合米友仁的记录。

在米芾一生的经历中,没有为他父亲丁忧的记录,说明可能在米芾尚未成人之前,他父亲已经去世,并安葬在润州。那么就极有可能是米老太爷是在润州做官时,卒于润州,即葬于任官之地。

米芾至少在三十三岁之前就移居到了润州定居,这期间可能最早在他十七岁随母亲赴汴梁之后。

有资料说,早在米芾的祖父就在润州做官了,以后他的父亲米佐就在此定居。后来到濮州和襄阳做官只是短暂的事,米芾是随父亲的官任而在襄阳生活过。但此资料单薄,只是孤证,无法确认。

因此,笔者还是认为米芾至少是在十七岁时就移家于润州,并定居于此的。否则不会把他父母两人的坟墓都安葬在此,也难以解释为何朝廷把米老太太封为丹阳县君?一个人死葬于封邑的事是经常有的。曾有论者一直怀疑米友仁所写“先公居镇江四十年”的说法,认为米芾一生只活了五十八岁,怎么能够居住在镇江四十年?他为何要称自己是襄阳人?如果据此来看,他十七岁时是有可能随父母从襄阳移居于润州的,以后他虽然南国漂流,四处为官,但一直把家安在润州。这次米老太太的去世,应该是“归葬于故里”,而不可能是归葬于客地。

从杭州到润州,路途虽不遥远,只有几百里,可以沿着隋代开凿的江南运河走水路,倒是比较便捷的。但米芾并不是单身行走,而是扶柩而行,还要带着归家的众多家小,大大小小十几口,其中还有一名一岁的小孩友知,其职不轻,并不是件快事。这时的米芾,虽然是正值三十五岁的青年,但据他自述,已经“发白齿落,颓然一老翁”了。可见是诸事心烦所致。

从杭州到润州要过苏州。在这里,运河折向西北,经过无锡、常州之后才到润州。米芾一路舟行辛苦,在苏州停下休息,会见朋友。他曾在三年前赴青龙镇监任时路过苏州,在苏州结识了许多朋友。听说米芾是扶柩返乡丁忧,大家都来慰问。这时的苏轼,刚刚获赦,正在从宜兴到登州赴任的路上,听说米家有了这个噩耗,也在舟中写了悼词来,劝他“唯千万节哀自重”,说明自黄州一会之后,两人已经结成了忘年之交,彼此书信互通,往来不绝。

苏州的朋友们都已闻知这位青年书法家的才名,他所写的《吴江舟中诗》的帖想必已经被大家争相看过,这时的米芾已经算是个名人了。正巧大家在办一桩热热闹闹的事,这里有九位年高德劭的老人,苏州的郡守章岵,就筹划着为他们办酒庆祝。这是一件尊重老人的好事,被宴请的又都是年事已高的前辈,又正逢米芾路过,就不仅请他来参与此事,而且慕他的书名,请他为此事写了一篇序。米芾正在书法知名之际,巴不得有人来向他求书,就写了一篇《九隽老会序草》,文章很长,但无非都是些称颂乡风、赞美郡守、恭敬老人之类的吉利话,但敬老此事倒是吴地风俗中之优,值得一书。这些老人,如米芾所书:“若诸公积储渊深,未及经纬,而不苟于得,进退从容,千祀可垂,后生仰止。”看来这九位老人并不全是退休致仕的官员,也有一生未仕、隐于民间的乡绅,只是因为年长而被郡守所请。文末有一句“某倦游四海,多与宾寮,刻绘既传,属为序引”,说明郡守已经把这一次重大的聚会令人画成图画,并刻成碑了,请他在画前作一篇序。

与九位老人酒酬宴饮,当然会不亦乐乎。但是米芾这时正在扶柩归乡,母亲的棺柩还停在船上,尸骨未寒,热孝在身,怎能饮酒作乐?虽然说敬老即是孝行,但对自己的母亲却是不孝了,又作何交代?按当时的法律,如果在丁忧期间作乐、丧期未满求取仕途、生子、兄弟别籍分家、嫁娶、应试等都被视为不孝罪,将会受到严厉的刑律惩罚,判处一年至三年不等的徒刑,或遭到流放。米芾难道不知道这条规定吗?他干吗要冒这个风险来参与此会?

米芾之于苏州,当别有一番感情,他一生中多次来过苏州,传说虎丘石壑间的“风壑云泉”四个大字就是他题写的。他去世后,米友仁曾在苏州做过官,他的多件墨宝收藏都得之于苏州,只是这次因为奔丧,未免不能尽欢,只能匆匆西行,往故乡而去。

序文中有一句“倦游四海”,说明米芾自离长沙之后,一直奔波在途中,南下东行,已经相当疲惫了,他盼着能够在故乡的书斋里好好休息一番,每天奉陪着长眠于地下的母亲,品茶把酒话桑麻,以尽孝心,使自己的心灵得以恢复。但是,子欲孝而亲不在,养育了自己的老母已经仙化而去,不能再听他的倾诉,未免令人伤心。

米芾站在船头,河岸两边是往后倒退的碧树垂柳,前面已经遥遥出现了一座乌酣酣的城市,一重重若隐若现的青翠山峦,那就是他的第二故乡润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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