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桂三绝_关于米芾的故事

临桂三绝_关于米芾的故事

就在米芾在广州留名题刻的第二年，熙宁七年(1074)，他从浛洸县调任到临桂县，往西移动了六百里，但职务还是县尉，公安局长，并没有提升。

临桂就是今天的桂林，今天是桂林市的一个区。这里在宋代是一个县，属广南西路，只是在级别上比浛洸高了一点，属于第四等的紧县，但还是边远恶州。一则宋人笔记中说，有人曾至桂林，见到阳朔、荔浦的山水，爱之不绝，谈不容口，回来后问别人：你见过阳朔的山水没有？那人竟回答说，我又没有被打得唇绽齿折，哪能得见？这意思就是说“非贬不去”桂林。阳朔的风景虽美，但终究位于南岭之南，也是朝官被贬的恶地。朝廷似乎没有考虑原先“一任远，一任近”的规定，在米芾任过浛洸之后，没有把他调回内地，却是远放临桂，离家更远了一些。高太后似乎已经忘了他家的“藩邸旧恩”，或者只是做了一次性支付，就算完结。

桂林山清水秀，景色如画，是个搞艺术的极好地方。可是，战乱和兵燹并不因为这里的美丽就不光顾，相反，这一带因为天远地偏，更是战乱的酝酿地。

就在米芾任职临桂的前二十二年，广南西路刚刚才经历过一场战争。一个名叫侬智高的少数民族头领，一个割据地方的军阀，趁着宋朝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北方前线的空当，利用自己处在交趾和宋朝夹缝间的地位，率兵起事，伪立了一个“南天国”，公开反宋。他从自己的根据地右江地区起兵，攻下邕州后，乘胜掠夺九郡，又率兵南下围广州五十余日，意欲夺此后，再进行北伐，来实现他“北并衡、湘，西荡瓯、骆”的计划，然后再图进取，甚至“长驱以取荆湖、江南”，与宋朝瓜分南北，称王道孤，平起平坐。一时形势危急，八方告急。

在此之前的宋朝，主要的敌人都在西北，一直拥重兵在与辽和西夏作战，而无暇南顾。侬智高的父亲一辈，已经在广南西路一带拥有了势力，并与刚刚崛起的交趾互有攻击，但朝廷认为这是南蛮之地、化外之民的一些小动作而已，不会酿成大乱，便放松麻痹了，直到他侵州吞县日多，这才觉得事态严重，尾大不掉了，惊惶之余，“朝廷方顾南事”。派出了重臣余靖任广南西路安抚使，兼知桂州，让他前去进剿。(www.guayunfan.com)余靖虽忠，但毕竟是个文臣，对用武之事，经验不足，因而进展不大。朝廷趁西夏李元昊刚刚去世，战事稍缓的时机，从西北战场抽调出精锐的骑兵兵团，派出久经沙场的名将狄青率兵前去剿灭，又派经验丰富的孙沔为副，共同前往。仁宗亲自在垂拱殿上设宴为狄青等人壮行。

狄青来到广南西路后，便与余靖合兵，与侬智高进行了一场生死决战。他趁着暴风骤雨，乘夜突破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又在归仁铺一战中，与侬智高亲率的主力对垒，以自己剽悍的西北铁骑，打败了以标枪和盾牌为主的峒蛮步兵，斩首两千多人，生擒数百人。侬智高逃到云南，收拾残部，还想再战，但终于败亡，不知所终。狄青因此战而升任枢密使，即国防部长。广南初平。

余靖和狄青与侬智高作战时，就是以桂林为进兵的根据地和指挥所，向西南剿进的。桂林是当时的广南西路安抚使所在地，广西的政治中心兼军事中心，一切的军事指挥、屯驻军队、情报联络、粮草辎重、转运和后勤支援都是在这里，虽然这座城市没有遭到侬智高的攻陷，但也在这场战争中伤痕累累，元气大伤了。

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到米芾至临桂县任县尉时，侬智高的余党还在广西的西南部和云南一带作祟，并没有完全被剿灭。盘踞在深山大峒间的余党残兵，也还会时时出来骚扰作乱，作为公安局长，米芾虽是文人，但要干的却是武备之事，他必须要尽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的责任。临桂地处偏远，地形复杂，警力有限，和浛洸一样，这里也会时时爆发民族矛盾，或者因施行新法而引起的民暴，他要进行弹压。

对中国的历史来说，作为一任区区县尉，米芾的政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也无甚可书。然而对于中国的文化史来说，米芾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这时的米芾，已经有过在广州题刻的经历，最重要的，他已经以一位青年书法家的身份出场了，在中国的南方非常活跃，留下了一些墨迹。我查找桂林的地方史志，却是对他的政绩阙如以书。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书法家远远要比一个公安局长重要。

已经初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米芾仍然不甘寂寞，在公余之暇，他会优游于山水之间。桂林的山水，虽与浛洸相似，都属于南方的岩溶地貌，但桂林的奇山秀水远远要比浛洸为多，而且奇特和集中。早在唐朝，韩愈就做出了“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盛赞，但是非到临此处，置身其间而不能真正领略桂林山水之形胜，和因风雨阴晴而带来的氤氲变化、神秘莫测，无论谁来看了，都会惊叹这真是一幅梦里家山，与仙境无异。

米芾晚年曾写道，说自己只是在李公麟手有病时才开始作画的。经考证，那时的米芾在五十岁左右。但他又在一记中说，他尝与李公麟同时作画，题材是《王子敬书练裙图》，画成后归于高官权贵了。这时的李还能作画，说明手还没有病，足见米芾的作画是在这之前，而并不是从五十岁之后。《王子敬书练裙图》应是一幅人物画，而他也曾作过数幅《自画像》。他在前记中所说，自己不喜欢李公麟所师法的吴道子那样风格的人物画，因而在以后创立了以自己独特面貌的、以水墨为主的“米氏云山”，因而与李氏所作的工笔人物拉开了距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始作画”：就是从五十岁起，他开始不喜欢那种严谨工整的画家画了，从此之后的所作才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文人画？或许这是他“悔其少作”而做的一种表述？桂林山水那变幻莫测的烟云，那浓淡相间的峰林，都给了米芾的水墨山水以启发。

一则宋人笔记中透露：说有人曾在杭州见到一幅米芾画的《阳朔山图》，说明米芾确实画过桂林的山水，米芾在《阳朔山图》上题款：“余少收画图，见奇巧皆不录，以为不应如是。及长，官于桂，见阳朔山，始知有笔力不能到者。向所不录，翻恨不巧矣。谁坐怀所历，作于阳朔万云亭”，最末一句，足证米芾早在临桂任职时，就画过阳朔山水，这应是中国最早画桂林的山水画了。米芾的作画，可能还要早于此时，在浛洸时就已伸笔试纸了。米芾以前对古人画中奇巧突兀的构图并不相信，认为这是古人在向壁虚构的仙境，现实中并不存在。不过在到了桂林之后，看到那些平地忽起、如梦如幻般的云山之后，他始信人间有此山了，是桂林的山水壮了他的胆，也扩大了他的眼界，只恨自己的笔力不逮，不足以表现那千山万壑的变化之状了。但他一生中所作的画都已不存，因而无法确认，只能做猜测而已。

翁方纲在《米海岳年谱》中说，米芾在临桂做县尉时，曾在桂林的易堂写过字，但此堂现在已经无存了，可能这就是临桂尉所在的衙门吧？蔡肇为米芾所写的墓志铭中，只写到他在浛洸任过职，却没有提及他在临桂任职的事。莫不是被蔡忽略了？

画虽不存，但米氏的书法却是有确证。至今在桂林伏波山，还有相当精彩而重要的米芾题刻。

伏波山位于漓江之滨，山下的还珠洞是个半敞式的岩洞，面朝江面，位于风景绝佳处。岩间的石质平整且柔软，所以存有历代文人骚客的墨迹无数，还有历代的摩崖佛道造像，大大小小，一方接一方，满满地布在壁上，而洞中最为弥足珍贵的遗迹，当数米芾的题刻，它被刻在濒江一面的崖壁上：

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

潘景纯是当时的临桂县令，他的官阶要比米芾大一级，因此他的题名要在米芾之前，但字却是米芾写的，大字楷书。由于是早年所书，所以显得比较恭谨，还没有形成晚年那种逸放奔肆的风格。因为那时他只有二十四岁，所以题名还是为黻。

潘景纯与米芾同在临桂县任职，一为县令，一为县尉，应该说相处得还是很好的，他们的交谊并不仅仅在一同出游上，以后米芾到了长沙任职，遇到潘景纯，还赠他一首诗：

五年相遇一行频，笑佩笭箵望塞云。

曼倩未应徒为米，仲宣何事乐从军。

开尊共喜身强健，秣马还惊岁杪分。

此别固应尤作恶，天涯老去与谁群。

虽然此诗中有典，写得有点佶屈聱牙，但诗中的怀旧感情还是充盈着的。“笭箵”就是鱼篓，“曼倩”是汉朝东方朔的字，他上疏给武帝劝农桑。仲宣是三国时才子王粲的字，他是襄阳人，曾在曹操手下任主簿。全诗在回忆同在桂林时游于水滨的情景，彼此互相勉励，要珍重。此诗收入《宝晋英光集》中。

就在米芾的这一通留名题刻的旁边，还刻有一幅米芾的自画像，像高一点二米，身着简朴的衣服，足着履，宽袍大袖，站立姿，右脚迈前，右手伸出两指，神态自若，风度潇洒，画的线条粗犷，笔法流畅。画像的上部刻有宋高宗的题赞：“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绍兴御书。”在画像的右侧面，则刻有米芾长子米友仁的跋语：“先南宫戏作此小像，真迹今归于御府。”在画像的下方，则密密麻麻地写着方信孺的《宝晋米公画像记》，大致云：“洎来桂林，复得僧绍言诗序及伏波岩与潘景纯同

图6 由方信孺刻在桂林伏波山还珠洞崖壁上的米芾自画像

游□□□□尉□□秩满，寓居西山资庆寺，颇与绍言游……”就在这一通画像碑上，竟然集中了米芾、米友仁、赵构和方信孺四位宋代大家的墨迹，是非常难得的。

由于这一幅米书题刻和一幅米芾自画像并排刻在还珠洞崖壁上，位置非常醒目，一般人都以为这当是米芾同时所作。然而如果仔细研读画上的题记，就会发现，这两幅作品前后相差了一百四十一年，字是北宋年间题的，而画则晚到南宋时才刻上去，这是方信孺所作的特意安排。

方信孺字孚若，号紫帽山人，福建莆田人。他是南宋时的重臣，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在奉旨出使金国时，据理不让，凛然不屈，又巧与周旋，不让寸分，最终为南宋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他于嘉定六年（1213）来桂林任广西转运判官，正好米芾的曾孙米秀实在他的手下做幕僚，家中藏有当年米芾的自画像（可能是拓片，因原作已归内府收藏）。方信孺在游伏波山还珠洞时，看到了米芾的题刻，深为叹服，便从米秀实处借来米芾的自画像，刻在洞外米芾的题刻之侧，并在画像的下方写了《宝晋米公画像记》以记述。

据米友仁说，米芾的自画像世传共有三幅：一幅是他穿着古时的衣冠像，以后在绍兴年间被收入高宗的内府，上有米友仁审定的赞并跋，说这是家父昔年自己手写的写真像。第二幅是有苏养直题书的“米礼部人物潇散，有举扇西风之兴”的款。第三幅是穿着唐时服装，手执十七帖。画上题有篆书“淮阳外史米元章像”八个字，以及元章自书的诗句：“棐几延毛子，明窗馆墨卿。功名皆一戏，未觉负平生。”对照如此描述，那么刻在还珠洞内的，应是第一幅自画像。此画已经成了米芾的标准像，被米氏的后人移摹到襄阳的米公祠内，作为祖宗真容而供奉。此画上石时，米芾早已仙逝。他名重当时，又垂香后代，为桂林留下了相当重要的墨宝。

不过，在桂林还存在着第三通米芾的墨迹题刻，那就是在龙隐岩。

龙隐岩也是桂林的一处名胜，和伏波山一样，也是以密密麻麻的崖壁碑刻而著名，但数量要更多，布置要更满，已经达到了“摩岩殆遍，壁无完石”的地步，其中最早的一块就是狄青征侬智高时的副将孙沔的题刻，甚至还有一块现在国内已经非常珍稀的《元祐党籍碑》。米芾的那通碑，就被刻在洞口外的一处崖壁上。

这通碑的内容比较复杂，由米芾自书诗一首与李彦弼书程节的和诗两部分组成，而且这通碑的内容还有一个故事，它不仅是一通隐碑，还是一通佚碑，已经被湮没了九百多年。

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正在真州的任上，这年他已五十岁。他在东园的清燕堂设宴，为挚友李彦弼送行。李彦弼是江西庐陵人，是米芾的诗友和书友，因为元祐党人的事而受到牵连，即将被贬到桂林去担任教授推官，路过真州时来向米芾辞行。想到未来即将要走的那漫漫征程，李彦弼的心中无限惆怅，又无限恐惧和张皇。米芾知道他没有去过桂林那地方，就把自己年轻时在桂林所见的美丽风景向他介绍，并说自己有一位知交程节，正在桂林任广南经略使，这是当时广西的最高行政长官。米芾当即写了一首诗，交给李彦弼，让他到了桂林后交给程节，托程节关照他，诗云：

诗送端臣桂林先生兼简信叔老兄帅坐 江湖从事米芾

骖鸾碧玉林，琢句白琼瑶。

人间埃堨尽，青罗数分毫。

程老列仙长，磊落粹露膘。

玉沥发太和，得君同逍遥。

刻岩栖乌鸦，陟 透紫霄。

南风勿赋 ，即是登云轺。

（建中靖国元年真州清燕堂东园书）

诗写得有点难解，大意是说：美丽的桂林，满目青山如碧玉林立，清澈见底的漓江一尘不染，仿若仙女的青罗飘带，那里简直就是个瑶池仙境令人神往。桂林长官程节是个胸怀磊落、气度不凡，犹如仙长一般的人物。而我的朋友李彦弼你能有机缘到这么一个美好的仙境中，实在是一件令人羡慕的美事。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攀登望不到顶的险峰，尤其在失意时一定不要悲观失望发牢骚，只有保持住一种良好的心境，人生才能像乘着一辆轻便的马车，登上风光无限的顶峰。

李彦弼正愁前路无知己，得了这首无疑是介绍信的诗，心中大喜，便告辞登程，来到了桂林。岂知那位程节因自己被派到这个蛮荒瘴疠之地来，心中也觉得戚戚，满腹的忧愤和不平。见到远在江淮之间的名人米芾还致诗前来问讯，千里之情，溢于纸上，不觉大喜。这时的米芾已经名满天下了，他能得到米氏的亲笔书诗，当然十分荣幸，当下“三四读不能休”，夸赞此诗“词翰俱美”，即答诗一首以表谢意：

万里湘南泮水遥，清风来拂瘴烟消。

袖中突兀龙蛇出，聊慰天涯久寂寥。

李彦弼也是个好文的人，他在次年便亲自书写了程节的这首诗，附在米诗之后，合并成一帖，把它送交龙隐寺的住持仲堪，由他刻在了龙隐洞口。

米芾的那方碑被刻在龙隐岩侧洞外的摩崖上，题目为《宋·米芾程节唱和诗并记》。经历了九百多年的风雨侵蚀，摩崖石刻的字口完好，拓片也相当清晰，只是把米芾赠程节的诗，以及李彦弼书写的程节的和诗合为一碑，一起刻在崖上了。其实，无论是在摩崖碑上，还是在拓片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碑的右侧是米芾所书的赠程节诗，左侧则是李书的程诗，这分明是把两书合一了。前后两诗分别为米、李两人所书，其书体也各不相同，碑中前后各有一“米”字，即可显见笔法不一，功夫也各异。李书中有“米元章”三字，如果对照米芾的签名，也有显著的差别，不是一人所书。米赠程诗由米芾书写，程和米的诗由李彦弼书写，总计为一百七十九字。这时米芾的字已精熟老成，不同于年轻时的题刻了。由于年深日久，这块碑上已经布满了裂纹，足显沧桑之感。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同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在他的故乡镇江，二度去焦山观著名的《瘗鹤铭》，并在碑侧留下了“建中靖国岁芾”的题名石刻。而那位程节，则也在龙隐洞侧留下了陪客人同游的题记一方。建中靖国是宋徽宗的年号，只有一年，第二年便改元崇宁，所以这两题应是同年。这也可视为是两位文友心灵感应、远相神交的一则轶事。

龙隐洞内米芾书碑的发现，使桂林一地就拥有了三幅米芾的题刻：一幅游历留名的题刻，是米芾自己所书；一幅自画像，是米芾自己所画；另一幅是米芾所作之诗。与前两幅相比，龙隐洞内的米题更加珍贵，因为它是米芾晚年所作的一首诗，并由自己所书。这时的米芾已是五十岁的壮年了，他的书名已经遍闻天下，书体当然与伏波洞里的风格有所区别。米芾本来就集书法家、画家和诗人于一身，这样一来，桂林就能把三件足以代表他全部成就的作品汇于一地，真是难得。

这三件作品虽然相距不远，却是异代不同时，镌刻上壁的时间有着先后：最早的是米芾游历题刻，是在熙宁七年（1074），这一年米芾二十四岁；第二是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五十岁；第三才是方信孺刻的自画像，则已到了南宋的嘉定八年（1215），距离米芾的游历题刻已有一百四十一年了。

桂林任职期间，因为风景好，心情好，有了闲暇时间，米芾在此开始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画史》的著述。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就敢写史，而且还是记录绘画见闻和考证的理论书，这颇不平常，说明他不但见识已多，而且鉴别水平已高了。

在米芾任职临桂期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他的大儿子的出生。

米芾在何时成的亲？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夫人叫许氏。根据他中年时的自述，他当时已有三男三女，三个儿子分别叫鳌儿、洞阳和三雄。据蔡肇的墓志铭中说，他一生有五子八女，可谓家累颇重。他的长子就是米友仁，大名鼎鼎的书画家，米氏云山的传人，人称“小米”。确切的资料表明他是出生在熙宁七年，也就是米芾在伏波山还珠洞内留下题刻的那年。那一年米芾二十四岁，是甲寅年，虎年，而米友仁的小名就叫虎儿、寅哥，又叫鳌儿。大名初叫尹仁，后改为友仁，又被黄庭坚改为元晖。

虽然米芾多子多女，但他最为喜爱的，就是这位虎儿。他把自己一生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他，而虎儿也不负乃父之望，终于能够得以继承米氏书法和米氏云山，并发扬光大。

按宋代的规定，赴边远恶州任的官员，是不准带家眷的。因此，我们不知道米芾是在何时成的亲，在哪里成的亲？他首赴浛洸之任时，只有二十一岁，想必还没有成亲。从浛洸卸任后，再到临桂赴任之前，应该有一个回京述职，再听从吏部调配的过程。他是否就是在此期间回襄阳成了亲？还有，米友仁是在哪里出生的？是在襄阳家中，还是在临桂的任上？如果是在临桂，那么米芾就是带了家眷去赴任的，当是一种特例。如果是在襄阳，那么米芾就是一人在临桂，是个夫妻分居两地的离散家庭。但这些相谈儿女的亲情，从来没有在米芾初期的诗文中出现。不过，这样说并不就意味着米芾没有舐犊之情，相反，他一生中对自己的儿子相当关照，不仅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一切的物质条件，还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保证和阶梯。米芾不顾一切为儿子谋取利益的行为，以致被后人讥笑他有“誉儿癖”。但不管怎么说，米芾总算是后继有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