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相府_关于米芾的故事

京师相府_关于米芾的故事

元祐六年(1091)，米芾在润州州学教授的任职期已满，他又赴京听命。说听命是假，进行活动是真，宋朝的铨法就是一种不断折磨官员的制度，它使官不常任，任职时间不长，防止官员因在任时间过长而贪污舞弊。而官员们在卸职回京师等待再次任命时，简直就是一场严厉的考试，若不上下运动，很难获得好的职务。

米芾在去年曾两度赴京听命，利用他的社交关系遍谒权门，替他说话。不久前在优游山水时产生的归隐之心早已被抛之脑后了，胸中怀着的，全然是一股出仕为官、报效朝廷的想法。他在润州期间，也并非是全然休闲，不问政事，而是虽游于山水之间，却是翘首侧耳聆听着朝廷的信息，对人对事也还有着自己的褒贬，甚至大发牢骚，抨击政事。

前一年，他家的翛闲堂建成，他在堂里挂了一幅自画像，画上自题：“权杭州观察推官米元章像”。请他的好友，前润州太守杨杰为他写了赞“君子之交，小人之仇。以人方人，叔度宜俦”，把他们之间的交谊称之为君子之交，又请另一位好友杨之仪来书写，他对此非常得意。有一次，一位常州籍的钱姓朋友从浙东来，在他家中做客。他引朋友去看这幅画，用衣袖遮住画上的题字，问他说：“你看这是谁？”朋友笑道：“当然是你了。”米芾因之介绍说，我一生中所交，以相同气德的人为交，古人曾论世而取友，何况是同世的朋友呢。我一生中有三位可称为是君子的好友，一位是名将王韶，他曾出兵平定了熙河，在润州居住时与我很好，可惜他已去世了；一位是学士刘庠，他知道我、夸赞我，但却没有见过我的面；另一位就是我的同乡蔡肇，他与我相知，无话不谈，我视之若心腹，当年我是在金陵拜谒王安石时认识他的。当时王安石的身边有数名后进学子，都喜欢争名夺利，且又会说别人的坏话，还要假托是长者所说的。其中善良之辈的人，只有蔡肇一人而已。现在有人仕进之途很快，于是世人的邪说便大行其道。不求责己，但知说别人的坏话，其实是利益所驱动的。今天的乐善君子看上去很多，却总是不言及忠信，而在满口说人坏话，就沾沾自喜了。太令人感叹了！

接下去，米芾写了一首诗，抱怨：“吾生终不逢，二陵已相失。豢养走四方，公卿更绝迹。向老交渐稀，背憎十六七。”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被明主所弃，“我不愧孟浩然。”他虽抱怨“任汝满地棘”，到处都有人在说他的坏话，但又觉得“我岂翛闲人”，不会终老于乡里，还有起复之时，一展胸中的抱负。其实，米芾的这种遭遇，和生死沉浮的苏轼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根据米芾的这些诗文，可以得知他也听到了很多别人对他的非议，也知道有人对他看不惯，但他却自认志存高远，不屑于同那些俗物来争高下。自己只是生不逢时，未遇明君而已。

这次他又雄心满志，写了诗声称自己“和寡方声越，知稀觉道腴”，根本不害怕那种因清高而引来的孤独，只是因为曲高才和寡而已。接下来，他要“命齐都将相”，要想有一番大作为了。对即将担任的职务表达了一种相当的自信。(www.guayunfan.com)这时，吕公著年老退休，宰相已经换成了吕大防。按史书上说，此公朴厚憨直，不培植朋党，在朝中秉公办事，任用官员不徇私恩，素有善誉。现在他掌握有任命官员的大权，米芾正在候任之际，觉得此公之言必对自己有利，便想接近他，以求举荐，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其实米芾忘了，当年朝廷中“濮议”之争时，吕大防正是执意反对英宗把濮王称为父亲的人，因而被贬休宁。而米芾一家深受濮王之恩，必当衔恨。

米芾素知吕公没有任何嗜好，不喜书画，也不搞收藏，靠此术为敲门砖不行，便又托人引荐，请求见吕公面陈。

或许是所托之人的面子挺大，或许也是因为吕公的礼贤下士，米芾居然有机会见上了当今宰相一面，可能这次见面吕公对他的印象颇好，给了他一个暗示，于是他决定离京东归，回家听命了。临行前，他又上呈一信，交给这位以前对自己素昧平生的宰相吕公。在信中，他卑言自己是在丹阳（镇江别称丹阳）的下官米芾，自己在京师逗留多日的原因，是因为在等吏部的最新任命，才急急想见您。昨天我已见到了您的尊容，脸上没有得意之容，有忧天下之色，非常钦佩。您的健康就是天下人的幸福啦！我还希望您以天下之英才，来任天下之重任，这样才能完成隆宋之大业，才有大功，令山林草泽之民也欢欣鼓舞。现在天气苦热，下官即将离京登舟，特来信向您道别，拜拜了您啦！

把米芾引荐给吕大防的人，可能是章惇，因为他是吕大防的外甥，当时正下野，住在润州，与米芾有交往，米芾也和他的儿子章持关系密切，他会写介绍信给吕大防。但也有可能是苏轼，他路过润州，虽未见到米芾的面，但定有书信往还，他目前正在京师的陛前做官。

吕大防虽说不入朋党，但此公并非没有观点，他一直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中人，从他在“濮议”一事上的态度来看，和旧党的司马光观点是一致的。现在正是旧党的庇护人高太皇太后当政，她选的宰相不可能不是旧党中人，只不过吕大防的做法比较公允而隐晦罢了。吕大防后来也被蔡京收入了《元祐党籍碑》中，就足证他也被归于旧党人中。

米芾此番又来京师，正是苏轼大红大紫之时，他受到高太皇太后的重用，担任了翰林学士承旨，这一职务素有“内相”之称，他整天在殿前忙得屁颠屁颠的，很少有时间与米芾相会。倒是黄庭坚在京，有时间与他切磋书艺。黄与米，两人的辈分相当，黄是苏门学士之首，而米芾虽不是苏轼的门生，却终生以师礼而事之，介于亦师亦友之间的关系。米正是因为苏而与黄相识，两人的书艺也相当，而苏则是前辈，不敢与之相比。蔡襄更是前辈，如果“蔡”是指蔡京，那也不能比。但黄米虽然齐名，在艺术观点上却大致相左，而且黄并不善画，只善书。黄庭坚的书法，得之于篆书，兼得力于《瘗鹤铭》，以中锋命笔，精髓入纸，结体大气开朗，草书尤佳。而米芾的书法则是恣意奔放，锋芒毕露。以书法的性格来论，黄体内敛而米书恣肆，黄含蓄而米偏激。更有差异的是两人的书论，米宗晋而舍唐，把唐以下的一切书家都贬之，而黄则推重唐人，持论公允。不过，米又善鉴赏，而黄在理论上却又往往语不及义。

和苏轼一样，黄庭坚对米芾书法也表示了赞许，夸他的书法“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势亦穷于此”。这一观点，与苏轼对米芾“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的赞语是基本一致的，都是指米书中所具有的一种凌厉气势，一种痛快潇洒的笔意。这种气势和快意感，是一般文人所不具有的，只能存在于武士对决于阵前，双方剑拔弩张，气势逼人，必欲取人头以后快才类似的感觉。不约而同，苏轼和黄庭坚都以作战打仗来比喻米芾的书法，当是一种识者所赏。米芾笔下所具有的这种气势和快意，在苏轼和黄庭坚的笔下都没有，他们或是以雄厚庄重、凝重含蓄而取胜，或是以开张疏朗而感人，而并不着意于书法外在形态的夸张和姿态率意的气势来凌人。

而黄庭坚却在他的赞语下面还缀有一句话“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习气耳”。这句话就要命了，表示出了自己的不见好，潜台词等于是在说：“你这小子的书法虽有气势，但还不成熟，就像还没有经过孔夫子来调教时的子路一样，一味的粗鲁莽撞，缺少温柔敦厚，缺少教养！”这种明褒实贬的话就是他对米书的总体看法，并不全然认可。

而米芾在与朋友论书时，对黄庭坚也偶有提及，他认为书家不可妄学草书，如果学得不好，可以黄庭坚等人为戒。也就是说，他对黄庭坚擅长的草书，也是不认可的。黄庭坚的草书，可以上溯到唐代的怀素和张旭，从中汲取营养，又形成了自己的风貌，在宋代是独具一格的。然而就米芾的本性来说，他是一向贬低唐书的，曾经讥笑怀素是“獦獠”。这个词是唐宋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獦”字本为“猎”，“獠”字为“夷蛮”，都是贱称。禅宗的六祖慧能曾被称为是“獦獠”，因为他是广东韶关人。而怀素是长沙人，米芾竟然也称他为“獦獠”，这并非是对他进行人格上的侮辱，而是瞧不起他的字，因而贱人。他对张旭的草书也是一样，多次表示不屑，骂他是“俗子”，认为草书若是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而张旭这个癫人是个俗子，竟然变乱古法，惊诸凡夫，简直不值一看。说晋代的草书，又岂是张长史和怀素这些人而能达其藩篱的？因为鄙薄写唐草的怀素和张旭，因而就转而不认可习唐草的黄庭坚，这一逻辑的演绎虽然并不合理，然而却可以在米芾的心中存在。但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草书水平，是远远地瞠乎黄庭坚之后的。

尽管对米芾在书法上的成就表示夸赞，但是，黄庭坚对米芾以假乱真、以赝品来换取真品的做法却颇有微词。他和苏轼一样，经常在诗文当中予以讽刺，想必在日常的交往中也时有笑谈。米芾也并不讳言自己在制作了赝品之后，巧妙地把真赝两帖都交给主人，让他自己去辨别真假，从中挑选一帖收回的事，由于米芾临摹功夫的高超，主人往往就能失准走眼而挑去了赝品。米芾一次就用此计从朋友苏激处赚得了王献之著名的《范新妇帖》的唐摹本，因此非常得意，竟然还写诗来自我矜夸，说这是“以假易真信用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黄庭坚就认为这是他品德有了问题，是利用自己的技能来巧取豪夺，无异于诈取别人钱财，简直就和窃国者的偷天换日没有两样，不应夸赞，而应予以贬斥。对此，苏轼的态度也是相同的，他也写有诗来变相批评米芾，说他“巧偷豪夺”有术，不是一件一笑就能了之的事。

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米芾和黄庭坚两人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的交往虽不多，但也有几次重要的聚会，如在西园雅集上，他们都同时出席。黄庭坚盛赞《瘗鹤铭》，多次前往润州去观看揣摩，就有可能有米芾相陪。但是，黄是以《瘗鹤铭》为师的，赞之不绝，而米芾虽然也是顶礼膜拜，却是并不如黄庭坚那般痴迷，他除在碑侧作了题留、以后又临写了一通之外，对于此碑，今后的书法上再无痕迹，并不师法它，书论上也很少提及，这是米芾对碑刻的一贯态度所致。他一直认为，碑不如帖，帖是书人自己写的，用笔的轻重疾徐、提捺刷掠、墨色浓淡，甚至书写人当时的感情都能从纸上感觉得到，因为中国的宣纸轻薄易吸水，饱蘸着墨的笔略一下去，就能在上面留下清晰的痕迹，特别是用笔疾速后形成的枯涩飞白，特别宝贵，是书家感情和速度的挥发，每一笔都不会相同的。如果把这个字迹刻到石头上去形成碑，石匠要根据原字描摹一遍，那字就肯定走了样，再转刻到石头上去，这时的字已经不是自己的原字了，特别是飞白的痕迹，墨色的变化，都是根本无法表现出来的。所以米芾一直主张“石刻不可学”，他一生中只着意于书法的原帖，哪怕是“下真迹一等”的摹本也远比碑本好，非到不得已才去看碑本。

黄庭坚和米芾这一态度的区别，其实也是后来的“碑学”和“帖学”之间的区别。

然而这一切，都只限于学术上的见解不同，尽管有时也互有争执，但并没影响到两人成为好朋友。文人之间，在私交上可以结成相当密切的好友，可以以衣衣之，以食食之。然而提及学术，就是他们的禁脔，是他们的专长，是他们的尊严所在，是他们名之于世的本钱，是丝毫也不能触动的。文人执拗，若是理论起来，定会互相争执，互不相让的，在旁人看来，这就是“文人相轻”，然而在他们看来，这却是坚持真理，即使是至交至亲也不能让步。别说黄庭坚和米芾是同辈的朋友，就是苏轼和黄庭坚之间，已是师生的关系，但对于对方的书法成就，还是有不以为然之处。有一则故事说，因为苏轼用笔肥厚，墨色深重，字体团结方正，被黄庭坚当面戏言为“石压蛤蟆”。而苏轼则反唇相讥，说他的字是“死蛇挂树”。因为黄庭坚的字体斜欹开张，笔画伸长，被人喻为“长枪大戟”。这两人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来取笑，但也从潜意识里表达了对对方书艺的不满。

米芾和黄庭坚之间的友谊，可能最早是出于苏轼的介绍，在西园雅集里就结成了。黄庭坚比米芾大六岁，性格也较米芾内敛含蓄，没有他那样狂放自傲。在政治上，黄庭坚所受到的坎坷折磨却是过于米芾，他因为跟从苏轼，因而苏轼的每次沉浮升迁都会影响到他。彼时因为旧党得势，苏轼进京，他也因此而进入史馆，以起居舍人的身份跟从在皇帝的身边，同时领了编写《神宗实录》的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在为前任的皇帝写传。不过，他后来被贬，也是因为这项任务，被人弹劾他写得失实，甚至有诬陷神宗的文字。这时，他正在京，时与米芾同时出入文场，展示书艺，相处得很好。

这时米芾的大儿子米友仁已经有十七岁了，即将成人，也跟随着米芾学字，颇成气候。也跟着米芾进京。米芾一向有“誉儿癖”，对他的这位儿子赞夸有加，这次带他来京，可想就此来探探路，走走门子，为明年友仁参加应试做点准备。米芾在京遍谒权要时，未必都带着他，但在朋友的聚会时，带着儿子来出席也是无碍的，米芾也有让他来在自己朋友面前显示一下的意思，让他动动笔，写写字。因此，米友仁的书法也受到了黄庭坚的重视，夸他不入凡俗，笔力能扛鼎，认为他将来必有出息。

黄庭坚藏有一方古印，是汉代的铜质官印，上面镌有“元晖”两个篆字，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当然非常珍贵。为了表示自己对此儿的喜爱，黄庭坚把这方印送给了米芾，建议他以印上的印文取为米友仁的字。黄庭坚还写了一首诗附上：

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

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

诗中提及的虎儿，就是米友仁的小名，他出生在甲寅年，属虎，因而小名为虎儿，又叫寅孙。最早的大名是叫尹仁，以后改为友仁，即“与仁为友”的意思。按理说，米友仁还应该有个字，但古人在儿时只有名而没有字，字要在二十岁及冠的时候才取，黄庭坚送米友仁印章的时候，就已经为米友仁三年后的及冠预先取了一个字。

元晖二字的意思就是“朝阳”，对于一位青年来说，这个字的含义和口彩都是非常好的，前景无限。但倘若用在米友仁的身上，就有些不妥。因为他的老爸米芾就字元章，古人应该避讳，父子不可能用相同的字，老爸既已叫元章，儿子再叫元晖，那就违反规定了。可是米芾却是欣然接受，在三年之后，就用元晖来做了米友仁的字。

黄庭坚还有一事考虑不周，古人的字是名的延伸，前后大致应有关联。米黻字元章，都是服饰上的图案，还可解说。可这个“元晖”却并不是“友仁”字义的延伸，两者甚至没有关联，用之不妥。

曾有人为此事辩解说，古人讳名而不讳字，东晋的父子书家王羲之和王献之就是一例。岂不知二王之名在当时是有个特例的，他们的名字就是字，没有另外一个名。他们之所以都选择了“之”字来做名字，是因为他们都是天师道徒，东晋时此教盛行，遍及朝野，凡名字中有个“之”字的，都是天师道徒。二王的取名都是根据这个规定来的，而且不仅是二王，王羲之的所有儿子都名“之”，如王玄之、王凝之、王涣之、王肃之、王操之和王献之等，连王操之的两个儿子也叫王宣之和王慧之，成了“之”字一大家。不仅王家，就是顾恺之、刘牢之、檀凭之等人，名字上都有个“之”字，这是当时的宗教所然，这也是我们惊诧东晋时何以名字上带“之”字的人特别多的原因。

对这些事，米芾根本没有去考虑，他很宽宏大度地同意用这枚印上的“元晖”两字来做了米友仁的字，这个字是黄庭坚为他起的，足见两家友谊之深。

黄、米二人都在京师，又都是当今名士，免不了要联袂四处应酬，在这种应酬场上，一般还有米芾的另一位朋友，他就是贺铸。

贺铸，字方回，比米芾小一岁，然而其出身却是迥然不同。米芾的母亲只是一名乳母，而贺铸却是宋太祖皇后的五世孙，是响当当的天潢贵胄，缨簪世家。他也是以荫恩而入仕的，但官做得不大，大多是闲官。这位皇后后代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身长七尺，相貌奇丑，面色铁黑，而又发青，双眉耸拔，双目突出，就是这样一副尊容，被人称为是“贺鬼头”。

然而，一个人的才和貌是不一定相称的，才貌双全的人毕竟是少数。贺铸虽然长得丑，但却具有一副凛然的英气，而且性格耿直，豪爽不羁，往往不拘小节，纵酒使气，想必是长于富贵之家而使然。他虽丑，文章却是做得极好，特别善填词，有多阕名词存世。他不善于书，但喜欢书画，与米芾结识后，两人性格相投，趣味相近，因而结成了密友，只要有机会遇在一起，便会相聚而攀谈，也会在同一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互不相让，以至于翻了脸，互相拍手击掌以解气，不欢而散。但一天之后，便又是朋友了。彼时贺铸正在京师任监北岳庙的一个闲职，有机会参与进来，经常雅集。

然而，相聚不久，黄庭坚接母亲去世的噩耗，他不得不辞了官职，放下手中的一切，赶回家乡去丁忧。

那枚“元晖”的古印章，就是他在临行前送给米芾的。

然而，好消息总是来得迟，米芾蜗在“海岳庵”里一等再等，眼看荷花已败，秋菊亦萎，京中还是没有消息。教授的职务已经销掉，新的任职还没有下来，心中未免忐忑惴惴。等到年底，眼看雪落，米芾坐不住了，于是又再次进京打点。

苏轼前几次过润州时，曾为润州的一位道士冯尊师画了一幅《木石图》。这年的年末，冯道士带上这幅画来到京师，正遇米芾，便请他为这幅画上加跋，米芾见是苏轼的画，当然满口应允。此画上一株遒劲的老树，旁边一块奇石，这是苏轼最喜欢画的题材，早在黄州时就画过多幅，或者他是以姿态古怪的老树和坚固的石头来自喻？这种画，并不同于范宽、王诜、赵令禳等人的画家画，他们一般都是对景写生，画得层峦叠嶂，风生水起。而苏轼并没有受过严格的绘画训练，他的作画，只是为了游戏笔墨，随意遣兴而已。兴之所至，便提笔面纸，纵横泼墨，上涂下抹，顷刻便就，于形于色并不过分讲究，只是逸笔草草，略写大概。他所要取的，只是借助这些树木乱石，来表达出一种神韵，表达出自己胸中的块垒，他只是借画来抒发，借画来写字。所以对苏轼的画，不能以画家的水平来看，应取另眼观之。

苏轼的这一标准，唯有米芾方知，他也是取道于此的人。他的所作，也与训练严格的画家们的笔下不同，只是逸笔草草，不做细描，略具其形即可。由于苏、米二人都是造诣深厚的书家，他们的笔墨功夫非常了得，因此他们的下笔，也是具有丰富的变化，所用的线条和墨色都非常讲究，毫不含糊。

米芾见到这幅画，连连赞好，他为此画题了一首诗：

芾次韵

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

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

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

近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

坦率地说，冯尊师请他来题跋，是想请他就画来提提意见的，即使不想说好话，也要针对着画说几句。可这位米芾，整首诗中对画一句没提，反而借此发了一通牢骚，说什么“何妨知我稀”？苏轼就是一生中最知他之人。

虽然在京为求职而奔走，但米芾始终忘不了的还是收集书画。就在这一段时间内，他的箧中又有充实，他收到了一幅顾恺之的画。

顾恺之是东晋时的画家，曾被人誉为“画圣”，他的《女史箴图》已成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世的国宝，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称颂。米芾竟然收到了一幅他画的《维摩诘像》，长二尺五寸。画中的维摩诘就是古天竺那位著名的居士，中文译成净名，米芾曾以他的名字取来为斋名的。画中的这位维摩诘坐在石头上，正在默然冥想。米芾既以净名而名斋，现在又得到了这幅净名菩萨的画像，真正是喜不自胜。顾恺之以人物画而出名，即使到了宋代，距东晋也已有了七百多年，也非常珍贵了。米芾以此画四处夸赞，第一个当然是当代以画人物而著称的李公麟。李公麟一向对顾恺之崇拜之极，见到如此的极品，真是羡慕妒忌恨一起来，更想得到手。以前米芾和李公麟之间一向是资源共享的，有了好书画，不是你换给我就是我换给你，彼此之间并不吝啬。但对于这幅画，米芾视如异珍，坚决不肯出手。李公麟说之再三，哪怕是自己倾囊而出，也要得到，只要米芾提出个价钱就行。但米芾就是不让，把这件古画作为自己的传家宝收藏在箧中，而且还把这事告诉其他朋友，以作炫耀。

对于顾恺之的画，米芾在他的《画史》一书中多有记述，但众说不一。有的记录说顾恺之画的是一幅《净名天女》，也就是说画上有两人，一为维摩诘，另一为天女。有的记录说画中是白头发的维摩诘，并没有提到天女。有人怀疑这是两幅画，并不是米芾现在收到的这一幅，因为此幅上只有维摩诘一人。

但不管怎么说，米芾视此画为家中的至宝，用上等的紫锦来装裱，然后在画轴的两头装上唐代镂刻的轴头。李公麟眼看求之不得，只得放弃。米芾亲自设计了一块白玉牌子，上面自书古钟鼎大篆“虎头金栗”四个小字。顾恺之小名“虎头”，“金栗”就是指维摩诘。这块精致的小吊牌挂在画轴上，装在漆箧里，再锁上锁，钥匙米芾自己带在身边，轻易不出示。

米芾还从一位黄姓家中，得到了一幅怀素的帖，便向朋友们四处夸耀，经过工部员外郎王钦臣和书法家薛绍彭看过之后，又写下了一篇《箧中帖》，向一名官员刘景文夸耀，说此帖原是长安李姓大族的家藏，后来归黄姓后又转给任姓家，此帖辗转的历程已多，最后被他购得，十分得意。此帖曾有人出一百坛酒来换取，他也不让。此外，他还得到了一方研山，也是稀有之物。这位刘景文，也是苏轼的朋友，苏轼曾为他写了那首著名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的诗。

职务还没有求到，先得了几件宝物，对米芾来说，这也算是一种心理平衡吧。

米芾有一篇《三馆曝帖》。以他最为擅长的大字行书书写，通篇写得浑然磅礴，淋漓酣畅，不仅字体的间架结构优美，而且用笔粗犷豪迈，凛然大气，看上去令人回肠荡气。此帖的内容是一首诗：

三馆曝书防蠹毁，得见来禽与青李。

秋蛇春蚓久相杂，野鹜家鸡定谁美？

玉函金钥天上来，紫衣敕使新临启。

纷纶过眼未易识，磊荡挂壁空云委。

归来妙意独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

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

巧偷豪夺古来有，一笑便似痴虎头？

君不见长安永宁里，王家破垣谁复修？

米芾一气书毕，还用小字在帖后加了一篇跋：

余昨作二王书跋尾诗，晁学士无咎既命芾大书以寄矣，子瞻故和。余因思佳作不可无偶，遂并录以呈。绍圣戊寅八月 芾记

这篇帖里包含有大量信息，也是北宋书史和米芾个人艺术上的一道疑案。

此帖所书的诗并不是米芾自作的，根据他的跋中所说，他原来所写的当是跟在二王法帖后的跋尾诗，被晁无咎看到了后，请米芾写成大字送他。此书又被苏轼看到了，于是写了一首诗来和，米芾又据此诗而抄成大字，一并赠送给了晁无咎，以使佳作有偶。此诗以苏子惯有的调侃和戏谑的口气，对米芾惯用的超级高仿手段来制作古人赝品的伎俩进行了微讽，说很多古人的作品经过他的仿制之后，便真伪莫辨，犹如秋蛇和春蚓纠杂在一起、野鹜和家鸡混在一窝，分不出孰美孰丑。他矜夸的这个二王的本子，不知是从何处得到，令人感到奇怪，上面居然还留有东晋名士桓玄的手泽！这种巧取豪夺的本领，恐怕当年的顾恺之也会有！他的这一制赝的本领，仿写出无数王氏的书法，无异是替王家在修复故里的断墙残壁！

书中提及的“三馆”，当是宋代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合称，此三馆里收藏的，当然是真品极品绝品，每年春夏之交时，内廷便要把此三馆内的藏书和画拿出来晒，以防生蠹虫被腐蚀。然而想不到的是，晒书之处上面会有鸣禽来偷窥。苏轼在此诗中提出了“巧偷豪夺”一词，实际上在暗讽米芾的作伪行为，然而接着又用“古来有”三字为他解脱，给他一点面子，体现了朋友之谊。苏轼此诗，并没有对米芾提出严正的批评，只是以暗讽和玩笑的方式来提出看法。而被提意见者米芾居然也敢自书其诗，不觉其讽，也算是有勇气了，看来他也知自己的伎俩为朋友所识，并坦然接受了。这种微讽而无火气、批评又不伤感情的事，只有苏轼这种大智慧的人才能办到，也只能亲密的朋友之间才能办到。

如果根据帖后的纪年来看，绍圣戊寅这一年应是绍圣五年（1098），同年已改为元符元年，米芾已经在涟水的任上了，而苏轼则早已在绍圣元年（1094）获罪，远贬岭南，绍圣五年时他正在海南流放，与米芾音讯断绝。而晁无咎也跟着被株连，早不在京师了。

根据以上纪年的错误，可以判定这篇帖中之诗原是在元祐六年（1091）间所作。当时米芾赴京，苏轼和晁无咎都同时在京。直到绍圣五年（1098）时再复书的。

可能就是因为纪年的不对，所以任何米芾的书法集都没有把此帖收入，包括最权威的版本。现在襄阳的米公祠里这篇帖的刻本和拓片可能还是复刻本。但以此帖的书法之精妙，我认为是米书大字中的上乘之作，其水平足可与《研山铭》《多景楼诗》和《虹县诗》这三通大字相媲美，这篇书帖上透露出的一种特殊气场给人以震撼，有一种昂然傲世的气势。

诸集中没有收入的原因，可能都认为它是赝品，是后人的仿作。即使它是仿作，也极为精粹，是一通极佳的高仿。与见过的各种米书的仿作相比，这是相当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