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县令_关于米芾的故事

白头县令_关于米芾的故事

元祐七年（1092）夏，米芾终于获得一纸任命，授他以宣德郎的身份去任雍丘县令。

宋代时把天下分为二十七个大区来管辖，每一大区叫作路，雍丘县隶属于东京畿路的开封府，是二等的畿县。这一年，米芾已有四十二岁了，才做了一个芝麻官，并不算高就。然而，对于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首次任一把手，和以前的公安局长、秘书长、幕僚甚至教书匠都不一样。何况雍丘靠近京师，只有八十七里路程，离皇帝很近，离京中的朋友也近，信息量大，他还是喜滋滋地动身赴任去了。

米芾的这一任命，可能是苏氏兄弟施以援手，也可能是吕大防的签署，对此，他非常感谢。苏氏兄弟早已是他的故交，用不着特别致谢，对他素昧平生的当朝宰相吕大防，他是充满了感激之情。这以后，每当吕府有事，他都要写信去贺，光是为吕公祝寿的词，就写了两首，前是祝他“宜春耐夏多福，庄严富贵长年”，后又祝他“寿彭祖，寿广成，华阳仙裔是今身。夜来银汉清如洗，南极星中见老人”，其词之谀，已近谄媚。

这时的朝中人事又有变故，由于苏氏兄弟都在朝中任高官，按理应该有一个回避，到外州去任职，两兄弟都在互相谦让。苏辙做的官要比苏轼的大，已经是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而高太皇太后把苏轼从杭州调回京来，就有要任他为相的意思。然而苏轼一直意不在官，对于在皇帝身边伺候已生厌烦，一直想逃开这个政治纠缠的漩涡中心，而放外任去清静。正好这时朝中有个叫贾易的官在弹奏苏轼，他索性上了一道《乞外补回避贾易剳子》的折子，对于那些无耻政敌们的弹劾和攻击，他觉得根本不屑与之争辩，而选择了离京。这样反而可以获得解脱。

高太皇太后无法挽留，接受了他的请求。苏轼先是任颖州，只八个月后又改任扬州，当米芾从润州渡江赴雍丘任时，苏轼正在扬州太守的任上。他在扬州的时间很短，只不过七个月，然而在这一短暂的任期内，他并没有做一名安乐太守，而是积忧于民，为民请命。因为此时一向有“天下粮仓”之称的江浙各地，都有水旱之灾，富足的杭、苏、湖三州竟都歉收，以致形成了“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的局面，无数的江南灾民死亡过半，蜂拥过江，到江北讨食。苏轼积极筹款，认识到“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他亲自给高太皇太后写秘密奏折，申请朝廷的赈灾补助款，并减掉当年的债务，拯救黎民于倒悬之中。最终获得太皇太后的恩准，朝廷下诏，按照他奏折中提及的措施办，全部赦免百姓所欠的债务。(www.guayunfan.com)就在这个时候，米芾前往雍丘赴任，他面临着的，也将是同一个问题，因为苏轼在任扬州之前，刚刚从距雍丘不远的颖州任上调来，他曾经观察过灾区，做过民意测验。对于这位第一次任行政长官、独立从政经验不多的朋友，他提供了自己在地方为任的做法，供他做参考。在当时，无论是扬州还是雍丘，都不是享乐的天堂。

然而，文人米芾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任职务的重要性和艰难度，他对这一全新的职务充满了自信心，认为自己完全有把握来完成使命，他雄心勃勃，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必会有所作为。

扬州是米芾的旧游之地，只和润州隔着一条江，扬帆就能到达。上次来扬州，还是在谢景温的帐下作幕的时候，时间并不长。现在是由他一向推崇的前辈和好友来执掌扬州了，那一份感情又做别论。

对扬州，米芾还是有感情的，当年在此作幕，本想有一番作为，还写了好几首诗，其中之一是：

春风何索寞，带雪入扬州。

尚想遗钗雀，曾观上玉钩。

真同一梦觉，坐想十年游。

邂逅逢孙楚，酣歌慰滞留。

其二是：

得官尘土古扬州，好客常稀俗客稠。

掩簿叱胥无恩我，冒风踏雪作清游。

才到扬州不久，就认为这座城市里好客太少俗客太多，而且作为僚属，时而被上司呵斥，未免心中不快，这可能也是他干了不久便去职的原因之一。他在扬州任职的时间不长，然而在扬州的行迹举止常为时人所诟，放浪形骸，纵性而为，且又口无遮拦，评价无忌，因而被人视为癫狂。或许他也听到了一些对他的评价，心中愤愤，想起了唐时的杜牧，他也是在此留下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以此自况，并自认清高，不入污浊，不入尘土，不入俗流。岂不知别人的眼睛也亮着，倒给自己落下了个癫狂的名声。

米芾知道自己在扬州留下的名声不佳，心里也怏怏。必欲一吐而后快，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洗白一下。这次，他路过扬州，苏轼设宴款待，座上相陪的十余个人，都是当今名士。酒至半酣，这位米大人忽然站起身来，向主座的苏轼施礼说：“有一事要请告大人，现在世人都说我米芾癫，请你帮我评评，看我癫也不癫？”他一心以为苏轼是他最好的朋友了，一定会为他洗白开脱的。

米芾在这种场合来说这种话，其实就是癫的表现。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

按苏轼和米芾多年的交谊来说，他应该为米芾做一洗白，替他说说话。料想不到的是，这位素来敦厚的苏夫子竟然说：“吾从众！”

也就是说，苏轼也同意别人的看法，认为米芾确实是癫。

“吾从众”这句话的来历是孔子说的。更加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从此，米芾就挣不脱这个癫名了。

告别了苏轼，背着个癫名，米芾满怀希望地去雍丘上任履新了。

雍丘县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那则“杞人忧天”的寓言就产生于斯。最早时的太昊氏和神农氏在这里立国经一千余年，名为杞。据地方志载：

杞在《禹贡》属豫州之域，河环铁裹，号高阳。览其形胜，亦中州一重镇也。秦汉以来，或因或革、乍合乍分，然城郭依然，川原不改。至于颓垣断碣、古井残碑，亦尚存一二，足以证今而考古。其可曰文献无征而概付之湮没已哉！

杞之得名，本是因为此地卑湿，多生杞柳。到了北宋时，因为此地北临汴水，地居三丘之上，而改名为雍丘。雍丘位于东京之东南，西通新郑，北上商丘，南控淮阳，东及亳州，扼中原南下之要冲，通衢八达，驿路四方，无论是水路或是陆路都要经过这里。这里在唐宋时是重要的漕运渠道，从中原地区通往东南、沟通黄河和淮河水系的重要水道汴水就环绕着县城而过，在县北不远处就设有码头，米芾从扬州乘船逆流而上，直接在这里登陆上岸。杞县的历史悠久，县境内有陈留、圉城、空桑和高阳等古城。这里名人辈出，早在殷商时就出过伊尹，汉代出过郦食其、郦商、董宣、蔡邕和蔡琰等名人，才子曹植被封为雍丘王，还出了江统、张巡等名人。但到了元祐初年，由于黄河的屡屡泛滥决堤，开封府辖的诸县多有水患，灾荒频仍，已远非富庶之地了。米芾接手之时，正是苏轼所说的灾荒之年，饥民遍地，流浪求食，形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等待他去解决。因此，他此任注定不是个轻松的职务，而担负着为民解困、解民于倒悬的重责。

米芾虽是第一次做一把手，但毕竟入仕多年，长期司掌文书，官场上的规矩，他是知道的。因此，他一到任，便按循例，贴出了两张告示，以安黎民。这两张榜，一是安民告示的《到任榜》，一是告诫德行的《六顺晓示》。这些告示本是官样文章，一般的公告，本应由县丞来起草的，但米芾是新官上任，这三把火要自己来亲自放，他自己来撰写了榜文，由一把手来向公众们做了表态，等于是就职演说，这些榜文的文采虽逊，但收入到他的文集《山林集》之中。

到任之后，要去向老领导求教，这也是惯例。他又写了一帖书信，寄给已经退休、现居开封的前领导，说：我小子不才而当此重任，与您虽然近在咫尺，但向您致敬的时间却是很少。现在我刚上任，想去侍奉您，向您请教。先寄上一首小诗表示敬意：

竹前槐后午阴繁，壶岭华胥屡往还。

雅兴欲为十客具，人和端使一身闲。

信中虽提到向前辈请教工作，在诗中却提到了自己的悠闲生活，诗中提到的“壶岭”是他在湖州收到的那块太湖石做成的研山，曾被林希所吟咏过，他一直带在身边，此番远行千里来上任，还携着它，足见喜爱之极，可见身在官场上，心还在收藏。诗中所提到的“竹前槐后”是县衙的环境，“十客具”是说有机会当请这位前领导来赴宴吃饭。有人考证，这位领导是黎 ，当时正致仕于东京。

其实也不仅仅是黎 ，在这几年里，蒋之奇和谢景温，都曾先后任过开封府尹，米芾在雍丘，与这些前任领导更近了，也更多了一些通信和见面的机会。

从上封信和诗中流露出的情绪来看，米芾到任之后是相当闲适而平静的，甚至还有点踌躇满志的感觉，他对治理好这个百里之地相当有把握。这一心情与去年在润州时的牢骚满腹、心存抱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嗟叹没有了，怀才不遇没有了，“不才明主弃”的牢骚也没有了，一切都变得光明起来，这也和刚刚贴出的《到任榜》上的一本正经的官话形成了反差。

所幸米芾还存爱民之心，还想为百姓办事。他在雍丘存有几帖涉及公事，其中有一帖《依赦帖》，提及一桩案件的处理，他据理力争，为案中的寡妇主持公道，而抚以仁心，可算是亲民爱民之举，也是他上任后的政绩之一。

在这时间内，除了为政，他也没有闲着，而是忙着给他的旧日朋友们发信，告知消息。由于与东京很近，只有一天的行程，他很希望能够在自己管辖的地界里接待他们，也希望能借助他们获得一些信息。他还在润州未赴任时，先是给章持写信，这时章持的父亲章惇还在润州赋闲。又给关景仁写信，信中提及和王汉之、王涣之兄弟俩吃饭应酬的事。再给许将的弟弟写信，说感谢他不久前来雍丘造访自己，听说他哥哥许将又要来，请他告知到访的日期，以便拜迎云云。这些帖中，有很多看似闲话，有的是琐碎细事，但也说明米芾虽然人在雍丘，心却一直关注着朝廷。而且与朋友之间的交往甚多，不管是正在闲居等待东山再起的章惇，还是正在朝中资政的重臣许将，在一方任职的关景仁，都要联络，即使不便与高官联络，也要通过他们的家人来接上关系。从这一方面来看，米芾并不是个单纯的书呆子，所有的人他一概不得罪。

这个书呆子上任之后，也想取得一点可人的政绩，以取悦于朝廷。除了对上司和高官屡加谀辞之外，高一点的莫过于称颂皇帝，更高一点就要去称颂皇帝的祖先，让对方感觉到皇亲血统的荣耀、龙族子孙的尊贵。米芾之术，也是如此。

米芾下乡视察，来到县城以南二十五里路的空桑镇。他听说镇上有一座伊尹庙，便去拜谒游览。

庙里的老道士见县太爷驾到，赶紧前来迎接，带他进庙参观，指点着说，宋真宗当年前往鹿邑谒太清宫，曾在此寺院里驻跸留宿，当时有千骑万乘相随。

宋真宗是宋太宗的第三子，他即位后政治和经济都得到发展，史称“咸平之治”，因而产生了好大喜功之心，自认为文治武功双全，便效仿秦皇汉武，祭天封禅。真宗受臣下王钦若、丁谓等人的蛊惑，称有天书降临，他东登泰山，举行祭天封禅大典，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山顶刻了《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的摩崖碑，又赴山西汾阳祀后土。他笃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诏令丁谓在老子诞生之地修建太清宫，极侈土木，把原有的宫殿房屋全部毁掉重建，即使质量还好，也必须拆除重建。他亲自为太清宫撰写了《先天太后之赞碑》和《重修太清宫之碑》两通碑文，新建成的太清宫竟然有七千多间，规模空前，鼎盛一时，耗费无数，有关部门都不敢上报准确的费用。

太清宫建成之后，宋真宗下诏亲自前往祭祀。道教祖师老子原籍陈国苦县人，唐时李姓当了皇帝，也笃信道教，奉老子为李姓祖师，改苦县为真源县、卫真县，又称鹿邑县，古属亳州。唐玄宗曾两度亲临鹿邑，下诏改建太清宫，并御笔书碑立于宫内。但这些庙经过了唐末黄巢之乱，已经破败不堪。宋真宗继唐玄宗之后，拨国库的公帑巨款，重建太清宫、洞霄宫，规模更甚于唐时，俨然皇宫气派。宫室既成，宋真宗在祥符七年（1014）亲率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前往太清宫进行拜祭。

从东京到鹿邑，必须经过雍丘。宋真宗拜祭过太清宫之后，返回东京时，听说雍丘的空桑镇上有座伊尹庙，便专程前往祭祀。

伊尹是夏时人，传说有个女子在采桑叶时，在一株巨大的桑树的空洞里发现了一个弃婴，便抱回去抚养，这就是伊尹。养母的丈夫是个厨师，所以伊尹从小做过奴隶，也学会了烹饪之术。以后他的声名为成汤所知晓，三次前来聘他，他便辅佐成汤灭夏桀，成为商的开国功臣。以后又辅佐后世商王，成为名重一时的宰相之才，他以“烹小鲜”之术来为“治大国”之道，调和鼎鼐，为万世景仰，乡人在他的桑梓之地建庙来祭祀他。宋真宗感于这位忠心辅君的贤臣，慕他之盛名，便下令在庙中住宿，自己进庙叩祭，洒扫拜祀，并亲自撰写了一篇记，以篆字刻成巨碑，立在庙前，以兹纪念。直到现在，这通碑还在，碑额上有“宋真宗皇帝空桑伊尹庙碑赞”几个隶体大字，额首雕有一对蟠龙衔珠浮雕。

碑阴刻有明代重修的碑记：

宋真宗皇帝幸空桑伊尹庙碑

若夫始就于桀，以劝人臣之忠；终归于汤，以济天下之难。述宣懿德，敷祐万邦。大节昭明，嗣王敷其训；余庆不坠，令子承其家。旧里攸存，明祀新享。朕言因驻跸，永用怀贤。聊复刻铭，庶几旌善。

赞曰：成汤之仁，溥率来宾。阿衡之忠，天辅成功。民难既平，嘉谟实贞；王室不衰，大训可知。 蘩之祭，传于永世。金石之刻，表予褒德。

（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立石）

宋真宗之所以对伊尹这般重视，主要是展示他的“怀贤”之心，而让其“明祀新享”。对伊尹这位大贤，天下的君王无有不赞的，他也概莫能外，在进庙参观后又亲笔题碑，发了无限的感叹，希望能让天下的贤人都能归于己用。他还特意在庙里住了一宿。

听着道士的介绍，米芾却动了心思。伊尹庙自商、周时就建了，宋真宗来时，已经破败不堪，才起心修复的。可是，经过了八十几年的岁月，这座庙又显颓相了，他想就此寺来营造出一个政绩，让中央知道。于是回衙后决定申请拨款，对这座寺庙大事维修，并扩大了规模，把庙顶升高，建成宫殿式的鸱尾，在殿檐间雕梁彩绘，又塑了许多扈从禁卫的泥像。他把这座庙命名为“天临殿”，寓意是“天子曾经光临过的殿”。他自己题笔为殿书写了匾额，俨然一派皇宫气象。

他这样做的用心，如果从官场面上去看，可以理解是为了谄媚取好，邀功请赏，获取今上的龙颜大悦，从而给自己日后的晋升提供条件。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则可以理解为文人本是好事之徒，他总是要寻找一切的机会来表现自己，让自己的才艺得到展示。题匾、撰铭、刻碑，这本来就是米芾最擅长的事，现在就在他的治理范围内有了这个机会，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包揽了一切活计，就差爬上梯子到墙上去画壁画了。从这一角度去看，他虽然袍笏冠戴俨然官负，但在本质上还是一个雅而好文的书呆子。

尽管确定了建殿的方案，但准备工作还是相当繁琐的，首先要筹措建殿的款项，这笔基建款子需要三十万钱，不是个小数目。他把这处基建项目当成一件大事来亲自抓，让人画了设计图来，向上打了报告，又再三申请、四处奔走，经过一番周折，终于获得批准，也下拨了经费，土建终于正式开工。“天临殿”的选址很好，背负山冈，两侧有两座小山拱卫，左右盘纡，前面又有两条河流经过，风水非常好。他亲自为这处全新的纪念地兼旅游景点写了一篇《明道观壁记》，以记其事：

明道观壁记

大中祥符既降，本子本尊祖之义。范金为容，奉于玉清，髹木之式，安于明道。背负乾冈，面奠大丘，坤震两山，左盘右纡，浊汛清演，二流前媚，起坎朝巽，美哉吉土。后八十三年，观宇隳，徒弗虔，吏弗视。壬申八月，伻图以请。明年九月，始得钱卅万，乃完。元祐甲戌，正月五日，令臣芾谨记。

与这篇《明道观壁记》同时的，还有《章圣天临殿记》和《章圣天临殿铭》。虽是两文，文体却有不同，一为记事之文，一为歌颂之铭，但都极尽称颂之能事，用尽夸赞之词句，对这件事大加渲染，《记》中说“（真宗）重瞳天临，绣黼下照，庆赐是邑，此其所也”。把真宗比喻作有重瞳子的舜。“已而云气常绕，神灵密卫，天屣有响，皇威凛然”，简直是天帝下凡。从文学的价值来看，《明道观壁记》一文只是记事的工程碑，后两篇文章的言辞虽然漂亮，充满了歌颂的谀辞，然而它们缺少全新的观点，缺少文学的质量，也缺少个人的观点，更缺少人文的关怀，读后难以令人感动，也难以令人记住。这三篇文章是写于“天临殿”刚刚开始修建的元祐七年（1092），直到九年才书写刻成碑。但在书法的价值上却是很高，它们超越了文字的意义而具有了一种独立的审美价值，诚如唐代的书论家张怀瑾所说：“唯观神采，不见字形。”在唐代的李邕之前，是没有以行书体来书碑的，即使在李邕之后，也很少有人这样做。米芾此三碑的字数很多，然而他却写得相当从容，通篇一气呵成，既具有碑书结构需要的整齐划一，上下照应，也具有行书的潇洒自如，连贯一气。无论是通篇来看还是单独来看，都非常卓越。它们在书法上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在文学上的价值。

《章圣天临殿铭》虽然是称颂真宗功德的文字，但其中却透露了一个前所未知的事实，那就是，当年宋真宗谒太清宫的时候，随驾的人员中有米芾的父亲米老太爷，他当时的身份是内宫侍从，职责是管理祭祀的用酒，用平车拉着酒随行，号称太平车。知道了这段史实，就难怪米芾对建殿纪念这事这么积极，他是把国事家事搅在一起做了。太平车者，《东京梦华录》中有载，说这是一种上有箱而无盖的车子，箱如构栏而平，板壁前伸出两根木杆，长二三尺许，驾车人在中间，两手扶捉鞭绳驾之，前面还要排列着二十几头骡驴，排成两行，或者是由五七头牛来牵引。车轮高大与箱子平齐，车后有两条斜木拖下，中间悬着一只铁铃，行走时发出响声，让对面来车躲避。车后还要系着两头骡驴，供下坡时倒拽车用，这种太平车俨然已是煌然巨车，相当于今天的重载卡车，可以装载数十石，这种气派，不是皇家用不起的。

想必此殿的规模很大，一直建了两年才成功，这时米芾才把以前写就的三篇文章书写成碑，令人勒石，嵌在殿中以记事。

按理说，米芾以一区区县令的身份，为皇帝的祖宗做了这样一件大好事，也算是一项大大的政绩，朝廷知道之后，应该会大大加以褒奖的

图8 米芾书写的《天临殿记》和《明道观壁记》

吧？岂知不然，此事不仅没有为米芾带来任何奖赏，反而给他惹来了麻烦和祸端，有人给他泼了污水。

给米芾头上泼污水的人是吕升卿。他和他的哥哥吕惠卿是宋代著名的奸臣，也是有名的“麻烦制造者”，以其品行恶劣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这兄弟俩都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可以依附于王安石的新党，明天又反叛王安石而说他的坏话。当时这位吕升卿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职务是管司法、刑狱、治安、盗贼及河渠等方面的事务，相当于政法委书记，正是米芾的顶头上司。

当中国的迂阔文人遇上官僚，那败势就可想而知，更何况吕升卿还不是一般的官僚，他是个以阴险恶毒而出名的官僚，史书上对他们兄弟都有“资性惨刻，善求人之过”的恶谥，素以狠毒和忘恩负义而出名，日后他被同样狠毒的奸相章惇用作打手，去打击追杀元祐党人，也是看中了他的恶毒和凶狠。

吕升卿是个小人，他虽和米芾是朋友，然而却绝不留情，为米芾罗织的罪名是“下邑不白朝廷，擅自创殿立名”，要将他“按治之”。也就是认为，他没有向上级汇报，就擅自搞这样大的土建项目，何况事又涉及皇室的宫殿，又擅自为殿起名，确实胆大妄为。

这件事是冤枉了米芾，说他没有汇报是不对的，米芾在《明道观壁记》中明明就写着“伻图以请”，也就是说他在建殿前是向上打了报告申请的，还附上了殿的图纸，这报告肯定打给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府的，也一定是开封府同意了的，否则那笔三十万钱的经费何从下拨？这不是一处违章建筑，吕升卿是在赖账，反咬他一口。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米芾此事确实是做得欠考虑，这并不是一件普通的建筑，而是事涉前皇。皇上的圣迹本来就是禁脔，封建时期的建筑物是分等级的，不是谁都可以随便砌造。尽管皇帝曾经在此住宿过，但是是否就能够按照皇宫的样式来建成双鸱高耸的殿堂？而且还在殿里设计了皇帝的御座，画着皇帝的御林军侍卫的画像，把原本是纪念伊尹的庙改成了皇帝的行宫了，而且还随便命名。为先帝造行宫，这是皇室的事，用不着你小小县官来提议操心劳力，即使要建，也是由皇室提出，下诏令你来建，你竟自为做主地就建造好了这样大规模的一座宫殿，这当然不妥。在封建社会里，皇宫建筑与民间建筑是大有区别的，什么建筑形式？多大面积？几架梁？能不能用彩绘？什么图案？什么颜色？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越规。如果越规了，就是谋反，就是僭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本来就不应由他这个小县令来做，既做了，不打他的板子打谁？米芾的初衷可能一是为了拍马，二是为了图名，现在怪罪下来，如果是事涉僭越，麻烦就大了。

米芾慌了，急忙到京中去托人说情。这时，他的朝中靠山吕大防已因编修《神宗实录》失实一事被罢相，贬到外地去了。苏轼也已出京外任，无法帮忙。恰好一位政治新星刚刚回到政坛，他对米芾施以援手，帮他营救，终于获免于刑。

这位政治新星，就是被《宋史》列为奸相、“六恶”之首的蔡京。

其实，蔡京已经算不得是政治新星了，他很早就出现在朝廷中，熙宁四年（1071），当二十一岁的米芾刚刚入仕，远赴浛洸任县尉的时候，蔡京恰恰也正在杭州同样任钱塘尉，做的同是公安局长的事。然而他和米芾两人之间的友谊，是“布衣之交”，还要早于此时。以后蔡京被王安石所赏识，他的弟弟蔡卞成了王安石的女婿，他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了新政的施行，在三十八岁时就权知开封府了。按宋朝的旧例，管理着皇城京师的开封府尹都是由太子或皇储来兼任的，但实际管事的却是那个“权知开封府事”——“权知”的意思就是“暂时代理”，也就是代理市长，他掌握着实权。把这样重的担子交给蔡京，负责皇城的治理，足见神宗的信任，也足显他的才干不凡。哲宗上台后，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扶持旧党上台，蔡京又看风使舵，紧跟司马光，立了一把功，在五天之内就拨乱反正，全面复辟，被司马光当成了认真贯彻、全力执行的模范，号召大家向年轻的蔡市长学习，火了一把。

但形势又急转直下，谏官翻出了蔡京的旧时履历，认为他是新党中人，非我族类，还提出蔡仍和新党人士保持一致，而且“最号凶健阴险”，他们列出了两份最不可信分子的名单，一份是“王安石亲党”，另一份是“蔡确新党”，两份名单上都有蔡氏兄弟的名字。他们一致上奏，把蔡京逐出京师，不许在朝为官，外放任职。当米芾正在任润州州学教授的时候，蔡京正在润州江对面的扬州做知府，是苏轼的前任，以后调到成都任知府。

蔡京是从成都回京师任职的，他的回朝，正是元祐九年（1094），前一年，朝中发生了大变故！

这个大变故就是：朝中真正的主宰，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驾崩了！

高太皇太后主政九年期间，是旧党复辟的天下。哲宗即位时，只有十岁，由于年幼，没有执政经验，所以大臣们请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来听政，这已经非常奇怪了。因为要听政，应该是由他的母亲向太后来，怎么要请他的祖母来坐位，已经隔了一辈。或许是因为高太皇太后的精悍干练，素有“女中尧舜”的英名？这位老太太垂帘九年，坐在宝殿之前，哲宗坐在她的后面，却是一直默然不语，不发一言。很多大臣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事也不向他请示，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一样。一次，祖母回宫后问他说：“刚才诸大臣来问政奏事，要你拿主意，你怎么一言不发呢？”哲宗回答说：“太皇太后您已经处理了，我还说什么呢？”

然而，哲宗的不发一言，并不是没有主意，而是故意缄默，淡定低调。其实他对祖母的做法早就腹诽在胸了，女人当政，牝鸡司晨，一个女人坐在龙椅上指挥天下，定夺乾坤，这事他当然会有意见。他十九岁时，高太皇太后得病垂危，眼看就要驾崩了。诸大臣都来陛见，互相商量说：眼看太皇太后就要不行了，我们还是到大庆殿上去张罗后事吧。没料到哲宗从帘子里突然出语说：“一切都按旧有的制度去办。”听到这话，大臣们都感到惊愕，因为哲宗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话，也没有这样决断过。第二天，太皇太后还在弥留之中，哲宗就已经卷起了帘子，坐在前殿的龙椅之上，指挥大臣们筹办丧事了，一切都有条不紊。等到高太皇太后仙逝升天，哲宗宣布亲政，自己来执掌大权，和大臣们谈起高太皇太后听政九年时的体会说：“那时我只见到她的臀背。”对祖母的抱怨之情，已溢于言表。

哲宗就像当年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就要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就要冲天。他的默言不语，并非愚钝，而是韬晦潜藏，等到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就是这座天临殿，不仅给当年的米芾带来了麻烦，也给后人带来了麻烦。

在杞县，询问了当地的专家，还翻遍了地方典籍，都找不到这座天临殿的痕迹，当地人根本不知道有过这座伟大的殿，当然更不知道米芾为它而写过的三通名碑了！寻之再三，在县城的文庙里见到了宋真宗当年御题的那通碑，是从空桑的伊尹庙里移过来的。碑已在“文革”中被人断成三截，当中也被锯出了一道深深的缝，然而碑上的字迹还在，宋真宗的碑文也还保存在《杞县志》里。种种迹象都表明：米芾当年所建的那座天临殿，就位于伊尹庙里，它只是一座殿，而不是一座庙。可能是在得知吕升卿的弹劾之后，米芾自认理亏，害怕朝廷追究，便把那座殿拆毁了，也可能是上级让他拆毁的，从此，就再也无从寻觅那座曾经伟大过的殿了。

现在的空桑镇上，还有一座小小的伊尹庙，然而却已不是宋真宗拜谒过的那座，也不是米芾当年修建的那座了。原有的庙已在历史的长河中倒塌，到了“文革”中又被拆毁殆尽。现有的这座是老百姓在最近几年中自行集资修复的，他们永难忘记自己贤良的祖先。

当年的庙虽不存，然而米芾的碑帖还在，它记录了一段曾经有过的历史，把这一段永远地遗留到了中国的书法史上。

米芾在雍丘一任上三年不到，然而诸事繁多，百事不顺，据他后来的一首诗中说，自己是个“白头县令”，可见他在四十多岁的年纪上，就已经双鬓斑白、发有秋霜，已呈颓然老相矣，令人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