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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家山_关于米芾的故事

时间:2022-04-2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笔底家山_关于米芾的故事米芾的此番回乡,既不是做了高官后的衣锦还乡,也不是致富之后的矜夸财富,更不是回乡的投资创业,只是担任一个教职,从根本来说他还是文人。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文人,米芾为家乡留下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遗产。米芾在这两三年的任期内,便是恣意优游,纵情笔墨。这一年的米芾,据他自己的记述,已经开始衰老了。润州的秀丽江山,给了米芾以极好的粉本。

笔底家山_关于米芾的故事

米芾的此番回乡,既不是做了高官后的衣锦还乡,也不是致富之后的矜夸财富,更不是回乡的投资创业,只是担任一个教职,从根本来说他还是文人。以前多在外地宦游,没有好好地打量一下家乡面貌。这下有了闲空,可以从容地游览一番了。

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文人,米芾为家乡留下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遗产。作为收藏家,他从这里得到了李后主的研山,以及多种世代名帖。作为诗人,他在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山林集》。作为书家,他留下了《净名斋记》《研山铭》《弊居帖》《多景楼诗》等众多传之于后世的书法墨帖。而作为一名画家,他也在润州作了许多的画。最重要的是,他那著名的“米家云山”的技法就产生于兹地。

米芾在这两三年的任期内,便是恣意优游,纵情笔墨。

这一年的米芾,据他自己的记述,已经开始衰老了。他的头发开始发白,牙齿开始脱落,从外形上看已经是一个颓然老翁了。一次,他见到自己十五年前的故人,那人竟不认识他了,如果没有称名道姓,只是相识于途的话,那就会“纵是相逢应不识”了。

北宋中晚期时的书坛,已不是早期的那般寂寞景象了,由周越蔡襄独霸书坛的现象已经消失,代之以众多书法高手,名家辈出,一个比一个厉害,而且都在争相显示出自己的个人面貌。可以不夸大地说,这时的无数文人都善书,整个北宋只有大书家和小书家的区别,只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区别,而没有写得好和写得不好的区别。满朝都是书法家,有很多当代有名的文人同时也都是书家,只是他们的书名被文名所掩罢了。蔡襄之后,欧阳修、范仲淹和他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粹,还有苏舜钦、文彦博、王安石、沈辽、晁无咎、晁端彦、张商英、林希、谢景温、章惇、蔡京、蔡卞,乃至于刘泾、薛绍彭、王钦臣、李端叔、曾布,都以书法名世,也都有书法存世,水平并不低。这还没有算上兼绘画的李公麟、王诜、赵令禳和赵佶等人。整个宋朝,几乎就是书法家的天下。(www.guayunfan.com)北宋的书风,总体却是非常趋一,唯一流行的就是行书,少有一两位兼擅其他书法(如蔡襄兼真书、黄庭坚兼狂草),在行书上就是崇尚两晋遗风,不受约束,疏放自由,讲求率意,追求潇洒的书写,即世称的“意书之风”。

元丰、元祐年间,北宋书坛上的四分天下已经形成,苏、黄、米、蔡各领了一方天,成为当代的巨擘。尽管这四人中的“蔡”究竟是蔡襄还是蔡京争说不已,但对前三位的列入却是没有争议,无论是书法成就,还是个人风格的显现,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不过,对于这四人地位的排列,后人也有种种的微词,有人认为,这一名单实则是按照个人的总体影响来排列的。苏轼的名气最大,所以被排在第一。黄是苏门弟子,当然位列第二。但如果考虑到个人在书法上的成就,要论体势的俊迈,米芾应位列第一,为其他三家所不及,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就持这个观点。苏、黄、蔡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书法家,他们都是以其文名或政名超过了书名的,也并不是一生中专心于书法的钻研,不是一位专业的书法家。在北宋时,米芾的书法再好,就其影响来看,也无法与苏轼相比,苏轼是当时的一代文宗,蜚声远扬,举朝无人不读苏文苏诗,也无人不在学苏体。但苏轼的意不在书,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写文章、写诗词,要做官,要参与政治斗争,只有闲下来才去着意于书画。黄庭坚也差不多,他主要也是做官,参与政治,还要编史,写诗作词,书法是他的业余爱好。而无论是蔡襄还是蔡京,都是大官僚。只有米芾,一生之中把书法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高度,穷其精力而为之,至死孜孜不倦而无悔,他才是个专业的书法家。就书法的个人影响来看,米芾的功力深厚,笔法的变化最为丰富,书体的风格最为显著,对后世的影响力也最大,而且对书法理论的研究也多有专著,在这一方面超越了其他人,甚至苏轼、黄庭坚和蔡襄,或者蔡京。

也有人提出应按年资来排列,如果那样,那就应该是“苏、黄、蔡、米”,因为蔡京比米芾年长。如果“蔡”是指蔡襄,那就应该是“蔡、苏、黄、米”,因为蔡襄的年资要早于其他三人,不能排在他们之后。甚至还有一位“挺黄”论者说,要真正按书法上的成就来看,这一序列应该是“黄、米、苏、蔡”。

我以为,如果把整个北宋的书家全部排个队,公正一点,只按书法成就,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这四名应该是“米、黄、苏、赵”,这位“赵”应该是赵佶,因为就个人风格来看,明显地他那“瘦金体”最为独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蔡的书法虽然雄厚,但个人风格并不明显,甚至二人之间都有相像之处。赵佶没有被列入的原因,猜测可能一是因为北宋书家的排列名单已经在赵佶之前形成,后来不易改动了。二是因为君臣不能排在一起。三是因为赵佶是个失国的昏君,政治水平影响了他的艺术成就,故而缺位。

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在元祐年间(1086—1094),米芾的书法已经名满天下,他的墨迹遍及各地,书帖也被人争相收藏,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已实属不易了。

就在这时,米芾做了一件事,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米黻”改成了“米芾”,并正式称自己是楚国火正的后人,这样,他的名字就与“元章”的字相称,米大爷就此改叫米芾了。

润州的秀丽江山,给了米芾以极好的粉本。由于他在书法上的成熟,在笔墨上有了相当深厚的功夫,再加之有了相当多的闲适时间,所以他在这一时期的作画甚多就成为一种必然。

润州的沿江一百多里江岸,都有浅山丘陵形成的半岛或孤岛,其

图7 四十一岁后的署名已经是米芾了

中位于城区范围的,有北固山这条半岛,位于郊外的,则有蒜山。北固山有前峰、中峰和后峰三座山峰,当中都有绵长的山岭相连接,形势险要,所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名胜之地。在北固山的东西两侧,远望可以见到有两座小小的孤岛位于长江当中,这就是金山和焦山,这三座山是润州的风景名片,也是举世知名的景区。金焦二山都只是弹丸孤屿,远远望去葱葱茏茏,如同两块碧玉浮现在江水之中,因此,此两山都称浮玉,金山位西,为西浮玉,焦山居东,为东浮玉。在整条长江之中,这种孤峙一岛而为风景名胜的地方,除了这里,只有鄱阳湖口的大小孤山相比,但若以人文历史而论,金焦两山则胜孤山许多。

金山的海拔只有四十二米高,有诗称它“金山一点大如拳”,然而名气最大。这里在东晋时就建有佛寺,到了南朝,梁武帝佞佛,国师宝志驻锡山中,在此创立了著名的水陆道场,从此此山的名声远扬,成为中国佛教最重要的寺院之一,历朝都有修葺。满山的建筑非常有特色,是从山下层层叠叠地建上去,一层叠一层,远远望去,满山的梵宇琳宫,寺庙佛殿几乎把山体全部包住,山顶修有宝塔,总领全山,如同一座仙山琼宇漂浮在长江之上,虽然其小,但却非常壮观。尤其是从苏北遥看金山,如有雾霭或夕阳晨昏,如同仙山楼阁般在水上缥缈,令人想到传说中的蓬莱三岛,无限向往。到了清末光绪年间,由于南岸的泥沙逐渐淤积,渐而使金山登陆,与岸相连,从此,它孤峙江心的局面才被改变。

金山在唐代时就屡入诗中,名声大振。到了宋代,名气仍是未减,这是因为有几位得道高僧驻锡的缘故。宋代重文,即使是出家人的文化修养也高,遇有文化名人过往,便会欣然入寺,与高僧谈禅谈文。金山位于长江中心,南面正对蒜山下的西津渡,北面正对瓜洲,是南北船只过渡的要津,是一处非常显眼的目标,吸引人上去游览。当佛印和尚驻锡金山寺之后,他的好朋友苏轼每次来润州都要上金山寺,与他交谈甚欢,从而留下了很多诗文,苏轼对金山的喜爱程度是溢于心而留于词的。

南距金山不远处,有一泓泉水,位于长江之中,得名为中泠泉。“泠”义就是清水。它从江底汩汩涌出,在江面上形成泉眼,汲取之后,用以泡茶,极其清甘可口,被誉为“天下第一泉”。苏轼有诗盛赞吟咏,称它为“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古之文人雅士,来金山后无有不尝中泠泉水之甘美的

米芾既以润州为居所,就在元祐六年(1091)的元月,刚过了上元灯节的第二天,和三位朋友去游金山,还留下了一首五古的诗,诗中说:虽然已经近立春了,但天气还很冷。昨天城里的儿童张灯结彩过了灯节,今天又上金山来观江上的风涛。冬天登上长江当中的一个孤岛,非常寒冷,连登山的石阶上都结了冰,似乎在拒客。天气还阴沉,但春光肯定就将来临了。在山上遥看到远处的焦山,羡慕焦公的为人。

以后,他又以金山的《浮玉亭》为题,写了另一首诗:

石赤表雄名,三辰出浊清。

江澄天上见,鳌负水中行。

瑞像浮溟海,殊香下玉京。

神灵礼金碧,梵力度幽明。

揭榜讹浮玉,庄严是化城。

壮哉夜潮落,入枕百川声。

根据这一首诗中所述,他是住在金山寺中的,否则就不可能看到夜潮的壮观,在枕边也听不到涛声之吼了。金山位于长江之中,激流汹涌,舟楫不利,登山并不是一件易事,如遇有风浪,就要在寺中留宿。当年苏轼也曾住在寺中,此番由米芾来体验这个意境了。他还为金山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对这座江中仙岛极尽夸赞,在赋中也透露了一些信息(米诗句后的宋体小字注为作者所加):

黄鹤台:润州南山有黄鹤山,也有鹤林寺,但不知黄鹤台在何处?

俨化城之宝构:说明金山寺上层层相叠的建筑在宋代已经形成。

二塔立而角具:宋时的金山上原建有南北两座塔,后来倒塌,到明代时又增至双塔,清时倒塌,清末光绪时建了一座七级的慈寿塔,直到今天山上还只有一塔独存。米诗提供的资料说明,宋代是有双塔耸峙的。

五洲落而珠斗:从金山上可以望到不远处的五洲山。五洲山是位于长江南岸的一座山,山势巍峨,有五座峰峦,从江北的瓜洲就可以遥遥望到。米芾曾画过《五洲烟云图》,也有资料说他的墓葬在五洲山下。

其或浮玉:金山又称西浮玉。

掩雾石簰:中泠泉之侧有礁石,名石簰山。

落潮倒洪流而夜响、江练夜白、秋清月高:米芾确曾夜宿金山寺。

吾尝中泠弭楫:米芾曾经乘船到中泠泉上汲水。

吾方老丹徒:米芾已生“终老丹徒”之心。

或许是金山之景太令他感慨,他日后又填了一首《渔家傲》词,以记其事:

昔日丹阳行乐里,紫金浮玉临无地,宝阁化成弥勒世。龙宫对,时时更有天花坠。

浩渺一天秋水至,鲸鲵鼓鬣连天沸,员峤岱舆更赑屃。无根蒂,莫教龙伯邦人戏。

这首词更具有文学的想象力,用神话的手法写出龙宫里的虾兵蟹将都来鼓浪战斗,衬托出孤峙于长江激流中心的金山寺的高危之状,有天花乱坠之感。

米芾为金山写了这样多的文学作品,既有诗又有词,还有赋,当然会自己书出来成为帖。但奇怪的是,这些书帖一幅也没有留存下来,倒是他为甘露寺写的很多帖留存下来了。这给人们一个错觉,认为他一生中只为自己居住的甘露寺做宣传,而对知名度更大的金山不屑一顾,其实这是错怪了米芾也!

游兴还未偃,传来一个消息:苏轼又要来润州了。

苏轼的这番来润州,也是路过,他解职杭州而赴京师复命。他在杭州任职两年不到,然而并不是去天堂享福的,当时的杭州正遭水灾内涝之荒,为平息水灾,他在任上调集民工,筑堤堵决,挖沟排水,垒堰坝,疏河道,浚西湖,除自己筹集资金之外,又上疏争得朝廷的拨款,如同大禹一般,整天在堤上巡防指挥,终于奠定了杭州的水利基础,又赈灾济民,大惠天下,为当地民众所拥戴。然而,当政的高太皇太后想调他来到朝廷里,作为自己的助手,要委他以重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也就是做她的御前秘书。他不得不丢下杭州的重任而赴京。

从杭州赴京师,从水路走,必须要路过润州。这次他来润州,倒不仅仅是来看望老朋友们,也不是来游玩,而是为了在这里进行一次公务的交接。因为,即将接替他任杭州太守的人,正是现任润州太守的林希。

新任的杭州太守还未动身,交班的杭州太守已经到来,两人虽是新旧党的对头,侍候的却是同一个皇帝,此去彼来,理当交接。事先,苏轼已经给林希寄去了《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启》的公文信,以谦虚的口吻表达了希望他能够继续治理好杭州的愿望。

按苏轼的职务,他虽任杭州,但管辖的范围却能够一直到浙西,也就是江苏的西南部。目前润州是林太守,他也算是苏轼的下属,听说上峰调任,便设宴款待苏前太守,向他示好。

席上,苏轼为林希填了一阕《西江月》: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

离开了杭州,苏轼放心不下的是西湖的水灾,向林希交代的重要事项仍是西湖的治理。他曾写信给林希,谈及赈灾之事,并作有多首诗词。这时的林太守还未因得志而翻脸,他满口答应。到了杭州之后,他肯定了前任苏轼在杭时的政绩,还把苏轼因疏浚西湖时以污泥而堆出的堤命名为“苏堤”,并自己题书“苏公堤”,从此,杭州就多了一处值得纪念的景观。

除了谈公务,这次宴请中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按当时的习惯,宴会时可以带歌伎在侧,由她们弹琴歌唱助兴。这些歌伎都是官伎,已入了教坊的乐籍。这次侍宴的两位美女,一位叫郑容,另一位叫高莹。她们仗着自己已经侍候了林希多年,又有当今的文豪苏轼在场,便壮着胆子取出了自己的卖身为官伎的牒书来,请求太守在离任前做一桩好事,解除她们的乐籍,让她们从良嫁人。林希顺手拿过她们的牒书,也不表态,交给苏轼,让他来发落。

才高八斗的苏轼提起笔来,就在两人的牒书背面写就了一阕《减字木兰花》的词:

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首感谢林希款待他的词,但其实这是一首藏头词,词中八句的第一个字合起来就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他以委婉的方式来建议林希批准她们的请求,这样既顾全了郡守的面子,又不失风雅。两位歌伎对此感谢不绝。

接着,苏轼又到金山寺,去看望他的老友佛印和尚。同时又在金山设水陆法会,为他去世的父母亲和前妻王弗超度亡灵。

在此之前的元丰七年(1084),苏轼来润州赈灾,曾在润州填写了一首《少年游》:

润州作,代人寄远

去年相送,余杭门外,飞雪似杨花。今年春尽,杨花似雪,犹不见还家。

对酒卷帘邀明月,风露透窗纱。恰似姮娥怜双燕,分明照、画梁斜。

这阕词看来是清新绝越的送别之作,然而却是悱恻缠绵的怀念之词。所谓的“代人寄远”,其实是他假托尚在杭州的后妻王闰之来思念自己的,含蓄地表达了夫妻双方的一往情深。

这次苏轼来润州,无论是与林希的宴会,还是到金山设水陆法会,米芾都没有参加。其中原因,是他生病了,脚生了疮。

失掉了一个宝贵的与苏子见面的机会,米芾未免沮丧,他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

久阴障夺佳山川,长澜四溢鱼龙渊。

众看李郭渡浮玉,晴风扫出清明天。

颇闻妙力开大施,足病不列诸方仙。

想应苍壁有垂露,照水百怪愁寒烟。

诗中所说的“苍壁”,是指苏轼到了金山寺后,为佛印作诗而题诗于寺壁一事,当是一项雅举。

这是苏轼第十次来润州。没有见到米芾,他的心里有点怏怏。乘船北上的时候,还恋恋不舍地回望笼罩在轻雾中的北固山,那里是米芾的家居所在。

长江当中的另一块浮玉,就是焦山。

焦山也是屹立在江心的一座孤岛,不过山体要比金山大得多,山中的几处寺庙散落在满山的绿树丛中,因此,总体的情调要比满山梵宫琳宇的金山显得清幽雅淡得多。加之更加远离城市,激流阻隔,舟楫难到,无论是香火还是游客都要少得多,也更加适合人去隐居。

焦山的得名,是因为一位隐士,他叫焦先,是东汉献帝时人,与蔡邕齐名。因为避乱世,不愿为官,才躲到这天水一空的地方来隐居。当年的山中,还是洪荒一片,他只能在崖下的山洞里栖身,后来搭了茅棚草庵安身,朝廷闻说他的贤名,曾三次下诏请他出山任官,他装聋作哑,三辞不起,终老于山中。后人仰慕他的名节,把这座山命名为焦山,把他栖居的洞命名为“三诏洞”。宋真宗封他为焦山大圣明应公,并在山中设了焦公祠来纪念。米芾素来也仰慕他的声名,后来曾为他撰写了《焦山普济院碑》,以记其事。并有铭赞他:

水清石白,焦公之宅。妙道谁测,能语而默。俟河之清,乃通帝梦。

在篆字中,“先”和“光”的字形相同,所以后来焦先被误为焦光,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以焦光来称呼他。

然而,米芾对焦山更浓厚的兴趣,却是因为山中的那一通《瘗鹤铭》。

《瘗鹤铭》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通重要的名碑,也是一块充满了神秘的未知因素的碑刻。这通碑位于焦山西麓滨水的摩崖上,从内容来看,是记述有人从华亭这地方得到了一只鹤,非常喜爱,后来此鹤不幸死了,他对此非常悲伤,在把鹤埋葬了之后,又为它写了一篇铭来纪念它: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巾,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声。西竹法理,幸丹岁辰。真唯仿佛,事亦微冥。鸣语化解,仙鹤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局,余欲无言,尔也何明?宜直示之,唯将进宁,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这篇铭的书体是一种苍劲古朴、奇峭厚拙的大字体,风格非篆非隶非魏非楷,非常奇特,介于魏碑和真书之间,属于一种从隶书向真书过度之间的书体,但在行笔中又带有篆书的中锋运笔的笔法,开张雄劲,落落大方。从通篇的构图来看,字的结体大小错落,随意为之,意态雍容,格调高雅,而且避开了摩崖上的石纹石脉,显然是书法家拿着笔直接在石上书丹的,既自由又有法度,气势恢弘,神态飞动。此碑一反常例,从左向右书写,而且没有具书写人的名字,也没有具朝代的纪年,只写了甲午年的年号,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

署名中的“上皇山樵”只是一个人的号,米芾的《弊居帖》中也曾提到一位“上皇山樵”,是他给米芾找到了一块名为“洞天一品”的奇石,被放置在他的“西山书院里”。显然这个“上皇山樵”和《瘗鹤铭》中的“上皇山樵”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也有可能是当时一位仰慕《瘗鹤铭》的人而起的号。

这一通镌刻于山野草泽之中的碑,看似不起眼,然而就是它,却引起了中华书坛的千年之争。这通碑是何年刻在焦山之麓的?是何人书写的?已无从得知。根据此书的书体来分析,当是不出东汉,未入魏晋,是南朝人的书体。曾有人说,这是东晋时的王羲之所书,因为他的岳父郗鉴就曾在南徐任过职,他是天师道徒,该教是道教的始祖,而鹤则是道徒所喜欢豢养的仙禽,为鹤书铭正是当然。然而有人认为,此碑与王体的风格不符,王善流畅隽永的行书,似乎没有出现过此类古拙的书体。有众多的书家分析这是南朝的书风,有人判为南梁人陶弘景所书,因为他是个著名的道教徒,曾隐居在润州所属的句容茅山修炼习道,他的隶书、行书皆佳,现在茅山的一只井栏上还留有他的题刻,其字迹的书风与此碑上极其相似。还有人认为是唐代的顾况,或是王瓒所书。

由于焦山远离市井,偏处江中,人迹罕至,所以此碑一向隐没无闻,知之者甚少,直到中唐时始知于世,有人著录。但大约到了唐末宋初的时候,此处的摩崖遭到雷击,碑体坠落于江中,破碎残损,裂成数十块,沉在水下。只有在冬季水枯之时,才能见到部分石碑出露于水面。有好事者打捞上来,发现就是《瘗鹤铭》的残石,于是闻之于世,爱好者纷纷前来摸拓,珍为收藏,称为是“水拓本”。原书大概有一百二十余字,后来摸拓上来约几十个字。此碑被欧阳修高度评价,曾拓得六十多字。它也被黄庭坚所盛赞,称它为“大字之祖”,后代的大字无过此碑,他也一生以此碑为楷模来临习,他的书风中吸取了《瘗鹤铭》中笔画开张、结体豪放的特点,形成了自己如“长枪大戟”般的书风。

在北宋庆历八年(1048)的时候,润州太守钱彦远把从焦山水下打捞出来的两块《瘗鹤铭》残石和他收集来的一块梁碑一块唐碑,一起运到州衙中的园子里,建了一座亭子置放,起名为“宝墨亭”。苏舜钦为此还作了“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的诗,苏颂也有“新亭龛置断珉奇”的诗句,以方便官员们在公务之暇就便观赏。

对于米芾来说,这通碑就是个极具吸引力的所在,推崇备至,久慕其名。由于“宝墨亭”就位于州衙的园子里,早晚都能得见,此碑虽佳,然而只有两石,他总想到焦山去一览全貌。由于他一直宦游在外,未能遂愿,此番有了空闲,便有心要去焦山,观赏这通被他的朋友们所盛赞的名碑。

就在苏轼走了不久,米芾的脚病好了,便约了几位朋友去游焦山。

虽然焦山就位于润州的对面,但要想去却是不易,因为焦山砥柱江心,挡住了潮流,加之周围暗礁密布,水流湍急,船只到此必须十分小心,谨慎驾船,才能上岸。唐宋之时,这一带是长江的入海口,江口宽阔竟达四十里,焦山附近还有两座小礁石,一名松寥,一名夷山,它们和焦山一起,如同蓬莱三山般鼎足而立,当年李白来此,曾作了“石壁望松寥,宛然在碧霄”的诗,称此地为海门,说有仙人来招他去。焦山的南岸有一座山,叫象山,因山形似大象而得名。如果取陆道上去,要从城里走到象山,再摆渡过江,未免周折。

米芾由两位和尚陪同,经由水路,从北固山乘船,沿江而下就到了焦山,要比走陆路再摆渡方便得多。这两位和尚,一位是金山寺的和尚法芝,另一位是甘露寺的方丈仲宣,就是那位把净名斋借给米芾住的和尚,甘露寺有船可用。正是孟夏时分,农家正忙,田野里碧绿葱葱,三个人带着随从,潇潇洒洒地一路看岸上的风景,一路逍遥地到了焦山。

摩崖的原址就在焦山西南的栈道旁。在此之前,已有好事者把已经摸上来的残碑依原拓本别刻了一通,镌在壮观亭下的摩崖之侧,其他的残石仍然散落在雷轰崖下的江水里,有的露出,有的潜在水下,还有的要俯下身子到石缝中去仰头寻找,才能发现。由于江水的长年浸蚀,石上已经长满了青苔和污泥,极难辨别,要仔细刮去、用水冲洗才可勉强看清。米芾三人兴致勃勃,踩着崖间的野草和荆棘,攀着乱石,有时还要涉着江水,点燃火把,钻进礁石缝间四处寻找,每有所得,必喜不自胜。就这样,算是把这些残碑看了个大概。

米芾还不甘心,又爬上坡,来到别刻本前,仔细揣摩字间的笔意。品味再三之后,才取出带来的朱笔,选了一处较平整的崖面,两尺多见方大小,由米芾在石上题写了十六个大字:

仲宣法芝米芾元祐辛未孟夏观山樵书

这字的排列与一般的顺序相反,是从左向右书写的。这是因为《瘗鹤铭》的原碑也是从左至右书写的,米芾依旧例而仿之,连书写的字体也并非是他一贯的行书,而是依照了《瘗鹤铭》的楷书体,中锋命笔,笔画开朗,起收都藏锋含蓄,没有牵丝连笔,足见他对这块名碑的景仰程度。因为《瘗鹤铭》的书写者自署“上皇山樵”,故而米芾以“山樵”来代替,嘱石匠凿刻上石。

这样一块名家的题刻,就在当时因为地处偏僻,非常隐蔽,而少有人知。它被埋没于草丛苔藓之中,安然地度过了九百余年,到了清雍正年间才被人发现,虽然字迹已经漫漶,但拓片上的字还依稀可辨。

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在时隔十年之后,又重新来到焦山寻访此碑,摩挲玩味久之,又在碑侧的罗汉崖上刻下了“建中靖国岁芾”的纪年题字。此番是从右往左书写的,“芾”字在左侧单独成一行,仍是仿的《瘗鹤铭》碑的书体。

如斯观碑,还不算浪漫,也不算出格。七十四年之后,南宋时的诗人陆游也是从甘露寺乘船来到焦山,有了一次踏雪观《瘗鹤铭》的浪漫举止,这些,都算是文人雅士出奇出格的表现吧。

回去之后,米芾余兴未尽,还仿照着带回的拓片,认真临摹了一遍《瘗鹤铭》,被刻成碑后,与《瘗鹤铭》的原碑陈放在一起,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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