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观的一般阐释_秦汉时期的女性观

女性观的一般阐释_秦汉时期的女性观

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对秦汉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观做综合和提升，我们发现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正统封建伦理思想日益强化男性对女性的封建控制以及女性对男性的封建依附教育，极力剥夺女性对财产的处理权，强化女性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严守贞操的观念意识，严厉抨击女性干预朝政或女性乱国事件的发生，对女性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角色进行严格的定位，制定一系列女性行为规范，严禁女性违背社会伦理道德，表现出贬低女性、控制女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及综合作用，社会对女性的实际态度又是较为宽松的，人们普遍认可女性依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影响，而且，正是因为女性在这许多领域里的杰出表现，她们为自己赢得了很多非常宝贵的权利，例如女子可以与除家人以外的男子有一定的接触和交往，女子可以外出而不用躲避嫌疑，女性可以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有一定的参与、决定权利。所有这一切都与后世女性那种建立在完全依附于男子基础上的单纯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表现出较强的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特征。

秦汉时期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女性观倾向，从直接方面看，是对老子道家贵柔守雌的主阴思想的继承，从间接方面看，来源于上古文化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敬感和神秘感。事实上，对女性生殖能力的崇拜也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一个主要精神源头，所以，秦汉时期这一层面女性观的内容主要就是老子道家主阴思想的反映。

通常情况下，人们容易注意到事物的正面、主动、显露的部分，前进的轨迹和刚强的威力，老子所注重的却是事物的负面、被动、深藏的部分，曲折的过程和柔弱的作用，并且认为后者在事物的发展中往往比前者更重要，所以，他提出了一系列贵柔守雌的思想。老子贵柔守雌思想的产生既有它的文化基础，也有它的实践基础。

文化基础来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人们已经有用雌雄辨别事物的习惯。原始宗教的女性崇拜，又使人们养成尊重女性的阴柔、守雌、好静、谦下等品质的传统，贵阴贵柔的道家哲学显然是对这一传统的哲学抽象。《老子》书中屡有“母”字，他把“道”称作“天下母”，又比之为女阴（“玄牝之门”）和女性生殖神（“谷神”），即是女性崇拜的原始宗教遗意。

实践基础渊源亦久。女性占人类的一半，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是温顺柔和、谦虚文静、慈爱多情，同时又坚韧耐劳、生命力顽强。在长期的贫困和备受压抑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养成了俭朴、不争的性格。中国女性一向勤劳质朴，为了家庭中的男性和下一代做牺牲性的服务，含辛茹苦，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各种不幸，温暖着亲人，陶冶着男性，在无形之中为社会和民族的生存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但是，在父权制社会，女性的智慧和美德被男性耀眼的光芒所遮蔽，人们习惯于用男性的愿望和处事方式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漫长的实际生活中又有无数的例子证实男性的智慧有着巨大的缺陷，若不用女性的智慧加以匡正，就会出现许多失误和灾难。因此，尽管社会生活和习见上不能摆脱轻视女性的传统，但仍有许多思想家或多或少地吸取女性的品格，形成阴阳并重乃至重阴的思想。老子就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美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www.guayunfan.com)老子哲学的主阴特点，首先表现在“弱”、“柔弱”概念中。老子说“弱者道之用”，道作为创生万物的原动力是内在的、持续不断的，它不强生万物而万物自生自成，这便是柔弱。又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无论人还是草木，出生的时候都是柔软的，死的时候都是僵硬干枯的。在此，柔弱是生命的象征，是生命孕育时的状态，力量强大。可见，老子说的“柔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软弱”，而是“柔韧”，代表着深厚的生命底蕴。老子说的“刚强”，也不是真正的坚强，是指那些生机浅露、锋芒毕露的事物，这样的事物最容易招致覆灭。所以“柔弱胜刚强”。表现在待人处事上，便是居后不争，去甚去奢去泰，知足知止，无为无执，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推之于治国用兵，便产生了“曲则全，枉则直”、“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等战略策略思想。推之于修身养性，便形成了“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等等处世箴言。与柔弱相联系的便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教导人以静制动，虚怀若谷，满招损，谦受益，处变不惊，镇静自若，后发制人，厚积薄发。

柔静之道是女性美德的集中体现，老子将它们升华、归纳，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系统。从小处说，对于生硬的行为往往不是采取以硬碰硬的态度，而能避其锋芒，弱其来势，镇之以朴，化之以情，委曲求全，以柔克刚。往大处说，能够开掘生命的深度，培养深沉持重的品格，加强人的韧性和灵活性，以便迎接各种困难险阻的挑战。

老子哲学的主阴特点，其次可从贯穿全书的“道”的含义上窥其一斑。老子的“道”到底指什么？不少学者用“物质”、“精神”、“本体”等抽象的哲学名词来解释它，但越解释反而让人越糊涂。其实，我们只要充分注意到老子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前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可以接近“道”的真谛。

老子的“道”，最初建立在对女性生殖的认知上，然后将这种女性的生殖作用扩大到整个宇宙的创生，就形成了“道”的概念。《老子》一书中常用女性生殖器或母体形容道。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玄牝”即女性生殖器；“谷”，空谷，是女性生殖器的形象化的代表物；“谷神”，即女性生殖之神。人人都生于母亲。老子认为整个宇宙万物也是从类似于玄牝之门中生出的，宇宙的玄牝之门生生不息、永无穷尽，“緜緜若存，用之不勤”。《老子》首章说：“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不可言说，不可名相。“道”不具形象，却能孕育万物，是万物之始。“始”的本义是女子怀孕之初，可见，老子这句话的灵感即来源于女性生殖过程。类似之处，在《老子》中俯拾皆是。例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冲”，虚空之意。“道冲”，是形容道体虚空，明显受启发于女性生殖器中空的特征。再如“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这又是用女性的生殖原理来说明道与万物的关系及得道的重要性。

老子哲学主阴的特点，还表现在“德”的内涵中。“德”是什么？德是万物禀于道而获得的一部分生命活力。德与道的关系如何呢？德、道密不可分，一物的本性，从来源上说是得道的结果，从现存形态上说则是成德之性。所谓“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而“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为什么要贵德呢？因为德是物的含道之性，未受沾染，未加修饰，圆满无缺，这样的德又称为“朴”，具有这种德的人，称为“玄德”。这样的德类似婴儿，刚刚出生，还没有受到世俗的任何一点侵蚀、改变。老子多次用婴儿来比喻形容有德之人或有德的精神状态。如“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这些比喻带有明显的母系氏族文化的痕迹。母系社会尊重妇女珍爱儿童，这已被考古学所证实。而且儿童与母系社会也有相通之处，儿童是人生的天真时期，母系社会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他们在老子的哲学系统中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烙印。正如胡孚琛在《道家、道教的文化渊源和形成过程》一文中提到的，“老子道家之学最初不过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酋长的政治经验和社会习俗”。

能够看出，老子哲学带有明显的、强烈的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特征。台湾学者吴怡曾经说：“中国哲学上有两本运用女性之德的经典之作，一本是《易经》，一本是《老子》。《易经》只用了一半，而《老子》彻头彻尾都是女人哲学。”

老子哲学中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特质，延续到秦汉时期，就成为其时尊重女性、重视女性的女性观倾向的主要思想来源，具体表现为允许女性有一定的空间和自由，允许女性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给予女性一定的权利。

秦汉时期贬低女性、控制女性的女性观的形成与秦汉时期，特别是从西汉中期开始盛行并很快占据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有关。

儒家思想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具体到本文的需要，我们只提取其中与女性相关的部分内容。

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作《春秋繁露》，这是一部“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思想，建立的一个新的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目的论思想体系”。按照金春峰先生的理解，董仲舒的思想包含了八大方面的内容，即“‘天论’及其特点和矛盾”、“目的论思想剖析”、“天人感应思想的矛盾及其积极意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与理性因素”、“形而上学体系和局部的辩证法思想”、“人性论思想分析”、“伦理思想的特点”、“社会政治思想”，是“汉代的官方哲学思想”。

书中，董仲舒首先从“天”这个概念出发，提出了“天者，万物之祖”，“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的论点，指出人是天地化育而成，对人与天的关系做了说明。接着，董仲舒提出：

万物非天不生，独阴不生，独阳不生，阴阳与天地参然后生。

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微而至远，踔而至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阴与阳，相反之物也，故或出或入，或左或右。春俱南，秋俱北，夏交于前，冬交于后，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与天之道有一出一入一休一伏，其度一也。

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亻免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

这里，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阴阳有规律、周而复始的运行所产生的。

而且，在董仲舒看来，天不光有神灵的天和自然的天，还是人类社会“最高的普遍的道德原则”，正是这种道德原则支配和制约着阴阳五行的运行和人世社会的一切变化。例如，他说“男女之法，法阴与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也就是说，人与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都是一种道德的伦理的关系：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尊卑关系等等。

关于阴阳的关系，董仲舒提出了“合”这一基本范畴，他说：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

在自然现象上，“合”表现为阴阳有主次、有规律的变化，从而造成一年四季和万物生长荣枯的循环和节奏。在阴阳两个对立面中，“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阳主阴辅的关系是固定的。

在社会上，“合”表现为君臣、父子、夫妇之有尊卑主次的配合与从属关系：“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所有这些从属关系都是“合”的表现。

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有上下尊卑之分，在社会政治和生产生活中，丈夫与妻子、君主与臣子、父亲与儿子的地位及所起的作用都有主次之分。针对这样的现实，董仲舒提出“合”的概念并加以强调，一方面是对这种社会等级制度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巩固这种等级制度的统治服务的。

在等级制度中，君臣父子夫妇是最基本的伦常等级关系。从天道的日月星辰到社会的君臣父子，这三种关系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并笼罩着一切关系。董仲舒说：

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鹔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出至明，众知类也，其伏无不鹔也。地出至晦，星日为明不敢鹖。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取之，此大礼之终也。

在君、父、夫与臣、子、妻的关系上，董仲舒首先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观点。“三纲”虽说是董仲舒发展了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说，又吸取了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纲思想，提出来的道德规范，但它在董仲舒的论述下，已经是一个“全新”的儒家纲常伦理体系。

董仲舒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阴之中亦相为阳，阳之中亦相为阴。诸在上者皆为其下阳，诸在下者皆为其上阴。”认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统治和后者对前者的忠诚与服从，是绝对无条件的。

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亦岁七十二日之王，傅于火以调和养长。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又说：

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就是说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而言，享有与天同样至高无上的尊严神圣的地位。“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子不奉父命，则有佰讨之罪，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妻不奉夫之命，则绝。”强调臣、子、妻对君、父、夫的反抗和不服从是最大的罪恶。

君臣、父子、夫妇，作为封建社会的三种伦常关系，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决定的。董仲舒把它和阴阳五行牵强地加以类比，并把这种类比当作论证，而能被人信以为真并加以崇奉，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社会、社会关系的认识是多么地局限！人们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很难想象除了君臣、父子、夫妇这种等级服从的伦常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的伦常关系，而且认为这是自然的、天道确定的、必须遵行的道德伦理准则。人们在思想上强化着这种意识，在行动中实践着这种准则。

成书于东汉的《白虎通》是又一部儒家封建伦理思想巨著。全书一共四十三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是汇集不同观点的学术说明和解释。但其基本内容都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阐释和规定，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三纲五常的宗法统治及加强君主的专制统治服务。

《白虎通》在论证三纲六纪的合理性之前，先对君权作了简明统一的论证和规定。它说：“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意即君权是神授的。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封建之道是万古不变的。它说“帝王德合天地”，“烦一夫，扰一士，以劳天下，不为皇也”，“君，群也，下之所归心”，“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认为王者所以有社稷，能够统治天下，不仅是由于天命，也是由于它“和其民人”，“广孝道”。这种采用皇帝钦定的名词解释的形式确立的内容，成为统治者天经地义统治万民的合理依据，同时它也成为百姓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

为了让“三纲”之说更加深入人心，《白虎通》先是对“纲纪”做了具体的规定和解释，“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强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纪纲为化，若罗网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

其次，《白虎通》对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应该遵守的一些原则做了简明的总结，如君逸臣劳，有善归功于君，君有过，臣应该尽忠进谏，“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去而不讪，谏而不露”，为君主掩恶扬善等。这些原则被后来的宋明理学继承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

与此相比，《白虎通》在夫权上着力要多得多。它说：

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也。”

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

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其义一也。

妇人无爵何？阴卑无外事。是以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夫尊于朝，妻荣于室，随夫之行。

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亲事。

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盥，栉纵总而朝，君臣之道也。恻隐之恩，父子之道也。会计有无，兄弟之道也。闺阃之内，衽席之上，明友之道也。

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

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

妇人无外事，防淫佚也。

可以看到，《白虎通》竭尽所能，从道理上、妇女的职责上、夫与妻的关系上等各个方面对于妇女的地位做了更加绝对的规定和更加残酷的贬抑。如果说，三纲之中的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还基本上属于宗法问题的范畴，那么，妇女来自异性，其受压迫奴役的程度，从来都是历史发展和人类解放的尺度与标志，因此，《白虎通》对于夫权的规定更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意义。而且，这些规定经过了最高统治者——皇帝的首肯，就具有了“法典”的含义，更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了夫权的至高无上和女权的屈辱沦丧。

秦汉时期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理念，是当时贬低女性、控制女性的女性观的主要精神来源。具体表现为在各个方面竭尽所能严格控制女性的精神和人身自由，剥夺她们的财产权，漠视并贬低女子对社会的贡献。

如果我们在此打住，得出秦汉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观内容只是截然对立的结论就会有失偏颇。如前所述，秦汉社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转捩点上。一方面，日益加强的封建化使得女性地位下降，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越来越严重、全面；另一方面，封建礼制的欠缺以及残存于世的氏族传统仍然对人们的女性观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所以，秦汉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观表现出一种既矛盾对立又有机统一的特点，但是，随着儒家思想的日益渗透并强化，两种女性观内容也不是绝对对等、恒定不动，处于半斤对八两的状态，恰恰相反的是，尊重女性、重视女性、来源于道家思想的女性观表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而贬低女性、控制女性、来源于儒家思想的女性观表现出逐渐增强的态势，并最终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动态的局面？究其内里，它反映了秦汉时期思想的斗争和融合。

从战国后期起，绚烂多彩、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学说、流派在长久地相互抵制、颉颃和论辩中，出现了彼此融合、吸收的趋势。从荀子到《吕氏春秋》，再到《淮南子》和《春秋繁露》，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一趋向。但先秦各家并非都被平等地吸收、保留在这个综合潮流中。相反，有的在先秦非常显赫的思想、学说、流派，可以逐渐衰颓以至消失，有些则始终非常活跃、绵延而强大。先秦的名、墨两家属于前者，儒、道、法、阴阳则属于后者，它们是秦汉时期建构新型意识形态的四大思潮。其间复杂错综和长期演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史课题，却非本文所能论及。这里只能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曲折，儒家思想（包括女性观）日益融合其他三家，占据主干地位，却逐渐明显和确定。儒家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占了优势和主导，是因为比较其他各家，儒家与中国古老的经济社会传统有更深的现实联系，它不是一时崛起的纯理论主张或虚玄空想，而是以具有极为久远的氏族血缘的宗法制度为其深厚根基，从而能在以家庭小生产农业为经济本位的社会中始终保持现实的力量和传统的有效性。即使进入专制帝国时期，也仍然需要它来维系社会。”这就不奇怪包括崇尚道家的司马谈在评论儒家时要说：“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即儒家讲究的伦常规范、社会秩序是不可变易的。《云梦秦简》也认为“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足见，儒家成为各思潮、学派合流中的主导，有其实在的社会历史的基础。而且“历史证明，在中国古代，作为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独立思想体系，只有儒家和道家。儒家的人文精神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儒家的宗法伦理、入世精神和道家的反人文主义及其出世理想；儒家的富有、阳刚、日新、行健和道家的空无、恬退、阴柔，作为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思想，真正影响着调剂着中国古代的文化、理想、情趣，达两千年之久。直到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深远的影响和力量。”表现在女性观方面也是如此。

秦汉时期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观一经形成，就成为后世女性观内容的主导模式。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盛行不衰的系统论宇宙图式有关。以天人相应理论和阴阳五行思想为主干的系统论宇宙图式，给中国的社会思想和观念形态等方面（包括女性观）造成了许多貌似科学实际荒谬的伪理论，历数千年而不衰，并成为人们行为中和思想中的不自觉的模式和习惯。如人们经验性地把阳与光热、白天、男性、上升、运动等相联系，把阴与黑暗、寒冷、女性、下降、静止等相联系；阳代表着主导，阴代表着基础；阳尊阴卑。根据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统治和后者对前者的忠诚与服从，是绝对无条件的。再次，在这种系统论里，似乎所有的经验都被妥帖地安置，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在系统中求得解决，从而不要求思维离开当下经验去做超越的反思或思辩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质，人们也就无须费力去探求为什么会出现阳尊阴卑的理论以及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它的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强化了正统女性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封闭性能给人们心理、性格以自我满足感，表现为虚骄自大、固执保守，认为本系统内应有尽有，完整无缺，不必外求。循环论则否定真正的进化，从而向前只不过是复古，历史的演变不过是天道的循环。秩序性更带来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认为任何努力无不受既定秩序图式的限制和制约，自认已被规范在某种既定位置上和处在这个不能逃脱的图式网罗中，逆来顺受，奴性十足，不敢说“不”；个体价值完全从属于这个作为外在权威的超个性的普遍秩序，锁禁在这个封闭的组织网罗中。于是，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成了人们安心奉行的长久而普遍的宇宙法规，夫唱妇随、男尊女卑成了人们女性观的主要内容。

“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事实也是如此。当我们回顾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女性观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秦汉时期的女性观因为其时的阴阳五行的系统图式而被保存、扩大、加强。至此，女性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不但总结了过去氏族血缘社会的女性观内容，并吸收了法、道、阴阳各家的女性观内容，而且由于日渐渗透深入到整个社会观念中，给后代的女性观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