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治之功_关于乾隆的事迹

文治之功_关于乾隆的事迹

自满清入关，满洲人统治中国以后，清朝的历代皇帝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消除满人“异族”的尴尬身份。在绝大部分汉人眼中，满清人始终是篡夺中原江山的“靼子”。

所以，满清的历代皇帝们都明白，要统治众多的汉人，不能单靠武力解决，而是要想办法统治汉人们的心。那么，如何才能统治汉人们的心？两个字，文治。

从清太宗皇太极开始，到顺治帝、康熙帝，以及雍正帝，都推行崇儒尊孔的国策。清朝初年时，即便是战事吃紧，他们也不放松“以文治国”的策略。文治最显著的表现方法是，举办科举考试笼络汉族读书人。事实上，这种方法非常有效，清朝就是以此延续了两百多年的统治。

乾隆自然知道这一国策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即位之后，先否定了道佛与祥瑞迷信的思想，然后把重点继续放在崇儒重儒上面。雍正皇帝很迷信，道佛与祥瑞的迷信思想，正是他用来统治百姓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乾隆却从心里反对这些，他认为治国应“为儒学之宗主，接尧、舜为心传”，而不是应该以迷信迷惑人心。(www.guayunfan.com)不过，他虽然崇儒重文，但是重点却在不断变化。

乾隆初年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祖父康熙推崇的程朱理学，自己也喜诵读理学之书。当然了，他也不忘叫大臣们“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以便达到“治心修身，以端教化之本”的目的。在他的倡导下，程朱理学之风狠刮了一段时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理学的流弊也开始日渐凸显。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不少学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这个时候，乾隆的重点开始发生了变化。在他的影响下，理学的地位逐渐下滑，而汉学则慢慢成了显学。

乾隆的思想只是一个引子，它引导着大清王朝这艘大船的航行方向。无论他的思想如何转变，始终都没有脱离“以文治国”的范畴。乾隆比谁都清楚，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有多大，文人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多重要。因此，他重文，更加看重文人。他一方面拉拢文人为己所用，一方面兴办学校培养文人。顺治曾经说过：“帝王敷治，文教是先。”康熙也说过：“兴学校以端士习。”在乾隆看来，只有从小教授孩子学问的时候，加入“尊君亲上”的思想，才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有能力，又忠诚的人才。不得不说，他的这种思想有些“自私”，想要培养出“顺民”式的人才。但是，他的做法却使大清朝的士风、学风日盛。

乾隆是一位宽仁和厚的贤君，他的这种性格，无疑来自于知识的潜移默化。在学习中，他体会到了“仁政”的内涵，明晓了成为明君的方法。因此，他认为一个书生如果做了官，一定会“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他曾对诸大臣说：“至于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沉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矣。是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劝之使除，而反以未除者为病乎。”从他的这些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对士风、文风的重视。为了能让更多的读书人从书中读出“浩然之气”，为国效力，乾隆给予学馆私塾极大的优待。尤其是教师，他们不仅可以享受免除杂差、增加俸银的待遇，还能读到朝廷供应的经史资料。可以说，从大清朝立国到乾隆年间，尤以乾隆年间士风、学风最盛。

当然了，乾隆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为大清国引入更多的可用之才。所以，除了通过正常的科举选拔方式外，他还仿照祖父康熙的做法，亲自下诏求贤，要大家举荐人才。乾隆年间，乾隆先后开设过博学鸿儒科、孝廉方正、经学科等科目，就是为了更多地寻找人才。据《清高宗记录》记载，乾隆元年（1736）诏开的博学鸿儒科，共取刘纶等十五人，第二次又取四人；乾隆十四年（1749）诏开的经学科，共取吴鼎等四人。除此之外，乾隆在各地巡幸时，偶然选择的人才更多，总数超过了一百二十人。他的这种举措，堪称历史之最，为大清朝引入了大量的可用之才。

乾隆另外一种倡导文治的方法，就是搜集资料与编辑图书。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充分调动全国文人的积极性，激起求知热潮。

其实这种方法，早在康熙年间，康熙皇帝就已经使用过了。康熙当时以“稽古崇文”为名，说古帝要致治隆文必具备典籍，用来“广见闻而资掌故”。因此，他命令地方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或借本抄写，或出钱购买，把一些搜集到的好书送到京城。乾隆即位之后，向祖父学习，也曾三次下诏采访遗书，以便丰富内廷的图书收藏。据清史料记载，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下谕展开了一次规模空前巨大的搜书、征书活动。

据统计，这次搜书、征书活动，历时将近七年，一共征集了一万多种宫廷里没有的书，极大地丰富了大清朝宫廷的图书收藏。当时征书活动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其时文字狱大兴，人人自危，害怕家中藏书会惹祸上身，故此没有人愿意交书。还有一个原因是，很多善本来之不易，藏书者害怕书籍交上去会有去无回，所以也不愿意合作。乾隆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下了一道谕旨，指明书中若有忌讳文字，也是前人偏见，与收藏者无涉。他保证：“至书中既有忌讳文字，并无干涉，必不以此加罪。”同时他还一再强调，如果进书者送来的确实是精醇善本，那么他会亲自为这些书咏评题识，并将这些书尽快抄录后发还给原收藏人。当然了，只是这些还不够，对于那些进呈书籍踊跃且进呈书籍种类较多者，他还给予一定的奖励。因为他的开明，才使得这项规模浩大的搜书、征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那么，征上来的这么多书，都有什么用？难道只是为了让皇家图书收藏量更加丰富？自然不是！乾隆征书，主要有两层用意：第一，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编辑出大众图书，让全国读书人参考阅览；第二，趁机检查书中的文字，如果发现有反清的文字或者言论，可以马上销毁，以免“流毒”继续扩散。为了更好地实现“文治”，乾隆可谓用心良苦。

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也是“文治”的一部分。乾隆经常不遗余力地提倡一些文化活动，更是躬亲参与，以身作则。他喜欢写诗。作为一国之君，他整日要处理军国大事，十分忙碌，可是无论多忙他从来不忘写诗，几乎每天都写。据清史料统计，他一生中写成了上万多首诗，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有意思的是，他还喜欢用诗检查大臣们的学问，《啸亭杂录》中记载，“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制’字，众皆莫晓。高宗笑曰：卿等一代巨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制以行也。”这其中或许有“作秀”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乾隆的这种做法，必然会大大刺激朝中大臣，让他们专心读书。如此延伸下去，天下读书人学习的劲头也将更甚。

历史学家指出，乾隆盛世的“盛”，有很大一部分体现在文治上。既定的文化国策，雄厚的财力，安定的学术环境，加上皇帝的大力倡导与亲身参与，营造出了一种博大恢宏的文治气象。大清王朝因为文治，而变得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