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_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_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_古代宰相故事

宋仁宗朝，另有一位宰相范仲淹，文武兼备，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一生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集中概括了他的襟怀和品德。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人。父亲范墉当过小官，去世很早，母亲改嫁朱姓男子。范仲淹两岁，随继父姓，取名说（说，读作税）。直到他步入仕途后，才恢复本姓，叫范仲淹。

范仲淹少时家贫，但志向远大；成人后独自外出求学，生活极其艰苦，读书异常勤奋。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渊博的知识，得中进士，被授为广德军司理参军，转集庆军节度判官。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出任泰州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濒临大海，海堤年久失修，每年海水倒灌，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范仲淹建议知州张纶，修复海堤，为民造福。张纶遂以范仲淹为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令，主持修堤工程。经过数年努力，工程竣工，滨海泻卤皆成良田。后来，这条大堤屡废屡修，形成五百多里长的规模。世人怀念最早修堤的范仲淹，亲切地称它为“范公堤”。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即位，其母刘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决事。范仲淹出任大理寺丞，再经晏殊推荐，出任谏官秘阁校理。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宋仁宗已过亲政的年龄。可是，刘太后仍抓住权力不放，并在冬至时，要皇帝率领文武百官，向她行朝拜大礼。范仲淹认为这有损祖制和君体，上书表示反对，接着又上书，要求刘太后归政于皇帝。这惹恼了刘太后，范仲淹因此被贬为河中府通判。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刘太后死，宋仁宗得以亲政。范仲淹被召回朝廷，任右司谏。当年，江淮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范仲淹奏请救济百姓。但是，朝廷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范仲淹非常气愤，说：“官掖中半日不食当如何？而百姓嗷嗷待哺，怎能置之不理？”宋仁宗或许有所触动，便派范仲淹到江淮地区慰问。范仲淹所到之处，下令开仓赈济灾民，减免赋税，使无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姓保住了性命。他回朝后，特意把灾民吃的乌味草献给皇帝，请求更多地关注农民疾苦。(www.guayunfan.com)宋仁宗荒淫好色，宠幸尚、杨美人，无端地废黜了郭皇后。范仲淹上书劝谏，反对这样做。他的劝谏又使自己遭到贬斥，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转知苏州。在苏州任上，他克服一系列困难，组织民工开通五条河流，解除了当地的水涝之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因政绩突出，出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兼文章阁待制，判国子监；继迁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当朝宰相为吕夷简，一个玩弄权术、擅权用事的家伙。范仲淹不改初衷，遇事必谏，揭露吕夷简的种种劣迹，曾绘制一幅《百官图》，标明吕夷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情况。吕夷简立即实施报复，把这个政敌赶出朝廷，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润州（今江苏镇江），再知越州（今浙江绍兴）。许多大臣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而范仲淹坦然到地方任职，因为只有在州县，他才能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族人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夏，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元昊好战，时时入侵宋境，宋朝西北边境吃紧。宋仁宗赶忙调整军事部署，紧急任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协助统帅夏竦，共御西夏。范仲淹作为文官，由此开始了四年多的军旅生涯。

夏竦统筹全局，具体战事由韩琦和范仲淹负责。韩琦和范仲淹的制敌方略不尽相同：韩重进讨，以攻为守；范重招抚，以守为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又犯宋境。韩琦不听范仲淹的劝阻，奏请宋仁宗和吕夷简批准，集结兵马一万八千人，交由将军任福指挥，据险设伏，邀击敌人。元昊假装败退。任福求功心切，全力追击，沿途荒僻，兵马三日不得食，一直追至好水川（今宁夏德隆北）。次日，双方展开激战。宋军疲乏，寡不敌众，结果惨败，死亡一万零三百人，任福战死，几十名将校只有一人生还。

好水川战役的失败，表明宋、夏对峙，宋朝方面不占优势，进攻方略是错误的。韩琦、范仲淹均被降职，但仍负责西北军事。韩琦吸取了教训，支持范仲淹的方略，变攻为守，以主要精力做防御和招抚工作。

范仲淹被授为龙图阁直学士，以户部郎中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主持延州一线防御，着力整顿军制，训练士卒，修城筑寨，安抚边民。宋朝原先的军制规定，部置官带兵一万人，钤辖带兵五千人，都监带兵三千人，打仗时按将官职位高低为序，官小者居前。范仲淹改变了这种制度，设置六将，各带兵三千人，根据敌情，灵活机动作战，以利进退。他在训练士卒的基础上，提拔有战功有能力的人担任将校，行伍出身的名将狄青，就是在这时崭露头角的。范仲淹观察地形，决定深入西夏境内筑一座大顺城，以作攻可进退可守的前沿阵地。他料定元昊必来争锋，故预先作了精心准备。临筑城时，发兵而随，十日城成。元昊发觉后，派出骑兵三万，前来攻城。久攻不下，佯装败走。范仲淹下令但令其去，不得追击。后来知道，元昊果有伏兵，范仲淹知己知彼，没有上当。

范仲淹以其特有的军事才干，构筑了一道坚强防线。夏军屡犯不能得逞，遂自相告诫说：“我们别再打延州的主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甲兵数万，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老子”指范仲淹，“大范老子”指其前任范雍。范雍在知延州时，只会念佛，祈求佛祖保佑安全。

范仲淹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执行了安抚边境羌民的正确政策。原先，边境羌民迫于宋军的骚扰，大多背井离乡，投奔西夏。范仲淹到任后，明令将士不得扰民，而且修建城寨，招抚流亡，帮助羌民解决土地、耕牛、种子、口粮等问题。因此，大批羌民相继归业，重返家园。范仲淹还很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士，诚挚礼遇六百多位酋长，引以为助。酋长们亲切地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以示敬重。为长久计，范仲淹还在边境实行屯田，保证军粮供应。韩琦仿效范仲淹的做法，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因而，边民编出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任枢密副使。时任谏官的欧阳修等推重范仲淹，认为他有宰相之才。宋仁宗于是决定提拔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可由谏官而得乎？”拒而不受，要求和韩琦一起，效命边疆。但是未能如愿，这才勉强接受了任命。

当时的朝廷政治腐败，尤其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严重，弊端丛生。范仲淹既在其任，便谋其政，果断地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指出：“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为了“更张以救”，他提出十条革新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赋税。这些措施都是切中时弊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年十月，范仲淹的“条陈”以诏书形式颁行全国执行，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的周围，聚集起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支持者，坚定地推行新政，使死气沉沉的朝廷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但是，新政触动了守旧官僚的根本利益，他们群起而攻之，污蔑范仲淹等结成“朋党”，甚至伪造事实，攻击富弼企图另立皇帝。宋仁宗立刻动摇和退缩了，新政难以维持。范仲淹自请巡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他被罢去参知政事职务，出任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十一月改知邓州（今河南邓县）。韩琦、富弼、欧阳修均遭贬黜，历时一年多的新政不了了之。

“庆礼新政”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对北宋腐朽政治和达官权贵构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经验，其意义和作用值得肯定。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邓州任上，曾经南游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写下千古名文《岳阳楼记》。

这篇散文以优美的笔调，描绘了岳阳楼一带壮美奇幻的景色，通过写景阐发议论，赞扬古代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实际上是表达了作者自己进退皆忧，不甘沉沦，决意奋发有为的抱负。

晚年的范仲淹仍然遭到奸佞的迫害，再被迁徙荆南（今湖北南）、杭州和青州（今山东德州）。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自请迁徙颍州（今安徽阜阳），病死于途中，死年六十四岁。宋仁宗追赠他为兵部尚书，赐谥“文正”。

范仲淹一生，“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而他，淡泊钱财，所有俸禄，全都接济了族中穷人，死时，清贫得难以想象，“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裳”。封建社会的官吏无不贪婪，像范仲淹这样的清官廉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