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沉得住心气的人_江姐真实家族史

最沉得住心气的人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八章　最沉得住心气的人

终于成为您的人了，可您怎么让热血澎湃、跃跃欲试的江竹筠隐蔽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她有足够的耐心沉得住心气吗？连最信任最要好的挚友也都得别样对待吗？这样的岁月就是这样造就着人！

1939年春天，江竹筠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成了高中部甲班的学生。

中学其实并不在重庆。校址在重庆远郊的巴县兴隆场，离北碚都有好几十公里。虽然离开了重庆，离开了母亲和弟弟，但学校就在重庆的郊县，又是著名爱国教育家何鲁办的，连教务长都是著名的进步人士蒋召麟，那里的民主气氛一定很浓，而且，说不定就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呢！(www.guayunfan.com)已是十八九岁大姑娘的江竹筠，已经有能力思考和选择自己的明天了。带着秘不可言的期盼和憧憬，她兴冲冲地来到兴隆场上学，细心而机敏地观察着这所新学校的一切。

兴隆场不是个真空地带，这小小的场镇里也驻扎着气势汹汹的国民党警察部队；附属中学也不是铁板一块，明显存在着进步团体与反动三青团组织的对抗。学校的学生来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各地的流亡学生，一部分是重庆本地各中学的学生。刚开学，三青团分子就挑拨离间，煽动外地流亡学生与本地学生发生冲突与纠纷，但学校的进步团体一开始就显得生气勃勃，富于凝聚力和号召力。

从小就会用心思的江竹筠很快就明白了：如果没有共产党地下党员的暗中领导，学校的进步团体哪能这么快就形成并表现得如此有力量？

她为自己的这个发现暗中雀跃，恨不得马上能与人探讨。然而，知无不言的挚友何理立远在铜梁县哩！她只有频繁地与何理立通信，谈各自的新学校，讲新学校的各种新鲜事，交流各自对时局的新看法与体会。令她欣慰的是，挚友何理立所在的新学校居然也像她所在的这中学一样，进步的抗日救亡活动充满了生机。

可是，缺乏挚友倾诉的日子毕竟存在遗憾。开学那一阵子，她只有把这遗憾埋在心里。也许真正长大成人了，她比过去显得更加沉静了，平时很少讲话，即便开口也是和言细语。对任何人，她都暂时一视同仁，与同学间建立起很和睦的关系。学校的进步活动她都参加，热心然而理智，保持着不显山不露水的朴实，那种“地胡椒”的泼辣劲暂且深藏不露。当个别反动的教员授课时讲起反动而庸俗的内容时，她内心里很是生气，却不再像往常那样直露地反对，而是巧妙地提出疑问，引起同学们的深思。成熟起来的她，已经学会了什么是做人的策略了。

这难得的学习机会，她依然那么珍视。刚开学那一阵子，同学们的心还未收到学习上来，总喜欢到场镇上和附近的山林小溪玩耍，她却已经安之若素，只是到场镇上作抗日宣传时，她才一次不拉地紧随着。然而，她最大的一个特点还是很快被同学们尤其是同甲班的几个女同学发现了：江竹筠太喜欢阅读课外书籍报刊了！只要发现哪个同学有她没看过的书刊，她都会毫不迟疑地开口借读。借到一本好的进步书刊，她就爱不释手，教室里看，路上读，宿舍里做笔记，看得那么仔细，读得那么痴迷，沉思起来废寝忘食。

这个喜好和特点，让同班的女友戴克宇暗暗心仪，不时地与她议论对时事的看法，探讨读书中的问题。江竹筠也渐渐地从观察中有了一些令她惊喜地发现：怎么这个戴克宇总能借给自己一些难以见到的书报，《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期期有，而且还有毛泽东的著作和共产党的书籍？

有心的观察和相同的兴趣，很快使她再没有开学初时的那种无处交谈倾诉的遗憾。她终于有了一个新的时常能解开心中疑问的挚友戴克宇。

戴克宇比江竹筠小整整两岁，然而两人的生日只相差8天，这一个发现很自然地把两个人的关系由相互间的喜欢变得更加亲近。

几十年后，戴克宇在接受作者采访时说，她们做什么事都在一起，相互间的投契有时让她们都感到惊喜。她们开始一起办墙报。江竹筠的字写得漂亮，戴克宇的画画得出色。两个人就某个时局问题写出文章，拿出来一看，观点竟然那样地不谋而合。每看完一本书，她们总要一起谈谈自己的感想。从前，与挚友何理立一起探讨时，她的疑问经常也是何理立的疑问。可现在情况居然不一样了，她有什么难解的疑问，比她还小两岁的新挚友戴克宇居然常常能替她解答！她既惊讶又高兴，对戴克宇的喜欢中夹杂了一种由衷的敬佩。

有一次，戴克宇给她借来了高尔基的《母亲》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这两部苏联小说让她看得热血沸腾，小说中的女英雄的事迹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榜样。然而，她还是有一时难明白的疑问，她问戴克宇：“你说，是啥子力量支持着她们那样？”

戴克宇严肃而简洁地回答：“信仰！”

江竹筠恍然大悟。有信仰的人，是不会囿于个人命运的，也不会害怕困难和牺牲。他们将个人的命运和生死与全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江竹筠产生了一种崇高的奋斗理想，她不由想起了孤儿院小学时的丁老师和游老师，记起了读过的屠格涅夫的那篇著名的散文《门槛》。那种“俄罗斯女人式”的信仰的确能产生巨大的力量啊！

她把自己这种想法告诉了戴克宇。戴克宇微微地惊诧，她没料到江竹筠已经能思考得这么深刻。

两个人来到学校附近的山林小溪边散步，自然而然地从苏联革命谈到了中国革命。戴克宇居然知道那么多共产党的事，她向江竹筠谈起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如何领导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如何正确地处理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联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江竹筠听得那么入神，不时地点头，也不时地打量着身边这个比自己年纪小却似乎啥子事都晓得的女友。

戴克宇后来坦率地对她说：“中国革命有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实践也证明那样是错误的。”

江竹筠说：“中国革命应该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对吧？我记得毛泽东专门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毛泽东这个人真伟大，你看他写的《论持久战》，把这抗日战争的任务和目标概括得多么英明！”

戴克宇微微笑着点头：“是哩，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这样的领导，就会少走弯路，共产党人就能百折不挠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实现他们崇高的理想。”

江竹筠兴奋了：“啊，我明白了，有什么样的信仰，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共产党的信仰就像是《门槛》里那种‘俄罗斯女人式’的信仰，他们才能够那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那样坚强勇敢、坚忍不拔地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对不对？我真想成为这样的人！”

她说着，又试探性地问戴克宇：“哎，你说，到哪里能找到共产党的组织？不会非要到延安不可吧？”

戴克宇认真地看着江竹筠，微微笑了，却没有回答。

江竹筠有点失望。她一直暗暗地猜测着，以为戴克宇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呢。她想，连戴克宇这样在学校风风火火地组织进步活动、对共产党那么了解的人都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可见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的确严格哩！

江竹筠其实不应该怀疑自己的推测。她的新挚友戴克宇的确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了。

江竹筠那时觉得戴克宇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定不会瞒着她了。两个人的感情已经那么深挚，两人间已经是无话不谈了。戴克宇是从巴县女中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的，在巴县女中时，像江竹筠有何理立那样的挚友一样，戴克宇也有陈为珍、张岚星等特别要好的女友。江竹筠毫无保留地向戴克宇讲她的童工生活、孤儿院小学和南岸中学时的日子，连丁尧夫老师的故事都说了。戴克宇则似乎一样坦诚，讲自己和挚友陈为珍一起如何在1937年底参加救国会，1938年又加入青年自强读书会。戴克宇的这些中学经历让江竹筠听了是那么羡慕：“想不到你们巴县女中抗日团体这么多，活动这么热烈。我还以为我们南岸中学是最活跃的地方呢，可其实连个正式的团体组织也没发现。”

尽管以为戴克宇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江竹筠还是觉得这个新挚友是那么有思想那么神秘。学校的进步活动，她总觉得戴克宇次次都参与了组织似的；国内的抗日政治时局，她总觉得戴克宇都能那么奇怪地了解和分析透彻。这个身材高挑又漂亮的女挚友，还总是与高中乙班那个同样长得高大帅气的男同学李培根神秘地约会商讨着什么。她以为戴克宇谈恋爱了，有—次背地里直率地问戴克宇：“你和那个李培根怎么回事？老实坦白，是不是耍朋友了？”戴克宇脸马上红了，四下里顾盼，说：“你可莫乱嚼舌根！我真耍朋友了，还能瞒着你？”

江竹筠迷惑了。她不可能未卜先知，戴克宇虽然后来果真与李培根结成了一对革命伴侣，但这时的确还只是纯洁的学友。她也不可能明白，戴克宇虽然1938年在巴县女中时就入了党，但两个人的友谊再深挚，戴克宇暂时也不可能违背组织原则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她自然也无法知道，这时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其实已成立了共产党的地下北磅区兴隆特支，戴克宇就是特支委员，而那个乙班的男同学李培根就是特支书记。

那时，一个地方有3名地下党员就可以成立党小组，有5名党员就可以成立特支，特支可以直接考察并发展新党员，而中国公学当时已有了十几个地下党员了！

江竹筠无法知道这些。江竹筠所能看到所能知道的是：时至初夏，国民党开始制造新的摩擦和反共浪潮，校内的三青团分子对进步师生进行监视和恐吓，对共产党进行恶毒污蔑，许多人对现状失望对社会不满，苦闷而彷徨，有些原来进步的学生甚至开始动摇。

江竹筠愤慨了。江竹筠等待不下去了。她悄悄对挚友戴克宇说：“克宇，这几年，我不过是在这抗日救亡运动中随潮流动动嘴巴子，老这样下去哪行呀！我看不起那些一到困难关头就动摇的人！我不想读这书了！我想到社会上去，找共产党的组织去，直接参加斗争去！”

戴克宇一惊，连忙劝解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在这国统区，到处不是一样？你不离开学校，不是一样可参加斗争？”

江竹筠执拗地说：“不！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找不到共产党的组织，总像夜里摸瞎一样。”

戴克宇一时没有说什么。两个挚友对视着。良久，戴克宇这才说：“你要找党组织，学校就有。”

江竹筠一愣，惊喜地一下搂紧了戴克宇，说：“你瞒我！你就是共产党，是不是？你快说，可不可以接受我入党？”

戴克宇赶紧捂住江竹筠的嘴巴。两个挚友四顾无人，江竹筠微笑着向戴克宇伸了一下舌头。

1939年的夏天很炎热。江竹筠真正火热的革命生涯开始了。

戴克宇兴奋地找到地下特支书记李培根，告诉他：“江竹明确地提出要加入党组织了。”

“好嘛！”李培根回答说，“江竹很有觉悟，根据她的一贯表现，我也觉得她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了。接收发展新党员，是我们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但是，一切都必须按组织原则办事。”

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李培根回忆说，按照当时的组织原则，要求入党的人必须自己写出书面志愿书；填一张表格，由一个以上的党员介绍，然后提交特支以上的党组织开会审批。

戴克宇很高兴，立即回宿舍秘密通知江竹筠说：“你写个正式的申请吧，然后填个表，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至于组织上能不能批准，请你经受住考验！”

江竹筠激动不已。两个挚友无声然而严肃认真地紧紧握了一会儿手。

江竹筠的志愿书和入党表格很快送到了李培根的手上。当天深夜，戴克宇对激动不安、久久不能入睡的江竹筠说：“江竹，我们去散散步吧！”

两个人在月夜里散着步，谈着心，淡忘了蛙声蝉鸣。走到一个僻静处时，江竹筠发现李培根居然就等在那里。江竹筠朝戴克宇笑了笑，说：“你约我出来，是想叫我陪你约会呀？”岂料，戴克宇严肃地介绍说：“这是特支书记李培根同志，是他安排约你出来谈话的。你们俩谈吧！”江竹筠愕然，这才知道了李培根的真正身份。

这时，悄悄离开的自然不是她，而是戴克宇了。

江竹筠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的心境走向李培根。握了一下手，李培根说：“江竹筠同志，欢迎你！”

这一声“同志”，叫得江竹筠热血沸腾。

她已经明白，这是组织上考察自己的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不等李培根多问，她就主动而激动地谈起了自己潜存心底已久的对共产党的尊崇和向往以及迫切要求入党的愿望、投身革命的想法。

李培根知道江竹筠已经是深思熟虑了，但还是问道：“如果组织上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你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了。你必须明白，今后随时会遇到各种难以预料的困难和危险，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真正的考验是在那种时候。你能够做到永远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永不叛党，为革命献出一切吗？你考虑过这些问题吗？”

江竹筠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都考虑过了。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既然这么迫切要求入党，自然是希望能真正投身革命暴风雨的最前线，自然已决定从此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党的事业，这一切自然就包括了个人的生命！入了党，我的生命就属于党了，党的崇高信仰就是我的信仰了！屠格涅夫的《门槛》中所写的那种‘俄罗斯女人式’的坚定信仰，就是我应该引为榜样的！”

夜深了，江竹筠心里却一派光明。推心置腹地接受了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后，她终于懂得了什么叫一吐为快，心中充满了一种即将奔赴疆场般的豪情。结束与李培根的谈话后，在返回宿舍的路上，一股夜风吹来，拂动着她的一头短发和裙子，让她顿时备觉精神抖擞。一双穿着普通塑料凉鞋的脚，踩在坎坷不平的地上也尤感踏实。她知道，前方等待着自己的，不仅仅是志同道合的入党介绍人加挚友戴克宇了。

第二天就是星期天，天气特别晴朗，艳阳高照，晒得人心暖暖。李培根、戴克宇和特支的另外一名委员约上江竹筠，佯装游玩，来到学校附近的丛林里。置身在像故乡江家湾那样苍翠的山竹林中，特支的三个委员庄重地向江竹筠宣布了特支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决定。虽然没有悬挂鲜红的党旗，然而面对着高悬的太阳和苍天、大地、山林，她激动地举起了右手，庄严地向党宣誓了！

江竹筠成为一名秘密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了。在风雨欲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人生突然间地改变了意义，胸中澎湃着为党献身的壮志豪情。

那种找到了党组织并且成了一名党员的喜悦由衷地鼓舞了她，让她的生活变得空前的充实。喜悦之中，她不禁想起了远在铜梁县读书的挚友何理立。从小学同学到初中，两个人是那样渴望找到党组织，如今自己的夙愿实现了，何理立呢？她立即给何理立写信。她多想把自己的荣幸明白地告诉挚友。然而，她不能够，她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她只能动情地向挚友抒发自己隐秘地找到了今后的奋斗目标的喜悦之情，畅谈自己的革命理想与信仰。

很快，何理立回信了。她兴奋地展读着挚友的信。挚友似乎猜测到了她“找到了奋斗目标”意味着什么，但却在分享她的喜悦的同时，“自暴自弃”地悲叹只能“浑浑噩噩过日子”。

江竹筠惊诧了，气愤极了。她怎么也没想到挚友会“变成”这样！她立即又给何理立复信，一通劝告，又一通责备，生气地质问何理立：你的热血流到哪里去了？你还记得我们的丁老师吗？

自从在孤儿院小学知道被捕的丁尧夫老师是共产党员后，她俩从此不轻易地提到丁老师。她俩都把“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的志向深埋在心里，只有遇到严肃的问题时才会提起丁老师，相互勉励。

何理立的回信很快到了。打开一看，何理立在信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江竹筠再一次惊诧了。然而，这一次却是说不出的欣慰。她明白了，何理立在铜梁也参加共产党了！

两个闺中密友的通信从此更加频繁。她俩的激情和理想，都由过去简单的争自由、争平等、抗日救亡上升到了为祖国的命运、党的信仰而献身的高度，两个人的关系也因此升华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转眼间就到了假期。两个挚友终于见面了。江竹筠在重庆观音岩路口的那个吊脚楼房子的家，虽然楼板一走动就震抖，从楼板缝里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个个垃圾堆，但江竹筠待人素来热情，她的母亲又和气善良，这个家就成了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一些进步学生在市区里的落脚点。有的家在郊县的同学生了病，就住在她的家里，由她照料着，陪着看病。何理立等过去的好友也常来这里。一来二往，何理立也就因此结识了她在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的进步同学戴克宇、邓于诗等人。她的家就像一个聚合点，把那时的一些热血青年滚雪球般地会合到了一起。

这是一种有着辐射效应的会合。它不仅使江竹筠与何理立的友情进一步加深，也给她们后来的人生增加了变幻莫测的内容。

江竹筠不再随心所欲地生活了。成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她，很想能像入党介绍人戴克宇他们那样风风火火地近乎公开地投身学校乃至社会的进步活动，但是，组织上却交给她一种事与愿违的并不新鲜刺激的任务：隐蔽。

隐蔽意味着生活的平常无奇，然而却考验着人的意志与自律。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谁甘愿这样默默无闻地等同于一般群众呢？然而，江竹筠能够做到。这是考验一个人的党性啊！

学校有3个党员住在附近的群众家里，是党组织的一个半公开的联络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都经常去那里，在那里商讨革命活动，交流各自的看法。那里的气氛是那么浓烈、那么诱人，江竹筠心里痒痒的，却只有尽量少去，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

李培根、戴克宇等已是学校进步活动的组织者，是进步团体与学生眼中的领路人。他们把活动组织得非常火热，团结着周围一切能够吸引的力量，一片生机。然而，江竹筠却只有静心地充当—个近乎“随波逐流”的角色，甚至连“凑热闹者”都算不上。

党组织策划约定好了开会地点，江竹筠虽然准时到达，却只能坐在某个角落里，心中虽有着慷慨放言的冲动，却只能抑制自己默不作声。

江竹筠似乎还是没有秘密入党前的那个“江竹”。文静、平易、乐于助人，从不多话。党内外的同学都乐于接近她，都觉得她是一个不惹事的人。其实，她心里燃着一团闭着炉门的火焰啊！

李培根这个1938年参加过地下党干部训练班的特支书记，把江竹筠这个新党员的一切都看在心里，尤其欣赏和佩服。他和支委戴克宇都很了解江竹筠，知道江竹筠能够做到这样全凭了党性。也明白江竹筠这样认真地执行特支的任务表现出了多么巨大的耐心。从党的长远利益出发，他们唯有时常鼓励她、安抚她。

江竹筠的自律没有白白付出。这种“隐蔽”的锻炼，即使她在以后的地下工作中受益匪浅，成了一个优秀的地下党员；又使她养成了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的风格。而且，这种“隐蔽”的作用，很快就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1939年底，寒假到来前，国民党制造的第—次反共高潮波及了中国公学附中，三青团分子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四处探查谁是共产党员。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满眼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学校的进步活动是公开的，但地下党员却是秘密的。然而，李培根、戴克宇等党员毕竟太引人注目，身份有些暴露，随时都处在被捕的危险中。

国民党这倒行逆施的行径，使越来越多的青年觉醒了。那些进步的青年乃至一些新党员不愿再待在这黑暗的国统区了，许多人相约秘密奔赴延安。

何理立和江竹筠在附中的同班同学邓于诗相约要去延安了。得知这个消息，对延安向往已久的江竹筠终于按捺不住了。她找到特支书记李培根和委员戴克宇，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李培根却对她说：“江竹，原来安排你隐蔽下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形势这么紧张，你在这里留下来，对党的工作更有利。你说对不对？我们继续一起战斗吧，考验我们的时候真正到了呢！”

然而，李培根、戴克宇等党员的身份毕竟有些暴露，上级组织很快安排他们撤走了。李培根去了川师，戴克宇进了重庆市小龙坝的树人职业学校，何理立起程赴延安，而江竹筠则留了下来，成为白色恐怖时期领导中国公学附中学生运动中最坚定最隐蔽的中共地下党员。

真正考验江竹筠这个新共产党人意志与品格的时刻到来了。

国民党制造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让入党还只有半年的江竹筠，猝然遭遇了她革命生涯中第一次严酷危急的斗争形势。

1939年12月，蒋介石命令他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向共产党的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侵占了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结集大量兵力准备进攻延安；而阎锡山部又突然袭击了正出击日军的共产党领导的晋山决死二纵队。次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朱怀冰部居然在日军的配合下，进犯太行山区的八路军。而在国统区，国民党则制造了一次次血案，一方面在政治上诬陷共产党及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疯狂地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国共合作结成的抗日统一战线，曾经使全国掀起了那么高涨的抗日浪潮，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异常进入半公开状态，爱国的人们似乎看到了救国的曙光。然而，突然的变故，顿时使得人们失望而且人心惶惶。

重庆地下党工作者，一些被安排撤离了，一些因躲避追捕而失掉了组织联系，还有一些则遭受了迫害。中共南方局因此作出了收缩党组织的决定。

江竹筠没有离开原来的战斗岗位。她庆幸自己接受了党组织原来的“隐蔽”安排，庆幸自己少了像某些失掉关系的党员暂时不能恢复组织关系的那种深切的痛苦，庆幸自己能依旧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勇敢地与敌人斗争。然而，没有了李培根、戴克宇那样的挚友与领导，第一次独自地继续指导着中国公学附属中学的学生运动，她是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她与中学的其他党员一起，带领着同学们谨慎而机智地和三青团分子周旋斗争，抵制随意传讯或借故开除进步学生的行为。她依然那么沉着和文静，同学们一遇到难题，都喜欢来找她商量对策。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少说话、不爱出风头的女同学那么有主见，谁也没想到这个身材不高的朴素的女同学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然而，暑假到来前，江竹筠怎么也没想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居然降临到了她的弟弟江正榜身上。

江正榜初中都没有上完，身体不好，成绩也差。但是，当姐姐江竹筠走进中国公学附中后，他却侥幸地找到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进了国民党中央无线电总台。姐弟俩的见面机会很少，做姐姐的总担心年少的弟弟会身在染缸满身黑，一有机会就向弟弟讲些进步的道理，教育弟弟要分清是非，正直做人。江正榜在姐姐的影响下果然倾向革命，拿了薪水，他居然订了一份《新华日报》。这在他工作的无线电总台可是一件少见的事情，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一点也不知道大祸因此会惹至身上。有一天，同事们在一起议论时局，有人说：“共产党员做表面文章，嘴巴说得冠冕堂皇，不真正去前线打日本鬼子，反倒给党国制造不少麻烦，还到处抢占地盘。不先平定内乱，国军哪能全心抗日？这次国军在陕北、太行山狠狠地教训他们，大得人心，大快人心！”少年气盛的江正榜沉不住气了，竟然说：“我看了《新华日报》，其实是另一回事。人家八路军还打了个平型关大捷呢，怎么能说人家只有张嘴巴子？人家的决死队在向同蒲路的日军出击，你阎锡山乘机袭击，这样哪能得人心？”同事们惊愕了。上司听说了这件事，立即将江正榜抓了起来。

江竹筠听说弟弟惹火烧身要送入监狱，一方面为弟弟有这样的见识而欣慰，觉得弟弟还真的可以引导和塑造；一方面又焦急不安。毕竟，这是她唯一的弟弟啊！

暑假一放，她立即从兴隆场返回重庆。回到吊脚楼房子的家，母亲告诉她，正榜有一个比较正直而且资历较深的师傅，怕徒弟的入狱影响自己，竭力为徒弟正榜辩护，又全力担保，正榜终于幸免于难，仍然留在无线电总台。

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等到弟弟正榜回家来看她时，她安慰着弟弟，鼓励着弟弟。弟弟却默不作声，只说了一句：“我长大了，我不会再干傻事了。”

正榜没有在家里过夜，见了姐姐一面，立即就回了电台。江竹筠心里很是不安，她问自己：弟弟也像有些人那样吓怕了吗？

这时，隐蔽到树人职校的挚友戴克宇来看她了。两人相见，如隔三秋，说不完的话。江竹筠欣喜中又是那么痛惜，几个月前还漂亮健壮的克宇正打着“摆子”(疟疾)，消瘦不堪。她把克宇留在自己家里，精心照料，每天扶着克宇去医院看病。那时，药品奇缺，连奎宁丸都难弄到，她就去向三舅李义铭求助，给克宇弄来一些稀罕的药品治疗。克宇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身体稍好才到江北人和场的姐姐家里疗养。

暑期结束，江竹筠重返兴隆场中国公学附中，憋足了劲准备投入新学期的学习和工作，突然得到消息：学校要停办了！

新的战斗岗位会在哪里呢？江竹筠是那么留恋这入党所在地。她又穿上去年夏天时的那套连衣裙，一双白袜，一双塑料凉鞋，在校园附近照下了一张以后遗留给亲友的唯一的单人相片。她的身后是一段坚硬的石岩，脚下是遍布的红花地；她的右手撑靠着那石岩，左手有力地撑在腰间，一头短发映衬的圆脸神情平和而乐观，明亮的双眼直视着前方。

前方等待着她的是什么呢？

江竹筠的沉稳很荣幸地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赞赏。她很快得到指示：考入黄炎培创办的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她因此有了生平中的第一个党内职务——中华职校和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1939年夏天，刚刚入党的江竹筠在中国公学摄影留念

中华职校设在重庆江北县寸滩。考进该校会计训练班的江竹筠欣喜地看到，这所公费学校虽然生活艰苦，但学校当局开明。更令她惊喜的是挚友何理立居然也考进了这同一所学校的同一个训练班。

又一次成了同学，又一次成了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战友，江竹筠和何理立惊喜不已。

“你不是去了延安吗？我当时真羡慕你们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回事？”江竹筠把何理立拉到僻静的地方，关切地小声问道。

“你幸亏没有去。我们走到广安，就再也难以前行，只得回来了。这一去一回，弄得失掉了组织关系。真是急人呢！”何理立很难过，神情显得十分落寞。

江竹筠一愣，她没料到挚友居然遭遇上了这时许多地下党员碰上的伤感事。她扶着挚友的肩安慰说：“莫急莫急，这不过是暂时的一个难题。只要心中始终有党，信仰坚定，还不是一样？”

“你可要帮我。一天不恢复组织关系，这心里就像失了爹娘似的。哪能不急？”何理立依然急切地说，“江竹，你说，怎么样才能快点恢复关系？”

江竹筠同情地看看挚友，迟疑了一下，说：“我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吧。”

她不能告诉挚友南方局在这特别时期的决定：对失掉关系的党员，一般暂不恢复组织关系，只可保持工作关系。她也不能告诉挚友，她就是这学校及附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主要任务就是领导这周围的学生运动。她不能违背组织纪律和原则啊！她只能避而不谈组织关系的问题，她所能做的只是与这挚友保持工作上最密切的联系而已，尽管，她是如此怜悯同情这挚友的遭遇，又是如此了解和信任这挚友。

江竹筠的回答．让何理立有些失望。但是，江竹筠的回答毕竟让她明白了江竹筠还在党内。她终究入党一年了，她懂得组织的纪律与原则，她了解江竹筠，也理解江竹筠的这种回答。能够与竹筠朝夕相处，能够与依然在党内的挚友竹筠一起为党工作，她还是感到庆幸，那种失掉联系的孤雁般的切肤隐痛和难过，顿时减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个挚友的工作配合默契。中华职校里的政治空气很浓郁，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大点的事情，都能在这里引起不同然而敏感的反响，众说纷纭。学校里潜在的进步力量不小，然而三青团分子活动也很猖獗，两派的斗争结果直接影响着更多的中间立场的人。

江竹筠肩上的担子重啊！刚一开学，她就着手领导学校和附近的地下党员策动进步活动，但她必须谨慎而细心。她的工作还是那么踏实稳重，她与进步同学一起办壁报，暗中策划进步活动，与三青团分子唱开了对台戏。

不久，新的白色恐怖，把这两个挚友都推到了真正的风口浪尖上。

1941年1月9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在安徽南部泾县茂林地区突然背信弃义地袭击从江南向江北转移的新四军。新四军军部损失惨重，政委项英等领导人牺牲，军长叶挺被俘。10天后，蒋介石又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向大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发动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开始了！

陪都重庆随之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迫使《新华日报》常常“开天窗”。中共南方局为让群众了解真相，粉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周恩来毅然在《新华日报》“开天窗”处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并题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民党害怕这样的报纸发行到民间，疯狂地抓捕殴打报童，禁售并没收报纸，竭力利用《中央日报》、《扫荡报》捏造“异党暴乱”的新闻。一方面欺骗蒙蔽群众，一方面抓捕打击进步人士。山城上空顿时乌云密布。

江竹筠接受了上级党组织指示揭露事实真相的任务。然而，中华职校里三青团活动猖獗，怎样才能使学校师生弄清真相呢？

江竹筠弄来了一批传单和《新华日报》。传单上印刷了八路军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就皖南事变发表的声明，《新华日报》上还刊登了周恩来的题词题诗。形势是那么恐怖，江竹筠决定亲自与挚友何理立把这批传单和报纸秘密散发出去。

两个挚友牵着手在校园里散步，观察着地形，以便晚上好散发传单。想到寒风会把传单吹得四散，有些教室办公室会遗漏，江竹筠悄悄向何理立耳语：“走，我们到校外去转转，拣些小石头回来！”何理立一听就明白了，轻轻地跟着挚友走出了校门。

她们装了满口袋的小石子回到职校的宿舍，已是黄昏时分了。宿舍很大，挤了20多个同学，学校条件不好，大家都挤在地板上睡觉，夜里起来，不是一下就惊醒了室友？岂不暴露了？

一个难题。

她俩只得又走出宿舍，悄悄商量办法。竹筠说：“得想个办法让他们睡得死死的！”何理立也说：“是呀，想个啥子办法，让他们弄都弄不醒呢？”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办法想了一个又一个，后来两个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跳舞！”一拍即合。

宿舍的女同学们都爱跳舞。何理立出面一鼓动，室友们欢声雷动。舞场就设在她们的宿舍里，地铺一展就是很宽敞的地方。舞会从傍晚时就开始，一直跳到晚上9点多钟，大家很是疲倦又特别尽兴。学校的熄灯时间一到，室友们躺下就睡得万事不知。江竹筠和何理立试着推了推身边的室友，室友翻了一下身依然睡得深沉。

子夜时分，她俩从被子底下抽出卷成一筒的传单和报纸，把小石子揣在衣袋里，蹑手蹑脚地出了宿舍。

她俩先去了学校的教室和办公室。岂料，这些地方居然都锁着门。怎么忘了这一点呢？幸亏带了小石子。两个人就把传单轻放在走道上，用小石子压住。然后又分头小心翼翼地到各寝室门前散发。回到宿舍，室友们也没有—个人知晓，干净利索哩。

第二天一早，学校里一片轰动。闹闹嚷嚷的声音把她俩吵醒了，与室友们一起惊呼大叫。这些传单和报纸被学校的师生们争相传阅争论着。传单从何而来？谁也不知道。

学校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恼羞成怒，到处收缴传单，追查散发者。可师生们不是把传单藏起来，就是面对威胁仍聚在一起大声朗读，有的干脆揣着传单出了校门，传到了社会上。

学校的三青团分子仍然用那些“异党暴乱”的言论评论皖南事变，然而许多曾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中间师生，这时却已明白了真相，甚至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还当面与三青团分子辩论，为新四军打抱不平。三青团分子在事实面前尴尬不堪，一副灰溜溜的模样，他们暗中追查，明里威胁恐吓，可哪能找到这从天而降的传单散发者？

江竹筠和何理立没有参加那些辩论。她们已经明白隐蔽自己的重要性，已经知道不需要挺身而出的张扬，国民党封锁皖南事变真相的阴谋已至少在中华职校一带被粉碎了。

10

1941年1月底，春节到了。江竹筠带着在中华职校成功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的喜悦，回到了观音岩路口简陋的家。

三舅李义铭的义林医院被重庆卫戍司令部征用后，他的家就搬到了医院的朝岩方向的底楼。他已经很少行医了，主要在观音岩下的张家花园一带经营地产，自己设计，监修房屋，用来出租或出售。他与冯玉祥将军的关系依然密切。作为一个开明人士，他很敬佩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制造的反共高潮中尽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的高风亮节。冯玉祥过生日时，他召集朋友为冯玉祥祝寿，想尽办法定做了一个三层大蛋糕。

江竹筠很了解三舅的为人。他开明，同情进步，然而谨小慎微。她知道三舅特喜欢自己这个外甥女，她也很敬重这个给了她的清贫之家很多扶助的三舅。平时到了假期，她时常去看望三舅。如今春节到了，她自然去得更多了。

三舅家里聚集了渐渐长大的姑舅表哥表弟表妹们，连幺姨李泽华的独子颜矗(作音寻访调查时，颜矗已改名颜绍寅——作者注)表弟都长期寄住在这里。江竹筠最喜欢的是正上中学的表弟颜矗和三舅的女儿李秀清。这一对年龄相仿、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已经朦胧地产生了爱情，又都很佩服她这个表姐，很虔诚地愿听她讲一些革命道理。她频繁地去三舅家，除了看望三舅，自然带着另外一个目的：把这对表兄妹培养成爱国的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她经常与他俩谈心，帮他俩抄写语文复习资料，辅导他俩学习，给他俩带一些进步的课外书报。她的言传身教果然有了效果，这对表弟表妹倾向革命，都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然而，三舅家里聚集的这帮同龄表弟，毕竟思想意识各不相同。虽然这里并没有人参加反动的团体，但讨论起国家大事，却是各执一词，时常争执。眼下皖南事变震惊全国，重庆一片恐怖，这个家里关起门来便是不时地激烈辩论。颜矗和秀清总是拿《新华日报》的观点据理直言，还不时地用他们敬佩的表姐竹筠的话作为佐证。竹筠很少插言，静静地听着，偶尔在关键时刻毫不起眼地引导那么一句两句。三舅李义铭很为孩子们这样的争执担心，隔壁就是卫戍司令部呢！然而，他拿出家长的威严却依然制止不了，只得慨叹：“我们家有小共产党了！”

他是有见识的长辈，他明白这种局面是外甥女竹筠带来的。他爱这个外甥女，却也替这个外甥女担心。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改变这个从小就硬气有主意的外甥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所明白的一切深藏在心里。

春节后，江竹筠又有了新的惊喜。那个从小在她的影响下思想进步的表妹杨蜀翘，从自贡回了重庆，考进了精益中学。她已经不再担心蜀翘被老二姑婆惯坏了，蜀翘在富顺县女中上初中时就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与一些同学的大哥大姐们一起下乡宣传抗日。知道这些情况后，江竹筠欣喜地拍着蜀翘的小脸蛋说：“你有进步了！”

在三舅的家里，江竹筠是明显的进步分子，然而到了社会上，到了中华职校，却又是最不起眼的稳重而文静的似乎与世无争的普通学生模样。在那黑云压城的恐怖日子里，重庆江北县的党组织，有的暴露了，有的被破坏了，连江北县委也不得不搬离了，然而，年仅21岁的江竹筠却以她独到的隐蔽的工作方法，不仅把她所负责的学生运动策动得如火如荼，而且她所领导的党组织奇迹般地没有暴露没有被破坏。她的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欣慰和关注。

这年夏天，江竹筠从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了。她和挚友何理立都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能够找到一份不起眼的隐蔽的社会职业了。何理立被党组织介绍到地下党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三联书店工作，虽然她的组织关系仍然按当时的组织纪律和原则没有恢复。上级党组织安排江竹筠进入由宋庆龄、邓颖超领导的重庆妇女慰劳总会工作。她担任了地下党重庆市新市区区委委员，利用社会职业作掩护，负责单线联系重庆沙坪坝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和新市区的女党员。

江竹筠不再是一个学生了，她从此真正踏入了社会。然而，她义无反顾地赴任了，尽管明知等待着自己的是白色恐怖中随时都会牺牲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