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彭太太・云儿妈_江姐真实家族史

大学生·彭太太·云儿妈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十一章　大学生·彭太太·云儿妈

隐匿在学运的幕后，江竹筠做了些什么？真的与彭咏梧结成夫妻了，她是满心欢喜还是矛盾不安？生下彭云时，她怎么执意要做绝育手术？从离别到聚首，从假夫妻到真爱人，从大学生到云儿妈……跌宕的角色转换蕴含着她怎样复杂的生活与心路历程？

1944年5月的一天，江竹筠告别了暗暗爱慕着的假扮了一年夫妻的彭咏梧，从重庆乘车撤往成都。这是组织上安排的一次临时性的转移，连组织关系都没迁转，她就上了路。

路途上，江竹筠没有一点闲情观看窗外旖旎的风光和名胜古迹，只是不时反省着这次逼迫转移的教训。江竹筠心里十分内疚，虽然她知道这次只是临时性的转移，但她一路都在想：怎么样才能不做一个消极的避难者呢？怎么样才能继续在成都投身如火如荼的地下工作呢？(www.guayunfan.com)车到成都，她径直前往城郊西北角的金牛坝四川省驿运管理处。挚友何理立眼下就在这里工作。她想先在何理立这里立下脚，尽快找到一份掩护身份的社会职业。

可是，这天是周末，偏偏何理立进城到亲戚家去了。从与何理立同宿舍的一个戴眼镜、留着一头披肩发的女青年口中得知这个消息，她一下子愣住了。这可怎么办？住哪里？找先来的庞佑宗吗，可小庞眼下在哪里呢？这时，那个女青年却热情地说：“莫愁，有我哩！”两个人聊了一会，江竹筠得知，这女青年名叫王珍如，老家在四川金堂县，年纪长她1岁，她便叫王珍如“珍姐”了。王珍如大包大揽，立即安排好了她的食宿。

王珍如在长沙接受作者采访时，回忆说，这一夜，她俩谈得十分投契。王珍如觉得江竹筠十分平易亲和，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愤懑和周围进步同志对自己不能理解的苦闷。江竹筠觉得王珍如的思想进步，可能只是性格上的一些缺点才使得自己遭受了冷落，就给王珍如讲了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王珍如听得直点头，爽快地说：“你比我小，说的却句句在理。你叫我珍姐，还不如我叫你江姐呢！”

世间的缘分往往就是这么偶然间建立的。一天两夜的接触和深谈，她俩相互间就被一种共同的东西吸引着，都意识到了对方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只是没有道明而已。从这时起，她俩就成了终生不渝的挚友，与何理立一起成了最要好的三姐妹。

竹筠、何理立、王珍如(左起)三个最要好的战友摄于成都

第三天，何理立回来了。俩人一见面，高兴得又捶又打。过了两天，寻了个机会，何理立就带江竹筠进城去找庞佑宗。

庞佑宗正月初五躲避到成都后，观察了一段时间，见一切正常，就到成都的重庆银行，被安排在九眼桥附近的茞泉街办事处工作。这茞泉街不长，很隐蔽，也很方便，出门就是东门大桥，二三百米远就是九眼桥四川大学的望江楼。办事处也只有五六个人，庞佑宗在这里工作，掩护得非常好。

江竹筠随何理立来到庞佑宗这里，商量着如何让江竹筠在成都立足展开工作。商量来商量去，三个人都感到一筹莫展。那时的成都经济不景气，他们又刚到不久，没有过硬的上层人事关系，到哪里找一个好的掩护职业呢？

“我看这样吧，工作一边找找看，实在不行，江竹筠也可以考考对面的四川大学。”庞佑宗想了想说，“只是暑期快到了，过两个月就要举行考试，时间是不是太紧了点？”

庞佑宗的这个想法让江竹筠大吃一惊。她只读过一年半高中和一年会计学校，而且还丢了三四年，考得上大学吗？但是，川大规模影响这么大，要是真能考进去，就可以很方便地搞学运了，组织上也一定支持。

“小庞，你这想法太大胆了，可也真好哩！这当然是个最好的办法，只是我考得上吗？”江竹筠既兴奋又担心地说，“管它考不考得上，我先问问上边同意不同意吧！”

怎么与重庆的彭咏梧联系呢？信自然是不能贸然投寄了，只得通过可靠的交通员转交。从此，江竹筠天天翘盼着。

一晃到了6月初，彭咏梧的回信终于送来了。她高兴地对何理立和庞佑宗说；“四哥同意了，说我们正需要争取这种阵地呢！拼了这条小命，我也要考上川大！”

考川大的艰难，自然只有江竹筠自己最清楚了。两个月里，要复习和补习完高中三年的全部功课，谈何容易？

她不能再住在金牛坝何理立和王珍加那里了。金牛坝在城郊，太不方便，不利于补习。庞佑宗把她接到了川大附近的茞泉街重庆银行办事处，在他那里住了下来。

庞佑宗有一个中学同学叫廖荣震，这时正在川大读法律。廖荣震为人忠厚，是宜汉人，与老家在达县的庞佑宗是“半边老乡”，庞佑宗就请廖荣震来帮江竹筠补习功课。廖荣震又请来了从沦陷区安徽来的姓杨和姓于的两个同学；这两个同学又请来了同籍的一个川大老师。庞佑宗搬来这么强大阵容的补习老师队伍，让江竹筠感激不已。她笑着问庞佑宗：“喂，你说，我这叫赶鸭子上架，还是叫逼上梁山？”

庞佑宗答：“都不是。你这叫临阵磨刀，赴汤蹈火，不占领阵地，誓不罢休！”

江竹筠的毅力的确让庞佑宗吃惊。她寄住的他那间宿舍既窄又小，通风又不好，夏日里热得人又燥又闷。她却除了晨运和吃饭，很少离开这间房子，夜以继日地攻读。庞佑宗去送茶水时，看她连汗都不擦，就说：“歇歇吧，这么闷着，脑子哪里好使唤呢？”她却说：“你呀，搬来这么多人帮我，我要还考不取，岂不只有跳进门前的这锦江河里？我可不敢偷懒哩！”

两个月下来，江竹筠瘦了一大截。原本身材矮胖的她，乐哈哈地对来看她的何理立说：“这下我可快和你一样苗条了！”

幸亏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还有磨炼出来的超常的记忆力，江竹筠令人惊诧地居然在短时间里补习完了所有高中的课程。临到报名时，她又图保险报了个冷门——农学院植物病虫害专业。

填了表，却发现自己没有高中毕业证书和登记照。庞佑宗赶紧带着江竹筠去东门桥外的城守东大街一家照相馆去照相，次日又陪着她去取相片。在这儿住了两个月，她上街居然还分不清东西南北。取了照片，江竹筠送了一张给庞佑宗，笑着说：“做个纪念吧。万一我考不取，跳了河呢？”

庞佑宗从江竹筠的玩笑话里听出了她要考上川大的决心。他赶紧找川大的同学廖荣震等商量，给她弄了一个名叫“江志伟”的女孩子的高中文凭报了考，又请来了川大的那位安徽籍老师，帮她出模拟考题，教她一些应考的捷径办法。

考完了笔试考口试。等待口试时，江竹筠遇上了一个个子矮胖、皮肤微黑的显得有些土气的女考生。见这女考生言语不多、很朴实的样子，她就主动与这考生摆谈起来。相互一介绍，这个来自郫县农村的名叫董绛云的女孩，居然与她考的是同一个系同一个专业，两个人顿时亲热起来。

考榜终于下来了，“江志伟”榜上有名。从此，江竹筠成了一个改变了名字、年龄、籍贯的大学生。四川大学学生注册档案中便有了这样的记载：“江志伟，性别女，年龄二十三岁，四川巴县人，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一年级注册入学。学号三三一○四四。”

终于成了四川大学的学生了，终于实现了彭四哥代表党组织向江竹筠布置的新任务了，江竹筠兴奋不已。到川大报到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向彭四哥写信：我要按“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异的成绩……

“妈妈”自然是对党的代称，“优异成绩”自然不仅指学业成绩好，而且指要做好在川大的学运工作。可是，信写好了，她却不敢邮寄。那时国民党根本不保护通信自由，信可以随便拆开。信虽然写得隐晦，但若是平邮被特务察觉，岂不影响了彭四哥和重庆市委的安全？江竹筠感到万分的遗憾。她只有严格遵循党组织的规定，耐心地等待地下联络员来时取走这信。

她从庞佑宗的银行办事处宿舍里搬了出来，住进了川大的女生宿舍。不久，彭四哥的回信通过交通员从重庆秘密送来了。她兴奋而急切地展开捧读，突然间脸色苍白，悲痛的泪水夺眶而出。四哥的回信带给了她一个噩耗——

她的勤劳一生、清贫一世的母亲李舜华，居然已在两个多月前病逝了！

原来，5月间，江竹筠离开重庆时，匆匆去观音岩口的吊脚楼家里向母亲李舜华告别。她不能告诉母亲她将撤往何处，她只能说是到外地去工作一段时间。母亲一听，泪水就不断线地流。她知道母亲疼爱自己。她放心不下母亲独自在这吊脚楼里生活，却只能拜托四哥彭咏梧以“女婿”的身份常去照看母亲。

彭咏梧自然忘不了江竹筠的嘱咐。江竹筠一走，他就隔天绕到观音岩去看“岳母”，问寒问暖，还送去一些钱、粮、纸烟。李舜华很喜欢这个“女婿”，可一想起女儿竹筠就落泪不止。

彭咏梧的工作本来就很忙，当时正在安排把地下党的同志挤进重庆《商务日报》并争取控制这张报纸，有几天没去看“岳母”。岂料，就在这几天，李舜华思念儿女心切，竟然忧郁不已，高血压病陡然加重了。

6月下旬的一天早上，一位人力车夫照例来到观音岩口的李舜华的烟摊处买烟，却不见李舜华的人影和摊踪。他和李舜华是老熟人了，就到李舜华的吊脚楼房去，在门外一阵大喊：“江三娘！江三娘，给我两包烟！”喊了一阵却不见回音。推了一下门，虚掩着的门开了，一幅惨景骤然入目：江三娘死了，死在一张破床上！

车夫知道附近的义林医院的李义铭是江三娘的三哥，慌不迭地去告诉了噩耗。李义铭大吃一惊，很不相信：“她昨天不是还在摆摊么？会不会是高血压突发了？”急匆匆地赶去一看，李舜华哪里还有一口气呢？

外甥女竹筠不知去了哪里，外甥江正榜被调到了贵阳防空学校，想到“外甥女婿”彭咏梧，李义铭赶紧派人去通知，却又没有找到。李义铭悲不能抑。重庆这时已是暑天，热得难耐，妹妹的遗体哪能久放啊！李义铭只得赶紧张罗，收殓、安葬了妹妹李舜华。

彭咏梧在“岳母”下葬几天后赶到吊脚楼，不料已是人亡楼空。他感到对不起“岳母”，更对不起江竹筠。想通知她，可又不知她在成都安栖何处；他想亲自到成都一趟，可组织纪律又不允许他这样只为“私事”而贸然前往。直到接到江竹筠考取川大后的这封信，他才得以告诉她这个噩耗……他对江竹筠说：你要好好节哀，化悲痛为力量，像你说的那样，按妈妈的要求读好书，取得优异的成绩，慰藉妈妈……

江竹筠怎么也没料到，就这样与敬爱的母亲永诀了！她多想回重庆去祭奠母亲，多想向敬慕的彭四哥倾诉自己满腔的悲痛！可是，不能，不能啊！她只能把这深切的痛苦和思念压抑在心底，默默地像彭四哥嘱咐的那样去做，去“慰藉妈妈”呀！

这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国际上，苏联红军把德军赶出了国境，英美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希特勒败局已成；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展开了反攻，可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军的进攻中望风而逃，全线崩溃，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打到了贵州独山。中共代表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上，要求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挽救危急局势，全国一片响应。成都的进步力量在地下共产党组织下，重新活跃起来，公开和秘密的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44年10月4日，成都五所大学七个学术团体联合在华西坝体育馆举行了有两千多名各界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喊出了“结束一党专政，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

四川大学的师生在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学生运动热潮。江竹筠忍着丧母的悲痛，参加了川大的“中国青年民主救亡协会”(简称“民协”)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渴望站到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然而，川东地下党组织却决定继续不转江竹筠的组织关系，给她的任务只是“隐蔽”两字，指示她：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出现，只做群众性的学生工作，尽量避免在学运中抛头露面居显眼位置；不发展党员，但可以主动地配合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工作。

江竹筠对这种任务很感意外，但她只能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从此，她在川大的学运中开始扮演一个最隐蔽的幕后策划参谋者。

1944年10月以后，四川大学学生在地下党和“民协”的领导下，建立了二十多个进步团体，其中较大的就有“文学笔会”、“文艺研究会”、“女声社”、“自由读书会”、“时事研导社”、“自然科学研究会”等。然而，江竹筠这个在重庆已有了较丰富的学运领导经验的地下党员，却在“隐蔽”的任务中只先后参加了“女声社”和“文学笔会”，而且只能充当一般成员。

据江竹筠的川大同学陈为珍、黄芬姐妹、赵锡骅等人回忆说，那时，按照校规，川大的进步团体都必须办理登记手续，可以公开活动，但团体的负责人也必须登记。江竹筠哪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去做某个进步团体的组织者呢？

但是，江竹筠虽然不是“民协”的领导成员，可她密切地注视着学运的进展和各团体领导成员的长处和不足，在关键时刻进行指导和谋划。

这年冬天，成都进步报纸《华西晚报》披露了四川大学先修班存在的问题，学校的特务头目马云声、段兴典煽动川大先修班的几个军阀子弟去捣打了《华西晚报》营业部。川大“文学笔会”等进步团体的负责人达凤德、赵锡骅、李实育、陈为珍等，就组织了几个团体，又临时把一些系级学生会、中学同学会拉上壮大声势，以“十七学术团体”的名义声援、慰问了《华西晚报》。岂料，特务一边策动其中的一些人出面反水，声明“十七学术团体”不能代表他们，一边以维护校誉为由，组织“护校团”，指责进步团体盗用四川大学名义，马云声、段兴典还拿着一张黑名单，在望江楼茶园聚众说：“看哪，所谓‘十七学术团体’，不过就是达凤德、赴锡骅、李实育、陈为珍这七八个人而已！”反动势力这么一围攻，弄得进步团体非常被动。

江竹筠马上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看到李实育遭受了打击，焦虑不安，她就约李实育从望江楼散步到图书馆，开导说：“他们‘护校团’利用的是同学们爱护川大校誉的心理，蒙蔽了许多学生，所以占了优势。他们的目的是打击进步报纸，扼杀言论自由。我们只要揭穿他们的阴谋，向同学们讲清不能笼统地讲校誉，而必须分清是非，把不明真相的中间同学争取过来，不就把他们嚣张一时的气焰打下去了？我们不就能反败为胜了？”李实育一听，顿时精神抖擞起来，与几个进步团体的负责人一商量，按江竹筠的办法去宣传校誉与社会是非的关系，把中间同学争取了过来，“护校团”顿时蔫了。

“文学笔会”从此成了川大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这个团体因此取消了原来只吸取有文学修养的人参加的限制，一时间，许多更适合参加其他团体的同学纷纷加入。江竹筠从这可喜的局面中却发现了不良的苗头，赶紧对“文学笔会”的负责同学赵锡骅等提醒说：“把同学都吸引到了‘文学笔会’，影响了兄弟团体的发展，特务们就可能又像《华西晚报》那件事那样藐视我们，孤立我们了。我们不能只是单单发展一个‘文学笔会’，还是要团结兄弟团体，使兄弟团体一起壮大起来，这样，我们进步阵营才会有力量，遇事不惊，你们说是不是这样？”这样轻轻一点拨，赵锡骅等就明白了道理。“民协”也因此重视起来，要求各团体自觉维护团体间的团结。川大的这些进步团体在学运中协调一致，还打破了院系和性别的界限，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均衡发展，把中间同学都吸引了过来。

江竹筠循循善诱，使川大进步团体的骨干同学日益成熟。大家虽然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但她的沉着老练，让大家都非常佩服、尊重、信赖，遇到什么难题都喜欢向她讨主意。从延安来川大的地下党员黄立群，是徐特立的外甥女，又是川大“民协”干事会干事、“民协”女生组组长、“女声社”负责人，在同学中的威望很高；而在幕后参谋学运的江竹筠，却以她独特的方式，与黄立群一样成了进步同学的主心骨。

江竹筠没有忘记党组织对她的要求：以一个普通的学生身份隐蔽在群众之中工作。她的谦和，她的朴实，她的诚恳，她的好学，她的不出风头，把周围的群众合拢在一起，她与学生们处得水乳交融，无形地感染着同学们，大家不是亲切地叫她“志伟”，就是尊敬地称她“江姐”。

相处得最亲密的自然是同班的女同学和同宿舍的姐妹了。她所在的班里只有3名女同学，除了她，还有入学口试考场外结识的来自郫县农村的董绛云，以及家在成都、没有住校的工读生王云先。她和董绎云以及农化系的黄芬、陈光明住在川大女生院的一间宿舍里。睡的是双层高低床。她的年纪最长，可没有一点大姐姐的架子，在言谈举止和生活习惯上从不强求别人，事事细心地关照大家，大家很快就与她相处得融洽而亲密。

她和董绛云一认识就非常投契。考场上的相识本来就是一种“缘分”，两个人性格又相近，都言语不多，不爱与人争长短，朴实诚恳，因此一开学就形影不离。难得的是，董绛云不仅学业很扎实，而且很有正义感。那时，何理立经常在周末从郊外金牛坝穿城赶来川大看她，夜里就挤在她的床上，两个从孤儿院就同学起的挚友一见面就没完没了地亲密交谈，用她俩心明的暗语谈工作，还时常提起“彭四哥”，从不回避董绛云。这种信任让董绛云更加珍视与“志伟姐”的姐妹友谊。

同寝室的黄芬年龄最小，单纯而聪慧，江竹筠特别喜欢她，亲热地叫她“妹妹”。江竹筠知道黄芬的父亲黄仲伟是国民党九十五军参谋长，家境优越，就经常在假日、饭后约她去锦江河畔的林荫道上散步交谈，潜移默化地帮助她进步。

黄芬的姐姐黄芳也考入了川大园艺系，三个人的关系很密切。黄家姐妹经常拉上她去她们在小关庙衔61号的宽绰的家里玩耍。黄家姐妹的父亲黄仲伟(又名黄述钧)这位同情进步力量的爱国将军，见一双女儿与江竹筠这样文静识理而又有主见的同学来往，非常高兴。江竹筠觉得若是能争取黄家姐妹思想稳定进步，影响黄将军倾向共产党，以后就可能给党的工作带来估计不到的便利。她因此更频繁地以散步、看电影、闲谈等方式影响黄家姐妹，随黄家姐妹去黄家看望黄将军，摆谈起国事时，她就有意识地讲些这家人能接受的进步主张。果然，黄家姐妹不仅加入了自由读书会等进步团体，在她离校后又参加了“民协”。1947年成都发生“六二三”逮捕事件时，黄将军在女儿黄芬鼓动下出面保释了入狱的进步学生兰季芬，1949年又毅然率部起义。

同班的工读女生王云先，一边在邮局工作，一边在川大上学，难免缺课。江竹筠主动把老师讲授的要点告诉她，又把自己记得很工整的笔记借给她，有时还把她邀到自己寝室自修。遇上雨天，难以回家了，江竹筠就留她跟自己挤在窄小的床上同睡。这一切都让王云先感动不已。

王云先在江竹筠的影响下终于倾向革命了。但这个文静、善良、传统的姑娘，却非常腼腆，不敢参加活动，与男同学往来更少。可是，进步团体“森林学会”主席李实育同学，却和她同在邮局工作，也是工读生，时常找她。有一天，李实育到女生院门口请传事叫她出去，她顿时脸红了，迟疑着不想去见。老传事见状，就说：“那我就说你不在，好不好？”江竹筠连忙说：“不，你说她跟着就出来。”老传事一走，江竹筠就直率地对羞怯的她鼓励说：“人家没有啥子不好嘛。人家找你，总有啥子事嘛。怕啥子，大胆地去，主动一点！”王云先终于大胆地去会见了李实育。渐渐地，李实育成了川大学生领袖，她终于也敢于参加一些活动了。

江竹筠对进步同学极重友谊，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即使政治观点不怎么一致的，只要不是反动分子，她都保持友好往来，建立必要的私人感情联系。因此一天到晚找她的同学很多，以致有些进步同学很不理解，觉得她有点像不分进步还是落后的“老好人”似的。

川大的进步团体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很快成熟壮大起来，并且与成都各大学的进步团体步调一致地迅猛发展。1945年5月4日，川大和成都各大学的108个进步团体，在华西坝草坪发起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营火晚会”。学生们倡导发扬“五四”精神，呼吁停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特务滚出学校去”的高声呐喊也随之响彻夜空。

置身在这样的活动里，江竹筠真为学运的成效感到高兴。就在这时她个人的情感生活竟也喜讯临门。她突然得到一个秘密通知：南方局和重庆市委鉴于工作需要，批准她与彭咏梧正式结婚！

暑假很快到了。就要回重庆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了，江竹筠有说不出的惊喜，又有说不出的忧虑。

她已经快满25周岁了，婚姻问题的确需要解决。从内心里，她是那么爱着彭四哥。能够与彭四哥结成真正的夫妻，是她心里早已期望的。但是，这一年多来，她却一直把这视为一种奢望，常常一想到这个问题就痛苦莫名。

彭四哥已经有了妻儿，况且他的妻子幺姐谭政姴又是一个那么贤淑、对他帮助那么大、牺牲那么多的好女人。彭四哥那么传统、那么理智，虽然她明白他也爱着自己，但他能否认对幺姐还存有依恋吗？能忍心抛弃糟糠之妻吗？而她江竹筠自己又怎能夺人之爱？

如今，组织上真的批准她和彭四哥结婚了。这梦里的事情变成了事实，她怎能不惊喜万分？

她明白，组织上这样决定，一定是因为自己与彭四哥那段假夫妻扮得太真，以至于彭四哥在重庆再也难以在周围的人们中间道明事情的真相。彭四哥能够解除与自己的“夫妻”身份，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重庆，到别的地方去工作。可重庆的地下工作仍需要他继续留下来，这就必须把他和自己的这“夫妻”关系巩固下去，否则就会暴露身份。但是，他和自己现在又分居两地，他不便来成都，自己又不便回重庆，长期这样，彭四哥周围的人一定起疑心了。巩固的办法，自然最好是让他和自己正式结婚，大大方方地在一起往来和生活了。

虽然工作上的需要成全了她和彭四哥的爱情，令她又惊又喜，但她同时却也坠入了另一种矛盾和痛苦：幺姐怎么办？幺姐若是知道彭四哥另外结婚了，她会怎么样？自己的快慰岂不是建立在幺姐的痛苦之上了？

7月中旬的一天，她和在成都的姑婆杨韵贤约上庞佑宗，一起乘车回重庆。就要与彭四哥一起度真正的蜜月了，她一会儿欢欣喜悦，一会儿又落寞沉思，反反复复地想着上面的问题。姑婆和小庞哪里了解她的心思，在她愣神的时候，总是爱问她是不是想彭四哥了。她能回答吗？她只能淡淡地一笑。

车到自流井，江竹筠让小庞独自回了重庆，她随姑婆先在自流井看了几个亲友，又专程赶往江家湾。父亲江上林的坟头很小，淹没在芳草萋萋的山坡上，若不是湾里的亲友们指点，谁也察觉不出那是一座坟墓。虽然父亲一生浪迹各地，很少给过她父爱，可她心里仍然十分悲痛。她默默地对着父亲的坟墓说：爸爸，你虽然对不住妈妈和一双儿女，妈妈也不能与你合棺，可女儿已经有归宿了，你的女婿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在改变穷人苦日子的好汉子，妈妈很满意，请你也为女儿祝福吧！

回到重庆，终于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彭四哥了，他俩都万分激动。他们的家已经搬到了中信大厦，四哥的同事们听说彭太太回来了，都跑来热闹了一番。这久违了的一声“彭太太”的称呼，叫得她仍一阵阵心慌，竟然有了那假扮夫妻时日少有的羞涩和脸红。

这迟来的蜜月让彭咏梧和江竹筠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但在他俩的心中又都深藏着另一份复杂情感——对幺姐深深的歉疚。

转眼暑假就过去了。亲历了重庆人民庆祝抗战胜利的狂欢盛况，带着新婚蜜月的喜悦，1945年8月下旬，江竹筠回到了成都四川大学。

这新学年里，川大的院系作了一些调整，江竹筠从植物病虫害系转到了农艺系。刚开学，她正以新的饱满的热忱投入学运，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她欣喜不已，恨不能快点告诉远在重庆的丈夫。可是，信不能邮寄，等交通员又不知何时才能等来，怎样才能快点告诉丈夫呢？

自然，她最先想到的是通过认识彭四哥的挚友何理立和庞佑宗。可是，庞佑宗暑假时随她到重庆后，就被重庆银行分派到万县去了。何理立呢？她暑假在重庆见过何理立，那时何理立脱离危险后也回重庆与三联书店经理、地下党员仲秋元结婚了。现在，何理立回成都了吗？

被喜悦包围着的江竹筠，抑制不住地在周末兴冲冲地赶往市郊金牛坝的四川省驿运管理处，她要让挚友何理立和王珍如分享自己的快乐，并设法通过她们转告在重庆的彭四哥。

王珍如1997年在长沙接受作者采访时回忆说，江竹筠从东门外的川大步行十多公里路，赶到西北郊的驿运处，却见只有王珍如留在这里。得知何理立不再回成都了，她不免有些失望。但两姐妹多日不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江竹筠向王珍如讲了一些时局形势，使王珍如深受启发。直到临别时，她才抑制不住地说出了自己怀孕的消息。王珍如—听，惊喜地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还走这么远的路呀！这哪行呢？以后再来，千万要搭车，不准你走着来了！”

可是，下次再来时，江竹筠却依然只是步行，回去时，又是如此。王珍如见劝不住她，就说自己以后去川大看她，不让她走到市郊来了。她却不让，说那样会引起人的怀疑，弄得王珍如没有一点办法。王珍如生气地说：“那你就不要老走着来！你不顾自己的身体，总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吧？”江竹筠一笑说：“我又没到走不得路的时候，啷个非要搭车不可？少花两个钱就少花两个嘛！”

看着竹筠步履蹒跚地渐渐消失在黑幕中的身影，王珍如禁不住鼻酸眼润，大声喊道：“江竹，注意保重身子！千万坐一段黄包车啊！”

王珍如当时还不知道，挚友江竹筠在川大的生活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清贫得多。

川大学生伙食很差，一日三餐都是萝卜白菜腌菜泡菜糙米饭。江竹筠却一直在女生伙食团吃饭，从不加菜，有时错过了吃饭时间，她也只是到女生院围墙外的小棚里去吃一碗酸辣面。即使是到了怀孕期间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她依然如此。

平日里，学校的进步女同学时兴梳双毛根头发，穿平跟布鞋。江竹筠的打扮却更朴素，连头发都是齐耳的短发。可是，到了初冬，局势紧张起来时，川大里的特务分子却放出言论说：“大学生中，穿草鞋的男学生，梳双毛根的女学生，就是共匪分子！”幼稚的同学们为了表示坚强，依然故我，江竹筠却警觉起来。她带头把短发的梢子微微烫卷一点，略抹一点口红，再穿上一双半高跟鞋，显得既朴素大方，又合乎时尚。然后，对要好的黄芬、黄芳、陈为珍、陈光明等进步女同学说：“改变一点点算不了啥子嘛，还能迷惑迷惑特务，是不是？隐蔽自己是目前我们的任务之一，做啥子要逞性子呢？保存自己，才能更好地对付敌人，是不是？当然，打扮也应适可而止，不能搞得花里胡哨，不能矫枉过正啰！”

这样打扮着，江竹筠走出宿舍，在校园里迎面碰上了“文学笔会”的负责同学赵锡骅。看到赵锡骅注意到了她这细微的改变，她不禁也顾盼了一下自身的打扮，然后与赵锡骅一起会心地笑了。

这样一来，学校的特务更加不注意江竹筠了。可是，她不可能不与赵锡骅、陈为珍等这样的有些公开的进步学生来往。那时，祠堂街的《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是城内最吸引他们的地方。那里不但有《新华日报》，还有其他进步书刊，书架上陈列了不少俄文的书籍。他们分散着离开川大，进城后又聚拢一起到祠堂街营业处买书报，对俄文书籍爱不释手，可都看不懂。已经是二年级学生的他们，可以选修三个学分的第二外国语了，但学校却只开了法、德、日三种第二外国语。于是，有人就提议学点俄文。赵锡骅就去请会俄文的一个姓徐的东北籍女同学教他们，小徐欣然应允。江竹筠、赵锡骅等几位同学便悄悄约到一块，从望江楼前过河，到河边街八号一位同学的姐姐家里去学俄语。可小徐是川大话剧团的学生演员，剧团又是特务控制的团体，特务看到小徐与他们往来，警告她说：“你少和那些人伙在一起！”江竹筠听到这种情况，建议说：“隐蔽一点吧，俄文是不是暂且不学了？我们不能太张扬，因小失大就不好了！”

无形之中，朴素得最不起眼的江竹筠，把学校一些进步学生和团体的活动引导得隐蔽而又有成效。

1945年11月11日，川大的进步团体“文学笔会”成立一周年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江竹筠和“文学笔会”的负责人赵锡骅同学等带着一些进步成员去郊游庆祝。虽然已怀孕4个月，妊娠反应还很厉害，但江竹筠仍不能放弃这种鼓舞大家斗志的好机会。

真正考验大家斗争意志的时候随即就到了。

12月1日，昆明发生了国民党残害西南联大进步师生的惨案。消息传到成都，四川大学的地下党组织迅速组织学生，于6日在书库三楼举行公开的“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反对内战大会”。川大的特务组织闻讯百般阻挠、恐吓，但会议还是如期召开了。特务们便聚集在会场后面，伺机破坏。江竹筠和进步学生领袖发现后，策划着对付特务的办法。

地下党领导人李相符老师看到特务们如此嚣张，义愤填膺，果敢地走上讲台，声讨国民党暴徒的罪行，揭露特务的阴谋，讲得声泪俱下。他猛然一掌拍在讲桌上，愤怒地泣喊：“抗战胜利了，我们不能笑，难道连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

会场上随之哗然。江竹筠抹了一把泪水，和同学们一起愤慨地呼喊：“严惩凶手！反对内战！”

西南联大在成都的校友代表和川大师生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统治。川大的学生领袖李实育甚至在台上公开地点着川大特务头子训导长丁作韶的名说：“有胆量，请你拿出良心来说话！”

大会开得悲壮激越，群情激愤。面对如此的场面，川大特务组织终于没敢贸然镇压。

两天后，成都的各大中学又在华西坝举行了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成立了“一二·一惨案后援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江竹筠身怀有孕仍置身于游行的队伍里，引导着她周围的进步学生。

特务们在大会和游行时不敢破坏，之后便开始“秋后算账”了，居然公开陷害川大的进步学生领袖李实育，法院还以“危害国民罪”审判李实育。

江竹筠了解李实育这个同学，一直暗中支持、帮助着李实育。如今见李实育身陷险境，她立即组织进步同学去法院旁听，给李实育出谋划策撑腰。法庭上，李实育据理反驳，弄得假证人狼狈逃席，法官无言以对，江竹筠领着同学们尽情地鼓掌，打击了反动派的张狂气焰。

时近年底，斗争形势一天比一天严峻，重庆的局面比成都更加令人心焦。接到重庆方面地下党联络员的信息后，江竹筠在一个下午，又腆着肚子走到市郊的金牛坝，找到挚友王珍如拿了新的募捐救济款，对王珍如说：“形势恶劣了，重庆很需要人。你赶快把现在的工作辞掉，马上到重庆三联书店报到……”

这个寒假，江竹筠自己却没有返回重庆与丈夫彭咏梧团聚，留在了成都。

10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生孩子了。她借住到川大附近文庙街一个半节小巷的姓丁的中学女同学家里。可学校的学运仍使她放心不下。

川大女生院伙食团每月要选两个女同学轮流当经理，同学们准备选与她同寝室的“女声社”同学陈光明。陈光明受江竹筠的影响很深，精明干练，善于与学校当局打交道，在同学中已很有威信。可陈光明怕因此耽误学习，有些不情愿。江竹筠就耐心地对陈光明说：“伙食关系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不仅要多做服务大家的工作，而且要把它做好，使同学们相信我们是真正关心大家的，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有凝聚力哩！”陈光明听了江竹筠的话，乐意地当选了经理，把女生院的伙食管理得很好，博得一片称赞。江竹筠很高兴地说：“光明，干得不错！就这样干，争取到时再选上学生会理事长吧！”

4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难产了。黄芬、黄芳和董绛云三个女同学赶紧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产科在楼上，条件不错，几个女同学天天在医院陪护着。

几天后就临产了。50多年后，黄芳在接受作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江竹筠决定做剖腹手术，而且对医生说：“大夫，做手术时，请一起给我做绝育手术吧！”

医生大吃一惊：“你这是头胎呢，这怎么成！哪有生头胎就做绝育手术的，我还没碰到这样的事呢！”

陪护的黄芬、董绛云更是纳闷：“现在的社会风气都是生得越多越好越有福气，你哪个生一个就不想要了？”

江竹筠笑了笑说：“生一个就够了，免得生多了拖累哩！”

她口里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有更多的话。谁不想多生孩子呢？可是如今斗争越来越残酷，一个地下革命工作者随时都面临着牺牲的危险，哪能那么儿女情长啊！

江竹筠仍然要求绝育，缠得医生没了办法，只得说：“你实在要绝育，就得你家属签字！”

黄芬也劝她：“你何必这么固执？你这样，你先生知道吗？”

“他不知道，可是，他会同意的。”江竹筠说。

其实，连生孩子的消息，彭咏梧都不知道呢！她多想这时丈夫能在身边，能在这时帮助自己，可她哪能这样奢望啊！

终于进了手术室了。她还是这么坚持着。医生要家属签字。黄芬一直被江竹筠叫做妹妹，这时黄芬—咬牙说：“我是她妹妹，我来签！”

医生摇摇头，不得不同意在剖宫产的同时给江竹筠做绝育手术。

孩子平安地降生了，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做母亲的江竹筠幸福地笑了。黄芬、黄芳、董绛云几个同学高兴得合不拢嘴。

在医院住了几天，董绛云和黄芬等同宿舍的女同学就把江竹筠和孩子接回到文庙街借住的那间屋子里。丁婆婆帮她照料着小孩，用旧衣裳改制了婴儿的衣裳；董绛云帮她去买了一床小棉絮，一剖为二，盖的垫的都有了。同学们不时地去看她和孩子，带着鸡蛋、水果，给她送去了友谊和温暖。

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很难过，却还是称赞说：“竹，你是个有独到见解的好母亲！我明白你做啥子要这样。我在场，也会同意你这样做的！”江竹筠笑笑说：“四哥，我知道你不会责怪我。孩子还没取名呢，你想好了吗？”彭咏梧看了看一旁的董绛云，说：“孩子是云阳人，又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又是在董绛云她们帮助下生的，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坐月子的江竹筠也坐不住了。听说学校正在举行第三届学生自治会选举，酝酿的候选人中有同寝室的陈光明同学，她高兴自己暗中的精心扶持有了好希望。如果能够让进步同学担任学生会理事长，这是学运的一个多大的成果呀！大选的前一天，她也顾不得坐月子期间不能下床的忌讳，赶到城里找到黄芬，说：“光明这次一定能选上。你明天动员相好的同学都投她的票，千万别忘了！”黄芬见江竹筠这时仍然这样了解、关注学校的情况，很是感动。果然，川大的“民协”与江竹筠想到了一块，积极运作，陈光明在普选中一举当选了，占领了学生自治会这个阵地。

这时，经她安排到重庆三联书店工作的挚友王珍如突然来看望她了。比以前瘦多了的王珍如抱起胖乎乎的小彭云，爱不释手地逗着：“快叫！快叫我！”江竹筠乐了，说：“他刚刚会笑，叫你啥子呢？”两个挚友聊起别后的情况，江竹筠这才知道另一个挚友何理立也刚生了一个儿子，而王珍如因为染上恶性疟疾，被组织上安排暂回金堂县老家一边休养一边秘密工作。临别，王珍如说：“等我病好了，你可得想办法再把我弄到跟你一起啊！”江竹筠点了点头。生下彭云40天后，江竹筠就回校上课了。小彭云有丁婆婆带着，她很放心。学校的课程拉下了很多，她抓紧时间赶着课程，让黄芬和董绛云帮她补习。学校进步团体的活动，她也一如既往地参加，她甚至还抱着小云儿去参加了一次“文学笔会”的活动。

暑假到了。就要带着儿子去重庆见彭四哥了，江竹筠内心兴奋不已。她意识到这次一回重庆，说不定就难以再继续大学学业了。她把贴着自己照片的借书证和一本《辩证法》留赠给了同班的工读女友王云先。

此时，国民党已经发动了全面内战，重庆已经成了国统区最黑暗的心脏地带。那里，等待着江竹筠的是怎样残酷的地下斗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