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哥啊，你在哪里_江姐真实家族史

邦哥啊，你在哪里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十章　邦哥啊，你在哪里

丈夫一别居然六载杳无音讯！谭政姴怎么渡过这忧心如焚的漫长日夜？弟弟好不容易打听到了姐夫的下落，然而，伤心痛苦莫名的他却不能告诉望眼欲穿的姐姐：幺姐啊，邦哥已经与另一个女人另组家庭了！

1941年8月，丈夫彭庆邦匆匆奔赴重庆后，幺姐谭政姴带着刚满两岁的儿子彭炳忠，离开了木古坝。她没有回到已空无一人的红狮坝彭家湾的家里，而是到了故陵沱的娘家。

她不知道丈夫到达重庆后担任了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的职务，负责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重庆市委及地下党组织的艰巨任务，而且已改名叫彭咏梧了。她只知道丈夫这次所去的重庆比云阳更为艰险，时刻都可能被捕牺牲。从分别的那天起，她就替丈夫担惊受怕，翘盼着丈夫平安的消息。(www.guayunfan.com)她盼望着丈夫早点找到好的掩护职业，来信将她和儿子炳忠接去一同生活。在重庆的生活虽然艰苦而危险，但毕竟能常常见到丈夫，比这分居两地、什么安危消息都不知道要强，也少了日日夜夜的提心吊胆。

本来，她是准备回红狮坝等待丈夫的消息的，但她不得不回娘家。原因一是红狮坝的家里暂时什么都没有，而娘家里还有爹娘哥弟照应，丈夫庆邦的来信也方便收到；二是为了逃避债务。与丈夫结婚近9年来，为供助丈夫上学和工作，她已借了太多人的太多债了，万一红狮坝一带的债主都上门索债，她怎么应付呢？

然而，她回到娘家故陵沱暂居的消息一传开，找不到彭庆邦的债主还是陆续寻来找她了。她无法还债又无法回避，又不能说出丈夫的行踪，只能一个个地求情缓还，一个个地耐心解释：有借有还，自然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可庆邦的生意刚刚开始做，忙得一年四季落不了家。你们急，他和我更急哩！借你们的债，利滚利息归息，我们一个子儿也不会少，只是，请你们宽限一些日子了！

每次送走债主，谭政姴都要长叹一口气，当时的那个愁啊，有谁能说得出、道得明。她不得不寻思挣钱还债的门路，也好为丈夫搞革命筹措一些经费。

谭政的弟弟谭竹安接受作者采访时，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有一天，哥哥谭策安从外面做生意回到家，热得满身大汗，见妹妹愣着神，就问她：“又在想么样挣钱还债呀？”

谭政姴点点头，说：“哥哥，帮我想点办法吧！你见多识广，想想有啥子好门路？”

谭策安想了想，说：“门路倒是有。现在布市行情看好，到处都缺纱，要是能办个纺纱厂肯定能赚钱。可哪儿有钱办厂呢？”

“反正总是欠了债，就再借吧！”谭政姴咬着牙说，“哥，我们就合伙办个纺纱作坊！”

看起来那么柔弱的妹妹居然有这样的胆量，让谭策安大吃一惊。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什么也没回答，只顾拿一把破芭蕉扇扇着汗。他不知道，此时的谭政姴已横下心有了一个明确的打算。

谭政姴回了一趟红狮坝。她把彭家剩余的一点田地卖了，筹得了一笔小款子；又去沾点亲的人家，好说歹说借了一笔新债。当她再回到娘家故陵沱，把钱放在哥哥谭策安面前时，哥哥惊诧得不敢相信：“我只是说说而已，你真想干呀？”

“亏你是个男人，哪能说话不算话？”谭政姴笑眯眯地说，“哥，我也不想把厂子办得蛮大，就开个家庭纺纱作坊。地点也要开在云阳城里头，好卖些。你也得和我一起办，合伙办。说不定哪天庆邦来信要接我和炳忠去，我就得去，你就得把作坊办下去！”

有一句话，她不便向哥哥直说：办厂还债一身轻，还筹一笔钱资助丈夫，随丈夫庆邦一同去革命，打天下！

谭政姴和哥哥办的家庭纺纱作坊真的就建在云阳城里。他们买了几台木头纺纱机，在故陵沱和红狮坝请了几个沾亲带故的女孩子。可作坊刚一开张，彭庆邦的信就来了。

彭庆邦到了重庆，住在中央信托局的集体宿舍，在一个运输行找了个会计职位，很安全，收入也说得过去。他来信说：“请政姴你带上炳忠速来重庆！”

谭政姴接读了丈夫的信，喜极而泣。庆邦很安全！庆邦守信用！庆邦没有忘记我们娘儿俩！她差一点当着哥哥谭策安和正上中学的弟弟谭竹安的面兴奋地叫起来。结婚9年来，她和庆邦虽然恩恩爱爱，却总是如蜻蜓点水般聚离。即使在木古坝的那半年，庆邦也总是奔走在外。如今，庆邦来信让她带着儿子去重庆长期一起生活了，这终日企盼的消息怎不令她欣喜若狂？用一句最普通的话形容，她恨不得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丈夫的身边！

哥哥看她高兴得这样，对她说：“你去吧！你和庆邦老这样不在一块儿也不是事。这作坊，你放心，有我呢！”

“有你，你知道料啷个选？纱条啷个验收法？”谭政姴问，“你是个大外行哩！”

“实在不行，就卖了再搞别的……”哥哥有点气馁地说。

“哥，刚开张就半途而废？你说得轻巧哩！”谭政姴皱着眉头说，“屋里债台高筑，拿啥子还？这不是债洞越搞越大了？这可不行，我还想还了债，攒点钱带去哩！”

“那你说啷个办？你未必不去不成？”上学回家的弟弟谭竹安也迷惑地问。

谭政姴一下被问住了。她自言自语地说：“啷个办？重庆生活花费又高，庆邦一个人的薪水哪里能养活我们娘俩？我带着炳忠一去，这作坊泡汤了不说，不是又越发拖累庆邦了，他还怎样工作？”

哥哥和弟弟都回答不了。谭政姴犹豫了，冷静地思忖起来。

偏偏这时炳忠又出起了麻疹，高烧不退，又哭又闹。这可是那时做父母的最怕孩子患的“痘麻关”啊！谭政姴一点也不敢怠慢，昼夜不敢合眼。

她担心儿子炳忠不能轻易渡过这个病关，又担心丈夫庆邦惦记着她和儿子去重庆的行程。时间一到，庆邦没有接到她和炳忠，岂不是要担惊受怕？就这样抱着出麻疹的炳忠去重庆，岂不是把炳忠往死里整？办这个作坊的初衷岂不是全都泡汤了？

心一横，谭政姴一边守护着儿子，一边流着泪，含悲忍痛地给远在重庆的丈夫彭庆邦写了一封托人转递的回信：我在云阳办了一个家庭纺织作坊，刚刚开张，炳忠儿又正出麻疹，都丢不下手，不能来重庆与你团聚了；我想在云阳再待一段时日，赚点钱还清债务，再攒点钱，好来重庆后补贴你我的生活……

信发出后的那天晚上，谭政姴整整哭了一夜。她爱自己的丈夫，她内心里渴望与丈夫天天在一起，她天天都惦记着丈夫的安危啊！从这天起，她天天盼着丈夫彭庆邦新的来信。

然而，她怎么也没料到，她这暂不上重庆的决定，竟然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从此一晃6年没得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从此失去了合家团聚的天伦之乐，再也没看到丈夫的身影！

彭庆邦大概也没料到，他催妻子谭政姴携儿到重庆的这封信，竟然成了他俩的最后一次通信。

本来，他接谭政姴和儿子来重庆的事，是掩护白色恐怖中的重庆地下党工作的急需，也经过了重庆市委几个同志的同意。然而，谭政姴没有来，来的只是一封回信。

这封回信引起了市委同志的担心和警惕。这时的重庆，形势极其险恶，国民党特务正四处搜捕地下党组织，不少同志被抓被杀，而且还出现了叛徒。市委第二委员何文奎对已改名彭咏梧的彭庆邦说：“你是市委的一把手，是特务最想抓的人了，你的安全实际上是市委的安全。我当初到处介绍你，说你是中央大学的毕业生，又是北平银行的职员，都觉得你很有本事。可是，要是特务截获了你们的通信，得知你在云阳农村还有一个负债累累的妻子，不是马上怀疑你了？我建议你马上中断与下川东的一切联系，包括与你妻子的。这尽管很绝情，但也是从安全——你和同志们的安全出发，你看怎么样？”

其他的市委委员也都赞同何文奎的意见。

何文奎同时又安慰彭咏梧说：“信是不能再通了，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在需要的时候，再设法把你妻子和孩子接来……”

彭咏梧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到了急需有一个家庭以便掩护彭咏梧工作的时候，有的同志却不赞成把他的农村妻儿接来重庆了：“老彭的工作件件都是党的机密，一个普通的家庭是不能起到帮助老彭工作的作用的。我们当然不怀疑老彭的夫人拥护党，不怀疑她能保守秘密，但只有这些显然是不够的。以老彭公开的社会形象，掩护老彭的夫人，应该也是一个既稳健而又有学识的、能应付各种环境的女同志，而且是一个党内有经验的女同志……”

从云阳接彭咏梧的妻儿来重庆的事就这样搁下了。彭咏梧很是无奈，但是，同志们所说的都有道理。他虽然是市委第一委员，但他必须尊重同志们的意见。他不能感情用事。

他想念妻子谭政姴。结婚九载，他亏欠谭政姴的太多了。那是一个多好的妻子啊！他长年在外，她不仅独自支撑着这个家，而且一直负重劳作资助着甚至可以说是供养着他啊！何况，知妻莫若夫，他明白谭政姴已经懂得了初步的革命道理，渴盼着与他团聚、与他共同革命。而那一次没有应允爽快地来重庆，也是为了替他还债，替组织上积攒经费啊！

深深的苦恼折磨着他，沉甸甸的革命担子又考验着他。在革命与家庭、理智与情感的夹缝里，他承受着日复一日的煎熬。最痛苦的是，他明明知道谭政姴在家乡日夜担心着他的安危，可他竟然无法再给她一点消息；而他自己，明明从谭政姴的那封回信里知道了唯一的儿子炳忠正渡着危险的“痘麻关”，却竟然也无法探明儿子的生死！

他拖延着与另一个女同志假扮夫妻的做法，宁愿在险境中更谨慎地工作。他甚至想，即便万不得已必须与谭政姴以外的女同志按地下工作的惯例组成一个“家”，也要以最坚强的理智守护住对谭政姴这样一个好妻子的忠贞。

然而，时间是那么的无情，革命的需要是那么的冷酷，岁月的力量尚且能使奔腾不息的滔滔大江移河改道，何况他后来“碰”到的是一个世间少有的优秀的志同道合的女同志——江竹筠。

—直没有丈夫的消息，谭政姴心焦如焚。那时，不时传来重庆遭受日军飞机空袭、死了多少多少人的消息，又不时在报上看到哪个“共党”在重庆被抓，哪个“共党分子”自首的报道，她哪能不担惊受怕呢？她执著地按原来的地址给丈夫寄钱、发出一封又一封的信，然而都石沉大海，“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难道丈夫出了意外？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一遍遍地在心里呼唤：庆邦呀，你在哪里？给我一点消息吧！

1941年年底，弟弟谭竹安终于考进了重庆中央工业专科学校。那是一所免交学费的学校。这消息，令全家高兴不已，更让姐姐激动万分。谭竹安临行时，她紧紧抓着弟弟的手，泪水止不住地流，一遍遍地叮嘱：竹安，你一定要寻访到姐夫的下落，一定啊！

据谭竹安生前对作者回忆，他那时凝视着姐姐憔悴脸上的一双泪眼，重重地点头。他从小就得到姐夫的爱护和教育，姐夫常给他讲故事，给他买想看的书。他明白姐夫是一个能像韩信那样忍辱钻胯却心有大志的人，是姐夫让他接受了革命道理的启蒙啊！他也看到了姐姐像个男人似的勤扒苦作、忍饥撑病支持姐夫的学习和事业的全部过程。他怜悯姐姐的遭遇，更敬慕姐姐和姐夫是一对少见的患难与共的好夫妻。如今，姐姐的这个嘱咐，其实也是暗存在他心底的强烈愿望啊！

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

一到重庆，谭竹安除了读书，假日时间几乎都用在寻找姐夫的事情上。他四处托关系打听姐夫的下落。可是，在这偌大的重庆，人海茫茫，要寻找一个人，真是大海捞针。

然而，家里的信不断地写来，询问着他寻访姐夫彭庆邦的进程。尤其是姐姐谭政姴的信，字里行间传达的都是令他不忍卒读的恋夫思夫、担心生死、挂念冷暖的深情啊！

有一天，读着报纸上的分类广告，看到那些寻人启事，他突然生出也登一则启事的念头。然而，他是一个穷学生，在学校虽然免交学费，可生活费用全靠清贫的哥哥姐姐资助，每个月精打细算也只勉强维持吃用，平时想买一本书都挤不出分毫，哪有钱去报馆登广告？

但是，除了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外，还有更好的寻找姐夫的办法吗？想到姐姐的忧心如焚，想到自己离开家乡来重庆前姐姐那满怀期冀的叮嘱，想到姐姐在他放假回家时那黯然失望的痛苦表情，他心一横，典当了两件像样点的衣服，又忍了两个星期的饿，每天只吃一顿半饭，终于节俭下了登广告的费用。他立即到一家发行量较大的报馆，把寻人广告刊登了出来。

以后的日子里，他一天天地等待着广告的反馈。每天送信的时间一到，他就跑去看有没有写给自己的信；每次有信来，他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期盼着意外的欣喜到来；每回一听到有人喊他，他就想是不是姐夫找我来了？每天都是希望，可每天又都是失望，如此周而复始。

但是，在专科学校学习的两年里，他终究没能给姐一个满意的消息。是姐夫没有看到寻人广告，还是看到了广告却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不便与自己联系，抑或是姐夫已遇难不在人世了呢？

一晃两年多过去了，没有得到丈夫彭庆邦的一点消息，谭政姴渐渐绝望……

儿子炳忠已经4岁多了，懂事了，常常拉着她问个不休：“我爸呢？啷个一走就不回呀？啷个不管我们了？他长得哪个模样？这高这大吗？是不是也有很粗很粗的胡子，像大舅那样扎我？扎过我吗？他真的、真的喜欢我吗？”

面对儿子的提问，谭政姴开始时还能耐心地回答，后来问题多了，她哪里回答得出来？只能潮红着双眼，茫然地看着儿子。在心底里，她相信只要庆邦还活着，就一定不会忘了自己和儿子。这么长时间没有一点消息，庆邦也许……她不敢再往下设想那最可怕的后果了。

儿子已经会自己玩耍了，如果不生病，花费不了她太多的精力。她只能把所剩的精力全都扑到纺纱作坊的繁重事务里去，尽量少去想丈夫的下落。作坊前场和后场的管理，像原材料的进出，纱条的验收、过秤、入库，每天的来往账清理，等等，事无巨细，她几乎一个人管了下来，哥哥几乎插不进手，只管销售。没日没夜的劳作，作坊的生意渐渐红火起来。她把原来那几台手摇的木头纺纱机改成了脚踏的，还新买了一台脚踏的轧花机，规模相应地扩大了。她又招了新工人，还请了两个技工。赚的钱，已把高筑的积年老债还得只剩下一半了。

作坊办成这样，她心里很是欢喜，可一想起不能与丈夫庆邦在一起，她就深探地懊悔那次没有听从庆邦的来信去重庆，以至于现在连丈夫的下落都半点不知。作坊办得再好，就算债都还清了，攒了很多的钱，可没有了丈夫的消息，不能帮丈夫半点忙，又有什么用啊！

谭政姴的情感变得极其脆弱。听到芝麻大的一点事，她都会联想起丈夫。这份痛苦是那样残酷地蚀磨着她的神经，不可言喻。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清理着账本，灯花一闪，她就会失神地想起庆邦。都说灯花传信呢，灯花的每一种情状，都会让她产生不同的联想，浮想联翩，一会儿欣喜，一会儿沮丧，一会儿让她充满希望，一会儿却又让她坠入绝望的深渊。

夜深人静，儿子炳忠安睡了，她却常常失眠。有时半夜里一个囫囵觉中惊醒，再也睡不着了，就披衣点燃油灯，坐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丈夫庆邦在万县师范时写给她的近10封信，回想着从前与丈夫在一起时的岁月，禁不住泪水涟涟。她常常在心里重复着两年前那样的呼唤：庆邦，你在哪里呀！你可千万不要有啥子闪失，丢下妻儿不管呀！

丈夫下落不明的种种原因，谭政姴都设想过了。她甚至按照在木古坝多次遇险时的经验，设想了彭庆邦种种不测的细节，乃至被捕时的种种情景。她只是不愿去细想庆邦可能牺牲的惨状，尽管她也设想了这种可能。她唯一没有设想的是，她的丈夫会与另外一个女人共同生活。

谭政姴唯一没有设想的事情，偏偏在这1943年发生了。

这年冬天，谭政姴的弟弟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学成毕业，考进了社址在校场口附近的《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考这家报社，一个原因是他早已经过姐夫彭庆邦的影响倾向革命，渴望成为一个像姐夫那样的革命者，另一个原因则是秘不示人的想因此完成姐姐的嘱托，寻找到姐夫。

进大公报社不久，谭竹安就与报社内外的进步人士有了频繁的接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职业青年社”，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有一次与方卓芬碰头时，他悄悄地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我有个亲戚是的，还是个负责的，可失去下落两三年了，到处找也找不着，真是急死人。”方卓芬一听严肃地说：“小谭，这样的话可不要瞎问瞎说，危险呢！听说共产党内纪律很严，联系也是单线接头，通过一般的关系根本就打听不到的。你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以后要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该说的话不要轻易说，不该打听的事更不要轻易去打听，知道吗？”谭竹安连连点头。

然而，谭竹安哪能放弃打听姐夫的念头。回到宿舍，他整整想了一夜，明白了个道理：共产党的纪律那么严，只有通过地下党内部的同志才能找得到姐夫。方卓芬是地下党员吗？他仔细地回想与方卓芬接触的情形，心里有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又一个星期天，与方卓芬碰头时，他把方卓芬请到一个极隐蔽的地方，说：“对不起，大姐，我还是忍不住要向你重提上次跟你说的事。我的那个亲戚，其实就是我的姐夫，他叫彭庆邦，我们一家都受他的影响，也都支持他。他上学到后来，都是我姐姐独自种田种地喂猪、补衣服借债资助他的，一个女的做到这样不容易啊！我姐夫是万县师范毕业的，后来到我们云阳小江附近秘密工作，我姐姐带着孩子去掩护他半年，后来他突然接到通知到重庆来了。在云阳时，从那么多人找他接头的情况看，他在那里时就肯定是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可如今两年多一点下落都没有，我姐姐担心得天天哭，托我打听了两年也没一点消息，也不知是死是活，真是急死人啊！大姐，你能不能帮助打听打听？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谭竹安说着，几乎哭了起来。方卓芬听得也很感动，她安慰说：“小谭，莫急莫急，我帮你打听打听就是。只是，两年多没音讯，也许出了意外，你可要有点心理准备。”

谭竹安听到方卓芬答应帮助打听，欣喜得不知说什么好。

再一个星期天，与方卓芬碰头时，方卓芬对他说：“我打听到了，你姐夫还在，不过，他已经改名叫彭咏梧了……”

“啊！”谭竹安一听，惊喜万分，紧握了一下方卓芬的手，说：“谢谢你，谢谢你，大姐！我这就去给我幺姐写信！”

谭竹安说罢转身就要走，方卓芬却一把拉住了他的衣角：“小谭，莫忙走，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谭竹安等待着，不知方大姐还要说什么。

方卓芬凝视了谭竹安好一会儿，这才说：“彭咏梧同志因工作需要，已同另外一位女同志结婚了……”

谭竹安愣了，吃惊地忙问：“什么？他与另外的女同志结婚了？不会不会，我姐夫不会的。大姐，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个彭咏梧肯定是我姐夫彭庆邦吗？”

他不相信这是事实。然而，虽然方卓芬没再说什么，可从她那不容置疑的神情里，谭竹安不得不确信这是事实。

彭庆邦的确改名彭咏梧，也的确与另外一个女同志“结婚”了。这另外一个女同志就是江竹筠。

但是，方卓芬告知谭竹安的这一消息，此时也不能说是“的确”准确。因为这个时候，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与江竹筠的“结婚”还只处在假扮夫妻的阶段，一切都只是服从党在特殊时期的工作掩护需要而已。这种假扮夫妻在当时非常普遍，工作结束大都各奔东西去新的岗位，真正弄假成真的很少。不过，除了个别人了解内情，许多人包括党内的一般同志却无法知道事情的真伪。方卓芬在当时自然也是蒙在鼓里。

然而，方卓芬不可能不相信这是真的结婚。江竹筠在那时装扮得太像了。

这个消息像一个晴天霹雳震惊了谭竹安。

他不可能不愤怒。姐夫的作为跟陈世美有什么两样？他拥护共产党，他敬佩姐夫革命的信仰，然而他觉得姐夫这样“抛弃”幺姐的做法不是一个革命者的风范。

他不可能不伤心。幺姐为姐夫作了多么大的牺牲啊，可如今姐夫就这样“丢下”了幺姐和小炳忠！

但他已经懂得了革命的道理，那一段时日，他想过来想过去，他想姐夫的苦衷一定是难以言喻，他甚至为开始知道这件事时对姐夫的那种愤懑感到羞愧了。但是，他却不可能不为幺姐的遭遇感到深深的同情和难过。幺姐正望眼欲穿地盼着丈夫的消息啊！如果幺姐知道了这件事，她会怎么想、怎么对待呢？她能不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呢？

谭竹安痛苦极了，昼夜难眠。他决定对幺姐瞒下这件事情。他依然像往常那样给幺姐写信，然而，只字不提姐夫的下落。

日子一天天地艰难地向前游走。半年以后，江竹筠遇险后撤离了重庆，结束了与彭咏梧假扮夫妻的共同生活。

谭竹安遗憾地不知道这种变故，否则，他们这家人后来的故事就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他没有机会见到姐夫彭咏梧，甚至连姐夫具体在这个城市的什么地方都无从知道，他唯一知道的只是姐夫与他都生活在这座充满恐怖的山城。他依然囿于姐夫与另一个他不知道姓名的女同志“结婚”的消息里，替幺姐感到遗憾和不安，始终独自苦涩难言地保守着这个提及不得的秘密。而彭咏梧在幺姐的心里，也依然是她日思夜想的、身在危险世界里的、下落不明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