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_爱因斯坦自述

政治_爱因斯坦自述

告欧洲人书[29]

这次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国际间的文化合作，这种破坏性前所未有。目前，技术和交通的进步都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并且这种交流也正在促进全世界普遍文明的形成。如果这种发展多年的国家关系因为战争而断绝，这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痛苦。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必惊慌失措。为了保护这种文化所必须依据的原则，我们这些关心它的人应该起来斗争，并且在斗争中背负双倍的责任。像科学家和艺术家这样的人都应该具有这种思想感情，但是目前为止，他们不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维持国际交往的态度，没有站在和平的立场上说话，而且为敌对的精神辩解。这种违背世界的文化和文明的态度不能用民族主义的热情来解释。如果知识分子普遍持有这种态度，那将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情。我们深信，这种态度不仅会威胁文化，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生存，从而导致战争。这次战争的借口就是保卫民族生存。

技术缩小了这个世界。旅行变得十分普遍，国际间的供求关系变得复杂而密切，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已经联成一体。(www.guayunfan.com)众所周知，古希腊曾经因为缺乏国际组织而溃散。现在，受过教育的和思想进步的欧洲人有责任防止欧洲重蹈覆辙。如果不这样做，欧洲各国就有可能自相残杀，最终因筋疲力尽而同归于尽。

目前，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都将可能付出昂贵的代价。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因此，所有参战国家的和平人士如果是明智的，他就会意识到有必要去争取这样一种和平条约，这种条约清除了未来会引起战争的隐患。现在，技术和文化上的条件已经成熟到足以将这个大陆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次，只要善用战争导致的动荡局势，就可以完成这个融合了。

在此，我们不讨论怎样形成欧洲新秩序，只是申明一个坚定的信念：已经到了欧洲各国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人民和文化的时候了。我相信，许多人都希望欧洲能够统一。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促进欧洲的统一运动声势浩大地向前发展。

“团结起来”是所有真正爱护欧洲文化的人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我们应当坚信：这些人，尤其是那些有声望的和有权威的人士的呼吁完全可以压制武装冲突的喧嚣。

我们再次呼吁，团结所有欧洲人，并且组织一个全欧洲人联盟。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这个联盟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但可以发出号召，还可以实施积极的行动。

发出这个挑战书是我们行动的第一步。如果您与我们拥有同样的愿望，并且决心开创一个欧洲统一运动的新纪元，那么，就把您的名字签在挑战书上面吧！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民主[30]同学们：

请允许我这个早就信仰民主且对它始终忠贞的人讲几句话。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争取民主以及人民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坚持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始终服从人民的意志，不管是在选举中，还是在这个意志与自己个人的愿望和判断相冲突时。

那么，具体来说，怎样完成这个目标呢？迄今为止有什么成果呢？还应该做些什么呢？

士兵通过解放行动推翻了阶级统治的罪恶的旧社会，并且迅速选举出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与工人委员会的行动一致，目前，它们都是群众意志的代表机构。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绝对地服从它们，并且尽我们的全部力量支持它们。

第二件事就是防止阶级暴政，尤其是防止左翼的新的阶级暴政来代替右翼的阶级暴政。我们不要受复仇情绪的影响，不要认为只有以暴制暴才能解决问题，也不要向同胞灌输这样的思想，应当相信，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自由，暴力只能产生痛苦、仇恨和报复。

因此，我们在遵守执行政府命令的同时，必须要求它无条件地立即筹备制宪会议的选举，以消除所有人对新暴政的担忧和恐惧。只有当制宪会议召开并完成它的任务后，德国人民才能够重新获得自由。

现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已经公开表示赞成召开制宪会议。这表明，他们是尊重民主的理想的，并且相信这种理想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拥护他们。以前的罪恶和无能的统治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困难，但愿这些领袖能够领导我们克服这些困难。

国际联盟是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31]

不到半年之前，我还劝说您加入国联委员会。可是，现在我自己发表了一个退出声明。您理所应当会生我的气。

我之所以辞职，不是因为卑劣的动机或者同情德国人，而是因为在我看来带着客观的面具的国联实际上已经是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了。我不愿意与这样的国联发生任何关系，也不认为一个直接、坦率的声明会造成什么恶果。也许是我错了，但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

而且，我曾明确地拒绝去布鲁塞尔。虽然在心理上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到德国人，但是，我认为真正有文化的人是不会像群氓一样受到舆论操纵的。如果大家都以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么我宁愿清净地待在书房里，而不出去心烦。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认为我高看本国人而误解其他国家的人。

我只是在向您发牢骚。您一直是我可以亲近、可以闹别扭的姐妹，我相信，您会理解我的这种感情的。

全世界裁军宣言[32]

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已经证明：在新的科学的作战手段下，国防成为虚设，非战斗人员也处于不安全的状态。而且，新的战争可以通过火、毒气和化学药品同时消灭大多数人口。因此，所有的国家的情况都十分急迫而危险。

在新的战争中逐渐使用科学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手段，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在未来的战争中，攻击目标不但包括武器、军需品和粮食仓库，还包括重要的工业中心。不言而喻，工业会消失在未来的战争中。那么，在战争中任何人都不能再获得利益。而且，空中轰炸队能够同时毁灭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巴黎、伦敦和柏林。此外，毒气不但会立即毁灭人的机体，还会渗入大地深处，长期毒化水和土壤，而且也许在毒气发挥作用之前，化学燃烧弹就消灭了一切生命。

由此可知，战争的危险性前所未有的严重，所涉及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难道我们能够允许我们的政府去准备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吗？

全世界的人民：让我们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以表明我们的和平愿望吧！战争已经被废止了[33]，现在，我们就来要求废除军备！

已经签名的人们，不论男女，不论有无政治党派关系，全都相信：目前的备战政策不能确保全世界人民的安全。相反，施行这个政策的国家在经济上还会陷入灾难。同时，这个政策还会导致不可避免的新的战争，而这种战争的破坏性极大，甚至具有灭绝性。

在逻辑上，裁军也应该是废止战争的后续动作。但是，只要各国政府继续拖延裁军，那么它们所签署的和平宣言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此，为了实现这个宣言，签名者不但应该要求他们的政府命令下届裁军会议[34]的代表要批判地审查所有的裁军建议，不论这些建议是什么时候被提出的或者出自什么地方，而且还应该要求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保证裁军在全世界快速地实现。

主权的限制[35]

主张人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坚持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政治信条，即国家是为了人而建立，但人不是为了国家而生存。当然，对于科学也是如此。目前，这个时代已经被定型和统一化了，这个信条就经常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因此，我旧调重弹，提醒大家。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发展他们的创造才能。

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不是我们的主人。不管是我们还是国家都不应该违背这个原则，除非在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时。但实际上，国家常常违背这个原则，比如强迫我们服兵役，尤其当服兵役的目的和后果是杀人或者干涉别人的自由时。欧洲人也不知道这个原则，但在美国这个原则是自明的。因此，反战斗争的胜利，我们可以寄希望于美国人。

关于裁军会议，我想起一个比喻。假定有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居民脾气暴躁、爱打架、不诚实，因此，在这个地方人不能进行正常的活动，而且生活经常处于危险之中。地方长老想要改变这种可怕的状态，但市民却坚持他们有带刀的权利。双方相持多年，最后市议会通过一项法令，限制市民所携带刀子的长度和锐利程度。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办法，但我们仔细想想就会明白，其实它毫无用处。只要法律继续允许带刀和用刀，执法部门也依旧执行这种法律，那么事情不会有任何变化，而限制刀的长度和锐度反而还会有助于强者欺负弱者。

我相信这个喻义简单明了。国际联盟和国际仲裁会议就像市议会一样，不能保护受到侵略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们没有强制执行其决定的手段，只是一个开会的地方而已。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没有一定保证的情况下法国拒绝裁军。

目前，无政府状态和恐怖状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无限制的独立主权永远是与反抗侵略相对立的。因此，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所有国家都必须同意限制其主权、承认国际仲裁法庭，并且联合起来帮助这个法庭执行其裁决。虽然过去事态的发展表明，各个政府很难做出这样的行动，但是，承担这种国际义务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必要的，所有希望文明和和平的人应该努力让同胞明白这一点。

当然，这种想法有可能过高估计了组织结构的效能，而忽略了心理因素，或者恰当地说是道义因素。

还有一个建议是先进行精神裁军，然后再进行物质裁军。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还十分正确地分析了国家主义精神，认为国际主义精神被装饰了一个好听却被滥用的名字即“爱国主义”，这个名字被夸大到可怕的程度，以至于成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这个虚假的信仰造成了极坏的后果。

人们应当明白，人的组织制度与心理状态是相互影响的。感情产生并维持着制度，同时，制度也强烈地影响着民族内部的感情。在我看来，强迫服兵役这一制度——说好听点儿就是国民军直接促进了国家主义的发展。要求公民服兵役的每个国家都会培养公民的国家主义精神，以在心理基础（感情）上增强军事实力。在学校里，国家也会向学生宣传暴力思想，就像宣传宗教一样。我还认为，强迫服兵役是白种人道德败坏的主要原因，它不仅严重威胁着文明的继续存在，还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这个祸害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而且很快就蔓延到所有国家。

为了助长国际主义精神，就要与强迫服兵役作斗争，就要与沙文主义[36]作斗争。今天，出于良心拒绝服兵役而被迫害的人就像是几世纪前的宗教殉道者一样高尚。《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是很矛盾的，因为它既宣布废止战争，又允许服兵役。

在裁军会议上，我们不但要考虑到有关的技术问题，也要考虑到教育方面，即心理方面。为此，我们应该创立一些能够使人们拒绝服兵役的国际法律手段。毋庸置疑，在道义上这种做法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上述我的观点可以这样总结：限制军备的协议不能提供任何保障，国际法庭必须具有强制执行裁决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必须保证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制裁所有侵略者。国家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强迫服兵役，因此，要与它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在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保护出于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的人。

不回德国的声明[37]

我只想生活在公民自由、宽容、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里。公民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通过任何方式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而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任何信念。很显然，目前德国不具备这些条件，而且它还迫害了一些对国际交流有很大贡献的优秀人士，一些出色的艺术家就在其中。

一个社会组织或国家像人一样，面对压力时也会精神失常。不过，国家即使这样也会继续存在下去。我希望德国能够尽快恢复健康，我也希望德国的伟大人物，如康德和歌德，不仅会时常被人纪念，也会因为他们实际遵守所效忠的伟大原则而被人发自内心地尊敬。

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38]

目前，作为欧洲的心脏的德国呈现出了悲惨的、荒诞的社会景象，这不能不说是这个自认为文明的民族的悲哀！

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民都被灌输着军事化的教育和训练。在这艰苦的训练中，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奴性服从和野蛮残忍的军事习性。战后的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已经不适用于德国人民，而且当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人人都处于恐惧和紧张的状态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出现了。这个人智商一般，从没做过任何有益的工作，并且，他还妒恨环境和天赋优于他的所有人，仇视为争取比较平等的生活水平而斗争的工人阶级——虽然他出身于中下层阶级，但这样的出身只是给了他自大狂的特性；他最憎恨文化和教育，这些他永远不会具备。他狂热地迷恋权力，拼死冒险也要夺取它。他的混乱的演讲总是渗透着仇恨，如此，这样的演讲才博得了处境和倾向都与他相似的人渣的狂热的欢呼。他把来自酒店和街头的这些人类的渣滓组织在自己的周围，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而他能够成为领袖的真正的原因就在于他阴险狠毒地仇视一切外国的东西，尤其是歧视一个不能自卫的少数民族，即德国犹太人，犹太人具有敏感和理智，这让他感到不安。于是，他就以某种借口说这种敏感和理智是非德国的，是低劣的。他不断残害“敌人”，并向群众许下了美好而天真的诺言，即光荣凯旋和经济繁荣，从而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同时，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狡猾、残忍地利用了几百年来德国人的习性，即盲目进行军事训练和盲目服从命令。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人们就开始进行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的活动。为了阻止人民获得解放，有产阶级把他当做一个工具，从而在金钱上支持他进行罪恶的活动。他通过爱国主义来蛊惑人心，同时又宣传所谓的雅利安人和北欧人的种族优越性，这种优越性纯属胡扯，是反犹分子为了达到目的捏造出来的。人们不知道，在他反复无常的变态人格下，他是否相信自己的胡言乱语，以及相信到什么程度。然而，那些围绕在他周围的纳粹的上层人士完全明白自己的骗人手段和无耻勾当，他们这些人多半都是冷酷残忍的。

群众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和革命[39]

你的共产主义式的语言很有道理。至于我，则认为社会是逐步进步的。而且在我看来，你对资产阶级的说法有些陈旧。在一个政治上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民主国家里，资产阶级肯定会服从群众，因为它的人数很少。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政治是否能够达到这种成熟度。我和你一样，也坚持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度主要就是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如果群众不能达到，那么也就无法可想了。但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在你看来，群众在政治上的成熟是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在我看来，政治上一旦成熟也就不需要革命了。

你说得对，科学家一般对社会政治问题不感兴趣，这主要是由于专门化的脑力劳动造成了我们对人类和社会问题的迟钝和无知。为了消灭这种迟钝和无知，就需要有思想和有责任感的人们耐心地对我们进行政治启蒙，而这种启蒙作用也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有效的武器。一个社会只要保持着政治敏感度和真正的正义感，那么，不管这个社会的政府怎样，它都会保证自身的健康运行。

学术自由[40]——论贡贝耳事件

大学里的讲座很多，但博学智慧的老师却很少；教室很多很大，但真正求知的青年人却不多。自然界慷慨地生产了很多普通人，却很难创造出才智超群的人。

对于自然界的安排，我们从来没有选择的余地，埋怨也无济于事，只能服从。但是，一个社会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时代精神，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尽力改进这种精神状态。

一个世纪之前，大学里的青年意气风发。那时，拥有宽容精神的他们相信能够改进人类社会，并且尊重诚恳的意见。那时，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都愿意为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而努力。

如今，也有一些人相信宽容精神和自由思想，渴望社会进步，他们也在为着欧洲的政治统一而努力。但这些人不是大学生和教授，有目共睹，大学生和教授已经不再体现和追求人类的希望和理想了。

今天，这个会议虽然是为了贡贝耳教授而召开的，但也是为了评判我们自己。在不妥协的正义感的激励下，贡贝耳教授以满腔的热情、极大的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详尽地揭发了政府的罪行，为这个社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正是这样的人却被他的学生和同事驱逐出学校。

读过贡贝耳教授的书的人都不能容忍政治发展到这种肆无忌惮的程度，像贡贝耳教授这样的人对于健全的政治结构的建立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每个人都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宣传来判断，那么，贡贝耳事件必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保卫言论自由[41]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言论自由——虽然这个自由被写到了美国宪法中，以提醒知识分子这些自由面临的威胁。

威胁自由的危险之所以现在出现，甚至比过去面临的危险更大，主要是由于集中生产把生产资料集中到了这个国家的少数人手中。这一小部分人基本上控制了国家的教育机构和大型报社。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来说还有两个严重的威胁，一是这些少数人还掌控着政府；二是经济的集中过程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即一部分劳动力会永久失业。联邦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试图控制两种基本经济力量，即供和求的自由的相互作用过程[42]。

但形势很不乐观，至今这些控制经济的少数人还在没有责任感地自行其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限制他们的自由行动。但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最好的且最方便的手段莫过于利用他们控制的学校和报纸抵制这种限制，并且阻挠青年人弄清楚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关乎国家和和平发展的生死。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才会发生那么多无理解雇大学教师的事，同时，报纸才会不公正地报道此事。无理解聘教师意味着对教学自由的削弱和剥夺。有目共睹，历史的教训已经清楚地表明：对任何民族来说，教学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社会健康、自然发展的基础。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尽力维护并加强这些自由，并且提醒人们自由面临的危险。

只有通过民主方式克服当前的经济危机，才能解决这些困难，而这种解决办法的基础就是言论自由。

因此，让我们大家行动起来，在自己的岗位上百折不挠，免得以后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会说：他们懦弱无能，轻易地放弃了祖先的遗产，那么他们实在也不配享有这份遗产。

犹太复国主义[43]

从提图斯[44]征服耶路撒冷时算起，现在这个时代是犹太人遭受压迫最严重的时代。的确，从移民方面来说，现在对移民的限制更多。这样，现在这个时代对犹太人来说更为不幸。

但是，我们不论遭到多大的伤害和不幸，都要在这个时代继续生存下去。外部的压力只会更加促进我们传统的共同体的团结和稳固。今天，每一个犹太人都察觉到了自己对共同体和人类负有神圣的责任。《圣经》对人道方面规定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健康愉快的基础。而作为犹太人的第一要务，归根到底就是承认并实际遵循这些原则。

对巴勒斯坦的未来发展的关心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这个时刻，必须强调一件事，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45]使犹太人再次团结在一起，从而重新组建了共同体，因此，所有犹太人都要感谢它。出乎人们意料，这种意识实现了那么大的生产事业，即建立了巴勒斯坦农庄。所有犹太人都为这项事业作出了自我牺牲，但是，这项事业也拯救了很多陷入悲惨困境的兄弟姐妹，尤其是它为我们的很多青年创造了一个愉快的创造性的劳动生活[46]。

民族主义在盲目的仇恨支持下，把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工作逼到一个最困难的境地。比如生活朝不保夕，精神消极低沉，甚至为了防范狂热迷信的阿拉伯不法之徒，夜里也要武装保护庄稼，更糟糕的是某种程度的失业，虽然这种失业相比美国来说不严重。

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值得我们敬佩的一点就是，面对困难，他们更加团结、信任、互助，有工作的人会帮助失业的人。而且，他们热情积极，相信理性和安宁终会战胜困难。任何人都清楚，为了打倒犹太人和英国人从而获得巨大好处的匪徒是故意挑起这样的骚乱的，也清楚只要外国的支持势力消失了，匪徒自会停止其活动。当然，其他各国的犹太人毫不逊色于巴勒斯坦的兄弟，他们始终勇敢地、坚决地支持着共同的事业。

关于分治问题，我有一点儿自己的意见。我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犹太人能够与阿拉伯人达成一个合理公平的协议。我之所以不愿意创建一个犹太国，主要是因为尽管它会限制边界、军队和权力，但是犹太民族的本性是与一个国家的思想相抵触的。而且，我担心会产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从内部损害犹太民族，尤其在没有犹太国的时候，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已经不是马加比[47]时代的犹太人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是与我们的先哲创造的共同体的精神相违背的。如果迫于需要，我们必须建立国家，那么，我们就只能机智、耐心地去保卫它。

最后，还有一点与犹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心理状态。一些自私自利的人的暴政常常通过“排犹运动”和恐怖手段来欺骗和镇压人民，这种暴政自身所带来的毒害最终将会毁灭它自己。因为，正义与非正义的力量的增长是呈正相关的。但愿我们的共同体所遭受的苦难会有助于释放正义的力量。

仇视犹太人的原因[48]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经过我稍微修改的寓言，这个寓言可以清楚地说明政治上出现排犹主义的主要原因。

一个牧童对一匹马说：“在陆地上，你是最高贵的走兽，你应该过着完满的幸福生活。但是，奸诈的雄鹿破坏了你的幸福生活。它从小就把腿练得很敏捷，比你跑得还快。因此，它和它的同类比你先跑到水坑，它们喝光了水，你和你的马驹就无水可喝了。跟我在一起吧！我可以帮助你摆脱这种屈辱的境况，过上幸福的生活。”出于对雄鹿的嫉妒和憎恨，马未加思索地同意了，然后头上就被套上了笼头，从此失去了自由，彻底成为了牧童的奴隶。

在这个寓言中，马代表人民，牧童代表欺骗人民的统治阶级或集团，雄鹿则代表犹太人。

你们肯定会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寓言，没有一个动物会像你寓言中的那匹马一样愚蠢。”但你们认真体会一下就会明白了。在马口渴难忍又喝不上水的时候，雄鹿畅快地喝水肯定会刺痛它的内心。你们没有身处其境，也许很难理解这种憎恨和盲目性会让马轻易上当。但是，实际上马受到的苦难就决定了它会成为这种诱惑的牺牲者。一个真理性的格言可以说明这种情况：对别人可以很容易作出公正和明智的判断，但自己却很难公正而明智地行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我们经常扮演马这样的悲剧角色，而且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

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经常一再重现寓言中的情况。这种情况中所使用的方法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转移视线，即把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憎恨和厌恶转移到无力自卫的弱者身上。但是，为什么是犹太人扮演寓言中的雄鹿角色呢？为什么群众那么仇恨犹太人呢？主要原因就在于，犹太人遍布全世界，分散得太广泛，力量薄弱，无法抵御猛烈的攻击。

在俄罗斯和德国发生的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9世纪末，俄罗斯政府的暴政和愚蠢的外交政策激怒了俄罗斯人民，几乎就要爆发革命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俄国统治者煽动了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从而转移了群众的视线，进而镇压了1905年革命[49]。从此，俄国政权就反复使用这种奸诈的策略，直到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停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德国政府立即把这一责任归咎给犹太人，说是他们挑起战争，然后又使战争失败。不久，这种企图就得逞了。仇视犹太人不仅可以保护德国的统治阶级，而且可以使他们完全奴役处于麻木状态的德国人民。

在历史的进程中，犹太人一直被陷害。一些人有时编造说，他们往水井中投毒；有时造谣说，他们为了宗教仪式而杀害儿童；有时无端指控，说他们计划在经济上统治和剥削全人类；有时又在伪科学的书中污蔑他们是劣等的危险民族，说他们自私地煽动暴乱，说他们既是危险的改革者，又是险恶的敌人；等等。此外，犹太人还经常被控告其同化是假装的，是为了伺机侵略其他民族的文化。同时，那些人还批评责难他们顽固愚钝，不可能适应任何社会生活。

罪名的捏造者自己非常清楚这些罪名都是不成立的，而且捏造这些罪名的唯一目的就是找出对犹太人施暴的借口。但是，这些罪名一直在影响着人民群众。在不稳定和混乱的时期，群众就会走向仇恨和残暴，而在和平时期，人性的这些特征就会被暂时遮掩住。

以上我所讲的都是犹太人遭受的暴行和压迫，现在开始说一下排犹主义。排犹主义本身是一种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它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在没有发生反对犹太人的时刻和环境中存在的排犹主义可以称作潜在的排犹主义。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民族生活中的一种正常表现。那么，它的基础是什么呢？

在一个国家中，全体人民的兴趣不会全部相同，因此，相同的信念和宗旨以及相同的兴趣形成了社会中的集团，每一个集团都是一个整体。一个集团中的成员之间的联系，肯定会比他们和其他居民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一些。由此，集团之间的区别就会导致国家内部的矛盾，而集团之间总会存在摩擦，就像个人之间也总是存在着冲突一样。

在政治领域中，集团的必要性就是它可以形成政治党派。党派增强了国家公民的政治兴趣，提供了自由交流和表达个人信念的机会。而且，只有通过党派内部人士的相互鼓励和批评，政治信念才能成熟起来。然而，政治同我们的文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众所周知，宗教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教派，而教派的竞争促进了宗教的成长。另外，在科学和艺术上，专制即消灭其他集团会导致片面性和僵化，因为这种专制禁止了不同意见和研究方向的交流。

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不同的集团代表不同的信念和宗旨，他们之间的斗争激发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勃勃生机。犹太人也以明确的特征形成了自己的集团，而它也引起了一个对立的集团，即排犹主义。这种对立的社会反应是很正常的，而排犹主义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专门的称呼，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对犹太人的辱骂。

犹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没有确切的答案，最确切的答案就是，犹太人是具有犹太信仰的人。显然，这个答案不完全错误，但也是不完备的。犹太人的信仰只是犹太共同体的一个特征，放弃了犹太信仰的犹太人依旧是一个犹太人。[50]

一个集团的本质特征总是很难解释，犹太集团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宽容一直把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甚至这些理想也已经浸透在犹太教最古老的经文中，并且强烈地影响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人类的社会结构。比如，他们每周休息一天的规定就是全人类的福祉。像摩西[51]、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这类人物，尽管他们的贡献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遵循着祖先的古老传统才走上了为社会正义的理想而自我牺牲的坎坷道路的。也是由于这个传统，犹太人才在慈善事业领域中做出了自己的杰出成就。

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十分尊重对理智的各种形式的追求和努力。在这种努力下，他们为知识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他们作出的这个贡献应该受到所有正直的人的表扬，因为他们人数很少，而且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常遇到外界的许多阻碍。在我看来，这个特征不是得天独厚的，而是由于犹太人对知识的尊重形成了一种有利于发展各种才干的氛围。同时，有种人具有一种尖锐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防止了人类对任何权威的盲目崇拜和服从。

在我看来，上述两个特征是犹太人最基本的传统特征。他们所做的所有大小事情都体现了这些标准和理想。这种传统由父母传给子女，也表现在朋友之间的谈话和判断中，充满在宗教的经典中，并且是这个集团的公共特征。我认为，犹太人性格的本质就在于拥有这些独特的理想。自然，集团不能完全体现这些理想。但是，描述一个集团的理想却是介绍这个集团的特征的最好办法。

压迫是一种刺激

我把犹太人设想成一个具有共同传统的共同体或集团，但是，所有朋友和敌人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断言：犹太人是一个种族，他们具有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特有行为。这种见解建立在一个习俗上，即几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坚持内部通婚。这个习俗确实可以保证一个民族的纯粹性，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混合体，那么它就不能保证这个种族的纯粹性了。无疑，像文明国家里其他的集团一样，犹太人也是一个混杂的种族。正直的人类学家都会赞同这一点。而那些相反的说法都是政治宣传，必须予以驳斥。

犹太人集团之所以兴旺，之所以能够存续几千年，不但是由于它的传统，更是由于它在世界上受到的压迫和敌视。

犹太人集团的人口大约只有波兰的一半，也就是1600万人，而这个数目还不到全人类总数的1%。因此，他们不但在政治意义上无足轻重，而且，他们的行动也不可能一致，因为他们散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而没有组成一个整体。

根据反犹人士所描画出的犹太人的形象，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即犹太人代表着一种世界势力。乍一看，这也许是不经之谈，但仔细思索一下，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作为一个集团，犹太人没有什么力量，但作为个人，他们的成就却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这些成就是克服种种障碍才取得的。这一洋溢在集团里的精神激发了个人力量，激励他们去从事需要自我牺牲的工作。

而那些有野心的人不愿意看到群众的启蒙，因此，他们十分仇恨犹太人。比起别的任何东西，他们最害怕世人理智上的独立。这是今天德国纳粹猖獗地残害犹太人的根本原因。在纳粹集团看来，犹太人不仅是一种可以转移群众的愤懑仇恨的工具，还是一种不能同化的元素，因为他们不会没有批判地接受教条，而且坚持启蒙教育人民群众。因此，犹太人的存在可以威胁到他们的权威。纳粹篡权后不久就上演了隆重的焚书仪式，这就足以说明上述看法已经碰触到了问题的核心。在政治上，这种举动毫无意义，只是一种感情的爆发，但就是因为如此，它比那些具有更重大目的的重要举动更能说明问题。

现在，人们开始不信任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它们的概括性太强，而太过于概括的思想可能会错误地解释特殊的因果关系，也可能会错误地判断事件的复杂性。但是，概括也意味着了解，放弃概括就意味着放弃了解。因此我认为，只要认清了这种概括的不确定性，人们还是可以进行概括的。正是如此，我才愿意谨慎地表达我对排犹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建立在概括性的观点之上的。

显然，政治生活受到两种相反的倾向的影响，这两种倾向一直在相互斗争。一种是乐观的倾向，它认为本质上集团和个人的创造力的自由发展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它也认识到，这种发展需要一个居于个人和集团之上的中央权力来进行组织和调节。另一种是悲观的倾向，它认为集团和个人的自由发展会破坏社会。因此，有这种倾向的人企图在权威和盲目服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实际上，后一倾向只是相对的悲观，因为对于那些掌握权力和权威的人以及有这种野心的人来说，它是乐观的。第二种倾向是自由和独立的敌人，同时，它也导致了政治上的排犹主义。

虽然美国人民口头上都支持第一种倾向，然而第二种倾向还是隐蔽地存在于社会各处。这种倾向通过控制生产手段这一迂回道路，同时试图利用排犹主义和敌视他人这一武器，企图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逐步控制人民。但到目前为止，由于人民具有完备的政治本能，因此这一企图还没有得逞。

这种情况将来仍会继续下去，但是只要我们时刻坚持严加防范谄媚者且洁身自好，尤其是当他们来挑唆仇恨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失败。

原子战争或者和平（一）[52]

可以说，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在本质上并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因为它并没有带来新的问题，只是使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而已。只要各个主权国家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战争就必定会发生，只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罢了。在原子弹出现之前，情况也是这样的。原子弹的出现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它只是增强了战争的破坏性。

我认为，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不会毁灭文明。也许原子弹的使用会毁灭地球上2/3的人类，但还是会留下一些有思想的人和书籍。这些人和书籍就足以使我们能够重建文明。

研制原子弹的方法不应该交给联合国组织和苏联[53]，而是应该交给一个世界政府。这个世界政府应当由美国、苏联和英国构成，因为这三个大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三个国家应该把这些军事力量交给这个世界政府。目前，只有这三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事实应该有助于世界政府的建立而不是阻碍其建立。

在这三个大国中，只有苏联没有原子弹，因此，苏联人会认为保守原子弹的秘密是为了不让自己得到它。为了消除苏联人的这个怀疑，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美国和英国应该邀请苏联为世界政府进行准备，并且起草一份世界政府宪章的初稿。显然，这份初稿不是最终的定稿，但是这份初稿应该让苏联人了解到世界政府对他们的欢迎和保障。

这份宪章最好是由三个国家共同协商制定的。当然，他们必须有顾问，但这些顾问只提供咨询服务。我相信，由这三个国家制定出的宪章应该是可以被其他国家接受的，并且确实是可行的。但要是由六七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来制定，说不定就会失败。三大强国起草并通过了宪章之后，可以邀请其他较小的国家来加入世界政府。那些小国家应当有拒绝加入的权利，而且他们也许会认为在世界政府之外也是完全的，从而拒绝加入世界政府，但是我相信，它们最终会乐意加入的。自然，这些小国家也有权利建议修改宪章。然而，不论那些小国家是否加入世界政府，三个大国都应当继续努力组建世界政府。

有目共睹，在一些国家，如现在的阿根廷和西班牙，由于多数人受到少数人的压迫，从而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战争。因此，这个世界政府不但应当有权裁决一切军事问题，还应当有权干涉一些国家内部的不稳定状况。必须放弃不干涉的概念，因为有时不干涉反而会使情况更糟糕，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是维护和平必须要做的事。

世界政府应当马上建立，而不是等到三个大国内部都具有自由状态的时候才建立。虽然苏联还是少数人在统治，还没有实现民主统治，但我认为，这个状况不会威胁到世界和平。人们应该明白，俄国人民的政治教育传统并不悠久，俄国的内部状况必须由少数人来改善，因为目前多数人还不可能这样做。如果我是一个俄国人，我相信我会适应这种局势。

建立一个对军事有控制权的世界政府，没有必要改变三个大国的内部结构。不管结构如何，这三个大国都应该努力合作起草宪章、建立世界政府。

当然，世界政府也可能会变成一种暴力统治。对此，我也担心，但我更担心再次发生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政府都是一个祸害。然而，比起大得多的战争祸害来说，世界政府还是好一些的，尤其在目前战争的破坏性已经加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世界政府必然会出现，如果不以这种国家之间达成协议的形式出现，就会以一种更加危险的形式出现。因为，一次或多次战争的结果就是出现一个军事霸权强国，它会压倒其他所有国家，进而统治世界。

如果联合国组织或者苏联拥有了原子弹的秘密，那将是一件危险的事。为此，我们要保守这个秘密。但是大家要明白，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保住和突显自己的实力，而是为了尽快建立世界政府，以便避免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

有些人建议应该一步一步地建立世界政府。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原子弹，这样做会让那些没有原子弹的国家怀疑我们的真诚意图。这样，就造成了敌对国家之间的恐惧和猜疑，会让它们的关系更加恶化。因此，这样的建议表面上是在促进世界和平，而实际上它反而促进了战争的加速爆发。为了防止战争，我们必须要立即建立世界政府，不能拖延。

况且，我们不可能永远保守住原子弹的秘密。一种美国式的看法是，别的国家是不可能造出原子弹的，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金钱。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原子弹的制造只需要人、物资和使用它的决心，金钱不是必须的。因此，只要别的国家有原料和人力，并且十分想要原子弹，那么，他们同样会制造出原子弹。

我不够资格成为原子弹之父，因为在研制原子弹方面，我的作用是非常间接的。事实上，我只是相信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没有预料到链式反应加快了它的实现，也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它的释放。链式反应是哈恩在柏林发现的[54]，最初，他对此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作出正确的解释的是被困在德国的丽赛·迈特内[55]，从德国逃出之后，她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尼耳斯·玻尔。

我认为，简单地整合或组织是不能保证原子科学的伟大意义的。人们能够组织发现的成果，但不能组织发现本身。发现是只有个人拥有自由才能作出的。因此，应该有可以保证科学家自由和适当工作的组织。比如，美国大学应该减轻教授们的教学负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较多的研究时间。一个科学家组织是不会得到查理士·达尔文那样的发现的。

在我看来，美国规模很大的私人公司不符合时代的需要。当其他国家的人发现这个国家的私人公司拥有那么大的权力，却不用承担相应的义务时，肯定会感到震惊。在此，我想要表达的不是要求美国政府实现社会主义，而是要控制原子能，因为原子能是由政府发展起来的，是人民的财产。如果把这份人民的财产交给任何私人或者私人集团，后果都是无法想象的。至于社会主义，只有当它发展到可以控制一切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的程度时，它才是可取的。否则，由于它的权力更加集中，因此它所造成的破坏比资本主义还要厉害。

目前，还不能预测何时可以和平地、建设性地利用原子能。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如何利用大量的铀，而不知道何时能够应用小量的铀，如将小量的铀应用到汽车或者飞机上。毋庸置疑，将来肯定会将小量的铀应用到汽车或者飞机上，只是不知道实现这个应用的时间而已，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使用比铀更常见的原料来制造原子弹。这些原料的原子量也许较大，而且这些元素比较不稳定，因而很稀少。同时，经过放射性蜕变后，这些原料大都会消失。因此，原子能的释放将来肯定会造福人类，但是这个恩惠暂时还不会成为现实，尽管原子能已经释放了。

我的表达笨拙，无法清晰地解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迫切性。因此，我推荐一本，即埃梅利·雷韦斯的《和平的解剖》。埃梅利·雷韦斯[56]本人的解说极具说服力，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的这本关于战争和世界政府问题的书也写得很清晰明了、简洁有力、极具才气。

我不能预见原子能在将来对人类的恩惠，但我可以确定地说，目前，原子能是一个威胁。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促使人类通过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而如果没有原子弹的恐怖压力，这种遵循秩序的做法肯定是不会出现的。

赢得了战争，但没有获得和平[57]

现在，物理学家发现自己陷入了和阿尔夫雷德·诺贝尔一样的处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威力极大的猛烈炸药，这种炸药可以成为一种超强的破坏工具。为了赎罪和获得良心上的安宁，诺贝尔设立了诺贝尔奖以促进和平的实现。如今，参加研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都面临着良心的谴责，因为原子弹是一种比炸药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的武器。

我们应该联合所有的物理学家来一起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及其政府，改变彼此之间的相处态度并且对未来负起责任，以避免爆发严重的灾难。物理学家帮助他们研制原子弹是为了防止人类的敌人抢先得到它；如果疯狂的纳粹先得到它，就意味着将发生难以想象的破坏和对全世界的奴役。我们把原子弹交给美国和英国，是因为相信他们可以拯救人类，可以保证和平和自由。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既没有得到和平的保证，也没有看到《大西洋宪章》[58]兑现它承诺的任何自由。战争是胜利了，但还没有实现和平。在战时团结一致的各国在和平时却分道扬镳了。《大西洋宪章》承诺世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事实上战争结束后人们的恐惧更加大了；承诺免于匮乏的自由，但世界上大多数地区还处于饥饿状态，而另一小部分人则养尊处优；承诺获得和平、解放和正义，但是地区冲突仍在继续，一些悲惨的景象仍在不断发生：以“解放”自居的军队屠杀那些要求独立和社会平等的平民，而支持那些只在乎利益的政党和个人。陈词滥调的领土问题和权力之争一直压过人类对共同幸福和正义的基本要求。对此，我以我自己的民族，即犹太人的情况来解释一下，它是普遍存在的情况的一种表现。

当纳粹只对犹太人或者主要对犹太人施行暴行时，其他国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有的甚至公开与纳粹德国政府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来，当纳粹进攻罗马尼亚[59]和匈牙利的时候，盟军已经攻入了波兰的马达内克和奥斯维辛[60]。但是，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仍然没有逃出魔掌，就像被占领国的其他兄弟姐妹一样被杀害了，原因是英国政府拒绝犹太移民去巴勒斯坦，并且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容他们。

当纳粹向波兰进攻的时候，只有苏联收容了几十万名犹太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苏联的这种人道主义态度，也应该铭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各国、荷兰、瑞士这些领土并不辽阔的国家的英勇行为，也应该永远铭记那些被占领地区里许多个人的英勇事迹，在恐怖时期他们不顾危险救了很多犹太人的生命。但是，今天战争结束了，又发生了怎样的情形呢？在欧洲，各国政府疯狂地分配领土，丝毫没有考虑人民的愿望。只剩下战前1/5人口的犹太人仍然无法进入巴勒斯坦的避难所，只能继续居无定所、饥寒交迫和被敌视的生活，甚至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没有可以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的立足之地。最令人绝望的事实是，很多犹太人仍然被盟军关押在条件恶劣的集中营里，这也是最可耻的。西方大国屈从了五个阿拉伯国家的威胁和外交压力，假借民主原则不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一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劝说欧洲犹太人留在欧洲，贡献他们的才能；另一方面，他又劝说犹太人不要出风头，以免引起新的仇恨和迫害。这真是十足的讽刺！唉！我想犹太人自己也不想出风头，但是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已经同600万死难同胞一起被推到了纳粹牺牲品的位置上，被推到时了队伍的前头，大大地出了风头。

战后的世界不是光明的。

我们这些物理学家既不是政客，也不愿意干涉政治。但我们知道一些政客不知道的事情，也有责任提醒政客们：不要抱着可以避开危险的侥幸心理；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我们没有时间逐步前进，也没有时间进行协商谈判；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必须改变整个态度和全部政治信念。希望诺贝尔负责的态度、与人之间的信任、宽容和友好的精神能够影响那些政客，从而改变命运，否则人类文明将难逃一劫。

黑人问题[61]

在美国，我已经与黑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的这篇态度严肃慎重的文章略带一些警告之意。许多人会说：“这些事只与我们自己有关，你一个新来的人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呢？”这样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在这个国家长大的人会认为什么事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一个成熟的人来到这个国家会敏锐地发现许多特殊的事情。我认为，他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能够直率地讲出他的所见所闻。

不可否认，这个国家的民主特性最能吸引一个新来的人，而且应该得到高度赞扬。但在此我不过多谈论这一点，只想讲一下这个国家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待他人的态度。

确实，在美国，即使在财富上有很大差别，即使只有少数人具有权力，但人们之间仍然是平等的，人们依然相信自己的价值，具有健康的自信，尊重他人的尊严。但是，这种平等感和尊严感只限于白人之间，对此，我作为一个犹太人深有感触。当然，在白人之间仍然存在偏见，但这种偏见比起白人对肤色较深的同胞，尤其是黑人的偏见，简直不值一提。作为一个美国人[62]，这种情况让我痛苦，只有把它说出来，才能减轻同谋的罪恶感。

许多人会这样解释歧视黑人的原因：“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同黑人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即黑人的智商很低，而且他们没有责任感，不值得信任。这些经验导致了今天我们对待黑人的态度。”这样的解释极其荒谬。白人的祖先通过武力把黑人赶出了他们的家乡，并且把他们贬为奴隶，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他们。到了现代，白人就是为了继续保持这样的状况，才偏见地看待黑人。因为古希腊的奴隶不是黑人，而是在战争中被俘虏的白人，这是称不上种族歧视的。但是，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却宣称：奴隶是下等人，剥夺他们的自由和压制他们是公平的、正义的。显然，亚里士多德陷入了传统的偏见，尽管他具有非凡的才智，但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偏见。

我们在童年时代受到的教育和从周围环境观察到的见解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为人处世的态度。也就是说，除了遗传的天赋和品格以外，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只是取决于传统的影响。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比起传统的强有力影响，我们的思想的影响力竟是那么微弱。

轻视传统是愚蠢的，但是随着我们自觉性的提高和智力的增长，我们可以控制传统的影响力，并且批判地看待传统，从而可以挑出那些损害我们的命运和尊严的传统。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塑造新生活，改善人们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只要经过彻底、认真地思考就会发现，歧视黑人的传统偏见是很可耻、很可悲的。那么，那些正直的人怎么同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作斗争呢？他们应该有勇气用文字和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想法，并且努力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受到这种偏见的污染。

我认为，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快速地根除这个偏见。但是对于一个正直的和有责任心的人来说，能够为这项正义的事业努力奋斗就是很令人高兴和满意的。

原子战争或者和平（二）[63]

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不但没有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反而增加了局面的不稳定性和战争的破坏性。我没有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因此不能专业地介绍它的情况，但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们已经制造出了威力更大的原子弹。人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原子弹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威力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它还可能附带放射性气体，这种气体可以在不损害建筑物的情况下就造成人类的严重伤亡。

现代战争技术不仅仅是原子弹，还有许多其他方式。但我怀疑其他技术，如细菌战，所产生的危险是否可以与原子弹相比，而且我也不认为链式反应会强大到足以毁灭这个星球，因为如果人造的链式反应能够产生这么大的能量，那么，它早就会被那些不断射到地球上的宇宙线[64]点燃了。

原子战争虽然不会让地球像宇宙中的星体那样爆炸，从而毁灭，但它的危险也不容小觑。而且如果再发生战争，那么，它的破坏性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无法想象的，现代文明可能会遭到完全的毁灭。

最近几年，虽然公众对原子战争的恐怖性有所认识并且有所警惕，但对它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在思想上放松了对现存危险的警惕。这也许是因为人们认为危险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眼不见为净吧。如果美国分散开它的工业，疏散城市，那么，人们的这种想法也许是合理的。但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这样做，幸好没有这样做，否则就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在其他国家看来，这样做就意味着美国在为战争作准备。但是，政府看不见目前存在的巨大危险，不为避免战争做些什么也是不可原谅的。

我再强调一遍，对于避免战争来说，原子弹没有任何作用。尽管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可以让一些国家组织管理原子弹的建议，但这个建议是有附带条件的，并且这些条件肯定不会被苏联接受的。这样，美国政府就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俄国人。

在追究俄国人的责任的同时，美国政府应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没有保证在超国家组织建立之前不会使用原子弹，也没有保证就算超国家组织最终没有建成，他们也不会使用原子弹。这样，别的国家处于恐惧中，认为如果不接受美国所提出的超国家管理的条件，美国就会用原子弹对付他们。美国政府也许是确信他们不会发动侵略战争或者预防性战争，因此认为公开声明他们不会再次首先使用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但是，这个国家曾受到严肃认真的劝告，要它声明不会使用原子弹，也就是说宣布使用原子弹是非法的，但它的回答是，只有其他国家接受美国提出的超国家管理的条件，它才会这样做。

美国这样的决策是错误的。我了解到，美国这样做是由于军事上的原因，那就是用原子弹威慑别的国家。但有得必有失，美国实行这样的决策，其他国家更不愿意达成限制原子弹的超国家管理协议了。如果只是不能拥有原子弹，那倒也不会造成多大的不利，但要是别的国家也能大量制造原子弹，在没有国际协议的限制下，美国就会首当其冲地成为原子弹的目标，因为它具有高度集中的工业和高度发展的城市。

垄断原子弹的同时又拒绝宣布它为非法的，这样的做法对美国的另一个不利就是，证明了它没有回到战争的伦理标准上，而这个标准很久以前就被正式确认了。人们应该明白，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备德国纳粹率先使用它。最早是德国纳粹开始轰炸非军事中心，后来日本人常常这样做。在战争末期，盟军使用同样的甚至更厉害的手段还击法西斯，在道义上以牙还牙的做法是正当的。但是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再使用原子弹的任何理由，美国还不宣布原子弹是非法的，只能说明美国已经把原子弹作为一项政治资本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很不正当的。

美国应当制造并贮存原子弹，因为这样做可以制止别的国家发动原子战争。然而，这也应该是贮存原子弹的唯一目的。同样，我认为联合国也应该有自己的部队和武器，也应该有原子弹，其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制止侵略者或者预防危险国发动原子战争。任何组织或者国家，不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或是其他国家都不应该主动使用原子弹。拥有原子弹而又不保证不首先使用它，是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美国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恐吓俄国，迫使它接受超国家管理的条件。但是，这样的恐吓只会加剧对方的敌对态度，从而增加战争的危险。在我看来，美国的政策没有考虑到超国家管理的真正好处，它把目的和手段混淆了。

在战争时期，我们被迫接受敌人的无耻的伦理标准。但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却还没有自由，没有恢复生命的尊严和非军事人员的安全，实际上，那个标准还在束缚着我们。因此，我们正在走向另一次战争，而这次战争的伦理标准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决定的。

人们也许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大量的原子弹将被应用在未来的战争中，而原子弹的危险性可以通过战争末期爆炸的三颗原子弹所造成的破坏来估量。公众也许不知道，就战争的破坏性而言，原子弹以其拥有的巨大威力已经成为一种进行破坏的最经济的手段了。在下一次战争中，原子弹由于价格便宜将会被大量使用。只有美国政府和公众决定不使用原子弹，才可能会阻止战争，否则原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美国认识到，对它来说，拥有原子弹没有使它更强大而是更虚弱了——因为它具有成为原子弹进攻目标的弱点，美国才会在成功湖[65]或者同俄国的关系上表现出诚恳的态度。

但公正地说，美国不能与苏联就原子弹问题达成协议，不仅是因为美国拒绝宣布原子弹是非法的，还因为苏联从来就不赞成成立超国家组织。这一点，俄国人说得很清楚明白。他们不仅在原子能问题上拒绝建立超国家政府，而且在原则上就不同意。可以说，他们不同意任何一个关于成立世界政府的建议。

葛罗米柯[66]先生认为，美国关于原子武器的建议的实质就是国家的独立主权不相容于原子时代。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他认为苏联所提出的种种不同意这个建议的理由都是一种托词。真正的原因则是苏联的领袖们相信，在超国家组织中，苏联的社会结构会发生变化，而他们不愿意发生这种变化，所以由于那种社会结构而握有大权的领袖们会尽全力阻止超国家政府的成立。

俄国人的担忧有一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在超国家组织内确实很难维持他们的社会结构。但他们最终会认识到，尽管如此，加入超国家政府还是比留在法治世界的外面要好得多。但目前看起来，他们的恐惧心理推动着他们的行动，而且必须承认美国在包括原子弹方面在内的许多方面的做法都在加剧着这种恐惧。的确，美国的外交政策遵循的信念是，恐吓是最有效的武器。

可是，不能因为俄国人的阻止别的国家就不去尝试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安全体系。而且，俄国人是因为上述原因才阻止超国家体系的建立的，当这个体系真的建立了，他们还是会接受它的。所以，美国和别的大国不要给俄国可以否决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机会。这样，在他们开始创建时，俄国人发现不能阻止这样一种政体，也许就会改变主意而加入进来。

到目前为止，美国的表现只是一种各主权国家争权夺利的特征，即只关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而不关心苏联的安全问题。但是，如果美国政府在美国人民的要求下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一种法治政策，而不是目前的无政府主义政策，那么，俄国的恐惧将发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因为，在法治世界里，俄国的安全就是我们自己的安全。民主制度下的美国应该是可以实行法治政策的。

目前，俄国人都相信美国人民是支持备战政策的，而这种政策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讹诈和恐吓。如果能使俄国人相信，美国人确实是真诚地想要通过法治的超国家政体来维护和平，那么，他们肯定会改变认为美国威胁他们安全的看法。只有美国先改变态度，并向苏联提出一个真诚的、令人信服的建议时，人们才有资格希望俄国也有所改变。

一开始，也许俄国人会反对建立这种法治世界，但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阻止这个组织的建立，而且自己也会因为加入这个组织而变得更加强大之后，就会改变最初的态度。

我们欢迎俄国加入世界政府，但是如果他们不愿意，那么，我们就建立一个不包括他们的世界政府。但我必须说的是，这样的做法是危险的。如果必须要这样做，那就要说明白这个超国家组织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联盟，只是一个争取减少战争可能性的集合组织。它的利益就是众多国家的利益，所以发生侵略战争或者预防性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它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国家都要大，因而统治的力量就比较强；它的疆域非常辽阔，因此不大可能用军事手段消灭它。这个世界政府致力于维护超国家的安全，因此，它反对国家至上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就是战争的强力的鼓动因素。

没有俄国参加的超国家政体应该经常向俄国发出邀请，并且在行驶其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为和平服务的诚意。这个政体应该向俄国和其他成员国保证，不会利用任何方式惩罚一个不加入的国家，并且随时欢迎它的加入。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要明白，建立这个组织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俄国的加入。

这些意见都很抽象，很难解释这个超国家政体为了吸引俄国的加入所实施的那些具体的特殊政策。但吸引俄国加入的两个前提条件是很清楚的，一是这个组织没有任何军事秘密；二是俄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即使这个会议是为了起草、谈论和正式通过组织宪章和政策。

不保守任何军事秘密[67]的建议也许会引起那些具有军事常识的人的吃惊，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对重要的军事情报不保密，可能会引起战争。不得不承认，军事透明是有点儿危险的。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国家都这样做，那么，它们的安全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增强，也就能够抵抗得住这种风险。而且，消除了怀疑和恐惧，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更加自信了。现在，全世界都处于紧张的局势中，这种建立在国家无限制的独立主权的基础上的紧张局势是由不断增加的战争威胁所造成的，而超国家组织中不断增长的信任将消除这种紧张的局势。最终，这种发展将影响到俄国人民，他们的态度将变得柔和，以致俄国政府也会改变对待西方的态度。

我认为，超国家组织的代表应该由自己国家的人民秘密地投票选举出来。因此，这些被选出的代表将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各个国家政府，这样有利于并且可以增强这个组织的和平。而在我看来，通过民主准则来选举代表的方式是恰当的。因为民主准则和民主制度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是实行这个制度的国家都不了解这一点，如果按照这样的准则来作决定，那么，西方制度和苏联制度之间的对立将更加尖锐。

制度之间的区别不是引起现代战争的原因。毋庸置疑，如果所有西方国家都实行社会主义，但同时保留他们的独立主权，那么东西方之间仍然会继续争夺权力，冲突仍然不断。目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不同的经济制度导致了冲突。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不合理的。经济到底应该是由极少数的人来支配，还是应该服从国家的管理，这个问题也许十分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足以成为冲突的主因。

我希望这个超国家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可以共同组织军事力量，而只为自己保留一小部分的警察部队以维护地区安全。这样，这个组织的军队就可以像以前的奥匈帝国[68]的联队那样可以整合编制并且分配到各个国家。当时，奥匈帝国实行了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政策，即不让士兵和军官驻扎到自己的家乡，以免受到地方和种族偏见的影响。

我希望这个超国家整体的权力被限制在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范围内，但这很难做到。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超国家政体还会拥有一些管理经济事务的权力，这也是可取的，因为在现代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全国性的紧急事件，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但我还是希望这个组织的职能只限于维护安全的任务。我希望联合国能够发展成为这种超国家组织，以便继续它的和平使命。

我充分地认识到，不管俄国是否加入，建立世界政府都会面临巨大的困难，都会面临一个明显的危险，即爆发内战。但我也相信，世界政府最终会建立起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它的实现需要付出什么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但在这样的一次战争后，它往往是由胜利者依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军事化的世界政府。

但是，我也相信，付出很低的代价，如通过协议和谈判这样的和平力量，也可以建立世界政府。但是，单靠理性的力量还不能建立世界政府。在东方，共产主义制度之所以可以实行，是因为它具有某些宗教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激励起人们一种类似于宗教的情绪。我们必须聚集起这样一种宗教运动的力量和热情，“争取法治基础上的和平”的运动才会成功。对于那些有责任感的人来说，这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原子科学家已经明白，只靠逻辑不能让美国人民认清原子时代的本质，还必须加上真挚的感情力量，这是宗教的基本成分。我希望不仅是教堂，大学和其他的主要舆论机构都能够很好地尽到他们独有的责任。

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69]

我既没有专门研究过经济问题，也没有研究过社会问题，那么，我是否有资格谈论“社会主义”呢？基于某些理由，我认为是可以谈论的。

首先，我们可以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察这个问题。在方法论上，天文学和经济学好像是没有区别的。这两个领域中的科学家都试图发现可以普遍适用于某些现象的规律，并尽力弄清楚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但是，实际上，这两个领域还是有差别的。在经济领域中，经济现象要受到很多复合因素的影响，因此很难发现普遍规律。此外，自从文明产生以来，人类积累的历史经验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的性质因素并没有完全地影响和制约规律的发现。比如，历史上很多大国都是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存在的，这样，征服者就自认为在法律和经济上都高被征服者一等。他们垄断土地所有权，并且控制教士，而当教士控制教育之后，社会阶级的分化就演变成为一项永久的制度，而且这项制度自带一套价值伦理体系。从此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人民就会无意识地按照这个体系从事社会生活。

但是，历史的传统已经消失了。而且，索尔斯坦·凡勃伦[70]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自始至终都到处存在，这个阶段不但涵盖了所有我们能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和现象，还独占了从这些现象中推导出来的规律。而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清除并超越这个“掠夺阶段”，既然如此，那么目前的经济科学不能够清晰地阐释社会主义。

其次，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伦理方面的。这些目的是由那些具有崇高的伦理思想的人构想出来的，而不是由科学创造的。科学最多只能为达到目的提供一些手段和工具，而不能创造目的，更不能向人们宣传、灌输这些目的。只要这些目的具有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它们就会被许多人采纳和改进，最终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鉴于这些原因，在涉及人类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不能过高地看待科学和科学方法，也不能认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对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发表意见。

最近，一个观点越发激烈，即社会的稳定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社会正在经历危机。这种危机的表现就是，个人毫不关心甚至仇视他所属的集体，不论这个集体是大是小。在此，为了清楚地表达我的意思，我可以举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实例。我有一个朋友，他才智过人并且脾气温和，不久前，我俩讨论下一次战争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我认为，应该成立一个超国家组织以防止这样的危险发生，我的这位朋友很不以为然并且冷漠地说：“您为什么这么关心人类的生存呢？人类灭绝也没什么不好啊。”

我深信，就算在距离我们最近的上个世纪内，也没有人会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这样的话，更不用说在更早的时期了。我也相信，说这话的人肯定也曾努力想要恢复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是没有成功。这说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和寂寞，以至于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原因是什么？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而且我也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矛盾的、模糊不清的，很难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但我还是想要尽力尝试一下。

人，不但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作为个体，他尽力争取、保护自己和亲人的生存，希望满足个人的愿望，并且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努力想要得到同胞的赏识和赞同，希望能够与同胞共享欢乐，希望能够安慰他们的悲痛和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复杂多样的且经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构成了一个人独有的性格，也决定了一个人内心所能达到的平衡程度，以及对社会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也许，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主要取决于遗传。但是，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则取决于他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和其中的社会结构，取决于社会的传统和价值标准。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的概念意味着他与周围人（包括同时代人和以前时代的人）直接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能够单独生活，但是同时个人也无法离开社会而生存，因为他的感情、身体和理智必须依靠社会组织。社会提供了个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如食物、衣服、房屋、语言、思想形式和内容等；过去和现在的无数人的劳动才成就了个人现在的生活，而这无数人就包含在“社会”这个小小的名词中。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是一个明显存在的事实，就像自然界中的蜜蜂和蚂蚁一样。但两者之间不同的一点就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即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是由遗传下来的固定本能决定的；而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关系却是千变万化的。人类所具有的才能，如记忆力、创造力和口才等已经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发展。人类独有的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在某种意义上，为什么人的行动能够影响生活，为什么主观能动性[71]的作用那么强大。

人具有两种素质，一种是生物学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遗传得到的并且固定不变，如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一种是文化上的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社会交往得到的并且不断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素质决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比较原始文化，近代人类学家断定：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类型决定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文化形式和社会组织类型不相同，社会行为也会出现很大差异。那些试图改变人类命运的人以此为据，拥有了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希望：遗传不能决定一切，人类不是注定要毁灭的，人类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我们为了改进、完善人类生活而要改变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素质，那么我们应该明白，事实上，我们无法改变的条件有很多，起码如前所说，人的生物学本性就不会被改变。而且，最近几百年来，科学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出的一些新条件也已经固定下来。例如，为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和极细的分工都是绝对必要的，人们已经不能回到那种世外桃源式的自给自足的时代了，甚至可以夸张地说，目前，人类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新型公社。

现在，我想要简要地说明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危机的本质。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代，个人比以往更加依赖社会，但在个人看来，这种依赖性不但没有任何价值，也没有任何作用，而且还束缚了他的自身发展，威胁着他的经济生活。同时，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以致他性格中的自我倾向不断加强，而本来就微弱的社会倾向不断衰退。所有的人，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全都在经历着这种衰退过程。他们无意识地逐渐丧失了天真善良，变成了唯我论者，并且感到生活乏味、忧虑、孤单。只有献身于社会，人才会找到自己短暂的一生的意义。

而这种本质的真正根源在我看来就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有目共睹，在庞大的工商业界中，其成员不断地竭尽全力掠夺集体的劳动成果，这种掠夺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法定的条例背地里进行的。在这方面，生产手段，即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合法地成为了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方便论述，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把所有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称为“工人”，当然，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个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占有者有条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的商品，而这些商品成为了资本家的财产。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就在于工人所得到的报酬与他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度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报酬的不是他所生产的东西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劳动力的供应与需求数量。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的。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分工的不断增长促使私人资本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淘汰了较小的生产单位，形成了较大的生产单位。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是出现了金融寡头[72]，他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在民主国家里也无法有效地控制他。事实确实如此，因为立法机关是由政党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而私人资本家或者提供大量经费给政党，或者在其他方面影响政党。由此，他们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人民的代表不能充分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而且，私人资本家还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舆论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如报纸、学校、电台等。所以，一个公民想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客观地看待事物、理智地运用政治权利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的特征是两条主要原则，一是私人占有生产手段，并以自己的方式处理它们；二是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尤其应该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某些行业的工人已经取得了形式上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是，整体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社会也没有这样的规则，即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是可以就业。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失业大军”也几乎一直存在。既然市场不能为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利益，那么，生产和消费也会受到限制，最终导致巨大的经济危机。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更多的失业，而没有减轻劳动负担。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导致不能稳定地积累和利用资本，进而导致经济越来越衰败。如前所述，无限制的竞争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也造成了个人社会意识的衰退。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莫过于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都深受其害，学校向学生传授这种残忍的竞争态度，训练他们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以好胜喜功为荣，并且学校将这看做是学生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

我深信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和方向的教育制度。这样的经济制度实行计划经济，即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被有计划地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从而能够把工作分配给有工作能力的人，并且保障每个人的生活，不论这个人是否具备劳动能力。对个人的教育，不但要发展他的天赋、才能，还要培养他对人类的责任感，这样才能消除目前社会中对权力、名利的追捧。

但是，应该明白，社会主义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可能会完全奴役个人。建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要解决下列这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怎样防止执政者对权利的无限欲望和盲目自信呢？怎么在保障民众个人权利的同时还能确保行政权力的民主力量呢？

给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73]

我们陷入了这样一种处境：整个世界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每个公民都没有安全感，连他们的工作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技术的发展进步并没有把人民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没有给人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由于我们没有能力解决国际组织的问题，由此增加了各种危险，这些危险威胁着和平和人类的生存。

55个国家政府的代表在参加联合国第二届大会时肯定会发现一个事实，即自战胜轴心国[74]以来的两年中，无论是在防止战争上面，还是在控制原子能上面，或者是在重建被战争破坏的地区的经济合作方面，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显著成绩。

对于这些失败，联合国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的权力被限定在宪章范围内，而且它的成员国也不期望它具有更大的权力。事实上，联合国这个机构极其重要，因为它是建立一个超国家政体的过渡的组织，而这个超国家政体有足够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来维护世界和平，希望全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要明白这一点。目前的困境就在于没有一个真正的超国家的权力。因此，各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假设考虑都是会发生战争，而这样制定出来的决策又增加了普遍的恐惧和不信任。这样，恶性循环不断往复，最终促使最后的灾难加速来临。再强大的军备都不能保证绝对的军事安全，都保卫不了和平。

只有重新定义“国家安全”这一传统概念，才有希望得到关于国际控制和管理原子能的全面协议，或者得到关于普遍裁军的全面协议。因为，只要国家安全的重点还被认为是原子能和军备，那么在国际谈判中，一个国家说得最多的还是空话。安全是不可分割的，他只有在普遍得到法律和执行上的保证时才能实现。如此一来，军事安全就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问题了。所有国家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准备战争，要么准备建立一个以法律和秩序为基础的世界，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如果准备战争，那么每个公民都必须下定决心，准备像奥地利和朝鲜那样保留军队并将其驻扎到希腊和保加利亚，竭尽全力积累、储备铀，进行全民军事训练，逐步限制公民自由，尤其是必须面对造成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灾难和最阻碍文化进步的因素，即军事保密。

同时，在原子时代，只有不断完善超国家政府才能保证安全与和平。如果人们可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会竭尽全力来增强联合国的力量。我相信，世界上每一个有理性和有担当的公民都知道如何抉择。

然而，整个世界因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而变得莫衷一是，联合国中的各个大国很难在某个问题上达成共识。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各个集团都在极力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全世界都在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如俄国军队驻扎在东欧，美军控制了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荷兰、英国和法国都坚持殖民政策，尤其是保守原子弹的秘密和军事秘密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巩固和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这一点人们早已明白。

现在，联合国必须果敢地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自己的威信。首先，必须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以便可以完全控制支配安全理事会[75]和联合国下属的所有分支机构。因为，如果安全理事会不服从联合国大会，或者两者之间存在权力上的冲突，那么必然会损害整个制度的有效性。其次，应当修改联合国代表的产生方法。现在，各国代表都是由各个国家政府委派的。很明显，这样的方法既不会给各个代表真正的自由，也不会让人民相信代表的产生是公平的、合理的。但如果代表是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的，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时可以增强联合国在道义上的威信。如此，代表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会对选民负责，这样，代表中就会多一些政治家，而少一些外交家。最后，不论形势如何危急，联合国大会都应该持续召开。这样做，大会就有能力执行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能够取得建立超国家秩序的主动权，二是能够对一切和平受到威胁的地区（如希腊边境）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这些任务很重要，因此，即使联合国这个组织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而瘫痪了，大会也不应该将它的权力转交给安全理事会。联合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勇敢而坚决地实施主动权的机构，作为这样的机构，它就应该迅速行动，以奠定世界政府的良好基础，创造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

当然，对于建立世界政府这一观念，还存在着反对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苏联。但是，一旦提出了一个能够真正保障安全的公平提案，苏联就不一定还会继续反对。即便它还会继续反对，但等到世界政府真的成立了，它自然会随之改变态度。到时，就算为了防止在安全理事会中处于不利地位，苏联只会提出它唯一的要求，即得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保证。

虽然如此，我们还有必要考虑到意外情况，即尽管费尽全力俄国及其盟国仍然不愿意加入世界政府。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这时，最重要的就是其他国家应当立即独立行动起来，使这个局部性世界政府变得十分强大，至少它得包括全世界2/3的主要工业和经济地区。 只有这个局部性世界政府足够强大，它才有可能放弃军事保密和其他一切由于不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从而才有可能避免军事冲突和战争。

一开始，这个局部性政府就应当表明：它欢迎任何非成员国加入，尤其是俄国，而且他们的加入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我认为，在其一切会议和制宪会议中，局部性世界政府都应当允许非成员国的代表出席。

建立世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个联合世界，而不是一个敌对世界。如此一来，就要求这个局部性世界政府绝不应当反对世界的其他联盟。世界政府本身才能成就自身。

在世界政府里，各个国家不会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而产生冲突。目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纠纷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造成的。当然，不可否认，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确实加重了本来就很紧张的局势。但我相信，美国和俄国即便性质相同，即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或者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都是共产主义国家，或者都是君主制国家，也会产生竞争、冲突和猜疑，也会造成和今天一样的紧张局势。

现在的联合国和未来的世界政府的最终目标都是保证全人类的安全、和平和幸福！

答复苏联科学家[76]

虽然不久前四位俄国科学家在《新时代》杂志上公开批评了我，但是我还是很欣赏他们，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善意的、率直的。事实上，对于人类事务，一切善良正直的人都应该增进相互了解，都应该尽力了解对方的思想、动机和考虑，都应该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位置考虑问题，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做出正确的行动。因此，我希望我的俄国同事以及所有读者都能如此对待我的答复。我不是认为只有我知道“真理”或者“正确的道路”，而是努力在寻找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同时，我可能得出了一个有点儿武断的结论，这也不过是为了想要得到明确和简单的办法而已。

不可否认，最近30年来，俄国遭受了很多外国施加的伤害，如德国纳粹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平民，内战时期外国干涉内政，西方报纸的诽谤，西方扶植希特勒以对付俄国等，这些伤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俄国人民强烈的防御意识的产生，从而这种防御意识发展成了一种孤立主义。我认为，正是在这种孤立主义的影响下，你们写信攻击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虽然这种孤立主义可以理解，但它制定的政策对所有国家都将造成很大的伤害，其中也包括俄国自己。我将在后面证实这一点。

你们十分重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而这种重视就决定了你们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因此，你们才会责怪我支持世界政府。所以，我想首先讨论一下这个对立。经过客观地调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即在一些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济结构的集中，导致少数人掌握了经济权力。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需要向全体人民解释他们的行动，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必须这样做了，而且像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一样，是人民的公仆。

我赞同你们的观点：只要社会主义政府仍然掌控管理标准，即使这个管理标准是不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具有优势。毋庸置疑，这样的情景总有一天会实现。到了那时，所有国家都会感谢俄国，因为它第一个冒着极大风险、顶着极大困难地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可行的。我也相信，事实将会证明，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私营企业制度不能制止失业，甚至技术的进步还会更进一步加剧失业。同时，这个制度也没有能力保持生产同人民购买力之间的适度平衡。

但是，现存的一切政治和经济问题不都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且社会主义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这样一种信仰不可避免地也有其自己的危险，首先就是它会鼓励“忠实信徒”狂热的偏执性，从而把可行的社会组织变成了像教会一样的东西，把一切不信仰它的人都视为叛逆的或者为非作歹的坏人。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就丧失了理解非忠实信徒的行为和信念的能力。我相信，你们肯定知道，在历史上人类由于这些坚持顽固信仰的人而遭受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只要在其内部倾向于向暴政蜕化，那么，这个政府本身就是一种祸害。在我们中间，除了为数极少的无政府主义者之外，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政府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文明的社会形态。在制度健全的国家中，人民的意志与政府之间具有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就可以防止政府蜕化成暴政政府。如果一个国家同时掌握着武装力量、教育、全部情报和人民的经济生活，那么，这个政府发生蜕化的可能性就很大。因此，社会主义不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办法，而是能够找到这些办法的基础。

最令人诧异的是你们对无政府主义的矛盾态度，在经济领域中，你们强烈反对它，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中，你们又坚决拥护它。你们认为，削减各个国家的主权侵犯了天然权利，因此这个建议本身都应该受到谴责。而且，你们通过以自己的方式分析美国战后以来的各个行动，试图证明，这个建议的背后隐藏着美国的一个企图，即想要不必通过战争就在经济上统治和剥削其他国家；同时企图证明，美国或者说美国资本家操纵了联合国大会。

这样的论据是不能使人信服的，但是它表明俄国和美国之间的知识分子的隔阂很深，这种隔阂是彼此间一种悲惨的、人为的隔绝状态所造成的。如果个人之间可以自由交换意见，那么也许知识分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在两国之间创造一种相互谅解的气氛。而这种和谐的气氛是有效发展政治合作的一个先决条件。既然暂时我们要通过“公开信”这样一种麻烦的方式，那么，我就先简要地讲一下我对你们那些论据的看法。

毋庸置疑，经济的寡头统治强烈地影响着我们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但这种影响力也不应当被过高地估计。如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77]尽管受到这些寡头集团的强力反对，但还是当选了总统，并且当选了3次。

至于美国政府的战后政策，我既不愿意也没有资格为它们作辩护或者解释。但是必须承认，美国政府的一些行动，如提出的一些关于原子武器的建议，表明了它是想要建立超国家安全组织的，即使这些建议不完善，但至少也为真正解决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讨论的基础。相反，实际上俄国政府否定、拖沓的态度阻碍了美国运用影响力来反对“战争贩子”的行动。

至于美国对联合国大会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美国具有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以及寻求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至于有争论的否决权问题，我认为不是因为美国有什么特殊行动，而是因为俄国使用了否决权，所以才会取消它。

对于你们所说的美国政策的目的在于统治和剥削其他的国家的意见，我认为不妨先来考察一下客观因素，毕竟要确切地谈论目的和意图是件很没把握的事。美国很幸运，几乎拥有一切重要的原料资源，在本土就能够生产出足够的重要工业品和粮食。但是由于它坚持采取“自由企业”的方式，使得人民的购买力与全国的生产能力不平衡，使得失业达到了形成威胁的程度。鉴于此种情况，美国就必须特别重视出口贸易，只有这种贸易才能保证生产设备的充分利用。当然，如果出口货和进口货的价值大致相等，那么这种出口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几乎所有进口都会使得美国的生产设备闲置一部分，所以美国竭尽全力地避免发展进口贸易。由此，外国或者没有能力偿付美国的出口商品，或者只能向美国运送物资、提供服务以完成偿付，或者通过输出黄金来完成偿付，这也就是美国拥有全世界大部分黄金的原因。而黄金除了用来购买外国商品之外，没有别的用途。但是由于上述种种理由，这种购买又是行不通的，因此，这些黄金只能被储存起来，当做歌颂政府的明智和经济的成就的纪念碑！上述这些理由使我不能同意美国剥削全世界的观点。

不能否认，上述种种情况还是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的。美国的产品必须出口，而这种出口是通过贷款给外国来供给资金的。但是，外国是还不起这个贷款数额的，因此实际上贷款只能是强权政治作为工具的一种馈赠。根据目前的情况以及对人类的了解，我坦白地承认，这是一种真正的危险。不过，我们人类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国际事务状态，即往往人类智慧的每一种发明和每一种有用物品都会成为一种武器，从而变成一种危险。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这个问题把我带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来。众所周知，强权政治早晚会引起战争，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战争就意味着人类生命和财产的毁灭，并且毁灭的程度和规模前所未有。

难道我们的激情和习惯果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彻底毁灭，而不会留下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吗？难道我们通信中所提到的一切争论和意见比起目前的客观危险来，都不是不值一提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尽力消除这个威胁所有国家的危险吗？

无限制的国家主权这个概念只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拥有使用武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权力。这样，每个国家都认为必须为可能发生的战争作准备，都认为必须竭尽全力占据军事优势。最终，这样的看法会支配我们整个的公共生活，并在战争来临之前就毒害了青少年的心灵。只要我们还保留着一丝一毫的理智和人性，都不应该支持这个概念。

而仅仅由于这些考虑，我才会支持“世界政府”这一观念。当我们这样做时，从没有考虑到别人这样做的目的。我深信，这条道路可以消除一直威胁着人类的最可怕的危险，避免全体毁灭的目标具有高于其他一切目标的优先权！

我相信，你们会相信我在写这封信时的诚恳的和严肃的心情，也相信你们接受它的心情同样诚恳和严肃。

附：爱因斯坦博士的错误想法

——瓦维洛夫[78]、弗鲁姆金[79]、约飞[80]和谢苗诺夫[81]的公开信[82]

近年来，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心，而不是由于他的科学发现。他做无线电演讲，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参加许多公共组织，大声呼吁抗议纳粹分子。他持久地拥护和平，发表反战的演讲，反对军国主义者企图控制美国科学院的野心。

尽管他的立场并不总是鲜明的和贯彻一致的，但对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苏联科学家和人民还是表示赞赏的。然而，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某些言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肯定也会伤害他支持的和平事业。

我们觉得有责任让大家注意到这一点，以便澄清一个问题，即对于和平来说，什么样的工作才最有效？这一点也是考察爱因斯坦最近倡导的“世界政府”的根据。

赞成这个观念的人包括那些以此来掩护其无限制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拥护和平主义、拥有自由思想，但没有了解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而被其有理的表面所迷惑，从而相信“世界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相信永久和平。

“世界政府”的拥护者使用的论据是，在原子时代，国家主权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在联合国大会上，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曾说，“国家主权”是一种“过时的”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实际上，“世界政府”的概念偏离真理更远。

首先，“世界政府”和“超国家”这两个概念历史悠久，不是原子时代的产物，它们在成立国际联盟时就被提出来过。

其次，在现代，这个概念绝不是进步的。它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统治工业大国的垄断资本家看来，他们的国界太小了，他们想要垄断世界的市场、原料资源和投资场所。由于他们控制了政治和行政事务，因此在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在从经济和政治上干涉别国的过程中，这些大国的垄断势力能够运用政权机器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

这一切，我们自己的国家早已经历过了。沙皇统治下的俄国由于具有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并且其反动政体盲目地顺从资本家的利益，从而成为外国资本家垂涎的一块肥肉。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德国在俄国都赚取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不可能赚得到的丰厚利润。在西方勒索性的贷款支持下，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残忍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阻碍俄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从而，沙皇俄国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属。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粉碎了世界垄断资本对我国的控制。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第一次真正成为自由与独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技术、科学和文化的进步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国也变成了一个安全和和平的可靠堡垒。在内战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干涉的斗争中，在反对纳粹侵略的伟大战场上，我们的人民都曾为维护国家独立而战斗。

但现在，“世界政府”的支持者们却要我们为了“世界政府”而自愿放弃这种独立，而“世界政府”只不过是垄断资本家为了夺取世界霸权而打出的一个漂亮的招牌而已。显然，这样的要求对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都是荒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终于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并在努力巩固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排除外国势力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另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亿万人民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不愿意再继续被奴役，他们迅速展开了民族独立运动。

目前，垄断资本家已经失去了很多可供剥削的地盘，而且其势力范围还会继续缩小。因此，他们非常痛恨国家独立，正在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剥削那些已经摆脱他们控制的民族，以及竭尽全力地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帝国主义分子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思想等各个方面的斗争中都耍弄了各种阴谋诡计。

正是按照这种社会命令，帝国主义理论家就凭空污蔑“国家主权”这一概念，而鼓吹虚伪的“世界政府”这个观念，其借口就是这个观念会废除帝国主义、战争和民族仇恨，保证普遍法律的胜利，等等。于是，这个貌似进步的观念就掩盖了帝国主义势力争夺世界霸权的欲望，并且恰好迎合了某些知识分子，如科学家、作家以及别的某些人的兴趣。

于9月间，爱因斯坦博士给联合国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提出了一个限制国家主权的新方案，即赋予联合国大会比安理会还要大的权力，并使它成为一个永久发挥作用的世界议会。至于安理会，爱因斯坦宣称，它已经被否决权弄得不能发挥作用了——而这些都是美国外交奴仆们一直重复的话语。按照爱因斯坦博士的计划，改造后的联合国大会具有最终决定权，这样也就抛弃了大国一致的原则。

至于联合国的代表的产生，爱因斯坦建议通过普选，而不是现在这样的由其政府指定。乍一看，这个建议是进步的甚至是激进的，但实际上它对于改变现状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于这种“世界议会”来说，普选意味着什么？殖民地和附属国仍然处于少数帝国主义强国的总督、军队以及垄断资本家的统治下，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显然，在这些国家里，普选就意味着由殖民政府和军事当局指定，现成的例子就是希腊的公民投票选举。而就算在那些形式上存在普选制的国家里，情况也没有好多少。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资本家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了普选和自由投票。美国上届国会选举时，只有39%的选民去参加投票；在南方各州，千万名黑人或者被剥夺了选举权，或者被威胁着投给他们的敌人——极端反动并十分仇视黑人的上届参议员比尔玻就是这样当选的。这些情况，爱因斯坦一定都知道。剥夺移民、季节工人和贫苦农民的选举权的方法有很多，如人头说、特殊甄别等，还有那些广泛流行的收买选票等诡计，以及被垄断的报纸的作用等。

这所有一切都表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爱因斯坦的普选建议没有任何作用，它不比目前的联合国大会更好一些，因为它总是歪曲地反映群众的真实情绪和群众对永久和平的希望与要求。

众所周知，在联合国大会和各委员会中，多数成员国都依靠着美国，都必须采取顺应美国的外交政策。如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作物都很单一，美国垄断资本家决定了其价格，因此它们必须顺从美国的要求。既然如此，联合国大会表决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被操纵的多数。

在某些情况下，美国发现与其通过国务院，还不如通过联合国大会更容易实现其外交政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巴尔干委员会以及那个观察朝鲜选举的委员会。目前，为了把联合国变成其国务院的一个部门，美国正在强行计划一个“小型大会”的组织，以代替安理会，因为安理会的大国一致原则妨碍了这个阴谋的实现。

爱因斯坦的建议不会促进和平和国际合作，反而会有助于美国达到其目的；并且，对那些已经建立自己的政权的国家来说，在它们受到攻击时，这个建议会掩护这种攻击。这个建议会助长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并在思想上解除那些维护自己独立的国家的武装。

实际上，爱因斯坦不知不觉已经成为反对和平和国家合作的野心家的支持者了。他已经深陷于此，以至于公开宣称：不论苏联是否加入世界政府，其他国家都应该继续努力下去，同时欢迎苏联的最后加入或者成为这个组织的“观察员”。看起来，爱因斯坦不与那些支持美帝国主义的人同流合污，但实质上，他的这个建议与那些人的建议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建议的内涵就是：如果联合国不能被美国利用，不能掩护美国的阴谋和计划，那么它就不应该存在，美国应该另外成立一个没有苏联参加的新的国际组织。

这些建议会严重地破坏国际合作和国家安全，爱因斯坦不应该认识不到这一点。

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博士是在一个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世界里幻想“世界政府”。这是一条错误和危险的道路。当然，只要认真对待这些差别，这些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还是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合作的。但是，爱因斯坦的建议不利于国际合作和永久和平的实现。他建议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的政策不会导致战争的发生，却会造成国际间新的纠纷。这些国际纠纷只会对垄断资本家有利，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军火合同和更多的利润。

爱因斯坦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也热心于公益事业并不遗余力地推进和平事业。无疑，他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加以外交辞令似的修饰。

美国扩军备战政策严重阻碍了世界和平[83]

我不符合你所谓的“虔诚的和平主义者”的标准。而且，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战斗而不是坐以待毙。面对纳粹德国的屠杀，人们就应该起来战斗[84]。我拥护在超国家组织控制下的武装的和平，而不赞成单方面解除武装。

但我认为，目前美国的政策比俄国更加严重地阻碍了世界和平。当前，朝鲜已经成为了战场，而阿拉斯加还没有。众所周知，俄国面临的危险比美国面临的更大。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俄国人没人会认为美国人民处在危险之中？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显然，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预防战争的发生，并让人们认为苏联是侵略者，这两个企图是相互呼应的。

至于您邀请我写有关和平的文章，恕我不能答应。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呼吁理性完全无济于事。我相信，最终人们总会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

人权[85]

今天，你们开会的主要目的是专心讨论人权问题，并且发奖给我。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有点儿伤感。没有一个更适合的人可以接受这个荣誉，这是多么悲伤的一件事啊。

长久以来，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探索物理实在的结构上。我从来没有有规划地试图改变人类命运，从来没有同不义与暴政作激烈的斗争，也从来没有改进人类系统的传统形式。我只做了一点，那就是在一段时期内我批判了那些社会上我认为是糟糕的和不幸的情况。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觉得沉默也是同罪的。近年来，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但我对此不觉得愧疚。

人权的存在和有效性并不是神话或者一开始就出现的。它是关于人类相处行为的理想，也是最令人向往的社会结构。它是那些有智慧的人设想出来的并用以教育人类的思想，它也是人们在历史经验中积累的对美与和谐的渴望。在理论上，它应该是很容易被接受的，但在人的兽性本能的压抑下，它又总是被践踏。在历史上，争取人权的斗争数不胜数，但从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样的斗争是无休止的，如果停止，社会就会走向毁灭了。

今天的人权实质上是指个人免受他人和政府的任意侵犯，有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有权利要求工作并从工作中获得报酬，个人有权利加入政府组织。今天，在理论上承认了这些权利，但实际上它们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受到了更大的摧残。这是合法的奸诈策略的结果。

有一种人权即使不经常被提到也无损于其重要性，那就是个人有权利和义务拒绝参加他不想参加或者认为是错误的活动，如拒绝服兵役。我承认会出现这种情况，即由于拒绝服兵役，一些正直的、有责任心的人与国家机关发生了冲突。但是，纽伦堡审判[86]表明了这样一条原则：即使犯罪的行为是在执行政府命令，也不应该获得赦免。良心高于法律的权威。

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人权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政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研究和教学自由等。我国由于恐惧共产主义而制定的政策受到了其他文明人类的嘲笑。政客们为了获得权力，为了获得利益，制造了恐惧共产主义的气氛，对此，我们还能忍受到什么时候呢？现在，人们好像都失去了幽默感，连法国人常说的“嘲笑可以杀死人”也失效了。

论自由[87]

争论基本价值的判断毫无意义。比如，站在纯理性的立场上，人们就不能驳倒那种消灭地球上的人类的观点。但是，对于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和价值，人们就能够合理地发表关于达到这些目标的意见。现在，我提出两个人们都会赞成的目标。

第一，尽量以总劳动量中最小的部分生产来维持人类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资料。

第二，物质上的满足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美好生活还需要满足人们发展理智和艺术才能的要求。

第一个目标要求增进对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要促进一切科学工作。科学作为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它的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和支持，固然人们还未能了解这种联系和支持的方式。但是，科学进步的前提条件就是不受限制地交换结果和意见，也就是知识分子拥有教学自由和言论自由。在我看来，自由是指一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某些尖锐的观点而受到威胁或者严重警告。实际上，交换的自由是科学发展和推广必不可少的条件。自由的实现要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即法律的保障和宽容精神。虽然这种理想的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是为了使科学思想、哲学和一般创造性思想得到最快的进步，我们就必须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争取。

第二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得到第二种外资自由的保证。人不应当为了生存而丧失个人活动，这第二种外在的自由是发表的自由的基础，合理分工和技术进步为实现这种自由提供了可能性。

科学的发展和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内心的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既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世俗习惯的束缚。它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值得个人追求的一个目标，社会应该促进而不是干涉它的实现和发展。学校不要通过权威和强加一些精神负担来影响青少年的内心自由的发展。相反，学校应该通过鼓励独立思考来促进这种自由的发展。只有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都得到了发展，精神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才能得到提高。

脑力劳动者的组织[88]

脑力劳动者有必要建立起一个组织，以便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在一般政治领域里产生某些影响。

就保护经济利益来说，工人阶级至少保卫了他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向工人阶级学习，学习如何解决组织问题，学习一个组织怎样避免内部纠纷和分裂——这是最应该学习的。一旦发生分裂，各派就会开始相互争吵和不信任，从而也就不可能统一行动了。

工人阶级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还有很多。比如，想要充分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就要在进行经济斗争的同时做好政治工作。在这方面，我国的工人也刚开始行动起来。生产的不断集中迫使经济斗争中夹杂着越来越多的政治斗争，而且政治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由于缺少组织，比起其他团体，脑力劳动者受到的专制力度最大，受到的剥削最严重。

脑力劳动者的团结不仅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而且有利于全社会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知识分子之间缺少组织说明了这个集团缺乏政治意识。可以说，过去几乎完全是政治野心和利益欲望左右了政治决策，而不是专门的知识和来源于客观思考的判断。

因此，对整个社会来说，脑力劳动者组织的出现具有极大的意义。比如，这个组织的责任之一就是保卫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民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条件。

目前，为了保护各个国家免受侵略战争的伤害，脑力劳动者组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呼吁建立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力量。在我看来，我们最迫切的任务不是为这个国际政府制订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人民决心建立一个国际政府，那么制订一个技术性的详细的计划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相反，大多数人所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建立超国家组织的信念。因此，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脑力劳动者组织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传播有关这个问题的知识，让人们拥有这个信念，这是免除战争的唯一手段。脑力劳动者组织想要增强内部力量并且可以影响舆论，那就要尽力追求并实现这些目标。

答复“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89]

问：学术自由的根本性质是什么？对于真理来说，为什么它是必需的？

答：在我看来，学术自由就是指一个人具有追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在这种权利中也伴随着一个义务，即一个人要讲授或发表全部的正确的东西，不应当有所隐瞒。显然，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阻碍知识的传播，从而阻碍合理的判断和行动。

问：在您看来，如今学术自由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答：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自由面临的威胁表现在以下事实中：借口我们国家遭到了所谓的外来威胁，侵犯或者阻碍教学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出版和使用其他传播工具的自由。这个威胁是凭借制造出使人们感到有威胁的事物为条件来实现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都不再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私生活中也很谨慎。这样的情势危及了民主政治的生存。

问：在您看来，目前在保卫像《人权法案》规定的传统自由方面，公民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特殊责任？

答：保卫宪法，人人有责。因为《宪法》力量的根源全部在于每个公民保卫它的决心。只有当每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对宪法的保卫责任时，宪法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每个公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逃避这种责任，即使在自己和家庭都遇到威胁的情况下。

问：在您看来，在民主社会中，一个知识分子的特殊义务是什么？

答：原则上，每个公民对保卫宪法负有同等的责任，但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广泛意义而言，他们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受过的特殊训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舆论。也正因为如此，那些支持独裁政治的人才会特别注意知识分子，才会想要封住他们的嘴。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特殊责任是十分有意义的。在这些特殊责任中，尤其是拒绝参与侵犯宪法的任何措施，特别是侦讯公民私生活和政治关系的措施。认同这种侦讯的所有人都是违宪者的同谋。

问：在您看来，帮助受审讯者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答：为了保卫公民的权利，对于那些在审讯中拒绝作证的一切受害者以及因为这种审讯受到伤害的所有人，必须为他们提供辩护律师，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找到工作。

以色列应该采取的政策[90]

目前，东西方国家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对此，我们[91]应该采取中立的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仅有助于缓和整个世界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发展我们同阿拉伯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健康的睦邻关系。

其中，这个政策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一如既往地坚持下述做法，即谅解生活在我们中间的阿拉伯人的困境，并保证他们的完全平等。在这样的政策下，我们的公民会更加忠诚，我们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会逐步改进。基布兹运动[92]就是一个明显的正面范例。真正考验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标准的就是我们对待阿拉伯这个少数民族的态度。

中东问题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93]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对此，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也明白在双方都坚持民族主义的情况下，这种局势很难避免。战争和有关的纠纷都会加强这种态度。最糟糕的是，美国新政府[94]为了自己的利益实行了新的政策，企图以牺牲以色列来获得阿拉伯世界的赞同。这样的政策更加威胁了以色列的生存。杜勒斯[95]的行为看起来好像是为和平事业服务，实际上是借此来达到他的帝国主义的目的，而又不会暴露自己。这个人真是一个大祸害！这种政策不仅是不义的，而且还会危及美国。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鼠目寸光地接受了这种军国主义观点。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96]

当今时代，人们面临着极大的悲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科学家应该进行集会，以估计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能造成的危险，并且按照所附草案的精神，经过讨论达成最终的决议。

此刻，我们的身份是人类，是生存受到威胁的人类成员，而不是不同的国家、大陆或者不同信仰的成员。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冲突就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在它面前，其他任何冲突都变得不值一提了。

对于这些冲突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每个有政治思想的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甚至是十分成熟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暂时抛弃这些想法，而只把自己当做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物种的成员。而这个曾有过惊人历史的物种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

我们不要说讨好一些人同时又得罪一些人的话。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只有认识到这个危险，我们才会共同战胜它或者避开它。

我们必须清楚，要转换思考的问题，从思考怎样才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转向思考怎样制止灾难性的军备竞赛。前一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后一个问题才是现在最需要思考的。

在战争中，核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一般公众甚至当权者对此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对此，一般大众仍然停留在城市毁灭的想法上。然而，据了解，新的核弹比旧的核弹的威力要大得多，一颗原子弹可以毁灭广岛，而一颗氢弹就能够毁灭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

在战争中使用氢弹将会毁灭大城市，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毁灭还只是一个小灾难，核弹的威力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像伦敦、纽约和莫斯科那样的大城市彻底被毁灭了，世界还是会在几个世纪内恢复过来，而新核弹的威力能够作用的范围之大完全无法想象，这一点由比基尼试验[97]得到了证明。

据可靠消息称，目前制造的核弹的威力要比炸毁广岛的核弹的威力大2500倍。这种核弹如果在接近地面或者水下爆炸，就会向上层空气释放出带有放射性的粒子。这些粒子会附着于尘埃和雨水降落到地面，如日本渔民及其捕获的鱼就是被这种粒子污染的。

至于这种放射性的粒子的扩散范围到底有多大，谁也不知道。但是，权威人士的口径都一致，认为氢弹战争将会完全彻底地毁灭人类。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使用氢弹的结果虽然是普遍死亡，但是立即死亡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则会在经受了疾病的缓慢折磨之后痛苦地死去。

虽然科学界和军事学的权威曾多次警告说，这些最坏的结果只是一种可能，但没有人能够保证这种悲剧肯定不会发生。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专家们的这些观点与他们的政治观点没有什么关系，只与他们的知识水平有关。我们发现，知道得越多的人，忧虑越大。

因此，在这里我们向你们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的问题：人类是要走向末日呢，还是要放弃战争？对于这个问题，人类很难抉择，因为废止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废止战争就要限制国家主权。这种情况很难令人理解，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类”这个名词使人感到模糊和抽象。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不仅会危及到自身，还会危及到子孙后代。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每个人及其亲人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不使用现代化武器，战争还是可以继续存在的。

这种想法是虚妄的。因为，即使在和平时期达成了禁用氢弹的协议，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参战双方就不会顾及那份协议了，他们立刻就会制造氢弹。对于氢弹拥有的巨大威力和震慑作用，谁也不会自愿放弃。

但是，作为普遍裁军的一部分，禁用核武器的协议虽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但对于某些情况还是适用的。

首先，东西方之间的协议有助于消除紧张局势；其次，如果双方都相信对方销毁核武器的诚意，就会减轻珍珠港遭受突然袭击的类似恐惧，目前双方都处于不安状态的根源就是这种恐惧。所以，即使达成协议只是第一步，我们也应该欢迎。

虽然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我们都必须牢记，尽量不要使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我希望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了解这一点。

这样做可以促进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我们不能因为仇恨而选择死亡，对吗？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他。做到了这一点，人类就将走向美好的前程。否则，人类必将坠入普遍死亡的深渊。

决议

在这次会议[98]上，全世界的科学家和一般民众签名支持以下决议：

由于在未来的任何世界大战中必将使用核武器，而核武器将直接促进人类的毁灭。因此，我们敦促世界各国政府承诺绝不会通过世界大战来解决争端，而是努力通过和平的外交政策来解决。

知识分子和政治问题[99]

罗兰的那本书[100]我已经读了很多内容，但是对它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此人的想法十分抽象，似乎在他看来文学比生活更有意义。当然，书中的大多数观点我都同意，但令我不解的是，他这么老练还相信可以通过宣言来改变事情的进展。

你控诉知识分子的事情是有道理的。他们沉浸在抽象的问题中，对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却视而不见。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一碰到政治问题就采取最容易实施的政策。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从事自己的特殊专业了。我自己就体会到很难既呕心沥血地做自己的工作，又要保持一个完整的人。尽管如此，在消除危险的偏见方面，科学家的贡献还是要比政治家大。我们都应该牢记，卡尔·马克思和列宁不但从别的知识分子那里汲取能量，而且自己也是知识分子。

科学家和爱国主义[101]

对于国际合作来说，其发展过程中最可怕的障碍就是战争，因为战争对文化的影响很大。它可以破坏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一切条件，比如它会束缚住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能力，把年纪大的知识分子带入仇恨和绝望的气氛中。而且，战争会导致国家经济的长期萧条，这样就造成了国家的贫困。因此，只要是珍惜文化价值的人都会成为和平主义者。

科学可以影响和平主义的发展吗？显然，纯粹的科学不会影响和平主义思想。历史科学是第一个被想到的科学领域，必须承认，这个领域中的杰出人士对于和平主义事业确实没有什么贡献。相反，有许多不怎么杰出的历史学家拼命鼓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尤其是在世界大战期间。

但是，自然科学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自然科学家容易接受和平主义的目标，因为他们的课题的普遍特征必须依靠国际合作。经济学家也如此，他们都认为战争会破坏和瓦解经济。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科学的物质作用，而不是思想作用。科学家的工作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全世界的经济的相互依赖。这也是战争可以影响全世界的原因。只有当我们充分了解了技术发展的重大意义，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创建一个可以避免战争的组织。

文化衰落是病根[102]

对于所有的文化领域来说，自由地交流意见和交换科研成果都是必需的。当然，这也是科学健康发展的条件。我观察到，在这个国家里有一个事实无可争辩，那就是政治当局的干涉已经严重妨碍了知识的自由交换。到目前为止，最先受到损害的是科学工作，不久这一损害就将蔓延到所有工业部门。

我国的科学生活已经受到政治力量的入侵，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美国学者出国和外国科学家来我国访问都受到严格限制。在一个大国里，这种无聊的限制命令只是一种根本“疾病”（文化衰落）的表现症状。其实，这种“疾病”表现出了很多症状，如科学成果的交换自由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文字上都受到限制；由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支撑的政治普遍不受信任；人心终日惶恐不安，以致人们竭力避免任何可能的嫌疑，以免自己的经济生活受到威胁。这些症状一再表明这个国家快要病入膏肓了。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民形成了一个看法，并且这个看法已经完全控制了我们，即为了确保在未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和平时期也必须作好生活和工作方面的准备，因为敌人不仅会妨碍我们的自由，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存。

我认为，这个看法也是产生上述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些被描述为“症状”的事实也可以用这个看法来解释。这个看法如果不予以纠正，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美国的军事预算显然受到这个看法很大的影响。

当前，最主要的国际性政治问题就是：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使世界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克服对扩军备战政策的过分狂热。

要摆脱疾病的许多症状，就要战胜疾病本身。

为在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烈士纪念碑所拟的题词[103]

我们忍受痛苦而死，是为了你们能够享有自由，是为了正义和和平能够战胜邪恶和战争。我们的牺牲给你们留下了责任，请你们——活着的人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声援莫尼冤狱[104]

在加利福尼亚，那些被权势集团所憎恨的人受到的审判和遭到的野蛮对待十分不公正。这一点，我深深地明白。在这个地方，资本支配着政府，其力量比西欧还要大。但是，即使这样，也有少数人在努力斗争着。

我深信，一旦这种严重的事态的丑恶真相被揭露出来，原来受到蒙蔽的人们就会清醒。到了那时，它终将被美国人民的力量所消灭。

关于建立知识界反战团体的倡议[105]

在您的思想中，探求真理的热情凌驾于其他一切热情之上。我深深地钦佩您这一点。毋庸置疑，您清晰明确地指出了在人类的心灵中，侵略和破坏的本能、爱的本能以及生的欲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您努力排除人类由于战争而产生的罪恶感，以解放人的身心。您对这一伟大目标有着深挚的热忱，您提出的那些令人信服的论据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所有超越时代和国家的局限的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如耶稣、康德和歌德等，也都在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尽管这些人的这种希望对影响人类事务进程的愿望没有任何作用，但他们仍然被尊为领袖。毋庸讳言，这是一种很耐人寻味的情况。

我相信，这个理想是一切由于自己的成就而被尊为领袖的人都具有的，即使他只是一个小团体的领袖。但是，对于政治事件的进程来说，这些人没有任何影响。这个人类活动的领域可以决定各国的命运，而看起来这个领域不可避免地要被那些完全不负责任的政治统治者控制了。

在一个国家里，政治领袖不是那些最有道德和最有才智的人的代表。他们或者政府的权力只可能来源于武力或者群众的支持。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中的杰出人物组成了很多小团体，这就导致他们不可能团结一致地解决当前的问题，从而也就不能直接影响世界及其历史了。也许，如果证明他们过去的工作和情况是能干和正直的人的自由联合的结果，那么就会改变这种情况。这些人联合而成的组织是国际性的，它们的成员可以通过彼此经常交换意见来保持联系。对于一个政治问题，这个组织的态度一致的成员签名支持，并通过报纸公之于众，那么这个组织就会在一种重大的、有益的道义上影响问题的解决。当然，人类的本性不是完美无缺的，因此，这样的团体也可能会染上那些致命的毛病，而且这个可能性很大。这样，这个团体始终存在衰退的危险。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存在那些危险就不尝试建立这样的团体。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这样一个团体。

这些知识分子中真正有才干的人一旦组成团体，这个团体虔诚的反战斗争的力量就将是十分强大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许多原本具有善良同情心的人都由于长期忍受痛苦而麻痹了，而这个团体可以给人们道义上的力量，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在国际联盟中也有一些成员积极支持创建这一机构，我相信，这些成员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受到了这样一个由于个人成就而受到尊重的人组成的团体道义上的激励。

我之所以不向世界上其他的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向您提出，是因为您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您的主观愿望也没有蒙蔽您的现实感，还因为您的判断中肯，而且您兼有热情、责任心等品质。

关于民主和学术自由问题[106]

问：对于科学家来说，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拥有研究的自由以及保证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应用有益于社会？

答：科学家不能以专家的身份，只能以公民的身份来发挥影响，因为决定研究自由和研究成果是否有益的因素是政治。这样，为了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科学家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应该明确地表明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信念——这有点儿像教育者和政论家。科学家应当通过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保护自己和社会，保卫自己的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不受到任何侵犯，并且在这方面永远保持警惕。

问：目前，这个社会中有许多形式的歧视，如种族歧视、宗教歧视等，这些行为都违反了《独立宣言》[107]和《人权法案》的精神，那么，科学家和教育家应当怎样与它们斗争呢？而学校作为民主堡垒担负着什么责任，以及怎样才能负起这样的责任呢？

答：民主的基础就是由学术自由和保护种族上和宗教上的自由构成的。而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使这条真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及使人们认清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重大意义。对此，教师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最有机会做出有效行动的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任何特殊的方法可以保证一定会取得效果。理智的思想和老师本人的行为比一般的知识和理解更为重要。

问：为了促进科学和文化的扩展，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答：首先，经济困窘会影响教师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政府应该保证老师不受到经济压迫；其次，它应该出版一些优秀的廉价书籍，并且广泛地鼓励支持普及教育；再次，它还应该使那些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受到相应的教育或智力、专业训练；最后，学校既不能受到集权的中央政府的控制，也尽量不要依靠私人资本，因为这样容易受到强制性的要求。

为以色列独立日准备的演讲稿（未完成）[108]

今天，我在此讲话的身份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犹太人，而是一个企图严肃、客观地考察事物的人。我只想为真理和正义尽些绵薄之力，并准备为此甘冒不被人欢迎的危险。

众所周知，以色列与埃及之间存在冲突。这个问题在你们看来是不值得重视的，而且你们会觉得还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但是，你们的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真理和正义的问题是不能区分大小的，因为决定人的行为的普遍原则是一致的，是不可分割的。在小问题上不尊重真理的人在大问题上也就得不到信任。

只有根据大小问题的依存关系才能正确地判断小问题，因此这种分割性不仅适用于道德领域，也适用于政治领域。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的大问题就是人们划分的两个敌对阵营：共产主义世界和所谓的自由世界。在我看来，实际上这就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势力冲突，因为我不能确定“共产主义”和“自由”这两个名词的意义。但是，由于地球是椭圆形的，因此在严格意义上，“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名词也是说不清楚的。

今天的这个冲突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实质上它仍然是争夺势力的斗争。与之前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今天武器威力的发展使这场斗争充满了一种幽灵似的特征，因为双方都清楚，实际的战争会毁灭人类，但是，两个国家的统治者仍然企图通过集结优势兵力来威胁和瓦解对方。即使这种政策需要承担战争和毁灭的风险，但他们依然这样做。超国家政府是唯一一个可以提供和平希望的方法，但是没有一个统治者敢于采取这种方法，因为这样做就等于断送了政治前途。政治激情一旦被煽动起来，就会驱使着它的受骗者……

（手稿在此中断，搁笔时间是1955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