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_影响邓小平的第一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周恩来_影响邓小平的第一人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周恩来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开始在法国筹备创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当时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于1922年6月正式在法国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成立,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之一。稍后,邓小平主要在前来活动的少共总书记赵世炎和一起做工的少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影响下,参加了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少共机关报《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编辑部——设于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工作,早期是负责刻写和印刷, 1924年负责编辑。周恩来先是编辑部负责人,邓小平负责期间仍是主要撰稿人,如《赤光》1～10期,周恩来共署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和周恩来同住一个狭小的房间,刻写印刷周恩来撰写或编发的稿件,编辑周恩来写的文章,这种年轻时代所受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邓小平很幸运,一参加革命,就握住了巨人的手,并在较长时间内同巨人生活在一起,紧紧地站在巨人身旁。这种幸运,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的人们重视名牌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名校,总是聚集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提携,对一个人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既是幸运,也是严峻的考验。因为在巨人身边或一大群优秀人才中间,如果自己无能或才干平平,或只是有点小聪明,小才华,那就很容易被巨人的光彩所湮没或相形见绌。因此,也不是任何进入某个人才密集圈的人就能成功,越是人才密集的地方,挑战也就越大,淘汰率也就越高。邓小平首次来到周恩来身边,先是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称,继而成为旅欧共青团的负责人之一,这表明他顺利地通过了考验,能够在巨人身边站住,能够和巨人站在一起。

邓小平再次走到周恩来身边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在1928年1月至1929年7月。1927年12月,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后来在劝告老同志要相信年轻人和鼓励年轻人大胆干时,多次以此为例,说自己23岁就当了“大官”,不懂什么,也干得不错。从1928年1月领导这个“大官”的更大的官就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事务并不是特别多,但特别复杂,特别危险。各位领导的工作与安全,各部门同志的工作与安全,苏区的同志、白区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文件、电报、交通、经费、住宿、联络地点等等,方方面面,千针万线,本来就极其复杂,再加上当时最为重要的安全问题,一般人真的是难以应付。后来中央机关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只能转移到苏区来,除了领导层多次出现叛徒、“左”倾路线等主要原因外,中央秘书长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年纪轻轻的邓小平把一切都打点得稳稳妥妥,自己还能和同志们说说笑笑,还同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谈了恋爱结了婚。邓小平再次深得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喜爱和信任,还在这个岗位上结识了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www.guayunfan.com)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进人手术室之前躺在手术车上问:“邓小平来了没有?”邓小平就在手术车旁边,一见总理询问,立即走近总理身边。周恩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邓小平有一个先后承继关系,邓小平“强得多”也是青胜于蓝意义上的“强得多”。但在某些方面,邓小平的确与周恩来有很大的不同。周恩来善于求全,邓小平则被人形容为长有“反骨”。这各有其用,没有周的求全,曾经“三落”的邓小平也就不可能“三起”;没有邓小平这种“反骨”,则错误路线难以纠正。周邓的这种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周恩来一直在机关工作,而邓小平则长期在外地独当一面。而邓小平从一名精干的秘书长成为一路“诸侯”,正是周恩来这双巨手把他推出去的。1929年7、8月间,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亲自挑选和决定下,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军事工作,从而走出了他作为主要负责人独立领导一个大地区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工作的第一步。

不到半年,邓小平返回上海,于1930年1月向党中央与周恩来交上了一份令人感到惊讶的答案——已经组织的武装力量已决定成立红七军。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指点说,广西的形势,适合革命发展,也适合反革命生存,“这一时期还不能怎么乐观”,并对邓作了一些具体指示。邓小平返回广西,出任红七军政委,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又成为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巨人之手再次把年轻的邓小平推向一个重大的关键领导岗位。创建并领导红七军,率领红七军转战一万多里从广西进入中央苏区,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邓小平能否成为129师政委,能否在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那么出色还很难说。

1933年5月邓小平“一落”,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强力干预下,邓小平从“劳动锻炼”的地方到总政治部工作。王稼祥的干预成功,主要不在他的权力,而在他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是同学和好友。因此,邓小平尽管不要“劳动锻炼”了,但还是得不到重用。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才重获重用,再次成为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此时与邓小平直接交往很少,邓小平重获重用,继而进一步被重用,最后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的统帅之一,当然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但周、王两人的推举及其作用是可以想象的。

沧海桑田,当邓政委结束“诸侯”生涯,再次来到周恩来身边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恢复时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1952年。

1952年7月1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8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同年8月7日,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在同月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代理总理职务。”此后,邓小平先后在国务院分管、主管过铁路、交通、邮电、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对外贸易、粮食购销等众多工作。成为中央秘书长后,在政治局分工主管工交、财贸、文教、政法四个中央工作部。成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后,工作范围更为广泛。在中共党史上,邓小平无疑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全面主持实务工作最多的一位领导人。文革前除了国家外交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作都领导过,1973年复出后,则外交事务也接替了过来。

周恩来对邓小平最突出、最重要、最关键的影响,自然莫过于“文革”时期的影响。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住了地位,这是中国大难中的大幸,也是邓小平大难中的大幸。

邓小平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文革批邓后,“邓专案组”很快就整理出了十大本材料。但江青、康生等人仍不满意,他们觉得分量不足,因都是“猫论”这样的问题,难以制邓于死地。必须把邓打成像刘少奇这样的“叛徒”,才有可能让邓永远不得翻身。江青于1968年6月18日明确指示,“(邓小平)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专案组绞尽脑汁,再三分析,认为只有红七军时期的“逃兵”问题,即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期间两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事情才有可能落实“江青同志”的指示。那时邓小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于是专案组便请求周恩来“帮助指导”,并将“逃兵”报告交由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要人逐一批示,以迫使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对此未予理睬,这一报告送到周恩来处后,有如石沉大海,全无音讯。专案组还就邓小平入团转党问题提出疑问,因为邓小平所说的介绍人当时都已经去世,对这一问题,周恩来明确作了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邓小平被打倒后,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中央和毛本人与邓的联系都由汪东兴负责,也就是邓小平的日常事务由汪负责处理。政治方面则有专案组。因此,周恩来在“文革”前期也对邓的事情插不上手,只能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在红七军问题、入党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这也很不容易,而且很需要智慧。因为这是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不坚持好,邓小平就有可能说成是“混入党内”的“叛徒”,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

1969年10月,在林彪的策划下,朱德、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同志和“走资派”被“疏散”到各地,其中邓小平夫妇“疏散”到江西。这次大“疏散”由周恩来负责,这给周恩来过问邓小平的事情提供了机会。于是,周恩来在1969年10月18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特别交代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江西此时的主要领导人某某人是一个“造反派”,但对总理的指示也不敢怠慢,接到电话后,连夜讨论做出安排,并表态说:“坚决贯彻落实总理的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和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最初他们把邓小平安排在赣州,周恩来听到汇报后又于10月19日亲自打电话指示:“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周恩来真是一个“总理”,这里传达的信息,何止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两次接到周恩来电话的江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在邓小平到达后前去机场迎接,并主动与邓握手,自我介绍后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这一声“同志”,在当时可有分量啊。

1970年12月,周恩来发现“邓专案组”还在继续查找邓小平的所谓“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便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道:“东兴同志,……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看到批示,“邓专案组”的成员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专案组已被撤销一年多,而自己却仍在瞎忙。12月24日,负责领导“邓专案组”的吴法宪派秘书向专案组全体人员宣布:“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覆灭,邓小平于11月6日与所在工厂的干部职工一道听了有关此事的中央文件转达。2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并要求重新工作,还谈了几个子女的问题。这封信后来被毛泽东批发给了政治局成员。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慰问陈毅夫人时,说了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在场,当即暗示陈毅的家属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同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的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远等人面明确提出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林彪这伙人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2月,江西省新领导前去看望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4月,邓小平的两个子女上了大学。6月,邓小平夫妇工资照发(原按子女每人25元之类的标准发生活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两天前听了又一个有关林彪集团的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除继续批判林彪外,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希望通过再为党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这个批示的第一句话是“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这样,周恩来又一次获得了过问邓小平之事的机会。再经几番周折,1973年1月,邓小平终于接到通知,准备回北京。2月22日,邓小平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时,周恩来已经被确诊为患了癌症。而像周恩来这样能够主持党、政、军、外交、经济、科学文化、统一战线的全才,除了邓小平之外,的确也再无他人。在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之事,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如释重负,当天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邓小平在时隔7年后又见到了周恩来。次日,见到了毛泽东,随即列席了政治局会议。4月9日,邓小平夫妇以私人身份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了正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对这次探望,邓小平多年后说:“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我们相对无言。”在这次“相对无言”的拜会中,周恩来抓住机会谈了一个绝密情况:“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当然,他更关心的还是邓小平的身体,十分郑重地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兄弟)选一个人。”

197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首次组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周恩来因病无法出席,派谁去呢?毛泽东提名邓小平。此事非同小可,江青带头发难,政治局几次开会都决定不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立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巧妙地安排王洪文向江青等人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这样,邓小平于1974年4月10日出现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首次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重要演讲。这次联大之行,基本上确定了邓小平为周恩来接班人的地位。此后,邓小平多次出访和频频在国内会见外宾,担负起了外交事务。在当代世界,外交是最为重要的国务之一,对邓小平本人来说,还是他此前没有主管过的一项国务(与赫鲁晓夫论战等外事活动当时属于党务范围)。主管外交后,在具体事务方面,除了统一战线之外,邓小平在各个方面都实际上接起了周恩来的班。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1975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委会议,明确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恩来把这一安排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获得批准。从这一天起,邓小平正式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雷厉风行地在中国进行了整顿。此后风波很多,在世时间已经不多的周恩来用他最后的气力支持着邓小平,鼓励着邓小平。从1975年11月开始,邓小平已经被视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还乡团总团长”,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接受批判。12月8日,周恩来特地把邓小平召到医院,关切而郑重地问他“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高兴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继续在政治局会议受批判的邓小平主持治丧工作,“批邓”活动暂时中止。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再次被打倒之前的最后一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1月20日,邓小平继1975年12月20日、1976年1月3日之后第三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当晚,邓小平将所作“检讨”整理好送交毛泽东,并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月31日,中央决定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2月2日,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在“专管外事”的名义下再次停止工作。清明节前后,自周恩来逝世后就已出现的各界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出现高潮。4月4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二百万多的群众,继而演化成一万民兵和三千警察驱散广场群众的“四五事件”。4月7日下午三点多,邓小平被中央警卫局的人从家中接去与汪东兴“谈话”。全家老少近十口含泪相送,他的儿女们感到:“也许,这就是和父亲永诀啊”,其中一人忍不住痛哭起来。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周恩来这位巨人,就是这样在生前死后都深深地影响着邓小平。“周公”——“邓公”,中国老百姓用这种古朴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周邓二人关系的看法。对党内人士在正式场合几乎全部以“同志”或职务相称的邓小平也公开表示,周恩来“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