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中有刚、绵里藏针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评价:“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毛泽东与邓小平相识共事几十年,其中有长时间的信用、倚重,也有分歧和批判。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文韬武略毕具,统帅过千军万马,领袖群伦,与世界许多大政治家打过交道,其用人虽有失察,但其识人却独具慧眼。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确是道出了其最基本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性格即事业。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他必定成为一个受群众爱戴的百折不挠的大政治家。

他的柔,体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对同辈,对朋友,对下属的深情厚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他的刚,体现出他的坚定的原则性,他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他抓工作的强硬的手段。

凡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都觉得他待人和气,与他相处氛围融洽,特别关心人,爱护人,待人以一片诚心。所以他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民群众忠诚的拥护和爱戴。在他受到误解和批判时,人们感到疑惑和痛心,当他复出工作时,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改革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的胜利,是与邓小平得党心、军心、民心分不开的。(www.guayunfan.com)曾当过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在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上,他受了批评,情绪有些消沉。邓小平到财政部当部长后,看出了这个问题。他对戎子和说: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做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邓小平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使戎子和深受感动。

曾担任过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名誉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谈他在重庆刚解放时见到邓小平的感受。在未与邓小平晤面之前,原以为“刘邓大军”首长必是“赳赳武夫,态度严肃”。一见面才知道刘伯承言词和蔼,态度恳切。邓小平更是不拘形迹,谈笑风生,随时高兴地与客人对话,听取客人意见。处理大事总是高瞻远瞩,考虑周到。处理小事也恰到好处,特别是善于接近知识分子。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所以他第二次复出时,主动提出管教育和科技,并表示要当好后勤部长,为他们提供服务。

1979年盛夏,邓小平游览黄山,这时的黄山,正值旅游高峰期,游人如织。早在登山前,邓小平就曾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尽管邓小平再三叮咛,可是保卫人员为了邓小平的安全,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却被明察秋毫的邓小平发觉了。他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由此可见,邓小平有一种贴近群众的平民风格。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知道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黄山见见崇敬已久的邓小平同志,看黄山的奇峰雾景倒在其次了。很多游客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由于邓小平的谦和,游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

邓小平一行人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他们以为她要急着赶路上山,连忙让路。但她走到邓小平前却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年轻姑娘一边抹汗一边说。“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邓小平关切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这样回答说。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逗乐了。

这时,又赶上来两个女学生,邓小平热情地同他们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邓小平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

女学生又拿出她们的学生证,请邓小平签字。“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邓小平笑着问。姑娘们解释说:“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人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邓小平一边签字一边慈祥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签字过后,三个女学生又请求与邓小平合影。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邓小平在黄山同游客的亲切交往的情景,是一幅同黄山奇峻美景相媲美的领袖同群众亲如家人的感人画卷。邓小平对人民可说是柔情似水。这仅仅是邓小平同广大人民关系的一个缩影。几十年以来,邓小平同普通群众血肉相连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

毛泽东说:战争之深厚伟力潜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人们看到,改革之深厚伟力也潜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因为邓小平对广大人民的爱,所以人民群众浩瀚之海,托起了改革开放这艘巨舟。

邓小平也是以强硬著称的。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原则性与他的“柔”相辅相成。在他第二次复出时全面整顿,冲破重重阻力,用的就是铁的手腕。他第三次复出后,更是坚持原则性,采取硬措施,所向披靡。他向来反对“软”,坚持“硬”,他多次倡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当然,“刚”是里,“柔”是表。邓小平办事虽以雷厉风行著称,但他并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藏而不露,寓刚于柔,刚柔相济。他治党治国从不感情冲动,不心血来潮,不感情用事,而是考虑周密,稳健持重,但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中苏谈判期间,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领教过他的厉害。每次在谈判桌上,邓小平都是镇定自如,神态自若,而赫鲁晓夫则是虚张声势,往往脸红脖子粗,恼羞成怒,有时甚至无理耍赖,气急败坏。即使同样稳健的苏斯洛夫也被他驳得只有招架之功。

1960年9月,在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上,苏斯洛夫发言时,谈到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问题,苏斯洛夫以平静的口气指责中国:“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无法工作。”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听到这个事情,邓小平立即指示随团翻译李越然核实,李越然很快将事实告诉了邓小平。

轮到邓小平发言时,他把两臂放在桌面上,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扫过,慢慢地说:“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的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接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留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苏斯洛夫不抬头,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苏斯洛夫赧颜喃喃:“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邓小平眼光锐利,盯着苏斯洛夫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我们一再挽留。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邓小平当着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面批评了苏联背信弃义的行径。

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判,则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在友好的气氛中也充满了智慧的较量和斗争。在主权这个原则问题上,不容许英国人有讨论的余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可奈何,不能不同意。

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香港有少数人受英国的影响,想充当一个方面的代表,与中国、英国代表形成所谓“三脚凳”,中国政府极力反对。一次,有的人赴英国游说,在机场上发表了并不能代表香港人立场而又降低自己威信,很不得体的声明,受到舆论指责。不多久,他们又组团访问北京,似乎他们代表香港人的利益,赴京来为民请命。

无疑,邓小平对这几个人的言行是恼火的。但他们来到会见厅,邓小平仍然面带笑容迎接他们,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对他们说大家是同宗。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我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来走走。听说你们有不少意见,我们愿意听取。”

邓小平的言词很严肃,对方一听不对劲,立即改口说:“我们三个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方议员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拜见邓主任及其他在座的中国领导人,今日来到北京,是我们的头一次,能到北京来参观,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邓小平又说:“你们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很有好处。你们三位的立场,我相信不是完全一样的。你们前不久伦敦之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们有话都可以讲,但是我要讲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的方针、立场和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立场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相信这是符合五百万香港人的利益的,我们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意见是代表全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你们是了解的,中英会谈我们会同英国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预,过去所谓‘三脚凳’,我们一直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两脚,没有三脚……”

邓小平率直而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事后,邓莲如说:“邓小平很细心听了他们的讲话，不像一些老人家只有自己讲，不注意别人讲什么。”

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高度警惕,丝毫不让步的。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率团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所到之处,受到美国方面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卡特总统举行盛大的国宴招待邓小平一行。在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和答词,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交谈。卡特这样描述:

“在宴会桌上,(邓副总理)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起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后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

邓小平就是这样,任何时候任何气氛之下,都能把握住国家利益。他当然清楚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有利玛窦,汤若望这种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及宗教的传教士,但更多的是借传教为本国帝国主义服务,进行文化、精神的侵略,这种惨痛的事例太多了。所以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卡特企图恢复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计划。

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时,邓小平既有灵活又有原则性,处理得非常艺术。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突出抓生产,抓经济建设,引起了“四人帮”的打击陷害,他们向毛泽东告发。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话,要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就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批评邓小平。起初,毛泽东还有意地把对邓小平的批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并希望能在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为他以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这样他既坚持了原则,又拒绝得有理由。

在批评“两个凡是”错误论调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示了他“绵里藏针”的特征。对“两个凡是”错误论调的批评是逐步展开的。首先是致信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主张“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际上,这里对“两个凡是”的迂回批评,既含蓄又深刻。后来,又对中央办公厅去看望他的两位同志直接点出了“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再后来在访朝归来听取吉林、辽宁省委汇报工作时,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对提出“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当面批评。

在批评“两个凡是”的过程中,他始终是进行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从来没有运用过类似“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的语言,尽管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理论斗争(包括以后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却是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判,确立了一种对非正确思想观点辨析的运作模式。它完全摒弃了以往那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做法,既明辨了是非,又凝聚了人心。就是原来提出错误观点的同志也不能不认错。设想一下,如果采取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而会使思想政治领域的局面更加混乱。

邓小平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既是他个人的性格、气质的特征,又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