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妙无穷的智慧_退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其妙无穷的智慧_退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今天和日后的年轻人也许很难体会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要退出领导岗位、工作岗位,是一件很艰难而且影响极其深远的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透露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为什么实际上是核心而又要拒绝相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1989年6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新的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

邓小平出生于190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从年龄上说,顺理成章。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此时刚刚开始,邓小平这位开创者、核心领导要把接班问题安排好,谈何容易!

万里回忆了这样一段往事。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前夕,当时,包产到户(也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或通俗说法)同分田单干同时被视为“倒退”而被中央文件明文规定“不许”,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想在四中全会上去掉中央文件上的“两个不许”。他首先找负责起草文件的人,未获同意。于是,他又去找胡耀邦,“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据后来了解,文件正式公布前,紫阳同志根据我的意见,又考虑了反对方面的意见,把两个‘不许’改成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包产到户由“不许”松动到“不要”。万里说,这为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1980年,万里调到中央工作,分管农业,他又对胡耀邦说:“中央决定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随后,邓小平于1980年5月发表了热情赞扬安徽肥西和凤阳包产到户的讲话。万里回忆说:“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万里谈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新华月报》1998年第7期)于是,再开会,再讨论,“不争论,允许看”,也允许干,“小口子”变成“大口子”,最后到1982年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正式合法化。(www.guayunfan.com)依此类推,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即使站得住、完全合格、非常优秀的接班人,三五年,七八年,十来年,也难以接班。

邓小平还是决心尽快解决好接班问题。1979年11月,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说:“如果我们在三五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十年以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1980年邓小平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向外界透露了他计划于1985年只当顾问的愿望。他对一位外国记者说:“请你注意,我现在76岁,到1985年就是81岁,人过80脑子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活动,此外,老年人容易保守,所以最好是让我们只起顾问的作用。”当然,这还只是一种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情况。所以,邓小平又说:“我有几个同时代的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愿意我辞职。我说,好吧,让我们看一看,当我到81岁时将会怎么样。但是我又补充说,还是在81岁前退下来好,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出发,为了作个榜样我也应该这样做。”邓小平还根据历史和国际社会的教训,明智地说:“人们对一直临死那天还在位的老人们已经厌烦了,对搞终身制的领导人已经厌烦了!没有哪一本书上写着应该由老年人统治,和领导人应该成为终身的领导人。”

在此之后,邓小平开始“尽量少做工作”。对此,他在1984年10月22日中顾委的会议上说:“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1987年邓小平退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只保留军委主席一职。1989年11月,他辞去军委主席职务。邓小平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在身体健康时从领导岗位上“全退”。当然,这时邓小平还只是从领导岗位上“全退”,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并没有“全退”,2年多后,他又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被广大人民群众深情地称之为“又是一个春天”的辉煌篇章。没有这最为精彩的一笔,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还难以称得上定局,邓小平的人生也没有那么圆满。

人总是会退下来的,邓小平的高明当然不在于退,而在于退得成功,退得顺利,每退一步,其开创的事业都会向前迈进一步。其中的智慧,可以说是莫测高深,其中的艺术,可以说是无比的美妙。

总的来说,邓小平的退是为了进,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千秋大业。这种以退为进,不同于个人玩弄权术的以退为进,因而也就有利于党和国家,有利于人民,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少政治家都玩过以退为进的权术,而且也达到了个人至死都牢牢把握权力的目的。但却给国家与人民及自己所代表的组织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他身后的声誉。蒋介石就是这样一玩再玩,最后玩到台湾去了。

邓小平成功的退,还在于他是真退——从“尽量少做工作”“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1983年至1985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高潮,即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在工业、商业和计划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人称“都市革命”。邓小平说他在1983年和1984年两年只做了三件事,“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有的传记作者也认为,“在上述改革(1983～1985年的工业、商业和计划体制改革)中邓小平没有起多大的作用”。1992年南方视察后,邓小平还在1993年春节和1994年春节上露过面,人们经常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也希望他再说点什么,但他在其生命的最后5年中,真的是什么都不管了。这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很正常。但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位革命70余年的最高领导活着并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能在晚年完全退休8年并有5年完全不管事,邓小平可是第一人啊!这很不简单,其意义极其深远。邓小平曾说:“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能起一点作用。”“确实不做事”,党的基本路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毕竟如何,毕竟执行得如何才能真正看清楚;“人又还在”,老同志,有分量,大的方面变不了。这样过渡几年,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也就建立、确立和稳定在人们自觉执行也不得不执行这种坚实可靠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权势和影响这一基础上。这个“一点作用”,可不小呀!

邓小平成功的退,当然还与一系列人们不太可能十分清楚的政治艺术相关。例如:

时机问题。1989年9月4日也就是邓小平正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辞职信的时候,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要等到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选出来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这是个时机。”

步骤问题。从1980年辞去副总理职务开始,到1992年南方视察和接见中共十四大全体代表,邓小平共用了12年多时间才完全退下来。这显然是很有步骤,十分稳妥的。如1989年9月4日正式提出辞去最后一个领导职务时,邓小平也直率地指出,“特别大的问题”他还是要管。这种“特别大的问题”,从已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看,主要是党的基本路线、五年十年规划、浦东开放和经济特区问题十四大报告、政治局常委班子、台湾问题、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问题,等等。经济发展速度,他也很关心,而且多次管了,并管得比较突出,南方视察讲话,六大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主要讲的就是速度。这也是邓小平务实精神、时机意识、经济中心意识、生产力标准、科技进步意识等思想的又一次突出表现。

实事求是,不图虚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退也是一种美德,一种好名声。邓小平实际上一直管到中共十四大,这不能说没有议论,也不排除有人不高兴,有人“骂娘”,实际上也还有人公开抗议。但就像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毛泽东所教导的一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邓小平虽因自然规律不可能看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但还是要拼一拼,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业尽可能地定得稳固一点。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如果1989年和1992年邓小平不果断地站出来管一管,中国的事,的确还很难说。邓小平一生,从1925年在法国得知“团体已无中央组织”时勇敢地站出来到1992年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之外的南方视察,这种积极主动和勇于负责的精神,不知有过多少次表现。这使他“三落”,更使他“三起”,最后成为一代伟人,一代巨人。

邓小平实事求是,不图虚名,更突出地表现在他不夸大自己的作用,反而有意识地使自己“平”一点之上,这也是他成功退出的一大诀窍。

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后,人们始终把他视为中国的第一号人物,从国内到国外,都是如此。1978年访日,1979年访美,邓小平的正式身份都是国务院副总理,但日美都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把他作为头号人物接待,否则,就是一个大笑话。1992年南方视察,邓小平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直到第五天,国家主席杨尚昆才在深圳和他会合,以有整整60年交情老友的身份陪同邓小平。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立即采取行动,并最终把这些重要讲话的精神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同很多伟人希望自己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青史留名,永垂不朽相比,邓小平对自己在改革开放时期分量太重十分担忧,希望自己能够“慢慢消失”,并诚恳地说,“消失了好!”

邓小平原名“先圣”、“希贤”,名字很大,自己也一度化名“邓斌”,有文有武,颇为不凡,但最后定下来的,还是1927年他自己取的名字——“小平”。在中共党史的有关名词中,除第一次被打倒的“邓毛谢古事件”外,他基本上都是排名第二、第三,或者更后一点。这种本来就不太喜欢出头的性格,再加上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使邓小平对自己的分量太重的确是忧虑重重。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上述这些忧虑,邓小平并不只是说一说,而是切实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尊重他,也骂他,甚至还嘲讽他,但总的来说,对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平”。在党史上,“刘邓大军”还是“刘邓大军”,“刘邓路线”还是“刘邓路线”,“毛、周、邓”还是“毛、周、邓”。在新时期,人们喊的口号是“小平您好”,唱的歌是“有一个老人”,上的尊号是“总设计师”。这样,他虽然并没有消失,而且永远也不会消失,但当他离开时,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几年过去了,仍然是那么平静。邓小平全退前,几乎每个人都在问,邓小平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全退后,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想,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措施是什么?这就够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