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肩负起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重任。这时,正是党和国家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机,毛泽东已进入垂暮之年,周恩来则重病缠身。“四人帮”反党集团等待时机,妄图篡党夺权。其时,他们的帮派体系盘根错节,凶焰正炽。他们将复出后的邓小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处处设置障碍。并且到毛泽东面前告他的状。许多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一个个手握重权。谁能不怕呢?但邓小平不怕。

在1974年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风庆”轮问题挑起事端,向邓小平发起攻击。

“风庆”轮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一艘大型轮船,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1974年上半年远航成功。在这艘船的验收过程中,用船单位和造船单位有过某些不同意见。江青等人抓住这件小事,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说有人不搞自己的造船工业,并扣上“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帽子。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说,这件事要调查清楚。江青便大吵大闹。邓小平严肃地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却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极为蔑视江青这样的骂街泼妇,于是毅然离开了会场。

次日,“四人帮”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没想到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个软钉子。(www.guayunfan.com)邓小平敢顶江青。因为他知道,当时毛泽东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经提高了警惕。他善于抓住这种机遇与“四人帮”斗争,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借“势”的斗士。

1975年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大胆革除各种弊病,抓整顿,抓生产,抵制“左’的思想,全国出现一派蓬勃景象。但“四人帮”却把这种整顿视为“经验主义”加以批判,且来势凶猛。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借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要求把批经验主义当做各项工作的“纲”。姚文元立即指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点突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亲自下达电话指示,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宣传舆论领域。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多次号召领导干部在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前,要敢于斗争,不怕打倒。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在当时的气氛里,对“四人帮”的斗争最好取得毛泽东的支持。

4月中旬,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将张春桥提出的“反经验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促使毛泽东注意到“四人帮”的这一错误动向。

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时间不久后,“四人帮”就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这与毛泽东此时“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是相悖的。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一传达,立刻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即噤声了。

邓小平汇报的情况,使毛泽东看到了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做法,并对此产生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在谈话中批评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三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这次谈话中,他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要求“四人帮”对这次犯错误作自我批评。他尤其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毛泽东的谈话,对“四人帮”是一种警告和震慑。他们以往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阴谋手法不得不有所收敛了。

5月27日和6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近几年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会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言进一步批评“四人帮”。会上,“四人帮”低头闷坐,一言不发。会后,他们却说“讲话讲过了头,”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围攻”。

在继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反驳说,其实,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示,还讲得太浅。”

他还针对“四人帮”搞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三件事,质问他们:“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先后发言对他们进行了批评。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王洪文发言作了点自我批评。江青不得不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说:“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张春桥则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多年来,江青等人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现在不得不接受批评,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临危受命对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的嚣张气焰狠狠打击了一下,他绵里藏的“针”在关键时刻就会冒出尖来。

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的勇气当然是出于他的原则性,出于他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他之所以能使权倾一时的“四人帮暂时俯首接受批评,是因为他紧紧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借助了毛泽东巨大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