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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起笔,春天的故事开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时间:2022-03-2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科教起笔,春天的故事开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相对于党政军等工作而言,分管科技教育,则是一项新的工作。这种极不公正而且严重影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压抑上亿人口的状况,是邓小平亲笔把它改正的。

科教起笔,春天的故事开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时,邓小平已经73岁,常人早已退休10多年,而且这已是在第三次被打倒之后的第三次复出,按常理推断,日后应该小心翼翼,管点比较轻松、比较次要一点的事,以安度晚年。复出后不久,他被安排出任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一般而言,这也是一个二三线的领导职务。邓小平本人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是共产党员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那么,做点什么工作呢?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抓科技教育。

邓小平一生,干过不少工作。在1977年之前,曾任过的主要职务有中央秘书长,红七、红八军总政委,129师及其后的中野、二野与相应军区、大军区政委,淮海、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而言之,也就是党、政、军、财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领导工作都干过。对于科技教育,邓小平曾于1961年主持修订过《高教六十条》,1975年领导并支持胡耀邦主持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使其制订并下发了具有在科技领域清算“文革”错误的一份重要文件《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等等。但相对于党政军等工作而言,分管科技教育,则是一项新的工作。对于一个已经73岁的老人来说,自告奋勇去领导一项过去没有专门领导过的工作,这种超越自我的精神,也极其难得。(www.guayunfan.com)在中国现行党的领导分工上,分管科教是三号以下副手的职责,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过,邓小平却是由此起笔,勾勒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草图,同时也是勾勒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新蓝图。

正式复出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对科技教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基本设想,其中一部分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题,在《邓小平文选》上公开发表,时在1977年5月24日。

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指出,现代化的关键在科技,要抓科技就必须抓教育,要抓科技教育就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中国共产党以往已经形成的现代化观念中,补充了教育、知识、人才三大重要因素,其意义在当时大大超越科技教育本身。

在上述这个讲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邓小平谈到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的“明治维新”,他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日本明治维新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求知于世界”和“门户开放”为显著特征的改革运动,它最终使日本成为世界东方第一个也是所有非西方民族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它的成功并不限于对科技教育的重视,而是全面改革、全面现代化的结果,在史学界,既被认为改革,也被视为革命。这里,邓小平虽然是从科技教育的角度谈到明治维新,而不是从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谈的。但他已把明治维新定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这就超出了科技教育的范围。这表明,邓小平在此次复出之前,已经开始考虑不再限于上次复出时的治理整顿,而是设想在中国进行一场使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比日本明治维新于得更好的伟大的改革运动。

我们不能完全从邓小平提及日本明治维新就判断他当时已经形成了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设想,但从《邓小平文选》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完全可以判断,这一设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已经产生,而且已开始进行初步实践。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老百姓至今仍念念不忘的1977年度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

1977年的高考改革,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恢复高考”,但实质上这的确是一场改革,而且是—场意义深远的并不亚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首先,这一改革,在当时具有在一个历来最受亿万中国人关注的领域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巨大意义。

众所周知,文革是从教育战线开始的,其重笔之一也是所谓的“教育革命”。这种造成了一代人上学没读书,一代人没上什么学,一代人读书没读好等严重后果的所谓“教育革命”,虽然是严重而明显地不合常理,但要扭转过来并不容易。邓小平在高考改革这一决定即将确定的前夕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为什么大学招生要考试也会犯错误?就是因为有“两个凡是”!

其次,这次高考,的确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有了一个极具社会意义的重大突破。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高校招生虽然是要通过考试这一形式,但政治审查特别严格。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在改革开放前非常稀缺。1977年度,12届中学生大会考,父(母)子(女)同考,570多万人参加,最终大中专学校录取的人数只有27万多人,不到今日的十分之一,如果分摊到12届中学生,则不到今日的百分之一。资源这么珍贵,在阶级斗争观念的指导下,政审也就特别严格。不但要查三代,而且要查范围很广的社会关系。这样,很多人因家庭出身问题、父母亲问题、亲属问题、主要社会关系问题而受歧视,或者没有资格参加考试,或者即使是成绩优秀,个人表现好,也会被拒绝在大中专学校的大门之外,或者虽被录取也是降格招入次一等的学校。这种极不公正而且严重影响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压抑上亿人口的状况,是邓小平亲笔把它改正的。他在1977年9月17日对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说:“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邓小平这样一改,不但改变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命运,而且还为1979年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改变对原来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国民党旧人员、港台和海外侨胞在大陆亲属的种种限制与歧视,进行社会关系大调整铺平了道路。此举不但解放了上亿人口,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启动了一个重要社会基础。日后迅速出现众多的个体户、专业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港资、台资、侨资及外资企业家,很大一部分就是过去那些有家庭出身问题、社会关系问题或本人受过不公正批斗的人。因此,尽管人们习惯上称1977年的高等学校招生改革为“恢复高考”,但它实质上的确是改革,而且是意义极为深远的改革。

知识无国界,科技教育,不但是现代化的关键和基础,同时也是最具有开放性、最必须用国际标准来衡量的领域。邓小平在复出之前就尖锐地指出:“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分管科技教育之后,他更为明确地指出:“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同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还陆续提出了“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进行管理”等等。在1978年10月10日公开发表的一篇谈话中,“开放政策”一词,首先出现在《邓小平文选》上。邓小平后来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

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以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正式起点,但其序幕早已拉开,序曲就是邓小平自告奋勇分管的科技教育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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