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赢就得敢和世界劲旅打大仗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大赢就得敢和世界劲旅打大仗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有时是非常复杂的,能不能打难决定,打没打赢也说不清,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很突出。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总部决定的,主要决策人为彭德怀,但邓小平等师领导都参与了决策,而且是一些关键性人物。

1939年12月,冀中军区向八路军总部发来一份密电,介绍了敌军的一些新动向,其要点是敌军“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又通过“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使我“根据地被肢解成孤立的小块”。这份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特召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前来。在1940年3月的一天,朱、彭、刘、邓、聂、吕一起在129师师部就此动向商讨对策。听完介绍,刘伯承脱口而出,说:“敌人实行的是囚笼政策”。并指出,敌人的手法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彭德怀分析了总的形势,说“自敌人回师华北以来,总的趋势是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手中的县城,去年还有上百个,今年就只剩2个了。”经讨论,大家认为,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八路军最后就会被困在几个孤立的山头上。鉴于敌军机动性强,而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很费时间(后统计,平均一个营一天只能扒3里窄轨铁路,不包括破坏路基),必须动员大量群众参加,上前线和转移都很困难。因此大家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区域内对敌人来一次毁“柱”、砸“链”、破“锁”的“总破袭”,才有可能取得效果。4月1日,朱、彭签署了“总破袭”令,要求各部从4月10日开始行动。

正在此时,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2日发来命令,急调120师主力、115师一旅及其他部队南下,于是,“总破袭”行动推迟。(www.guayunfan.com)1940年4月末的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受彭德怀的委托来到129师,再次与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赓、陈锡联商讨“总破袭”行动。经讨论,“总破袭”改为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正太路东接平汉路,是山西日军的“生命线”,守备部队共有日军的三个混成旅团。由于日军在1940年五六月发动宜昌战役,这些旅团大部南下,留守部队只有5个独立大队和1个直辖队。这给八路军提供了战机。由于华北日军共有9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为了保证“大破袭”的成功,八路军共出动了105个团,从而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武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在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前,左权又将总体作战方案拿到129师师部,同刘邓及师参谋长李达进行最后的讨论。刘邓欣然同意,并对参谋长李达说:“这个战役非常重要,这一着棋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进行战役的准备。”这样,7月22日,也就是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的同一天,刘邓签署了《我师决集大军进行正太战役》的命令。后来,在百团大战中,129师系统共出兵46个团,是出兵最多的一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八路军总部在下达命令时,只要求正太路上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后实际投入30个团),其他“由各区自行规定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彭德怀发动的只是一个“不少于22个团”的“正太战役”,“正太战役”打成“百团大战”,是刘邓为首的129师、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贺龙、关向应为首的120师三大系统根据党的“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和本区的实际情况打出来的。可见,邓小平对百团大战,不仅是赞成的,而且是积极的。

在百团大战中,一些部队只喜欢打仗,对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不积极。129师的破路任务完成得最好,这与刘邓的指导思想和动员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129师提出了很多形象鲜明生动的动员口号:

铁路是大血管,公路是小血管。

铁路是大毒水管,公路是小毒水管。

破坏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

让敌人用脚跟我们赛跑。

让敌人用牛、用驴子去搬运炮弹、炸弹、飞机、大炮。

收回一根铁轨等于缴获一挺机关枪。

这些话,有的直接出自刘邓,有的是政治工作者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编出来的。另外,在奖励政策上,129师在有关文件中也是规定首先奖励破坏最有效率的人员,其次才是作战人员,再次是保证大家“从未饿过一餐饭”的后勤人员。所以,百团大战对刘邓而言,是一场基于现代战争意识而自觉参加的一场大战。

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晚上打响,至同年12月5日八路军统计战果截止日(此后一个月仍有一些零星战斗),共进行了1842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645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8人,伪军反正1545人;缴获各种枪支约6000支,炮53门,子弹约78万发,炮弹816枚,汽车98辆,粮食约百万斤;消灭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正太路中断4个月左右;同蒲路最多时一次中断18天,后时断时通;平汉铁路在战争初期完全中断5天,后时断时通,并连续数月只白天运行,大约到12月中旬才开始夜间通车,等等。我军阵亡5890人,负伤11700人,失踪307人。

这种大战,自然会打得很苦,其中一个典型战役就是关家垴之战。

1940年10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又11个旅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发起“毁灭战”。在此之前,日军对我根据地进攻,用兵最多的是6万,只1次,3～5万的2次,1～2万的7次,万人以下的109次。此次号称100万,编入作战序列的部队23万,实际出动的约15万。与著名的淞沪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相差无几,而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日军的兵力只有四五万。

这次战役号称“毁灭战”,对此,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命令中说:“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的由来和最初的正式表述。

“毁灭战”于10月13日正式开始。打响后,彭德怀亲上前线视察了10来天,所到之处,目不忍睹。10月29日或前一两天,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正在此时,日军的一个大队,兵员500人,辎重和其他人员400人,窜至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仅10来里路的一个军事要地关家垴。为毁灭敌人的“毁灭战”,怒不可遏的彭德怀下令歼灭这支身边的敌人。

这一仗由129师头号大将陈赓主打,刘邓首长亲临前线指挥,彭德怀、左权和仍保留129师副师长职务但已调往山东的徐向前也来到前线。这样,在这块小小的阵地上,就集中了日后共和国的3位元帅和一位大将,还有邓小平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10月30日凌晨4点,进攻开始。不料,很少夜战的日军竟先下手为强,反而在此时攻占了我军的柳树垴阵地。这不但打乱了我军的步骤,而且使关家垴有了一个呼应的阵地。

上午9时许,敌机前来助战,每次三四架,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日军一批2500人,一批1000多人分别从辽县、武乡和黎城、潞城方向前来增援。我军虽有两个旅的阻击兵力,但还是不够,又从关家垴战场抽了一个团去阻击。

10月30日,我军先后发动了18次进攻,最终只攻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关家垴久攻不下,我军伤亡很大,16团团长、1931年参加红军的谢家庆牺牲。陈赓开始犹豫起来,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大问题:“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彭德怀坚定地回答说:“拼光了也要把关家垴拿下。”

10月31日,我军再次攻打关家垴。彭德怀这个勇猛的老兵来到距敌军阵地仅500米的战壕,探出身子,用望远镜观察战情。

我军伤亡仍在增加,其中772团的一个连只剩下3名战士。陈赓几乎是哭着向刘邓报告,前线有些顶不住了。一向宽厚温和的刘伯承有些火了,大声地要求陈赓坚持。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接过电话,十分严肃地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要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陈赓不仅是一名以机智著称的大将,而且是中共领袖们的一员爱将,可以走到主席台上拿起毛泽东的杯子喝茶,也可以和十分严肃而且脾气大的彭德怀开开玩笑。此役之后,129师参谋人员说,陈赓谁也不怕,就怕邓小平。

最后,下午4时许,彭德怀亲自下令猛攻,并将八路军总部的特务连也派上了前线。这个连,90%的人是老红军,个个都是枪法好,摔打拼搏有绝招的英雄好汉。这股顽敌终于被歼灭。后来,百团大战受到错误批判。敢于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义正辞严地对各种批判进行猛烈的反驳,而且火气很大,“骂了娘”。谁也不怕的陈赓虽在关家垴战役中有所犹豫,但面对极不公正的批判,也拍了桌子。如果说彭德怀对百团大战有所检讨,那就是承认后期的一些战役“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日军此次气势汹汹发动“毁灭战”,一个基本估计是我军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百团大战后必定疲惫,不料,八路军竟然仍有一举歼灭一个大队并同时阻击三四千兵力和抗击飞机不断轰炸的能力。日军的主要目标在城市,不会长期将大批兵力消耗在太行山这种穷乡僻壤上。于是,这场开始于10月13日的“毁灭战”,于11月2日草草收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反“扫荡”中总结了一个战术,就是面对大“扫荡”,必须在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日军的一个大队。多了打不下,少了作用不大。日军兵力有限,一般是用一个中队控制一个县,一个大队就意味着对三四个县的控制,一旦被一举歼灭,影响很大。或立即结束“扫荡”,或大大缩小“扫荡”的范围。百团大战第一个阶段,就是在9月6日和7日在顺双峰歼敌一个大队后结束,而且我军的作战部队就是陈赓此次率领打关家垴的4个团。彭、刘、邓坚持要打胜这一仗,就是摸准了日军这种欺软怕硬、不敢消耗太多兵力的脾气,以此来早日粉碎敌军的“毁灭战”。这种“毁灭战”多延续一天,就意味着成百上千军民的牺牲,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村庄被毁。关家垴之战我军虽伤亡600余人,但极大地减少了根据地的损失,这就是大局、全局。

对酷爱战术的刘伯承来说,此役还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教材。视察战场时,他看得特别仔细,并下令保护现场,命令参谋人员将敌人工事详细绘制成图。不久,又部署原部队,在这里重新“打”了一仗,并亲自为全师营以上干部作了关家垴战役的专题战术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这位大军事家还说:“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都摆布不开,而我们在实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指挥几万、十几万人,都能摆布得开,并且指挥部队有机地互相配合着进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不仅是对关家垴战役而言的,而且也是对整个百团大战的一个评价。这种“指挥几万、十几万人”同日军这种世界劲旅打大仗,“都能摆布得开,并且指挥部队有机地互相配合着进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日后的胜利是很有意义的,对邓小平日后一度单独主持129师的工作(刘伯承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延安学习)和主持淮海战役也是如此。这种认识,是帅才眼光、帅才风度的一个生动具体表现。

邓小平以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对百团大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41年4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百团大战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足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了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长期以来的片面宣传和我们潜意识中的小农、小工、小商、小士意识,使我们偏爱那种轻松的胜利,巧妙的胜利,不需付出太大努力和代价的胜利,绝对有把握的胜利。这影响了我们对抗日战争及百团大战这类历史事件的看法,好像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就是电影上那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戏战”。更为严重的还是影响了我们今日的发展,目前,我们不论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在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小打小闹挺不错,较低水平的大建设、松散的拼凑也可以搞得红红火火,但档次上不去,难以和世界先进水平较量,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大赢,自己的发展也难以持续。因此,对“黄猫黑猫”也不要误解,“黄猫黑猫”都是相对于“老鼠”而言的。“老鼠”如果变成了“牛魔王”,“黄猫黑猫”相应地也就应变成“孙大圣”。只会捉老鼠,本领再大,也只是一只猫!大帅大将与小兵小将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能不能看大情况、复杂的情况;能不能着眼于大赢、长期的赢;而大赢就必须敢于经受大考验,“最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