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叶剑英及诸豪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陈毅、叶剑英及诸豪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邓小平1973年复出,一个重要的契机是陈毅的逝世。陈毅的逝世使毛泽东想起了邓小平,《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在这次谈话(毛与陈毅家属及在场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自邓小平打倒以来毛泽东首次当众给邓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此前他只说过邓小平与刘少奇有区别,刘、邓要分开。

陈毅曾率部从武汉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中途受阻,没有赶上,后在临川与南昌起义军会合。此后同朱德等人率部转战粤赣湘边界,发动湘南起义,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会师后先是出任红四军师长,后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在此期间,陈毅曾来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后来对子女说:“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邓小平还对陈毅的女儿说:“我从你爸爸那里听了不少东西,后来搬到红七军去用!”

对毛泽东来说,从陈联想到邓,从这个“刘邓”到那个“刘邓”,主要可能是因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

1948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并先后进行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是毛泽东用人和用兵的得意之作。邓小平晚年几次说:“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www.guayunfan.com)“二野三野联合作战”,最初很可能是因为“二野”最先南下,挺进大别山,打得很苦,实力相对薄弱,单独经略中原有一定困难,因而在1948年5月9日重建中原军区及组建中原野战军时,将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调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原职继续保留。当时,中野7个纵队,华野有12个纵队,武器方面华野更是强得多。“陈毅是个好同志”,一被任命为中野副司令员后,立即乐哈哈地带了一个秘书前来中野报到。一见刘邓都没有私人秘书,就把这个秘书放在作战科,自己也不要专门秘书了。

据一位参谋人员回忆,陈毅曾以个人名义给党中央、毛泽东发过一个电报,如实反映了“二野”的困难,并指出如不迅速予以大力补充,再拖下去,会大伤元气,影响今后继续执行任务。同一回忆还说,在此之前,刘邓只在1948年初的一份电报中含蓄地说,部队经过大别山的斗争,虽然有些损伤,但士气甚好,稍事休整,仍可继续执行作战任务。陈毅去电后,毛泽东立即回电给刘陈邓,说大敌当前,过分强调困难当然不好,但不如实反映情况,使中央不了解真实情况,因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并对刘邓部队的迅速补充作了具体指示。这位参谋人员说,“刘邓首长看了这份电报有何感觉不得而知。我们作为一个参谋人员,看了电报后,热泪盈眶,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

两支大部队联合作战,在领导体制上一般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但刘邓被人形容为中间加不进顿号,刘陈邓同样也是如此。有人回忆道:“在中原机关,领导同志作报告后,刘邓一般都要做些补充或做总结性发言。陈毅到中原工作后,他做完报告,请刘邓指示时,刘邓总是宣布:就按陈司令员讲的办。

陈毅性格豪爽,他的到来,使司令部热闹了很多。小时候经常去陈毅家玩的邓小平的女儿说,只要陈毅在家,陈家的人口就好像是增加了一倍。陈家老少有好几口,陈毅夫妇,三个子女,陈毅的父母,再加上工作人员、服务人员。说陈毅一人在家就使人口增加了一倍,有点夸张。但刘陈邓手下的工作人员更夸张,他们把首长代号改成了“一排”(刘)、“二排”(陈)、“三排”(邓),“人口”增加了几十倍。三人合作的愉快,不难想象。

“二野三野联合作战”,给敌人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敌黄维兵团的一名指挥官在黄维兵团长驱直入,进军十分顺利时对黄维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如今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中诱军之计?”淮海战役,刘陈邓60万大军歼敌刘峙集团另加黄维兵团70万大军主力55.5万余人,按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一条基本规则:集中至少三倍以上于敌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60万大军也就是至少相当于210万大军。这不但使毛泽东十分高兴,而且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曾在记事本上写道:“六十万战胜了八十万,奇迹,真是奇迹!”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还让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了解和学习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并向中国表示,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

类似的历史使毛泽东在陈毅逝世时不能不“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当众承认邓小平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后,周恩来抓住机会,积极活动。先是使邓小平及其全家的处境大为改善,最终又使邓小平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小平后来参加和领导军委工作,则首先是出于叶剑英的活动。

林彪集团覆灭后,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同周恩来一样,自林彪集团覆灭后,叶剑英便为邓小平复出而积极活动。邓小平回京后,叶剑英立即前往看望,并向他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工作的意见。并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中国突然冒出了一个王洪文。此人,1950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复员后至“文革”前在上海的一个工厂任保卫科干事。“文革”时组织上海“一月夺权”,引发成全国性夺权的“一月风暴”,产生了中国政权建设史上的一个“怪胎”——“革命委员会”。继而在1967年8月发动“上柴武斗”,这场“大战”,王洪文调动“工总司”24万人,出动两架直升飞机,向以上海柴油机厂为根据地的对立派“联司”发动巨大规模的武力进攻。以此起家,王洪文于1967年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69年成为中央委员,1973年竟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并出任中央军委常委。而邓小平在这次大会和中央全会上,只是一个一般的中央委员。对王洪文这种以打砸抢、武斗、造反夺权起家同时又当过兵并进入了军队系统的人物,老帅老将们不能不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叶剑英再次向毛泽东建议,让邓小平来参加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请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14日,毛泽东在会上再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交代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又对邓小平说了那段著名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话。

1974年1月上旬,即邓小平被任命为军委委员和内部指定为“当个参谋长”后的半个来月,南越政府突然向我西沙群岛发起进攻。邓小平受命与叶剑英负责组织指挥西沙群岛反击战。在此同时,江青一伙则在军队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扬言要“放火烧荒”,“整整军队”。狂妄的江青甚至还点名批评叶剑英。足智多谋的叶剑英于1月30日写信给毛泽东,向毛作“检讨”,以此形式把江青一伙在军队的胡作非为揭露了出来。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作了批示,对江青一伙提出了尖锐批评。此后,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一伙,并把他们称之为“上海帮”、“四人小宗派”、“四人帮”,还当众宣布:“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此后,“四人帮”基本失宠,已经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被安排到上海去“指导工作”,邓小平于1975年3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月,毛泽东在希望邓小平帮助王洪文,鼓励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的那次重要谈话中,再次提到,邓小平出任总参谋长是叶剑英提议的,他赞成的。

1975年下半年,毛远新任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四人帮”开始反攻, 11月,邓小平再次挨批。12月8日,生命已进入高度危险期的周恩来鼓励邓小平永远不要改变态度。同月中下旬,已经时常进入昏睡状态的周恩来利用短暂的清醒,向叶剑英做了最后的交代,要他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中。

在这种背景下,叶剑英曾到邓小平处商量过对策。

叶说,这伙人趁主席有病,越闹越厉害,下一步不知会搞出什么鬼名堂,我们要赶快采取对策。

邓说,没什么好怕的!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办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邓还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是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交给他们。

邓说,我做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不要紧,只要你老兄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

叶说,看形势的发展吧,我也可能保不住了。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在,就要斗下去!

其后,叶剑英取得了一个重要的斗争成果,在他的极力主张下,邓小平给周恩来致了悼词。这无论在国内人民群众心目中,还是在国际社会,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同时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1976年2月2日,继邓小平1975年12月21日“专管外事”之后,叶剑英也因“病”由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不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邓小平的老部下陈锡联在叶“生病期间”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自1937年任129师769团团长到建国初期任重庆市市长和川东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一直是刘邓大军中一名仅次于陈赓的主将,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刘邓身边。他于1980年被免职,1982年后又出任中顾委常委, 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由他主持中央军委和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一样,是不幸中的万幸。尤其幸运的是,在其后的激战中,叶剑英一直都只是“生病”,各种职务都完整地保持着,这些职务主要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同时还能带“病”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因此,在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和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老帅、老将、老领导们都像周恩来一样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叶身上。陈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老同志都分别去找过叶帅,希望他能力挽狂澜。邓小平也很关注叶的动态。据王震回忆,毛泽东逝世后,有一天,王震前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十分高兴地出门迎接。交谈时邓小平问:“叶帅那里,你最近去过吗?”王回答说:“常去。”邓小平稍微沉思了一下,详细地询问了叶的身体状况、住地、活动规律等情况。第二天,邓小平冒着风险,事先没通知,悄悄地去会见了叶剑英。

王震是1976年反“批邓”和反“四人帮”的一员猛将。“批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在住院,他经常气冲冲地对一些前来看望他或被他召来的一些老同志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去!”“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他还准备“秋后算账”,统计多少个部批了邓,多少个部没批,多少个部点了名,多少个部没点,点名时多少个部带了“同志”二字,多少个部没带。有一次,他发现国务院办公室的简报上在邓小平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二字,吼叫着要工作人员立即去把国务院办公室的负责人喊来,来了一位值班主任,他怒气冲冲地质问道:“别的部门不了解情况,难道你们也不了解?!”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就直截了当地向叶剑英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表示,主席还在世,不可轻举妄动。并要王震多和汪东兴保持联系。王震立即表示,愿意为老帅当“联络参谋”。此后,王震就在老帅、老将和其他老同志之间来回奔走起来,包括勇不可挡地探望了处于软禁中的邓小平。

叶剑英身知自己责无旁贷,便找到华国锋,单刀直入地提出:“现在,他们不服气,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主席不在了,你就要站出来,和他们斗!”华国锋当时没表态,但看得出他会同意对“四人帮”采取行动。随即又去找汪东兴,由于他负责中央警卫部队,能否顺利解决“四人帮”,他是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汪东兴表示:“我听华总理和叶副主席的。”

“四人帮”也在做文武两手准备,一方面大造舆论,另一方面向上海民兵突击下发了74000支枪,300门大炮,1000多万发子弹、炮弹。还闹得政治局会议也难以开成。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通过李先念要求叶剑英想办法。随后,华、叶、汪三人商定办法,由中央警卫局出面,于1976年10月6日晚上轻而易举地将“四人帮”一网打尽。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立即安排邓小平复出。他于10月9日当面向华国锋提出:“赶紧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10月10日,当时仍在受到继续公开批判的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并中央,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祝贺和对新时期的希望。

在其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重提邓小平复出之事,并有些激动地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李先念立即表示完全同意。未获通过之前,叶剑英又提出,在中央的报告中,要把邓小平写得好点,以利于他早日出来工作。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对邓小平复出一事进行慷慨陈词。陈云说:“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这些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在这种形势下,华国锋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再经几番周折,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终于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的成功,幸运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其个人经历上说,他两次躲过敌人的搜捕,每次都是“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还遇过两次敌人的包围,一次身边只有一个排,被不知确数的敌人包围在一个四周环山的村庄,在该村赤卫队的帮助下,深夜1点左右突围而出。另一次是和罗荣桓等几个人在一个山头观战,突然遇到一股敌军袭击。就在敌军快要冲上山头时,我军的一个连赶到,解了围。这一次,邓小平一件狐皮大衣被子弹打了几个洞。他还得过两次差一点死去的大病。一次在法国,幸亏法国医疗条件好,又是免费。还有一次是在西安事变前夕,那次已经昏迷不醒,不能进食,只能喝点米汤。万分危急时,张学良部慰问红军,送来了两车慰问品,其中有一些炼乳。聂荣臻当即决定,把这些炼乳全部留给邓小平,终于使邓小平死里逃生。

对成功来说,更为幸运的还是自留法勤工俭学以来,邓小平总是在人才密集圈的范围内工作。

留法期间主要有: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周恩来、徐特立、王若飞、聂荣臻、李富春、蔡畅、陈毅、李立三、李维汉、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傅钟、何长工、熊雄……莫斯科期间(新增,下同):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瞿秋白、蒋经国、谷正纲、邓文仪、屈武……

西安时期:冯玉祥、于右任……

武汉时期:陈独秀、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苏兆征、罗亦农、毛泽东……

上海时期:陈云、邓颖超、恽代英、陈赓、罗亦农、关向应、康生……

红七军时期:李明瑞、韦拔群、俞作豫、张云逸、韦国清、李天佑、雷经天、叶季壮、陈漫远、龚饮冰、袁任远……

129师时期: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左权、贺龙、徐向前、罗瑞卿、杨尚昆……

除了个别特殊领域和特殊情况外,任何成功人士,都离不开相应的人才密集圈,政治家尤其如此。邓小平从事的事业,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大群人的事业,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才能进行下去,才能取得胜利。而这个集体,又总是由几百万或几千万、几千或几万、几百人、几十人、几人这样的金字塔结构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能进入几百、几十和几人行列的杰出人才。邓小平一参加革命,就和这类杰出人物肩并肩战斗,起点很高,成长相应的也比较快,各个方面的基础相应的比较坚实。这种特点,对今日有志成才的人士,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不抓住时机,跻身一二流人才或三四流人才的圈子内,要想有所成就,很难,很难。在当代这个全球化的世界,尤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