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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不动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时间:2022-03-21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不怕,不动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1966年毛泽东曾批评邓小平“耳聋”,邓小平听力不太好,但这句话他还是听到了。这是邓小平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不怕犯错误,是邓小平革命七十多年,特别是1975年主持整顿和1977年以来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文革”前十七年,邓小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自1922年参加革命以来,邓小平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党犯错误很不容易。

不怕,不动摇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66年毛泽东曾批评邓小平“耳聋”,邓小平听力不太好,但这句话他还是听到了。1976年公开“批邓”前夕,一位省委领导在开完“打招呼”会议后向邓透露,可能就要公开点名批判他了。邓小平淡然一笑说,那就点名好了,我早就说过,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也告诫一些中央领导人,不要怕骂娘。主要是不要怕国外、境外舆论的横加指责,也包括不怕国内一些人的胡乱议论。

对一位领导人和其他重要人物而言,不怕乱议论,不怕乱批评,不怕乱骂娘,不但是一种必备的性格,更加是一种重要的领导艺术。俗语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当一个家长,在必要时还要做做聋子,何况是一个领导人或其他重要人物呢?

不怕“骂娘”,要而言之,也就是有主见。

中国人多,议论多,矛盾多。改革开放,风风雨雨,实事求是地说,反对的人不少。“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坚持改革开放,除了不争论之外,还要不怕“骂娘”。中国问题复杂,有些事情需要果断处理。这种处理不一定尽如人意,其必要性一开始不一定表现得那么明显,因此,引起一些激烈的批评反对,包括引起一些过激的行动,都是难免的。改革开放20多年,这方面的事件也不少。改革一般都要流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能说没有流血,但总的来说还是一场“和平革命”。对照一下历史国际局势,我们就会知道,这很不容易。因此,不怕“骂娘”也并不是单向的,它同时也意味着允许别人“骂娘”。在中国,这很需要勇气,也很需要智慧。(www.guayunfan.com)中国是个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舆论媒体本来就有唯恐天下不乱的“职业病”,所谓“新闻”,往往就是“乱闻”、“丑闻”。世界上新闻多的几个国家,无一不是动荡、动乱的国家。因此,国际舆论偏重于对中国进行批评,把中国“妖魔化”,实际上也不奇怪。

批评、议论、骂娘包括公开反对,既有敌意的,也有善意的;既有捏造、夸大事实的,也有客观或部分客观的。情况很复杂,要区别对待。但总的来说,都不要怕。敌意的不要怕,善意的不需要怕。总而言之,别人说是别人说,关键是要自己有主见,有定见。

自己有主见,有定见,并不等于只有自己高明,只有自己正确,而是因为自己的事只能由自己负责。因此,不怕骂娘也就是敢于负责。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长期独立或与刘伯承等少数几个共同全权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有时与中央失去联系,有时来不及请示,有时是中央明确授权无需请示,从而养成了敢于负责的作风和习惯。这是邓小平成功的基本因素之一。敢于负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不怕犯错误。

1992年1月23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前往蛇口考察。在车上,深圳市负责人李灏又抓住机会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近期发展的一些设想。邓小平听完后说:“我都赞成,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李灏回应说:“我们要争取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马上指出:“我刚才说,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错误赶快改正。”

不怕犯错误,是邓小平革命七十多年,特别是1975年主持整顿和1977年以来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

不怕犯错误,最主要的是要大胆实践。

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开放,都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事业,即使是前人从事过的事业,也因新的情况、新的条件而会有新的变化,同样也要用新的方法来处理。总之,都要从实际出发,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根据现在的条件大胆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和是非的唯一标准,是对还是错,只能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得到证明,因此,首先就要不怕犯错误。

不怕犯错误不仅是一个大胆实践的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一个人的见识、胆量、人品和一个组织的作风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还是个人问题,邓小平三次受批判、受处分,还有一次被冷落、被降级使用。对一般人来说,有了一二次这样的经历,就会很怕犯错误了。但邓小平还是不怕,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也就成了邓小平。否则,早就会被历史所湮灭。当然,对一个组织、一个领导人来说,还是要允许人们犯错误,鼓励人们不怕犯错误,因为绝大多数人还是怕受处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不怕犯错误又成了成功人士的一大特点。

“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实际上也是不怕犯错误,而且是更为重要的不怕犯错误。因为在没有发现错误时,不怕犯错误不一定会有错误,很可能还有功劳。邓小平的几次“犯错误”都没有错,都是对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发现错误赶快改正”则是承认自己真正地犯了错误,这对一些重要人物来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改革开放,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际上是承认了“文革”的错误,承认了“文革”前十七年在某些方面的错误。“文革”前十七年,邓小平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有些错误,他当时没有反对,有些错误,还是出现在他分管的工作上。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是,自1922年参加革命以来,邓小平的一切都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承认党犯错误很不容易。邓小平把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视为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一个重要表现,这同样也是他自己伟大的重要表现之一。对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先后承认过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等不少错误。特别有名的还是公开承认了两个著名的“大失误”、“很大的失误”,一是教育,一是上海的开发开放。这两个失误并不小。教育失误,不论从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从教育事业意义上说,都是大失误。上海的开发开放晚了,也非同小可,邓小平非常遗憾地说:“要不然,现在(1992年)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失误,都是在邓小平已经“半退”和“全退”后总结出来的,这是成功人士共同的一个思维习惯,即经常想一想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要成功,就要不怕失败,同时也要及时发现自己的失败,挽回自己的失败。目前,“失败学”正在成为一门热门学说,因为“失败学”同“成功学”本质上是一样的。

邓小平的不怕“骂娘”、不怕犯错误,还有不怕吃亏,不怕冒风险,不怕制裁,等等,在改革开放时期,其实质都是党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也必须坚持不变。他说,“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些经过实践检验基本正确、事关根本的基本制度、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等基本性的东西,是一种大国、大组织、大人物的风格。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求新爱变的国家,但一般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宪法,其基本部分仍然是制定于1787年生效于1789年的联邦宪法。多数发达国家都有这个特点,一些基本的东西变化很少,如果要变,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和非常繁琐的程序。中国能有五六千年辉煌历史,同样也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一直保留了下来,如汉字、传统文化、重要习俗、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等等。俗话说,“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人,固然需要日易日新,每隔几年就要有一些新的变化,“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能变得让人无所适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一切有巨大成就的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的基本特征:性格、为人、生活习惯等,变化甚微。相反,一些风光一时的暴发户,一些小有成就的人,则一下就变得让人难以相认。

牢牢把握一些不可动摇的基本东西不变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政治家的特征,还因为这些东西也比较容易动摇。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以前,“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实际上都不是很稳定。

最为突出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因为这是一个新生事物,能否坚持下来特别引人注目。从列宁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苏联经商的美国巨商哈默写道:“西方商业界人士对邓的鼓励贸易政策感到非常振奋,但是他们和我交谈时,总免不了紧张不安地询问他的自由市场的做法在他去世后会不会继续存在下去,会不会被他的继任者推翻。”邓小平在会见外国人士时,主要是西方国家的人士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会不会变,几乎也是一个必答题。如1986年9月2日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问:“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回到以前的状况?”这些担心都不是杞人忧天,在中共十四大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大规模地付诸实践之前,谁也不能真正使投资者放下心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要很好地坚持也难。一方面,这个基本点如何与改革开放协调,有一个过程。因为这四项基本原则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有了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全面付诸实践的东西,而改革开放则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两任总书记在这个问题上没站住,说明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坚持这个基本点,来自“左”与右的干扰都很大。“左”,根深蒂固,看起来“坚持”得更坚决,更彻底,实际上最终会葬送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右,本身势力不大,但鼓动性强,容易制造动乱和风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三卷,篇幅最长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约16000字,整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具有历史转折意义文章的两倍。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最重要,而且是因为这个问题最复杂。

上述两个基本点不能坚持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得不到保障。事实上,1989年至1992年间,中国也出现了经济建设和反和平演变的“双中心论”。

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1983年,他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1984年,做了两件事,一是开放沿海14个城市,一是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这表明,邓小平从此时开始已在逐步安排退出。但他的直接领导实际上还是延续到了1992年的南方视察和同年的中共十四大。其中的奥妙之一,就是当时有关报道介绍的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时说过的一句话:“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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