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发展和完善。从“包产到户”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其间政治上的反反复复、风风雨雨真正是难以述说。

“包产到户”就像是巨石下的一棵小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压力有多大,它都能从巨石旁的缝隙中钻出来,野火也不能将它烧尽。一有春风它又蓬勃生长了。“包产到户”这棵60年代的野草,到80年已变成了绿遍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催绿它的春风,就是邓小平的支持。

早在60年代初期,对于如何克服由于自然灾害和“左”的思想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就提出了他的正确观点。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谈话中,对当时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新情况,就主张“百家争鸣”。他说:“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www.guayunfan.com)邓小平从内心是支持“包产到户”这一农民的创新的。因为这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这又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农业困难的好办法。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些都是初步的意见,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目前,要注意地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

从邓小平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积极支持创新,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像打仗一样,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不应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他预感到,他的这些主张以后可能不算数。

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新的方式,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1960年,安徽宿县发生了一件奇迹:一位70岁的老农民,为照顾生病的儿子而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不指望公社的救助,只是希望公社干部网开一面,准许他带着生病的儿子进山区养病同时进行生产自救。老人凭着一把锄头,一把四齿耙,开出16亩荒地。到年底,他不仅收了口粮、种粮、饲料,还向公社交了900公斤粮食和养鸡得的60元钱。而当年的安徽全省粮食歉收、城乡均在闹饥荒。这件事启发了当地干部和群众:把土地分到人,各负其责,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摆脱困境。因此广大农民都迫切希望包产到户。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力陈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同意试行一年。其他省一些地方的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也搞了包产到户,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

邓小平看到了农民这种创造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要摆脱困难,应该充分发挥农民这种积极的创造精神,所以他讲了上面的话。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按照“包产到户”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普遍推行,那种困难局面,应该可以立即克服。

遗憾的是,向来以在理论上创新著称的毛泽东,向来以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著称的毛泽东,当时却坚持旧有的思维模式。1962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包产到户”。在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批判了所谓“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很多地方的农业多年来处于一种徘徊迟缓的发展境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考虑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8年1月,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行?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开始大解放。四川、云南、广东、安徽等省积极试行各种形式上的责任制。《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积极支持的有,坚决反对的有。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会上只有少数省委书记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年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黄山,他对陪同的万里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于是第二年安徽的不少县,都实行了包产到户。

全国不少省份也采用了这一形式,“包产到户”终于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这时候很多同志仍对“包产到户”进行责难。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情况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针对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还是发展集体经济。“大跃进”时期,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认为,总的来说,农业上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除集体化这个问题外,还有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还是老规矩,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与他1962年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邓小平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1979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认为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1979年金秋时节,安徽和四川两省先后传来农业大丰收的喜讯。安徽6000万亩农田受旱,不少地方人畜饮水都困难,原估计即使战胜旱灾,也要减产50亿斤粮食。想不到,全省反而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4亿多斤。全年粮食产量同正常年份差不多。四川省连续两年共增长粮食103亿斤。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到1983年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已经覆盖了90%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在短短的时间内,农业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粮棉油产量大幅度上升,困扰我们多年的粮食问题、棉花问题、吃肉问题得到解决。延续多年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多种与农业有关的票证被逐一取消,农副产品极大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方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破除旧有生产关系的突破口,它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全面展开。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又带动了工业和城市改革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60年代初期作为“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备受批判和压抑的“包产到户”,竟然在20年后产生出如此巨大的魔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由于“左”的思想迷雾的笼罩,我们许多干部都确实相信“包产到户”是一个足以颠覆社会主义的魔鬼,所以对它大加挞伐。当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而有胆量支持的没有几个人。但邓小平支持了,并且提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猫论。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清醒,不能不佩服他意识的超前。倘若不是他对“包产到户”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形式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并在他第三次复出后,支持并指导发展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还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