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生饭”也吃,“迟了就会犯错误”

“夹生饭”也吃,“迟了就会犯错误”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48年5月,解放军中原部队大会合,合编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要领导人还有副司令员李先念、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李达。下辖7个纵队,其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分别是:一纵,杨勇、苏振华;二纵,陈再道、王维纲;三纵,陈锡联、彭涛;四纵,陈赓、谢富治;六纵,王近山、杜义德;九纵,秦基伟、李成芳;十一纵,王秉璋、张霖芝。其中四纵与九纵合编为陈谢集团。全军共19个旅。同时重新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原中原局于1946年6月中断工作),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邓子恢任第三书记。

此次编组最令人寻味的是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编入刘邓系列,这意味着中野、华野,也就是后来的二野、三野将在统一的以刘、陈、邓为首长的党组织与司令部的指挥下共同作战。中野、华野共有22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加上中原、华东两个军区和华北军区所辖的冀鲁豫军区的地方部队共约为60万大军。在任命为中野副司令员等职后,豪爽的陈毅乐哈哈地带着一个秘书来到中野上班,一见刘邓二人均无私人秘书,也就将这个秘书放在作战科。而这个实质上要协助刘陈邓统筹指挥60万大军的作战科加上陈毅带来的这个秘书,总共也才10个人。也许是受陈毅乐观豪爽性格的影响,也许是为队伍壮大感到自豪,勤务人员将首长代号“一号”、“二号”、“三号”私下改为“一排”、“二排”、“三排”分别代表刘陈邓。这种戏谑在给这三位首长安排住宿时,往往把不知情的地方干部吓了一大跳。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这一组织措施,是上年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战略的继续和发展。中央当时计划,在此后的4～8个月内(后又延续到约1949年秋季),华东野战军暂不南下,留在中原地区与中野继续共同经略中原。

在这种背景下,由华东野战军提议,中央军委同意,在1948年9月济南战役胜利,中野、华野乘胜在徐州以东的淮阴、淮安、海州等地打一个“淮海战役”。这一战役,根据毛泽东于1948年10月11日发给刘陈邓的电报,其主要目的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黄百韬兵团,以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这就是最初意义上的“淮海战役”,其规模和范围比后来的淮海战役小得多,后被称之为“小淮海”。“小淮海”计划于1948年十一二月完成,完成后各部休整一个月,继而于1949年3～7月将中原之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再于秋季举行渡江作战。对这个部署,毛泽东可能觉得不那么确切,因而在电报中说,“关于淮海战役的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这不是什么讲客气的套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上发表的有关辽沈、平津战役的指示,都没有这句话。因此,这应该理解为一种授权,授予刘陈邓在战役部署上更大机动性的权力。邓小平后来说:“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www.guayunfan.com)接到军委10月11日的指示后,刘陈邓决定,以进攻郑州的方式,配合粟裕歼灭黄百韬兵团的行动。其具体部署用刘伯承的话说,就是:粟裕在东边“挟敌额”——主歼黄兵团;邓陈北上“截敌腰”——攻郑州,吸引敌孙元良兵团和邱清泉兵团;刘邓(子恢)李(达)在后“揪敌尾”——留在豫西钳制华中敌张淦兵团和黄维兵团。

10月19日,邓陈率大军围攻郑州。守敌第40军等于22日弃城逃跑,开封守敌亦弃城而逃。这与原设想的吸引孙、邱兵团的局势大不相同,邓陈一面组织部队追歼逃敌,一面高度警惕地注视敌军动态,判断敌军有可能大举向南退却,并果断地决定制止敌军的南逃。10月24日,邓小平在郑州主持召开参加郑州、开封作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要求每一个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绝不能让敌军退守江南,因为那会对我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时,解放军正在东北进行辽沈战役,这一战役于11月2日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的惨败,使蒋介石决心实行战略大退却。令中原各军向徐州方向会合,然后由徐州向淮河一线撤退,集中兵力于徐州至蚌埠之间,在此组织徐淮会战。再不利则撤退到淮河南岸,利用淮河天险阻击解放军主力,仍不利就退到长江以南。

邓陈及时地发现了敌军各部向徐州收缩的动态,于11月2日致电中央军委和当时在豫西指挥的刘伯承,建议将原计划在徐州西南方向牵制敌军以保证东面歼黄兵团的行动改为攻击行动,以阻止敌军向徐州收缩。刘伯承于3日致电给中央军委和陈邓,请军委和陈邓切实考虑: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不利变化,陈邓主力似应力求首先截断徐(州)、宿(县)间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形势。陈邓素知刘伯承多谋善算,便立即起草宿(县)蚌(埠)地区作战方案,计划攻占位于徐州与蚌埠中段的宿县,拦腰斩断津浦线,以阻止敌人沿津浦线南逃。这一方案于11月5日致电中央军委,并告粟裕,同时令其判明徐州敌军的动向。粟裕很快回电,认为敌有南撤意图,建议迅速破击徐蚌路。刘伯承则从豫西北上,前来与陈邓共同指挥这一战役。

11月6日徐州东面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打响,这标志着淮海战役正式开始。黄兵团的即将被歼,意味着陇海路东段将被截断。在此之前郑州、洛阳、开封的先后解放,已使陇海路商丘以东段及平汉路郑州段已为解放军占领。如果津浦路徐蚌段再被拦腰斩断,徐州之敌也就不能再利用铁路南逃。因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攻打宿县非常重视,于11月9日至11日连连致电刘陈邓,要求他们“全力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同时还提出了“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11月10日,刘伯承匆匆赶到河南柘城,与邓陈会合,共同指挥宿县之役。11日,进攻宿县的战斗开始。15日,发起总攻。16日,全歼守敌,攻占宿县并控制了附近200里铁路及沿线地区。

“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歼灭刘峙主力”。这意味着“小淮海”成为“大淮海”,即以歼黄百韬兵团为主要目标扩大为以歼刘峙集团主力为主要目标,并将10月11日电报中在1949年3～7月“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的设想调整为防止敌人南窜在淮海战场消灭敌“南线主力”。这是一个巨大的、极富重大战略意义的变化。刘峙集团是国民党五大战略重兵集团之一,这一集团再加上后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拥有70万(一说80万)大军,2000门大炮和迫击炮、476架飞机。一旦退守长江,和国民党的另一个战略重兵集团白崇禧集团和守备部队汤恩伯集团会合,长江江防将大为加固。解放军势必再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拼搏几年(1948年9月中共政治局会议估计夺取全国胜利还需要5年时间),整个局势也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除了国共两党的因素外,国际社会“划江而治”的干预也将随着时间的推延而越来越有影响。

淮海战役的部署,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小淮海”变为“大淮海”,这显然在各个方面都不太成熟。毛泽东在1948年11月23日的致电刘陈邓时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经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18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此还念念不忘,对刘陈邓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饭一般都要煮熟才吃,但在特殊情况下,也要果断地把夹生饭吃下去。假如时间不允许你把饭煮熟,过了这个时间又没饭吃了,那你就只好赶快抓紧时间把没有完全煮熟的夹生饭吃下去,迟了就会挨饿。这种时间意识,对能否提出大战略,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大战略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能对淮海战役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与他的时机意识特别强有很大关系。1948年4月25日,邓小平在总结中原作战时说:“我们几个野战军(刘邓、陈谢、陈粟)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这种分析,对淮海战役也是适用的。

邓小平1992年“南方视察”讲话时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大淮海”的决策,在这方面是—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