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政治、军事、外交思想，还是洋务、经济思想，左宗棠无不与时俱进，走在时人的前列。政治通明，是为民利；军事精武，是为护国；外交独立，是为国威；洋务兴盛，是为富强；经济发达，是为变革。而文化传承，是为致用；教育兴造，是为实用。也就是说，左宗棠的文化教育观，都是为了经世致用，奉献国家，而非单为科名利禄。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左宗棠是敬畏有加。他生于耕读世家，祖父、父亲和兄长都曾做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教师，他自己也做过山长、开过私塾，从小受教和传授子弟的都是传统儒学，因此对儒学推崇甚矣，一生都在“纳轨躬儒行”。不过，他所推崇的儒学，是宋代的程朱理学，而非当时流行的所谓汉学。于左宗棠而言，清廷推行的汉学，主要是服务于科举考试，功用于考证、训诂、书数等无用功上，于世并无实际作用，倒不如“恪以程朱为宗”，穷究孔孟真理，以穷经致用，传道报国。程朱理学教人修身养性，同时也教人“通经致用”，这正符合左宗棠所需。一来左宗棠性傲，他曾在青年时期特别注意静养和少言的修性之法；二来左宗棠从小受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教养，“穷经以致用”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因此，左宗棠服膺于程朱理学，态度虔诚至极。
程朱理学自入清朝以来就备受非议，这主要是因为它其中蕴含的某些义理实难让人接受，更不利于攫取功名利禄。比如，程朱理学强调天理胜于人欲，为此可以“存天理而灭人欲”。教人们放弃种种欲望，懂得忍、舍、弃，正好符合统治者的需求。民无所求，听命于帝，封建统治就可以长稳安生。这种学说在宋、元、明三代极为盛行，但到了清朝已几无所存。左宗棠畅此道，根本还是为清廷统治服务的。言下之意，臣民都要服从于封建帝制，因为那是天命使然，不可违抗，即便天命有损于民，也只能坚忍消受。从这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一直犹豫不决而后毅然选择加入清廷消灭太平军的行列，固然有其同情起义者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他打心底里不赞同起义造反，因为造反就是违抗天命。而他对于民利所提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设想，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确保君与民的关系，维护清廷的统治。也就是说，左宗棠以程朱理学为宗的文化观，根本上是服务于封建统治这一政治基础的。
在这一基础和前提下，左宗棠丢弃汉学以考订文字为主的迂腐观，讲求经世致用。文以载道，学以致用，这道，就是维护封建统治，而这用，就是实务护道。说到底，就是把所需义理用在巩固清廷统治，平灭叛乱，驱除外侮，自强求富上。左宗棠的一生，正是如此做的。“儒术策治安”，读经世之书，明白事物原本的道理，则于农学、医学和百工技艺皆可一通百通，而不至于只是停留在文字考证上，却于生活、实务百无一用。“百无一用是书生”，讲的就是那种只会死读书，以之为功名敲门砖的腐儒。(www.guayunfan.com)左宗棠不做这样的腐儒，也不让自己的儿女成为只会八股取士的庸才。“读书非为科名”，这就是左宗棠教育自己的儿女所经常提到的一句。那么，读书不为科名，到底为什么呢？又应该怎么读书呢？这里就涉及左宗棠的教育观。
“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读书不为读书，而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就是读书的目的。左宗棠因为传承了这种文化观，因此对下一代的教育，也以此为重。可见，左宗棠的文化思想与教育思想是不可截然分开的，它们是传承和创新、思想与实务相结合的存在。这就是说，读书以务实，读与行为伴，这才是与死读书相对的活读书。难怪他的老师贺熙龄会盛赞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读书以践行，左宗棠认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因此，他读史，便从中求取借鉴之法，以用于今；读地理书籍，便索图求证，以用于生产、军事诸务；读农书，则亲自试验，著书立说，并推广区田法，因地制宜大兴水利；读兵法，则慎兵精将整军，守边以护国……甚至，左宗棠还略懂医术，在柳庄天灾的几年里，自配药水救人。与那些终日抱书只会背诵的腐儒相比，左宗棠是把书本的精华谨记于心，践行于实处，而非五谷不分、五体不勤者。相反，他于农业上的精通堪称专家，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因此他才自诩长于农桑。左宗棠家传耕读之风，当为此。
读书不为科名为致用，一为生活服务，二为国家贡献。当西方世界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时，西学一时喷涌而来，工业革命的胜利果实也随之闯入人们的视野。腐儒者以之为淫巧奇技不足以为学，而如左宗棠经世致用者则坦然接受。世界格局已大变，如若不虚心学习前所未见之知识和技巧，只能任由他人抽打和欺凌。左宗棠从鸦片战争的结果中窥得此理，因而发出“中不如西，可学西也”的呼声。
林则徐被称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他的思想对左宗棠影响深远。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让左宗棠初步了解了世界各国的情况，知道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则较《四洲志》更为翔实、真切，左宗棠为此深赞“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而魏源在此书中不仅介绍了他国的地理，更根据自己的考察和思考所得，发表了许多有益于时世的言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千古名言即来于此。左宗棠读后大为震撼，并自此开始留意西学。而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差别，左宗棠有此论述：
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此番议论切中当时中西学的核心，意思是说中学以虚究义理胜于外国，而西学以实务技艺胜于中国，中学所不及，应该学习西学，不让其擅能欺侮于我。这就是洋务思想启蒙的开端。既保留自己的长处，又能学习西学的长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取其精华，西学中用”。左宗棠有此意识，实属不易。为此，他在大力倡导程朱理学的同时，也热心于西学教育的传播和学习。而西学的开设，掀起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帷幕。
1866年，左宗棠开蚕棉馆时，设“正谊堂书局”，而设福州船政局，又奏请开“船政学堂”。他的目的就是传承魏源和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自己培养西学人才，学习西方技艺和相关知识，“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为此，他定下西式学堂规章制度：“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
“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左宗棠此论精辟。而左宗棠此举，无疑开创了现代技术学校的前身。以学习和掌握实务技术为主，兼习外语和相关知识、原理，左宗棠船政学堂的开举，为培养新式人才，促进近代教育和新式思潮都产生不小的影响。不满足于请外籍教师和国内开学堂学习西艺，为求得最佳的学习效果，左宗棠还联合沈葆桢、李鸿章等人，说服朝廷派遣留学生到英法两国学习轮船的制造和驾驶，开创了国家派遣留学生的先例。而派遣留学此举，也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以及促进了从思想、制度、文化方面改良中国的西学思潮。
船政学堂开设10年便已有成效，学成出来的学生和留学归来的派遣生很快就成为造船、开矿、修铁路、架电线和新式外交的主干人物。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诸如严复、邓世昌、詹天佑、林永升、叶祖圭、程璧光、陈季同等人，后来在电气、铁路、船舰、通信、科技等各方面都大有所成。这一切，都离不开左宗棠开明的文化教育思想以及船政学堂的开设。
自强、求富，这是晚清在受到外强欺凌的情况下极力求成的事情，而欲得其功，则必须在文化和教育上有所改观和发展。左宗棠在传承程朱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下，意识到以当时的格局而言学习西学才能更好地经世致用，因此在以儒学为主的前提下，大力推行西式教育，而兼习西学文化，为晚清求强求富立下了巨大功劳，也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左宗棠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及其为之付出的实践，说是千百年来少有之人，也算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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