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联盟却现曾左失和之谜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三子联盟却现曾左失和之谜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在十多年对抗太平军的道途上，清军后来一直倚重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湘军集团。依靠曾国藩统领节制的湘军集团，包括罗泽南和王鑫的老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以及胡林翼所领鄂军、李鸿章所统淮军等，清廷最终打败太平军，赢得这一次孔耶之战的胜利。湘军集团的诸多将领，也因此加官晋爵，飞黄腾达，在晚清战争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湘军与太平军的战役结束了，但是对于他们两军的争论和疑问却一直不休，历史学家纷纷想一解其惑，特别是对于湘楚三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组成的湘军联盟一事，以及后来曾左失和的谜团。到底三子联盟和曾左失和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本节就结合当时他们的言行以及一些史家言论，大致分析一下。

有人说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战争发展到后其实不是清廷与太平天国之战，而是孔耶之战。何以然？所谓孔耶之战，是因为湘军忠奉孔儒学说，而太平军信仰耶稣之教，因此人们对于此次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称之为“孔耶之战”。曾国藩在发布剿匪檄文中就正式提出，出战太平军是为了捍卫儒释道，而不说是保卫清皇室。那么，为何曾、左、胡的湘军集团没有在打败太平军之后一举打倒清朝权贵而建立汉人政权呢？依照湘军的实力，这并非不无可能，而且胜算很大。

首先，湘军的几位首领在思想上并不能接受“造反”一事。他们都是传统的儒士，忠君是传统儒学一大要义。不管是清朝贵族当权，还是一如从前汉人为政，只要是以儒学治国，他们就要竭力维护。洪秀全发动以耶稣教为信条的太平天国起义，公然反对儒学，自然是不得当时诸多儒士的支持，更何况一代大儒曾国藩？他们都希望安安生生过日子，即使清廷有再多不是，顶多也只是提倡改革政务，针砭时弊，而决不心存二心。因此，曾国藩、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造反”一事上，并不给予同情，而是坚决镇压，做清廷的镇压能手。那么，左宗棠呢？

左宗棠因为自身经历问题，在对待太平军起义上先期是饱含同情的。当时胡林翼已经在曾国藩幕下为官，而左宗棠只是一介穷苦教师。对于清廷的腐败无能，以及太平军对儒学的践踏，他们都同样极为不满与愤懑。然而，胡林翼既为朝官，则义无反顾平定叛乱；又与左宗棠是世交挚友，理应把他拉入这场战争当中来。太平军所到之处，扰民不息，更几度入侵左宗棠的家乡湖南，更扬言要入山搜寻他。迫于无奈以及胡林翼不厌其烦地劝说，左宗棠于是站在了太平军的对立面，成为所谓的清廷剿灭太平军农民起义的帮凶。(www.guayunfan.com)既然做出了选择，则要忠于所仕政权，这是儒学的君臣纲领。而同时，只有在军事上取得政绩，加官晋爵，左宗棠才能进一步实现他利民养民的政治理想，为上任所到之处的百姓多做实事。不然，食君禄而无为，则和自己所反感、厌恶的贪官污吏并无两样，这样的事情，左宗棠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做的。因此，自从加入镇压太平军的大军之后，左宗棠就一改从前消极应对太平军起义的态度，经常和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将领商谈军要，探讨平灭太平军的大计。这一切，从左宗棠惹上“官樊构陷事件”的末期，而这也是曾左胡湘军联盟成立的开始。

当时，他们在宿松曾国藩湘军大营里召开会议，除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之外，曾国荃、李鸿章等湘军重要将领也在。他们日夜商谈，对目前形势、将来走势和两军利弊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论断，做出长期和近期的一些部署。此时，左宗棠还未取得一丝功名和获得一兵一卒的兵力。然而，诚如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推崇和期望那样，“季公得林翼和涤公左右辅翼，必成大功”，胡林翼此时则以左宗棠为潜在核心，而非曾国藩。同时，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十分欣赏，他或许没有胡林翼对左宗棠那般了解和远见，但也知道左宗棠的鸿鹄之志只是缺乏助推的大风而已。因此，在当时，左宗棠得以凭一介“待罪在身”的寒儒身份参与灭敌军要商讨之中，可见他当时的社会地位已然不在曾国藩和胡林翼等人之下。

除了和其他湘军将领共商军要之外，他们更多是三人密谈，而不让其他人参与其中。在宿松商讨和密谈过后，左宗棠即奉旨回湘募军，正式主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轰轰烈烈之中。可见，当时以曾国藩为首，曾、左、胡三人俨然是湘军的首领，他们并不打出什么旗号和口令，而世人皆知湘军集团的组成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多番密谈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曾国藩在日记中只是记载了每次商谈的时间、时长和参与人物，而并不披露细节。因为既是密谈，自然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我们根据当时的形势可以做出一些推断，还原他们当时密谈的一些内容。

首先，进一步形势的分析，这是必不可少的。太平军于金田起义之后迅速南征北战，拉大战线，并于政权未稳之际就偏安一隅，提早享受。这样的政权，目光狭窄，起义和打江山的目的并非真正为了民利，而只是满足自己个人私欲的享受。如此一来，短期内可以打着耶稣教众生平等的口号欺瞒众人，但是久之必然真相毕露，不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戴。失去了民众基础，加上统领者并无长远目光，贪图享受，而后又为了各自利益自相残杀，无疑它在走一条迅速崛起—扩展—迅速衰败—灭亡的道路。这是太平天国必经的自然之道，根源是由于它统治阶级本身的思想局限所制约，不管谁去镇压，结果始终相同。关键就在于清廷的绿营军将领无能，兵力涣散，并不能担当平定内乱的重任。于是，迫于无奈，清廷只好重任汉人集团去平定这一场患难。湘军集团就这样顺应时世而生。

曾、左、胡三人对此是再明白不过的，天下大势的去与留，基本就靠他们来决定。也就是说，他们的成与败，从根本上决定了清廷的统治地位。他们获得了一张优先王牌，对政局把握了主动权。这一点，清朝权贵怎可能不清楚呢？当时咸丰年间的大学士祁隽藻就曾提醒咸丰皇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巷一呼，厥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遂对崛起的湘军集团多了几番警惕。“功高震主”，曾、左、胡三人都是熟谙历史、智谋过人之人，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湘军自1852年成立开始，到它迅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除了明里与太平军抗衡以外，更在暗里和清廷较量。他们也许没有谋反之心，但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力量逐渐壮大的湘军集团，他们不可能任凭清廷轻易遣散，以免致使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

为此，他们密谈，必然有对湘军平灭太平军之后何去何从，以及个人安危的长远图谋。所谓长谋远虑，当以自立为最终结果。这在曾国藩是不可为的，因为他思想谨慎，虽然并不完全忠于清王室，但更惧事败的一日。而胡林翼和左宗棠则未必。前面说曾、左、胡三人都信奉传统儒学，以忠儒、忠君为务，然而那在左宗棠和胡林翼而言是有前提的。这前提就是在自家利益未受到损害的同时，清廷仍有改革弊政的可能。如果将来平定太平军事业成，而却要遭遇“兔死狗烹”的下场，左宗棠和胡林翼是决不答应的。对此，曾、左、胡三人密谋要义，当以后路为主。而据三人的性格、思想而论，其中当以胡林翼为主导。在胡林翼尚为一方知府时，他幕下即有一位襄助他团练的通判韩超建言“南方各节使宜早图自强”，以“唐之晋阳”为前车之鉴拥兵南方，“设有不虞”，“徐策中兴”。胡林翼幕下一员敢向他进献如此“谋逆之言”，如若不是揣测到胡林翼也有此意，怎敢提议？

事实上，时人对左宗棠、胡林翼多有猜测，以为他们早已心存图谋之意。清末，晚生左、胡二人近60年的新派人物杨笃生，曾在20世纪初作有《新湖南》一书，倡议湖南独立和推翻清廷统治。而后，他密切关注长沙、广州等地起义，成为同盟会一员，鼓吹革命，建立新政。后因广州起义失败，他跳海自杀，终年40岁。在《新湖南》一书中，杨笃生记载左宗棠在临死前曾说“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一语。我们很难辨析其真伪，也很难确定左宗棠到底是庆幸还是悔恨没有谋图自立。因为左宗棠晚年多次感恩清廷待他不薄。然而不论怎样，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不少时人是相信左宗棠和胡林翼有图谋自立的想法的，而曾国藩则处于犹豫之际。

宿松会议，无疑为曾、左、胡三人联盟开启了进程，而后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尽量共商共讨，保持一致，而并不完全听命于清廷的安排，可见一斑。这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左宗棠楚军刚建成之际，清廷要左宗棠入川督战，而曾、左、胡三人皆陈条反对，最后清廷只好委任骆秉章入蜀一事。可见，他们暗地已然团结为一体，利益相关。为此，胡林翼多次在给好友的密信中提及左宗棠要成就大功的事情，以为他入蜀则“气类孤而功不成”，“季公得林翼和涤公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川则非所宜也”。本来为清廷平灭太平军，听任调度，派左宗棠入川督战对战事并没有太大影响，为何胡林翼以之为“功不成”，而左宗棠自己也说他志不在平川呢？而且，以曾国藩当时总督的身份和胡林翼巡抚的身份辅助一个刚出道的举人，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显然，他们所图之大功，实为雄霸天下之业。胡林翼看到自己才能不足左宗棠，而曾国藩雄心未及左宗棠，因此唯有左宗棠才能够凭借两人辅翼，并借湘军之势图谋天下。这与左宗棠临死所言“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正好呼应。

至此，曾、左、胡湘军联盟既成事实毋庸置疑，然而他们辛辛苦苦做了如此规划，为何后来在胡林翼死后闹得曾左失和、联盟解体呢？这恐怕和他们曾经设想争霸天下息息相关。

胡林翼死前曾嘱托左宗棠保全曾国藩名声，“毋使蒙千秋之诬也”，此话十分耐人寻味。为何曾国藩需要靠左宗棠来保卫名声，曾国藩又会遭遇什么“千秋之诬”？细想开来，很显然说的就是争霸之事。曾国藩对于争霸一事始终犹豫不决，不予表明态度，胡林翼一死，湘军集团就损失了一方重要力量，这事就更加难以展开。因为曾国藩不会轻易冒险，但是时人对他们的揣测早已横飞，如果有人中伤他们，则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以及湘军都很可能自此被清廷定为历史罪人而不得翻身。因此，既然事不得举，则要保守当年三人共谋之秘密。胡林翼深知左宗棠与曾国藩的性格出入较大，左宗棠向来自负，因此临死托言，要他以大局为重，保全曾国藩，即为保全他们自己。

当时，形势也确实有些不容乐观。同治以年幼即位，辅政八大臣很快被慈禧肃清，曾国藩感到自己身居要职，会给慈禧以倚兵自重的嫌疑，恐怕慈禧也会对他下毒手。一直到曾国藩后来大败太平军，交出兵权，希望解甲归田，他仍然为此深为忧虑。因为曾国藩和湘军的威势已然天下皆知，南方人们坊间传诵着要他当皇帝的愿望，想必慈禧也多少有所耳闻。曾家为此终日惶惶不安。在这种情形下，唯一能够解救曾国藩的，恐怕非左宗棠不可。

然而，又该如何解救呢？转机在太平天国幼主出逃是否已死一事上。攻下天京之后，曾国藩先上疏奏曰太平天国幼主“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但左宗棠却接着上奏说洪福瑱还在逃亡。为此，他们在清廷面前以奏章的形式争论不休，以致后来传说“曾左交恶”，也就是“曾左失和”。然而，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书信密交，也多有争论，从未说失和，怎么会因为这一件小事而弃多年交情而不顾因此失和呢？况且，两人并非小气量之人，当时皆为总督身份，如何会这么儿戏为争功在清廷面前互相攻讦，让清朝贵族耻笑呢？左宗棠自傲狷介，年俸都可以大部分捐出，可谓视钱财如粪土，也向来不以功名为重，必然不在乎这一点功名得失的。曾国藩更加如是，他自言“平世辞荣避位”，践行“终身让人道”，何以会在功绩满身的最后时刻与多年密友争此小功？

况且，如若曾左失和，那么湘军内部必然不能同仇敌忾，士气必然颓丧，后来如何成就平灭太平天国大业？而且，更让人不解的是，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20年后曾说，他们互相攻讦的奏折都是在发往清廷之前皆互相“录稿咨送”。如果失和，他们何以还要书信往来呢？更何况，在曾国藩去世以后，左宗棠对于曾国藩子女关照有加，曾家子女也并未对左宗棠持有偏见，反而敬畏有加，比之曾国藩生前两家走得更近。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后来还是左宗棠一路力推力荐终成一生大业的，聂缉椝一生感恩最大的就是左宗棠。如若两家失和，何以真情厚意至此？

这期间，凡此种种疑点甚多，不可计数，都表明曾、左两家并未有失和征象。唯独曾、左两人在清廷面前互相攻讦事件，看似大为不和。但是清廷看到两人为此攻讦、失和，则心满意足，因为他们一失和，自然曾左胡联盟要解体。不仅如此，联盟解体，曾左之间不通声气，他们各自分开即不会成策反之气候。这对于清廷来说，无疑就是一桩好事。况且，曾国藩功成之后又立马交付兵权，剩下左宗棠一支强兵还要东征西战，灭捻军，抚回民，同时又办洋务，后来还收复新疆，抵御外侮，事务如此繁忙，年纪又越来越大，他如何有精力策反呢？如是，慈禧心中落下一块大石头，知道曾国藩和左宗棠以及湘军对她造不成实际威胁，又鉴于当时时局不稳，不便拿功臣开刀，便对曾国藩和左宗棠都嘉赏备至。如此一来，左宗棠可以继续他的征战事业，而曾国藩也可安保晚年，湘军诸将领更可以继续各自的志向和事业。

由此可推论，曾左失和事件，是承接整个曾左胡联盟事件的。而这，也就是胡林翼死前嘱托左宗棠保全曾国藩名声而与曾国藩所做的善后之举。曾左失和，也就是他们顺利化解当年曾左胡联盟成立之后埋下的危机的成功之作。以失和的假象蒙蔽清廷和大众，留给世人各自猜测，最后保全曾、左、胡三家和湘军名声及诸将性命，曾、左、胡三人从始至终的策划不可不谓用心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