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重农也重商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经济思想：重农也重商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重农思想，本就是清王朝稳固根基最重要的经济和粮食来源，左宗棠出身耕读世家，出于对农业的喜爱，因此自然也重视农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农业是国家经济砥柱，必须大力发展。因此，他每到任处，必定因地制宜，兴水利固农本，以此为养活民众和行军打仗的根本之源。但是左宗棠也颇能审时度势，对于近代社会的世纪大变所带来的种种新奇事物和列强侵华被迫开通的经商口岸，他认为也大有作为，不可轻易丢弃。因此，鼓励经商，创办洋务，纾商力任商办便成为他的经济思想中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农为本，商随行，左宗棠为适应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先来看看他如何稳固农本，大兴水利，利民便民的。中国向来都是以农立国的，因此历朝历代没有哪个有作为的统治者不重视农业生产。但是如何发展好农业，却历朝历代各有法宝。左宗棠自言少小即对农业生产有巨大兴趣，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详细研究。“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亲身试验、家道相传、求助书籍，这是左宗棠少年时研究农学的三种方法。而稍大，科考失败，他已无意于功名，于是在返乡途中购置农学多册回家自学，待后来移居柳庄，便乐呵呵地种桑养蚕、植树修竹、养花种菜，稻蔬茶林几乎无一不通。而这一次大规模实验，也让他后来所到之处固农修水积累下宝贵的经验。几年的累积，他还特地撰写一本以实例为主，一反已有农书空洞无物的著作《朴存阁农书》，希望能够为有心于农业的民众带来更大的收益。

而在第三次会试卷中，左宗棠就对农学做了比较详尽系统的思想梳理：

民于何养？曰农桑。……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暖者乎？(www.guayunfan.com)在这里，左宗棠开篇即点名农桑的地位和重要性，说明农桑为养民的根本，只要勤勉劳作，耕作得法，奖勤惩惰，民众终可得保暖。左宗棠在布衣草民时是这样想，而在为官一方的时候更是如此做的。或“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或“劝农耕垦”，又或“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如此种种乐此不疲，孜孜以劝，并对耕种成效显著者，无论贫富、地位高低，都“准予择优奖叙”。

左宗棠对农业如此重视，屡屡善劝，都源于他农业乃养民开百世利源的思想。他认为，为官者，就是要养民；养民者，农桑也；农桑兴者，还得在于当地官员。为官不懂农桑，胡乱造次，则只会劳民伤财，成为厉民的厉官，而非养民利民的贤吏。这一点，即便是于今而言都是很值得大家深思的。前些年，频频有新闻报道某地连夜赶种某种农作物，没过一阵子全都死光了的事件，或者是仿效他山之石，人家种什么好卖自己也种什么，结果导致供大于求，血本无归的事情。可见，当官的不懂农桑，不知道应节、应地和应时，只凭一时兴致来潮或者东施效颦，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导致民不得养而饱暖堪忧。

因此，左宗棠亲力亲为，家传、书籍、实验、请教老农等多种方法并举，并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时节气候、土壤水利等诸多问题，最后选出最优农作物，资助农具、种子，教以农民耕种之法，往往颇有所成，不仅可供纳税、自给自足，还时有余粮。左宗棠对此鼓励“民勤耕织，衣被之余转售海舶”，以此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传统织布人工投入多、成效慢，左宗棠后来还在多地分别开设蚕棉馆、织呢局等近代纺织企业，促进农桑的市场化流转。

左宗棠数十年转任多地，处处皆以农桑为要，并以农学专家的身份亲临指导、筹划农事，使得一方农业生产大有转机。为此，他颇为自豪，自认为平生所长非军事，而是农学。农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如此之重要，是生存的根基所在，因此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要秉承耕读家风，不要为官，仅以农夫长于世。为此，他还作了一联忠告亲族子弟：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

耕种离不开水，左宗棠因而十分热衷于兴修水利、开沟渠，直到年老病残仍念念不忘。涿州、天津、朱家山河等水利工程，扬州、高邮、清江浦等运河堤工，左宗棠无一不带病亲巡。水利就是农桑的生命线，而农桑就是民众、社稷的根基。兴水利固农本，左宗棠为此操劳一生，死而后已。

而在商业上，纾商力任商办，说起来就六字真言，左宗棠为此却同样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要知道，在当时仍旧坚持重农抑商的大环境中，为商人、商业寻找新的发展机会，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首先说纾商力，重点是革新除弊，减轻商人赋税。当时，田赋、盐课、茶课成为清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田赋主要是农业上的事情，拿来贩卖交易的不多，因此重农抑商之下，杂税苛捐最多的就是盐课和茶课。以茶课为例，除去正课、厘金以外，杂课便有捐助、养廉、充公、官礼等四项，课税繁重已极，遂茶务不兴，商贾畏茶。而盐课同样捐课极多，“军标、马价、盘费、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帑息”，已减去盐商半利以上，加之如茶课般的各种陋规盘剥，所剩寥寥无几。左宗棠以为要重兴盐务、茶务，就非得减少课捐，增加商力不可。因此，纾商力以利其源，商务才能繁盛发达，这样一来商途坦荡，从商者多，商殷则国课亦会随之增多，两相得力，何乐而不为呢？左宗棠深知，清廷之所以压抑商力，一方面固然是怕从商者多而务农者少，有损国基，毕竟在农业社会，以农为本是十分正确的原则；而另一方面，清廷也担忧商贾富裕之后，易滋生乱象，朝廷不易管控治理。因此，绝途于商道，使其归返农务，是清廷最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如此一来，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大观，面对工业的强势来袭，则无异于作茧自缚。为是，左宗棠面对积弊已久的陋规进行革新除弊，鼓励商务。

行使盐票制，是左宗棠在盐务上提出的一大革新设想。就当时现行的“就场征课，按包抽税”方法进行改进，具体做法为“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概行停支”。翌年，他又请求在福建实行此法，半年未到，“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盐商与朝廷皆各得其利，由是新旧盐商纷纷前来领票认引。左宗棠于试行一年后，奏请把福建盐票运著为定章，以利商民。

而在茶课上，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在甘肃颁布了《变通试办茶务章程》，终归四清：清欠、清引、清课和清商。清欠者，对以往所欠课捐一律清空；清引者，实行票茶；清课者，禁收一两四钱杂课银，以绝陋规；清商者，明晰商情，“令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引”。四清办法为茶务招商的基本前提，旨在增加清廷财政年收，而实则亦有利于商民，因此官商民三者皆乐意而为之。

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不断要求清廷增加通商口岸，外商所到之地也越来越深入内地，而不止于沿海城市。外商与民争利，与清廷争利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左宗棠此举，包括此外的创为船政局、办民企，都是为了给国家和国民挽回自己的经济权益，而不至于使国家的经济遭到沦陷，从而使其内外夹攻，掏空中国。经济决定国势强弱，若列强经济侵略成功，我国成为其掳掠资产的阵地，那么国之衰亡则近在眼前，因此挽回经济权益，国家尚有话事权和独立的尊严。为此，左宗棠不仅自己办军企、民企，更任由商企自办。以工矿业为主，官商合办，“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这就是左宗棠学习西方听由商办的办企思想。官方做引路人，而民商随其后自办企业，官方只管收税抽厘，其余一概听任其自理。

总而论之，“兴水利固农本，纾商力任商办”，左宗棠的这一经济思想，不仅可为清廷增加财政税收，从外商中夺回经济自主权，更让那些怀抱实务救国的爱国人士出资办企，加快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虽然左宗棠免不了还是报以农本商末的想法，但是于当时而言，他鼓励商业在某一程度上自主发展的主张，仍可算是一大进步，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推动了洋务运动不断前进，给予晚清经济一丝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