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骆秉章清理四境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辅助骆秉章清理四境_关于左宗棠的事迹

在湘潭大战中取得大捷，并顺势收复岳州，左宗棠把太平军赶出了湖南。然而，太平军起义风卷全国，引起本已四起的盗匪、难民都借势扰民，不仅湖南周边省份大受太平军的困扰，湖南境内一时也匪类肆虐，人心不稳。左宗棠于是与骆秉章商议，定下了“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的方针。如何外援五省，后面陆续讲，现在就先说说左宗棠如何内清四境。

欲除患，先部署；要部署，必察情。当时的湖南，本来经济就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以下，又遭受全国性的战争非难，人们生活贫苦，一些人不堪其苦，于是和太平军一样揭竿而起，比如广东的红巾军、广西的会党、贵州苗民起义等。清廷称之为寇贼，我们暂且统称为起义军。这些起义军，不断盘桓在湖南边境，并伺机入侵湖南，欲与湖南各地的起义军联合抗击清廷。左宗棠分清形势，既要防止北境起义军入侵，又要防止南境连州、韶关等地起义军滋事，还要防止与永州、宝庆等地接壤的广西起义军犯边。因此，左宗棠一面派兵驻守各境，比如留胡林翼驻军岳州，以防北境起义军；募集湘勇500人会同游击周云耀军屯于江华，以防广西起义军；命李辅朝领900楚勇联合知府兵屯宜章，以防广东起义军。而另一面，在会城设立绅局，专造船炮，作为各军队御敌的武器支持。

说时迟，那时快，左宗棠的布防刚做好，四境之外便各有起义军犯边。桂阳，有广东仁化起义军至，桂阳知县吴清鹓率众抗击；宜章，有乳源起义军犯，宜章知县王宏谟与李辅朝一同击之；临武，有连州起义军犯，南勇参将赵永年诱敌而破之……

一时之间，四境几无清宁之日。而这其中，尤其两广起义军犯境最多，并且最难破除。比如，道州遭到广西起义军进犯，王鑫会同周云耀合力击逐之，使其转攻江华。王鑫又率部赶往与之大战，后追到广西恭城。逗留同时，江华、道州的起义军又联合广东连州起义军一共万余人攻打宁远。王鑫大惊，马上赶回湖南和周云耀合力痛击，歼敌2000多人。宁远总算保住。然而惊魂甫定之际，又有另一支广东起义军进犯蓝山等地。如此来回往复的你追我赶，左宗棠自再入湘幕的这一年来，都在为清除境内外的反抗势力而作努力。只不过，走走合合，零散的起义军此起彼伏，并有走私烟、盐的烟枭、盐枭等，湖南境内动荡已非一时，而镇压更是从未间断。左宗棠在湖南的这几年，镇乱便成了他日常军务的重点工作。依靠王鑫、周云耀、李辅朝等湘楚勇将，左宗棠虽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平定所谓的流寇土匪，然而也不曾丢失一城一墙，在保卫湖南境内平稳上仍有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www.guayunfan.com)此间更值得一提的是，两次被左宗棠用兵击退的太平军，在几年之后又再次卷土重来。与之前围攻长沙不同，这次太平军的主要目的不是攻占湖南，而是想取道湖南，转而进入湖北、四川等地。此时是1859年，咸丰九年间，左宗棠在湘幕的最后一年。因为太平天国内讧，天王洪秀全猜疑翼王石达开，于是石达开被迫离开天京，脱离洪秀全的领导，率众30万南下，于咸丰九年二月进入湖南境内，一路上连克宜章、兴宁、郴州、桂阳等地，最后于五六月间围攻宝庆。宝庆是湖南重镇，得知石达开30万大军围攻，湖南上下为之一震，不仅省内的湘军勇将刘坤一、田兴恕、刘长佑等人出兵围堵，胡林翼更调在湖北作战的湘军5000人返湘支援。湖南再次打响保卫家乡的战役，而对手仍然是前两次的手下败将太平军。

与此同时，对于作战方略的问题，左宗棠和骆秉章以及湘勇诸将经过多天的研究和商讨决定，依照左宗棠的计谋调兵作战。大多数将领都以为应该从宝庆东面配置重兵把守，以保护省城的安全，并从东往西打击敌人。而左宗棠则主要从敌方兵力布置的强弱着手，提出攻其薄弱之软肋以制敌的战略，由北进兵。将领们为此又争论了两天，最终同意左宗棠的北面进军战略。果不其然，左宗棠等人调重兵攻打太平军力量最薄弱的北面，令其溃不成军，无暇多想便退兵宝庆。湘军乘胜追击，太平军兵退东安，转而由此进入广西境内。湖南第三次解了太平军进犯之围。

太平军三次进犯湖南，却三次遇到左宗棠这个老对手，于是三次都以败兵退走而匆匆结束战争。三次进军，三次都败在左宗棠手下，这或许是太平军所未能料的。此后，太平军再也不敢打湖南主意，因为他们知道，湖南有一位用兵如神的再世诸葛左宗棠。不过，太平军不敢再惹左宗棠，左宗棠后来却不得不遵清廷之命与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等湘军将领一同剿灭太平军。依靠剿灭太平军的功绩，左宗棠才有了后来平剿捻军、乱回，收复新疆的大功。

而除此之外，他的功绩也在于整顿吏治和管理财务。在吏治方面，对于贪、庸、懒吏，他依情处理，该革职问罪的一概不含糊，该奖赏的也必有赏。奖廉罚贪，廉俭为先，湖南衙风一时好转，贪靡之风几无。整顿好原有的问题，左宗棠还着意添加新鲜血液，起用地方绅士为官，扩充其权责，激发其保护家乡的责任心，由是官绅结合一改前制，稳固了地方政权和官风，为湘军提供了有力的后防。如委派绅士劝捐，设立厘金总局等，确保了湘军每月10万两左右的军饷。

在财务赋税管理方面，增加厘税，抽取盐税和茶税，罢大钱，除漕弊等，一来增加军饷，确保湘军战事，二来减轻民众徭赋，稳定民心和经济。大钱的出现是因为清廷军饷不够，便放任各地自行铸造面值大而含铜量少的钱币，其实是劣币，有损民众利益和扰乱经济秩序。为此，左宗棠和骆秉章商议，收回大钱，稳定市场秩序。而所谓漕弊，与漕粮有关。适时北方一直缺粮，需要从南方经大运河运粮到北方，清廷借机多征收粮食，此为漕粮，这就又给许多不良官吏有了搜刮的机会。湖南向来滥征严重，浮收甚多，民众苦于粮税太重，宁愿退佃。这样一来，清廷更加无粮可收，而民愤也同时增长。此时有位湘潭举人周焕南提议可以略微增加漕粮与地丁税（土地、人口税），但罢免浮收部分。左宗棠建议骆秉章采取这个意见，骆秉章照办，湖南自此每年减少数百万两赋税，但清廷却增加了数十万两的税收。

上述左宗棠在骆府的所为仅是6年里的个案，凡此种种，左宗棠为骆秉章献谋献策、亲力亲为不计其数，以至于后来有“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的说法。相比第一次短暂的入湘幕为宾，左宗棠这6年里，可谓才用适处，声名远播，也为他今后的仕途奠下后基。不过，福兮祸之所伏，左宗棠的仕途之路一如前半生那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接下来，他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又如何化解呢？我们只有随着左宗棠的生命轨迹一直探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