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很多人在革命的大潮中都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其中不少人在革命处于低潮,生命处于危险时便背离了共产主义理想,也有的人经受不住革命的艰难困苦,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而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真正能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要经过血与火的千锤百炼。

邓小平接受共产主义信仰以后,不是沉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学理的研究,他曾经说:“我读的书并不多。”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要方法是实践和斗争。

1922年旅欧青年团组织成立以后,周恩来主持宣传工作,为了教育团结广大勤工俭学学生,主持创办了理论刊物《少年》。《少年》共出13期,它的主要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因此,上面摘译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刊登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的有关文件和消息,还刊登普及共产主义基本知识,如共产党的性质、作用,宣传建党建团意义的文章,有的文章还批判国内胡适等人鼓吹的改良主义论调,从而论述中国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实行社会主义。

邓小平认真阅读《少年》上的文章。通过学习,他明确了中国革命应该走哪条道路,党在革命斗争中还处于何种地位,应起何种作用。通过学习,他迫切希望投身到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www.guayunfan.com)高举自由的旗帜我们远航出海,

把祸患连同锁链鞭子一起掩埋!

水手们毋须被监视,

他们都恪守自己的职责。

人们说我们拿命运赌博,

让他们嘲笑和议论灾难吧!

哥伦布当初虽遭到耻笑,

但毫不畏惧地打开了通向新世界之路。

新的战斗正在彼岸召唤,

一定有人与我们在战火中同行,

征途上注定会有艰险,

我们将忠于自己勇往直前。

正如马克思在这首《告别》诗所写的,新的战斗在召唤着邓小平,他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朝着共产主义目标扬起风帆。

为了适应国内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兴起的新形势,1924年2月《少年》改为《赤光》。《赤光》比《少年》更着重于对国内革命问题的研究,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方针和任务,推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赤光》出版迅速灵活,印刷数量、发行范围和影响比《少年》要大得多。

《赤光》杂志第一期发表的宣言指出,“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我们现愿诚恳而忠实的给大家指示出救国的唯一道路和其他转弯抹角迂拘而不可能的途径。总之,我们所认定的唯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

周恩来、李富春、肖朴生、任卓宣、邓小平(当时用邓希贤这个名字,有时用化名)等都在《赤光》上撰写文章。周恩来一个人就写了近40篇。

邓小平在《赤光》杂志创刊后不久,就到了《赤光》杂志编辑部,成了周恩来手下最年轻的成员。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赤光》的刻写和印刷。那时他还得白天做工,下工后立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在戈德鲁瓦街17号周恩来那间狭小的房间,周恩来将修改好的稿件交给他,邓小平一笔一画地刻写在蜡纸上,然后用一台简陋的印刷机印出,然后装订成册。周恩来那时已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在这里经常召开会议,很多时候晚上也开会。但《赤光》还须按时印出。常常是散会或等客人走了以后,周恩来才能撰写文章,修改文稿。每当这时,邓小平总是耐心地在旁边等待,出来一篇,邓小平就刻写一篇,有时两人通宵达旦,有时工作到深夜,邓小平就打地铺和周恩来住在一起。此时的周恩来虽然只有26岁,却是一个成熟、老练、稳重,极具领导才干的革命领导者了。他那坚定的信仰,那对问题清晰正确的分析和把握,那文雅的谈吐,那亲切的风度都深深吸引了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学到了很多很多。

邓小平以周恩来为榜样,认真工作,吃苦耐劳,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他的共产主义信仰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更坚定了。

1924年下半年,由于国内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周恩来等急需回国,邓小平开始担负《赤光》的编辑工作。这时的邓小平已转入中国共产党。他已像周恩来一样,挥笔撰文,批判帝国主义及形形色色的反动政治理论。

在旅欧留学生中,有一个以曾琦、李璜为首的中国青年党。他们以法国为中心,以《先声周报》为阵地,大肆标榜“国家至上”,否定阶级斗争,并攻击中国共产党联合苏俄和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正确主张“无异于吴三桂的故伎”。他们还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大肆诋毁和非难,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周恩来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批驳“国家主义派”理论上的荒谬,政治上的反动。使曾琦,李璜等的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国家主义派”在旅法华人和留学生中还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又以一副极左的面目出现,并想采取欺骗的方法继续蒙蔽一些人,所以继续对“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便是团结旅法华人和留学生的一项重要工作。邓小平积极投入了斗争,他以邓希贤的本名和化名写了多篇文章。其中《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人之大肆其捏造》和《请看 <先声周报> 之第四批造谣新闻》两篇文章就揭穿了青年党自命爱国的欺骗伎俩。

邓小平在文章中写道,自命为肩负救国重任并以旅法华人领袖自居的青年党,他们标榜爱国所主持的“国庆纪念会”,是一番什么景象呢?是“‘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他们偏说是旅法华人的国庆纪念会。请看这是何其捏造!何其的欺骗!”邓小平还指出:“国家主义派”惯于利用他们的《先声周报》捏造新闻,欺骗读者。所以邓小平特别提醒那些“为看新闻而读《先声周报》的人,应知反革命派就在迎合你的需要,捏造新闻来欺骗你们呢!”除了揭露青年党的丑陋行径之外,他还批判了青年党所谓关于苏俄调军边境压迫中国的无耻造谣。为了使人们认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了一篇《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的文章。当时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准备联合借款给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最近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阴谋!其实中国有四国银行团到新银行团之包办借款,关税,盐税之外人管理,铁路航路之利权丧失……早已在比统治国道威斯计划还十分厉害的道威斯计划中了。现在它还要用新的道威斯计划来统治中国,这简直是要把穷乡僻壤都殖民地化!这简直是要想收尽全中国人民的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邓小平的这些文章言辞泼辣,战斗性强,以事实说话,不空洞论理,篇幅短小,特别富于激情,爱国主义情怀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洋溢其间。当然,客观地说,这些文章没有多深的理论性,须知作者是一个刚刚满20岁不久的青年!但他敏锐的思想,敢于斗争的风格已经显现出来了。他在斗争中感受到了同敌人斗争后的痛快。提高了他辨别一些政治学说的能力,提高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他认识到所谓“国家主义”,所谓“无政府主义”都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能够切实解决中国问题的,唯有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在《赤光》上写了不少文章,用好几个名字发表。那些文章根本说不上思想,只不过是要国民革命,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同曾琦、李璜他们斗争!”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多旅欧党团员被抽调回国参加国内革命实际工作,有的被派往苏联去学习。到了1925年,邓小平,这个21岁的矮个子青年,成为了旅欧党团的领导人之一,他以全部心血致力于他所信仰的事业。

我们看看邓小平参加的许多工作。

1925年上半年,他受中国旅欧支部的委派到里昂,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和华工运动。

1925年6月,旅欧党团在巴黎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运动,声援国内的工人运动,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发表“告示威华人”书,这是由邓小平刻印的。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一切推翻帝国主义的工作,比什么都神圣。被压迫民族解放的起点,全人类解放的起点关键就是:推翻帝国主义!”旅法华人的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运动震动了整个欧洲。因此法国政府逮捕了20多名参与组织的领导人。旅欧支部的部分负责人被捕以后,党团支部的工作受到很大破坏,在一部分同志的催促下,邓小平便从里昂“决然辞工到巴黎为团体努力工作了”。

回到巴黎,邓小平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

1925年10月24日,邓小平以中共旅欧负责人的身份主持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重建旅欧中共党的组织的必要性”。研究加强组织力量,以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的问题。

1926年1月3日,在旅法华人援助上海反帝爱国运动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演说。这次演说表明了他对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了解和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因为他主张应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和解,建立良好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他还特别强调,应“团结苏联政府共同开展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法国政府的高度注意,邓小平更是法国警方特别关注的对象,他们到处搜集情报,搜查他们的住所。

在《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披露的当时法国警察的情报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

“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

“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

“有两个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好像他们也都赞成邓希贤的政治观点。”

“名叫邓希贤,傅钟和Ping Suen Yang的三个人在这个房间里一直住到本月7日。他们昨天突然离去,而住在朱勒费里街8号名叫Mon Fi Fian和Tchen Kouy的人,也同时匆匆离去。这些中国人看来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

法国警方的判断并没有错,邓小平等人确实是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岂止是“活跃”,邓小平已经是一位年轻而出色的政治家,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实际工作中刻苦学习共产主义理论,确立了世界观,在实际斗争中坚定自己的信仰,增长领导才干。因此,中共旅莫支部指派他赴莫斯科学习。

他信仰共产主义的步子迈得那样坚实。

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甫一投入,就是那样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