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管外事”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专管外事”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76年1月邓小平请求毛泽东解除他“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毛泽东指示说:“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能脱离工作”,并安排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专管外事”。这当然主要是对邓小平留有余地,以观后效,但也反映在外交方面,此时毛泽东仍寄希望于邓小平。现代国家的外交是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文革”前由国家主席(先后为毛泽东、刘少奇)和总理管,周恩来还在相当长时间内兼任外交部长一职,一直到1958年才由陈毅兼任外交部长。“文革”中仍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管。“小平专管外事”这一指示如果能真正得到落实,邓小平也就没有真正被打倒或赋闲。

“文革”前,邓小平主持中苏关系,那主要是党务。对于国务性质的外事,他只是作为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作为书记处总书记参与了决策和领导。为什么这次复出不足三年,邓小平就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层中主持外事的成员了呢?

1973年4月12日,中国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出现了一位虽然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行列后面但却最引人注目的人物——邓小平。这是邓小平被打倒以来首次公开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露面,引起了广泛关注,港台和国外媒体大加报道和渲染:

法国《世界报》报道说,邓坐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的上边。今晚,这个最健谈的人在这么多的新人或这么多重新上台的老人面前也许不怎么习惯,他宁愿默不作声。他在缺席了六年之后,好像有点犹豫地、甚至胆怯地进入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大厅。(www.guayunfan.com)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描述道: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七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却只身孤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察看地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战斗。”

这反映了邓小平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此时国际社会对邓小平的关注,主要还是对中国政治动态的关注,因为在被文革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对邓小平本人,由于他长期主持党务,国际社会还不是很熟悉,用基辛格直率的话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邓小平只是当选为一名普通的中央委员。要恢复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的位置,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迹象,邓小平此时仍被认为是“最不可能成为中国领袖的人”。

1973年11月,基辛格访华。在最后一天,周恩来先是从这天晚上一直与基辛格会谈到凌晨。稍事休息后又一大早与他会谈,随后到机场为他送行。回来后准备向毛泽东汇报,但毛泽东此时尚在睡觉。毛泽东有点不高兴,又听他人汇报说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错了话,于是指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四人帮”以为机会到了,大做起文章,把这件小事无限夸大,说成是继林彪事件后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邓小平列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他没有发言。但是毛泽东在听会议汇报时点名问:“邓小平发言了没有?”于是,邓小平也就应该而且必须发言了。邓小平按要求说了几句批评周恩来的套话,接着话锋一转,大谈起国际形势来。他分析了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认为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形势。他认为,当时要打仗,大家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要打也不怕,过去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

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发言,标志着后来和平与发展主题、大三角战略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的萌芽。在当时,则是对毛泽东缓和中美关系的战略意图和“三个世界”理论的一种深刻理解。尤其不寻常的是,当时人们热衷于“窝里斗”,思想禁锢又特别严重,高层领导中,有的韬光养晦,有的胆小怕事,有的实在是不知道什么,有的则只知道捣乱。对国际形势有真知灼见的人不多,说出来的更少。邓小平与世隔绝6年多,刚恢复工作半年多就能对自己当时并没有主管的事务能发表这么深刻的见解,真是令人吃惊。当然,邓小平被软禁时期,还是可以看书、看报、听广播,再加上此前为总书记,又与周恩来、陈毅等人有私交,恢复工作后又被周恩来寄予了全部希望,对国际形势的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人所能比。

毛泽东识才能力特别强,听了汇报后,非常高兴,当即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他们马上把邓小平找来。也许是时间太晚怕影响毛泽东休息,也许是有人不热心,也许是毛泽东只是一时兴起,当晚工作成员没有把邓小平找来与毛泽东面谈。但到了12月12日,毛泽东就提议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并可以考虑当政治局委员。14日,又明确说要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还对着邓小平说:“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22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中共中央文件,宣布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1974年4月联合国举行第六次特别会议,讨论77国集团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77国集团是发展国家最大的经济合作组织,因1964年成立时参加的国家和地区有77个而得名,后发展到120多个国家与地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因而决定提高中国代表团的规格,并提名邓小平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自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高领导就是外交部长,这显然是很不恰当的,因为联合国并不是部长会议组织。中国还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取得席位后应该很快就派出一个元首或首脑级的人物去联合国亮亮相。当然,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高傲,而是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无奈。没有合适的人选,不如不派,不如就让风度翩翩的外交部长“乔老爷”——乔冠华在前台活动。

毛泽东对这次大会的重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以此为机会,向世界发表他创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东风西风”、“两个阵营”以意识形态来分析国际形势的观念,着眼于反对霸权,争取和平,团结绝大多数国家,对其后中国的外交和对外开放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贡献之一。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席联大,让他代表自己首次向世界发表“三个世界”的理论,的确是对邓小平的一个莫大信任。

尽管毛泽东一言九鼎,但“四人帮”也深知此事重大,因而冒险阻挠起来。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此事,都无法确定下来。毛泽东生气了,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还写信给带头阻挠的江青,严厉地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974年4月6日,邓小平率团出发,赴纽约参加联大。周恩来破例地率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负责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4000余人,为邓小平一行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4月10日,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了联合国讲台,发表了以“三个世界”理论为基础的重要演讲。好评如潮,舆论认为邓小平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对这次联大之行,有人评说道:“访问纽约对邓来说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国际社会更多地认识了他,二是让他首次看到了现代西方世界的样子。直到1974年前,邓对于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新闻记者一直是个相当模糊的人物。有几个美国军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后结识过邓。其中一个海军陆战队军官叫伊文思·卡尔逊,他曾撰文热情地介绍邓的情况,赞扬邓思维敏捷、机警。但是邓在当总书记期间,同他见面的只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的盟友。50年代和6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西方记者虽然写了很多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但书中提到的邓的部分却很少。……(纽约)这次肯定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他20年代初在巴黎的经历或50年代、6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都比不上他在纽约看到的摩天大楼以及这座城市的繁荣与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曼哈顿的四天,肯定使他觉得比读什么都更有说服力,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路途是多么遥远。”

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的基辛格于4月14日设宴招待了邓小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此后十多年中,基辛格成了邓小平会见得最多的外国政治人物之一。基辛格后来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7年9月,基辛格在访问中国大约是第八次与邓小平会谈时还深有感慨地对邓小平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回国途中,邓小平路过法国,重游阔别48年的旧地。在巴黎,邓小平喝了过去爱喝的小咖啡馆的咖啡,吃了过去爱吃的羊角面包,还买了200个带回分送留法时期的老战友。他还托人寻找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旧址,没有找到,他又亲自坐车在这个广场附近兜了两圈,还是没找到。他不停地往窗外看,感慨地说:“样子变了。以前总理、富春和我们几个,常常到对面的一个小咖啡馆喝咖啡。”

4月19日,邓小平回国。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又以“同欢送时一样”的热烈场面,欢迎邓小平载誉归来。

此后,全世界关注中国的人都知道邓小平是谁了。

197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在座。从此,邓小平频频出现在毛泽东书房,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

1975年4月18日,金日成访华,邓小平到火车站迎接,同金日成一同走下列车,向热烈欢迎金日成的各界群众挥手致意。随即又陪同金日成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

毛泽东又指着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金日成同志马上补充说:“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继续说。

金日成说他与邓小平十年没见面了。毛说:“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金日成立即表示:“很好,我们欢迎。”

毛再次明确交代说:“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1975年5月12日到17日,邓小平作为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国家领导人正式访问了法国。法国方面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待遇热烈而隆重地欢迎了邓小平。法国总统德斯坦亲切地对邓小平说:“希望你的这次法国之行能唤起您对法兰西的回忆。”在当时什么都会指控为“崇洋媚外”的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当然不可能像后来访日访美那样自如。但他还是说不少机智得体而又不那么“官方”的话,其中的一句是:“欧洲和亚洲实际上是一个大陆,你们在西边,我们在东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1975年10月,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邓小平负责接待和主持会谈。这是一个大型的访华团,成员中除总理外,还有两名内阁成员、三名国务部长和秘书、两名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两位重要的工会领导人、两位教授和作家。在正式会谈中,双方就欧洲政策、欧安会、美欧关系、西欧合作、欧洲的东方政策和德国的统一问题以及世界经济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时间整整持续了110分钟。施密特等对邓小平的才华感到吃惊,因为他不但“几乎无所不知”,各种问题都能谈,而且是一个“有时可以毫不客气地批驳一个不全神贯注的离开话题和思想开小差的谈判对手”。特别让施密特一行感兴趣的是,邓小平在聊天时,还感谢联邦德国不顾国际足联的限制,派足球队访问中国。并说,我们足球水平低,主要请你们来帮助。像绝大多数德国男人一样,施密特也是足球爱好者,有了这种共同爱好,会谈起来就更有劲了。德国报纸在发表报道时评论说:“联邦总理按理应当喜欢这位已70高龄,看起来并不引人注目、然而确是很有权威的人。”施密特说:“不错,我从一开始就喜欢邓小平。”

一个现代国家的领袖人物,国际社会欢不欢迎,尊不尊重,并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尤其是如此。当然,并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喜欢”。

当基辛格1975年10月第八次访问中国时,很可能并不喜欢邓小平,只是开始真正知道邓小平是谁,是一个什么人。因为与往常不一样,此次同他进行主谈的不是周恩来,而是邓小平,他在两天内与邓小平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就像当时的报道通常用“坦诚”来形容中国领导人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所进行的会谈一样,这三次会谈也是“坦诚”的,世界著名的外交家基辛格不时被他认为“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的邓小平逼得很难堪。这使这位老练的国际关系专家和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也像当年的赫鲁晓夫一样,感到这个小个子真厉害。

会谈中,傲慢的基辛格说,中美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邓小平立即针锋相对而又机智地指出:“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基辛格时也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显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欣赏。

基辛格当然也不含糊,当邓小平批评美国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时,他也针锋相对地反击道:“一个国家每年将1100亿美元用于防务,能说他实行慕尼黑政策吗?请让我提醒你们,当你们和苏联还是盟友时我们就已在抗击苏联的扩张主义了。

由于基辛格在前七次访华时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建立了相当愉快的关系,对与邓小平的这三次会谈他有点觉得不愉快,认为他本人与中国的关系有点不正常了,但他也由此觉察到了邓小平的不简单。与基辛格参加会谈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写道:

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

布什还这样谈他当时对邓小平和这三次会谈的观感:

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辞强硬。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出乎基辛格意料之外的是,当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时,特别地邀请了已经卸任的他和被弹劾的前总统尼克松一起出席了美国总统举行的欢迎国宴,邓小平在致词时特别提到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重大贡献。在西雅图访问时,邓小平又专门会晤了基辛格。会晤结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基辛格幽默地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全场哄堂大笑。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邓小平、基辛格成了好友。

由于有1975年的“争吵”,舆论一度盛传基辛格说邓小平是“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他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基辛格像老友一样地亲切会谈起来。其间,基辛格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唯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她同你也谈过?

基辛格自嘲地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我很受感动。

一度认为中美双方都各自对对方无所求的基辛格倡议成立了“美国一中国协会”,以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在1987年9月不知是第几次会见基辛格时邓小平对此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基辛格仍在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外交,从根本上说,当然取决于国家的地位和力量,但个人因素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文革时期的几个核心人物,林彪曾经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天才”陈伯达胖胖乎乎的,挺有福气的样子;“康老”“德高望重”,老谋深算;王洪文年轻英俊,胆大包天,自我感觉棒极了,“标准像”照了一张又一张。但如果让他们来主持中国的外交,那岂有“外交”!不引来“外祸”,就算幸事。对此,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不论他们地位多高,不论在其他方面对他们有多信任,毛泽东还是始终没有让他们主管过外交,也没有让他们主持过经济和国务院。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外交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追求成功的人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在才能、智慧上多下功夫,这才是根本性的成功方略,大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