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世界”,“成为世界公民”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面向世界”,“成为世界公民”_关于邓小平的故事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邓小平的一段谈话说:“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作为世界的公民,我们还不够格。”

人们普遍注意到,邓小平的治国思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思维参照系上,总是从现代化、世界、未来的角度分析问题,并且始终是瞄准发达国家。这不仅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空间,强烈的赶超意识,清醒的头脑,并且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创新求实,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功实践,使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中国不但成为大势,而且已基本上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局势是来之不易的,而且仍然面临着考验。(www.guayunfan.com)美国《时代》周刊曾先后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和1985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其发表于《时代》1979年第1期的题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中央之国”的大门》的评述文章这样写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4的十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了一大步,拿北京的宣传家们的话来说,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

在过去这风云变幻的一年中,也许其他一些人比邓更为世界所关注。……然而,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不足挂齿和微不足道的。

纵观中国历史,使人们对中国这种开始自觉接纳外部世界的举动感到惊异和鼓舞。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对外界一无所知。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全世界“都在天的大一统之下”,而他们自己则是“天朝中的天之骄子”。“自古以来,”鲁迅撰文道,“中国人一直以两种方式看待外国人:一是仰视,视为圣人;再就是俯视,看作野兽。他们从来不会把外国人当朋友,当做和他们一样的人看待。”中国历来固步自封,……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五十年代对苏联人的盲从后,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

然而,中国人也曾意识到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清末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批中国人曾试图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进行变法。在中华民国早期,孙逸仙和一批仁人志士……不幸也以惨败告终。因此,历史学家西·菲茨杰拉德这样总结道:“中国人对来自西方的假救世主感到绝望,他们便热切地寻找另外的出路。”

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想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上转圈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长期受列强欺凌,长期封闭的国家面向世界,迅速实现对外开放,虽然不像上述评论所说的那样“如同想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上转圈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很需要勇气和魄力,同样也很需要智慧。

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通过20余年来的实践和辉煌成就得到了证明,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共识。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是,“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这种想法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在中国产生,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付诸实践,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的一百余年间,面向世界,向西方还有苏联学习的结果是使“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而最近的20余年则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取决于对世界的正确认识。

邓小平曾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鸦片战争前,其基本表现形式为以海盗式、毒品走私的形式侵犯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鸦片战争之后,则是以武装侵略、不平等条约等方式侵犯中国的主权,并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列强的附庸。这是“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目前也存在,今后还将继续存在。“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虽然没有采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封锁政策“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但也搞得中国人民很恼火,有时还很愤怒。1989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开放局势恶化,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谴责、辱骂、制裁,使中国再次面临被迫“处于隔绝、孤立状态”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89年6月16日明确指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为什么进一步开放又“要有点勇气”呢?除了必须把这面旗帜打出去外,还因为这是可行的。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同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特使时说:“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很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团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总之,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上一个安定富强的国家,不但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样也符合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能不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更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敢不敢走向世界,善不善于走向世界。对此,邓小平在1991年初的谈话中说,对改革开放“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对于开放的风险问题和负面作用,邓小平当然有清醒的认识: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和平演变”,文化上“西化”……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

除了不怕,对自己有信心外,还要有度量,讲策略。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同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谈话时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1990年12月24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