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_顾准追思录

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_顾准追思录

1．西方近代城市及“市民（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起，是继承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和法权传统的产物。资本主义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

近代产业革命所以发生在英国，是多种历史因素凑合的产物：航海商业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强大的武装；商业本位的基本国策；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激起的崇尚节俭的清教徒意识，以及取消国家外贸垄断后私人企业的兴起。

历史上任何重大的、足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变革，都是这样产生的。新型文明和先进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发生和兴起，然后传布于世界。

先进国家的发展提高了工资水平，后进国家的低工资水平使它们竞争能力强，积累率高。1870年代后德日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www.guayunfan.com)美加澳新广阔无垠的土地，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造成高工资的底子，促使工业一开始就实行高度机械化，激起资本主义世界的技术水平、工资水平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2．马克思并不企图作出原始公社、奴隶、封建的三分法的铁硬框框。历史不是一个公式套得下去的。

中国历史上没有条件产生出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这是中西文明传统的极大区别之一；这也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

家族主义是农业社会的固有的意识形态。家族主义扩大成诸侯的社稷，征伐兼并，必然走向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它窒息创造，所以不适合17—19世纪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播、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只有肃清专制主义传统，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3．20世纪，面临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50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鼓励事业精神和牟利动机，同时也带来残酷剥削和穷奢极欲的强烈对比。新兴国家的现代化，资本主义老路走得走不得，已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

清醒地看到我们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

俞可平（1959— ），浙江诸暨人，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绍兴文理学院）政史专业毕业，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政治学和哲学学科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政府创新。 代表作有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Chinese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co-ed.，2014），The Reform of Governance （ed.，2010），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2009），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China’Governance（2008）、《论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敬畏民意》（2012）、《民主与陀螺》（2006）、《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2007）、《社群主义》（1998，2005，2015）等。

俞可平

【注释】

[1]顾准表示，此文的写作过程与孙冶方进行过讨论。顾准文中引用《资本论》第三卷第七篇论社会主义下价值的作用的一段论证，曾就此向孙冶方请教，孙为此也颇受启发（见《顾准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