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世纪之交的追思_顾准追思录

缘起——世纪之交的追思_顾准追思录

顾准离我们而去已有20多年。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们对他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想，不仅是由于他人生道路上的坎坷不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想见解上的深刻性和预见性，使我们经常在浮想联翩之中陷入对他的无限怀念和追思。

约莫三年以前，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和孙冶方的夫人洪克平女士到紫竹院社科院宿舍顺访我家，他们都希望我能写一点回忆顾准的东西。尽管我自己已经年逾花甲，但无论如何这是前辈的重托，我必须认真对待。既然是回忆，当然要以我自己同顾准的亲身接触和感受为基础。由于我同顾准的接触只涉及到他一生中的一些片段，所以摆在我面前的是这样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不满足于把回忆录写成片段往事的堆砌；另一方面，我又不能根据我的亲身感受作简单推论而以偏概全。因此，若干年来，我经常在思索如何把我所了解的顾准和顾准的全貌联结起来。《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的出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使我对顾准的全貌有了一个大体的了解。所以，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我是把文集和日记作为重要的背景来处理的，即我的回忆文章同这些重要背景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作简单的重复。

对于历史人物的回忆和研究总离不开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在经历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今天，我们自然会把20年来巨大变迁的图景放入视窗之中，从而为我们理解顾准增添了新的视角。所以，今天回忆顾准，必然要反映处于世纪之交的人们的时代特征。不过，从另一个侧面或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对顾准的研究，又不能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由于我对历史学和政治学知识的陌生，加上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我又无法在这篇文章里涉足于这些领域。

我对顾准的了解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段是1957—1958年。当时我从北大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正值“反右”高潮。顾准在《经济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正在受到批判（顾准，1957）。由于当时顾准的编制在综合考察委员会，只在经济研究所任兼职研究员，所以当时我只是读了批判和被批判双方的文章，并未同他见面相识。第二段是1962—1964年。当时他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从农村回到北京，在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这一段在工作上有一般接触，如《经济研究》收到会计学方面的稿件，我曾向他请教，但没有太多的思想交流。自1964年10月孙冶方挨批、顾准相继再次被揪出，一般的接触也中断了。第三段是1971—1974年，即干校后期和“反右”初期。这一段接触较多，较深。当时我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即学英语和学经济学。由于他教得好，又乐于教人，所以当时向他请教的人很多，除吴敬琏最为突出以外，还有周叔莲、张纯音、林青松、张曙光等。在我同顾准的交往中，这一段是最为重要的。可以说，这一段的向他求教，为我在1978年以后赶上改革开放的步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也是我今天能够写这篇文章的重要基础。(www.guayunf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