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_顾准追思录

前　言　顾准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_顾准追思录

罗银胜

顾准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顾准文集》[2]、《顾准文存》[3]、《顾准日记》[4]已经相继问世，顾准先生的学术思想使国内思想界、知识界、经济学界深为服膺。

顾准先生在建国以后，长期身处逆境，“三反”中被错误撤去上海市首任财政局局长之职，后来又两次错划为“右派”分子。但他不顾横逆，究竟探索，充满睿知，孜孜矻矻，不懈追求，一心为国。顾准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在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时，他发文呼吁中国应进行市场化改革；他虽两次被错划“右派”，但仍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的“神武景气”。他从经济学破壁而出，研究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历史、诸子百家、中世纪、法国大革命，力图从更高的学术视点反思中国，呼唤改革。顾准禀赋聪颖、好学深思，他学养深邃、视野宽广，他的学问涉猎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学、人类学等。顾准的学说给予孙冶方、王元化、吴敬琏等不少启迪。他的著作是凝聚着著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顾准对真理不懈追求的那种“普罗米修斯”精神，令世人敬仰；顾准是拆下肋骨、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为众人所仰慕！

作为我国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研究、会计审计研究、税务理论研究、中外历史研究等诸多领域，著述颇富，且长期湮没无闻，本书力图经过剔抉梳理，希望在《顾准文集》、《顾准文存》、《顾准日记》之外，将上述著述未曾收录的顾准一些佚文遗稿，完璧成章，蔚为一体，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比较全面、简捷地反映顾准学术思想的文选。(www.guayunfan.com)顾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国现代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思想家，我国财经战线上的卓越领导干部。字哲云，又名绛枫、吴绛枫、立达、小方、怀璧等。1915年7月1日（农历五月十九日）出生于上海南市顾家湾的一所宅院里。因外家无子嗣，自幼从母亲的顾姓。

顾准出生的那年，恰逢《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四年以后爆发了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中国历史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潮开始漫卷全国，东西文化互相碰撞、交融。顾准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众多的仁人志士一样，很早便投身救亡与启蒙、革命与建设的双重变奏之中，激情、亢奋、呐喊、困惑、质疑、彷徨、纷争、搏斗、批驳、解说……扑朔迷离，难以尽述。

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竖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大旗，而后来顾准批判的“东方专制主义”和中国“史官文化”，正是“五四”精神的延伸。

顾准父亲原是江苏苏州人，他祖父是个染坊工人，早年亡故，生有儿女四人，长子陈蓉生，次子陈文纬，即顾准生父。陈文纬生于1873年，因家贫早年失学，后经自学，学会了做生意，当账房先生，并且钻研中医。辛亥革命前，他因熟谙岐黄之术，被延聘到湖北的一个衙门里当幕僚。

顾准的伯父陈蓉生，年轻时来到上海江湾一带，向当地棉农收购棉花，然后经加工再转手出售给棉纱厂作原料，赚了不少差价。时在1890年前后。

陈蓉生多才善贾，经营得法，事业颇为顺利。大约在民国初年，他写信给还在苏州故地的弟弟陈文纬，携母亲、弟妹迁居上海，生活在一起，合做棉花生意。

顾准的外祖父顾老先生在苏州经营一家扇庄。它的规模不大，雇用的伙计最多时，也不过二三人。陈家生计困难，祖母就到顾氏扇庄领做一些扇子活。陈顾两家邻居就是这样熟识起来，以后成为儿女亲家。

顾准外祖母生过许多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姊妹两人，其中妹妹顾庆莲即为顾准生母。他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恋爱。顾准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五，小名双伍。顾准的大母（即母亲的姐姐）生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生母有五个孩子，顾准是他母亲的长子。

如同当时上海许多城市市民一样，顾准所在的家庭是一个“带有过渡形态”的亦新亦旧的家庭。这是上海特殊的群体。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对此有一段中肯的论述，这里不妨照录：

在近代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出现了各种新兴阶级与阶层：买办、侨民、产业工人、中小商人、职员、城市公务人员和各类无业游民；同时破产的农民、落魄的文人、失势的官僚也不断进入上海。在他们被改造成近代城市市民之前，还保留着不少旧式特征。这些新旧阶层在本质上与旧时代或内地封建秩序下的官、绅、士、民各等级都有很大区别，但又在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与之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过渡形态的城市市民。[5]

在顾准出生之前，由于外祖父已经去世，其经营的扇庄已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最后只好把多年积蓄的八百元交给女婿做棉花生意。于是顾准的父亲拿这笔钱独立开了一家棉花行。起初，家道小康，因此，顾准幼年生活是比较宽裕的，他的父亲还有“包车”（即自备人力车）。到1924年，棉花行因经营不善，只得歇业。这时，“包车”没有了，住处另迁了，住得狭窄了。1926年，顾准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他们兄弟几人拿家里值钱的东西上当铺典当，然后养家糊口。

随着家庭的破产、没落，顾准渐渐开始懂事了。

顾准是5岁时开蒙的。1920年起，他在其小姑母办的私塾读了两年，他姑母曾在清心女中上过学。1922年，顾准7岁，插班转入他家附近的留云小学上三年级，他的两位异母哥哥也在那里念书。这是佛教寺庙“海潮寺”所举办的私立正规小学，当时的校长是王志莘（1896—1957年，是我国现代金融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国文教员殷亚华对顾准弟兄三人很注意。特别是聪明好学的顾准，颇得他们的青睐，他的作文常被评为优等。这时，他们不光读四书五经，也将视角投向黄宗羲的《原君》、《原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故事以及同盟会成员林觉民的遗书等。顾准幼小的心灵得到民主、自由气息的浸润。

事隔半个世纪，晚年的顾准对他的母校仍然记忆犹新。他说：“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母校——留云小学的校歌，开头几句是：‘滔滔黄歇潮，汲汲竞争场，商战学战较短长。’我学会唱这首歌，是在1922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三年。”[6]顾准1925年离开留云小学的时候，他的家庭已贫寒式微，1926年秋，由中国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新学年开始之际，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顾准弟兄三人只好同时辍学。小学老师殷亚华知道这一情形后，便主动向已在中华职校任职的王志莘提议，请学校对顾准的学杂费予以减半的优惠，对此，王志莘允诺。减半以后，一学期约需20元，在他外祖母和母亲的“私蓄”拼凑下，又再度复学，时在该年10月上旬，距开学已六个星期了。

这时，顾准也许是幸运的，家庭的破落毕竟没有使他辍学。更重要的是，顾准就读的初中是赫赫有名的拔中国职业教育之头筹的中华职业学校。当时一般学校教学与实际脱节，收费又高，多为富家子弟而开。中华职校则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以“劳工神圣、双手万能”为标识，学以致用，注重质量，收费低廉，因而在沪上声誉鹊起。

该校的校址在小西门外陆家洪，距顾准家不远。学校学制为五年，初级班（相当于现今的初中）两年，高级班（相当于高中）三年，分设工商两科。顾准则选择商科就读。

顾准在中华职校的时候，已感精神上的困惑，一则是家庭的纠纷和经济的窘迫；另一则是社会的变革和时事的演化，真应验了一句古话：“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者的烦恼，大概还容易对付，后者对年轻的顾准则冲击很大。两者交织，是促使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

1925年，顾准经历了“五卅”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首次明确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平等权利的革命运动。上海的工人、学生、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反对增加码头捐！”、“取消治外法权！”、“反对越界筑路！”、“收回洋人在华一切租界！”等口号，与外国巡捕发生正面冲突。各界群众的义举，激发了顾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和同伴声援声势浩大的“三罢”运动（罢工、罢课、罢市）和抵制外货的运动，打着旗帜，拿着竹筒，走街串巷，为罢工的工人募捐。至此，“五卅”运动实际上形成了包括儿童在内的遍及全国的反帝浪潮。对此，瞿秋白称之为“中国的政治运动第一次群众化”。他在《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文中是这样叙述的：“‘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穷乡僻壤，上海的街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7] 而这时，顾准才10岁。

随着年龄的增长，顾准知道的事情更多了。1927年左右，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军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3月下旬，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又爆发了。工人纠察队进占了顾准家附近的一个警察所，顾准感到非常兴奋：他亲眼看到佩戴红色标识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岗手中的枪，取下警察头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长驱直入，到内部收缴枪械，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就在北伐军攻克上海以后的短暂时间内，顾准分享了人民大众建立新政权的胜利的欢乐，他和三哥二人结伴来到黄浦江滨董家渡，在警戒江面外国军舰的沙袋工事中，看到了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并和驻守的官兵交谈。当听说他们部队也有小孩子当勤务兵时，当即要求他们收留当勤务兵，但被谢绝。

在这以后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动政变。上海变成了国民党的天下。这时，顾准也快要成年，即将从中华职校毕业，进入社会。

1927年夏天，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顾准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止学业。这时，他由小学教师殷亚华推荐，并经已在银行供职的王志莘介绍，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王、潘两人系留美同学，1921年同时得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资助，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由于这一缘故，他们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从1927年至1940年顾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14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掌握了会计学科这门知识，并攀上了学术高峰。加上潘序伦唯才是举，并不困于世俗的偏见，拘泥什么学历、年龄等条件，对顾准大胆提拔、委以重任。从一个练习生，顾准很快崭露头角，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编译科副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角转向顾准的良师益友、立信的创始者潘序伦身上，从中发现两人密切的师友关系。

潘序伦（1893—1985），江苏省宜兴县人。他是中国现代杰出的会计专家和教育家。他生前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和名誉校长、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社长、中国会计学会和上海市会计学会顾问、上海市社联顾问等职。三四十年代，还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副局长、经济部常务次长，为时极短。纵观他的一生，他是发展我国会计事业和培养我国会计人才的先驱，有人称其为“现代会计学宗师，职业教育之楷模”[8] ，询非过誉。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用毛笔书写的那种上收下支，科目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经济活动，已难适应，会计革新在当时已势在必行。为此潘序伦在1927年春天，创办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7月中旬，顾准通过王志莘的介绍，进入事务所。这时事务所是初创时期，所址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成员除潘本人外，还有两位专职职员唐荣山、俞晋贤，两位兼职职员丁震、顾询，一位“茶房”（即勤杂工）徐秀林，加上顾准一个练习生，共有六个人。

潘序伦在中国现代会计史上，创办了富有特色的融教育、办理各种会计业务、出版社于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

在这一事业的架构中，顾准既得益成才，也贡献殊多。对此，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1983年）还念念不忘，他说：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作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辞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9]

事隔多年，潘顾两人的友情并未因为岁月的流逝而销蚀，透过上述言语，人们仍能体验到潘序伦对顾准的“怀念和无限惋惜之情”。

1927—1940年，顾准12—25岁，这是他在立信的14年。这14年，是顾准人生旅途的重要驿站。立信是顾准成名成家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投身爱国救亡运动、参加革命工作、搞地下斗争的场所。对于顾准在立信的这段经历，他的胞弟陈敏之有一段平实中肯的论述，谨以录之：

顾准是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少年成长为青年的，也是在这里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一个会计学家的。在这十四个年头中，顾准的成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条件，他必须勤奋地学习和工作，通过刻苦自学，他很快从一个对现代会计学一无所知、所知不多的练习生，成为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的教师、会计学著作的著述者（三十年代已有不少会计学著作出版，其中有些与他人合著；有些未署自己的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被列为“大学丛书”的《银行会计》就是1934年写成的），大学讲师、教授；另一方面，三十年代初期，“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继发生，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民族投降主义，对日屈膝妥协，对内矢志剿共，震撼全国；亡国的现实危险，唤醒一代青年的民族觉悟。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有效途径，顾准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采取实际行动，从组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进社，到投身革命的行列，成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一个会计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个共产党人。从事会计事业，当时在他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从事革命活动的职业掩护，并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的人生目的是实现革命理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

顾准初进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由于人员精干，一个人往往需要身兼数职。当练习生的顾准，每天除了接待应酬，给来所联系业务的客人让座倒茶，到银行送缴款子等之外，有些公司登记和代办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序伦也让顾准去做，这样顾准锻炼得很快。

1928年春季，潘序伦创办了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顾准成为该校首届学员。同届学员人数很多，事务所原有教室不敷使用，只好移至河南中路吉祥里的一栋两层楼的房屋作校舍，晚上上课，每天授课两小时，每期单科专修半年。顾准在这所夜校利用业余时间，念了一期簿记，对会计有了初步了解，成为他会计生涯的启蒙。在此之后，他学以致用，当过事务所的会计员、查账助理员，并升任文书科工作。

潘序伦在办学实践中考虑到，要掌握会计这门科学，如同医师一样，必须亲自动手实践，才能真正学到手。因此，立信补校创办伊始就重作业，课卷多，每节课都备有习题，并配备一位助教辅导。[11] 从1929年秋天开始，顾准被潘序伦选作助教，为学员解答疑难问题和批改作业，年纪虽轻，阅历虽浅，但他勤勉笃实的工作作风，深得潘序伦的青睐。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是潘序伦的成名作，由其主编，并经多人审稿校阅，精心推敲，务求通俗易懂。从1929年起，该书随写随印成讲义在夜校中使用。潘序伦让顾准利用夜间工余抄刻铜版，每张1500字，每天晚上可刻2张左右，他边刻边自学，对商业簿记这门学科熟识起来。这年年末，也就是该书编写后期，顾准成了专任助理编辑。俟全书定稿誊正，他就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事宜，跑印刷所、当校对等。这本列入《大学丛书》的会计书籍，一炮打响，十分畅销。通过这两三年的锻炼，顾准初步掌握了会计这门学问。

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招收了许多学生，班次得到增加。潘序伦让顾准担任一个人数较少班级的教师。此时，顾准毕竟只有16岁，年龄实在太小，还不如有些在座的学员，加上稚气未脱，上课不到一个星期，便被学生轰下台。又过了一年，他又担任一个班的老师，这回站住了脚，并受到学生欢迎。

潘序伦主持的立信学校，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来普及会计知识。除了夜校之外，还开办了函授学校等。顾准在夜校兼课以后，又开始负责函授行政工作。他办事干练，并擅教学，在上海的会计界、教育界已小有名气。

1934年，顾准编写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会计专著——《银行会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以此为教材，又讲授该课程，并且应聘到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授课。据立信老校友丁苏民回忆，顾准的这门课程非常出色：“我与顾准同年。30年代初，我在立信会计补习夜校攻读，并兼《成本会计》课助教，而他是《银行会计》课教师，从此相识。他教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同学们的欢迎。当时，这些同学大都是银行界小职员、练习生，与顾准同志相处甚欢，气氛非常活泼。顾准同志年轻有为，学识渊博，同事们和同学们都十分爱戴他，也是我平生最敬佩者之一。”[12] 这时的顾准不是以教授自居，傲视他人，而是大家觉得值得信赖的朋友。

1934年初，就在顾准初出茅庐之时，他参加了著名的中国会计革新运动，发表文章，积极争鸣，为使中国会计早日国际化出了不少力。

本世纪20年代前后，由于“实业救国”思潮的积极影响，民族工商业出现了勃兴的势头，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传统簿记，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些毛笔楷书的上收下付，项目又颇为简略的中式簿记，面对日趋繁复的财务资金活动，显得力不从心。古老的会计事业，遇到了新的问题，会计学科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会计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科学性较强的西式簿记，必将取代科学性较差的中式簿记。

因此，当时会计界涌动着一股改革与改良的思潮，而会计革新运动便是这一思潮的直接产物，因而发生了一场是否以科学的西式会计取代传统的中式簿记的论争。其中一派是以徐永柞为代表的改良中式簿记派，后者则当推以潘序伦为旗手的引进西方会计的改革派。平心而论，这两个学派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其主要分歧在于所选择的道路或方法不尽相同。

首先，由徐永柞发表了《改良中式簿记概说》一书，全面推出十条“改良大纲”，他认为中式簿记虽有四大弊端，但“不仅在形式上，有维持之价值，即在实质上，亦有保存之可能”。针对这一观点，顾准与立信的改革派一起，予以反驳。他撰写了著名的《评徐永柞氏改良中式簿记》一文，发表于《立信会计季刊》1934年4月第2卷第4期。

顾准的这篇文章是继潘序伦的《为讨论“改良中式簿记”致徐永柞君书》后发表的，它对改良中式簿记的基本原理从原则上加以否定，从而使对改良中式簿记的批评纵深化。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他首先表明：“在本文中，作者的目的在于说明改良中式簿记之一般理论及方法，如何能适用到我国这个时期中，又根据一般会计理论去批评，改良中式簿记中有如何谬误点，因此决定在一般簿记推行完备以后，改良中式簿记会失却其重要的性质的。”接着，顾准在简要地阐述改良派的基本观点后，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站在一般会计的立场上，对于这个改良中式簿记中的收付簿记理论首先有根本上不能容纳的地方。”对这些“不能容纳的地方”，顾准以坚定的改革派（主张西化）的口吻详述了收付理论的缺陷，于是引出了中式簿记与西式簿记孰优孰劣，抑或收付簿记与借贷簿记优劣之争。在顾准看来：“我们此刻又不能不注意两件事情：第一，借贷理论在现行社会制度之下，不能不说是最完备的簿记理论。第二，在过渡时期固然可以采用旧时收付理论，但决不能以为这可以永久适用。我们必须期待借贷理论之普及，使收付簿记完全废除而代以借贷簿记。否则会计理论不能昌明，会计学术之进步难期了。”

顾准在文章中虽然例举改良中式簿记的某些适用之处，但他仍以革命者的气魄，进一步强调：“我们仍旧希望改良中式簿记有推移簿记到一般簿记，而造成会计制度统一的作用，并且事实上也必然会如此做的。因为正确的理论，是必然会排除一切不正确的理论的。”这段话，出自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学者之口，不正预示着顾准所要进行“武器的批判”吗？

其实，根据现存史料，顾准发表的第一篇会计学术论文是在1933年，即发表在该年11月1日的《会计杂志》（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主办）第2卷第5期上面的《近年吾国银行关于传票及账簿之改革》一文。以后，随着他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学术素养的日益积累，论文涉及普通会计、银行会计、政府会计、企业会计、会计名辞规范化等各个方面。并陆续出版了《银行会计教科书》（1935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簿记初阶》（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文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中国银行会计制度》（1939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中国政府会计制度》（1941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潘序伦合著）、《所得税原理及实务》（1941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潘序伦、李文杰）等书籍。这些著述，除了30年代初期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下完成外，绝大部分是作者在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之中，利用艰辛复杂的地下斗争的间隙写成的。虽然岁月倥偬，但治学严谨的顾准，立论平实，言必有据，见识超群，为推动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30年代前后，社会环境变化急遽，顾准处于这样一个复杂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引发了他的深深思索，他非常希冀寻找出路。在苦苦追索中，他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崇高的理想，使他抛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在所不惜。因此，建国之前近二十年当中，他经历了如同他本人所说，“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13]。

早在20年代顾准就与热血青年志同道合，过从甚密。如原先与顾准一起在中华职校读书的同学甘绩瑞，于1927年秋季进入了国立劳动大学，劳大的前身是校址位于江湾圣堂路奎照路一带的上海大学，后迁至吴淞泗塘桥。这两处地方远离上海市区。顾准每周六下午五点就从事务所出来长途远足，来到劳动大学，周六夜晚就在甘绩瑞的宿舍留下，星期天在那里逗留一天，通常是周日傍晚或下周一凌晨，顾准再赶回市区的立信事务所上班。

劳动大学比较注意让学生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和接近工农群众，课程设置也比较结合现实。该校学生社团活动和中共地下党的活动都非常活跃，当时被斥之为“议论荒谬、诋毁国民党”的《革命周刊》，即在劳大印刷厂付印并在校内广泛行销。顾准每每到校，即受这些进步活动的影响，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周刊》等许多进步书刊。受甘氏的影响他借读了李芾甘（巴金）翻译的俄国学者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即《面包与自由》）等书，曾一度很信服无政府主义起来了。

与此同时，1928年宜兴爆发了中共党员万益同志领导的暴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除了潘序伦之外，还有好几位宜兴籍职员。暴动以后，他们在谈论此事时，顾准表示热烈赞成暴动，还对同事们说：“我也要托起红旗来。”

顾准年仅十多岁，就承担起赡养家庭的重任。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对这情形，其弟陈敏之在《赠顾准》中曾咏叹道：

兄年十有三，稚气犹未除；

为觅衣与食，独力负重荷。

老母有所养，弟妹得庇获。

茹苦复含辛，二姊因殇殂。

兄慧惊不殊，少年结硕果。

狼烟弥四野，从此投干戈。

孤灯照慈颜，夜夜守门户。

黯黯夜深沉，茫茫瞻前途。

殷殷期奋发，得兄助最多。

离别三十载，相聚曾几度？

漫步古长城，偕游所独无。

把盏逢故友，共活倾积愫。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

奈何书气生，岂能展抱负？

乐乎知天命，期颐养天年。

情在手与足，悯夫上斯言。

1965年9月8日[14]

聪颖早熟的顾准，独力地担负起家庭的开支，这一现实，无疑是“催化剂”，从而使顾准开始革命的憧憬。

1930年以后，顾准利用晚间来到东方图书馆去看书，该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个公共图书馆。前去阅览者只需花两个铜板的入门费，便可在开架的书柜里任意选书阅读，竟日流连。在这里，顾准读了该馆所藏的古今中外各种书刊，犹如置身于一个文化的宝库，每每收获不少。大约从1930—1932年之间，他先后读了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论语》、《孟子》和许慎的《说文解字》，也读了一些康德派哲学的书籍，如《判断力批判》等。虽然没有师承，但在东方图书馆仿佛是泛游于书海之中，顾准自此养成了博览群书，好思敏学的习惯，他不但看得多，记得也勤，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满载而归。

据顾准回忆，1932年前大部分业余时间用来自学，不断补充文化等方面知识。1932年开始编写《银行会计》一书，又读了许多银行学、货币学、银行实务和经济学方面的书。他读过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撰写的《经济学大纲》、马凌甫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他还研修了英文、日文等外语，能读原版的会计书籍。[15]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的“一·二八”事变，使顾准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在无法忍受。他还通过外商的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了解了苏区和红军状况。每当拿到新出版的《中国论坛》，他总是贪婪地读着，留意红军反“围剿”的斗争。他对李公朴主编的《读书月报》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也十分留心，并搜罗辩证法、唯物论之类的理论书来努力研读。思想开始“左倾”，其时的《生活》周刊、《读书生活》等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推动救亡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顾准受其影响可谓不小。他已开始了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转变的进程。

1934年2月，顾准与几位好友集会，创建了“进社”。进社寓意要求进步向上。参加进社的最初的成员是团结在顾准周围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事和立信会计补习夜校同学中的先进分子。第一批成员有顾准、李建模、李少甫、陈怀德、夏增寿、李燮泉、沈尉平、童志培以及不久后参加的汪璧（原名方采秀，后与顾准结婚）、王纪华（王文清）。

进社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它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1934年2月至5月的无领导关系时期，1934年5月至8月的由“远反”领导和青年会读书会时期。

前期进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一次的座谈会，每次都在顾准的家里开会。当时，顾家多次搬迁，最后搬至南市小南门外南仓基街4号。这些座谈会主题是围绕着时局和读书，互相交流。1934年4月间，顾准逐渐觉得这样每周一次的座谈会还是“革命的空谈”，很不满足，他认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要有革命行动，首先就要找党的领导。于是，开始了一番积极地寻找活动。大家算计各人熟人中谁像共产党员，这样才可以通过他去找党的领导。后来与党的外围组织“远东反帝同盟”接上关系，由其负责人刘丹联系。顾准第一次与刘丹见面时，刘丹告诉他，“远反”决定和进社保持领导关系。在刘丹指导下，顾准起草了《进社纲领》。这时，进社还出了一个油印的刊物《前卫》。顾准还被推选为干事会负责人，他们积极参加了当时由李公朴主办的基督教青年会读书会的活动。

1934年8月，由于刘丹被捕，进社与远东反帝同盟失去联系。后通过读书会甲班干事孙化新（即孙焕然、孙静，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机关刊物《武装自卫》编辑、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职员）的介绍，顾准很快找到了武卫会党团书记林里夫，进社又与武卫会建立了联系。林里夫决定，进社解散，社员可以转为武卫会会员。顾准同意照办。就在同年9月16日读书会第一期结业式时，特地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三周年大会，邀请章乃器、沈体兰等知名人士参加。在这次会上，顾准公开宣读了武卫会成立宣言和《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并提出成立武卫会上海分会的动议，得到在场二百多人中的绝大多数的赞成。

不久，顾准出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兼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35 年2月，经林里夫介绍，顾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因武卫会组织被破坏，他第一次流亡去北平，经历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此时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1936年2月，顾准夫妇自北平回到上海（顾准与汪璧于1934年12月结婚）。

1936年2月，顾准一回到上海，很快就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他们认真学习了不久前从国外传来的报刊，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报》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英文版的《国际通讯》上发表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报告，这些文件所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以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等内容，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地下党，“正像大旱遇到甘露”（夏衍语），他们认为这是党中央和第三国际的声音，开始认识到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转变上海地下工作策略、工作方法，执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顾准退出了“武卫会”的领导职位，转到“临委”系统，担任“职救”党团书记。

情况是这样的：面对空前发展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江苏省委、区委遭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重建后的“文委”建立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1936年2月，由邓洁、胡乔木、王翰、丁华和王新元等人组成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临委成立后，面临的任务就是推动上海正在掀起的救国会运动的发展。临委以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为工作基础，并按救国会系统管理党员。顾准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简称“职救”）党的核心小组的领导工作，任党团书记。在顾准领导下，上海职业界爱国救亡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由于环境的险恶，顾准在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前，为了躲避敌人追捕，又多次流亡。

1937年7月初，根据中共中央电示，由刘晓、冯雪峰等暂组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未几，全国形势风云突变。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终于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攻上海，全市军民全力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八·一三”抗战的炮火，掀起了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潮。大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英勇抵抗才是唯一的出路。上海各界人士在共产党和各抗日民主党派发动下，纷纷组织起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蔚然成风。

9月12日，在顾准为书记的“职员临委”推动下，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在前职业界救国会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扩充，宣布正式成立。当时职协的会员，主要是广大店员和职员，同时也吸收经理、工程师等高级职员以及工商业者参加，它还邀请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知名人士担任一些领导职务。顾准认为，应当争取团结这些上层人物，使团体更加公开合法，变阻力为动力，这样有利于广大店员和学徒能够参加进来，壮大群众基础，这也就使当局不敢贸然压制。

1937年11月12日，“八·一三”抗战结束。上海沦为“孤岛”。与此同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由刘晓、刘长胜、张爱萍、王尧山、沙文汉等人组成。针对上海沦为“孤岛”的错综复杂的形势，江苏省委及时分析了其时的形势与特点，指出：“上海沦陷后，千百万群众在日帝侵略下遭受屠杀、饥饿、流浪的痛苦，将更加激起民族仇恨和抗日情绪……日本在租界的势力必将加强，但日本对上海的占领也增加了英美法对日本的嫉恨与相互间的矛盾，租界当局不能百分之百的执行日本的每一个意旨。但我们的环境必将日益恶劣。”[16] 省委决定抓紧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特殊环境，充分利用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采取合法形式，扩大群众基础，发展党的力量。

在省委领导下，按照不同产业、不同系统，相继设立了党的委员会：如军委、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妇委、难委（难民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等。职员运动委员会，就是在江苏省委成立后，由“职员临时工委”扩大建立起来的，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组织史资料》一书记载：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初，职委首任书记由顾准担任，委员有陆志仁、胡实声；1938年初至1938年5月，书记为彭柏山，委员是顾准、陆志仁、胡实声、曾颖（女）；从1938年5月至1939年9月，顾准任书记，陆志仁、吴雪之、张承宗任委员。由此可见，上海孤岛前期的大部分时期，职委工作是在顾准领导之下的。

孤岛时期，顾准参与领导的上海职员运动，是在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总方针和党在沦陷区的斗争策略、救亡运动方针指引下进行的。顾准审时度势，认为党的工作必须为了适应孤岛的斗争环境而有所改变。他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考虑将当时上海职业界工作的重点放在金融保险业、洋行、海关、百货业职员、店员及部分上层人士。他认为这些行业的职工是租界内在上海沦为孤岛以后坚守阵地的群众。如何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是摆在职委面前的紧迫问题。如果继续沿用“救国会”、“救亡协会”、“战时服务团”之类名称，都不大合适。顾准经过深思熟虑，并联系前段时间的斗争实践，针对职业界的实践情况，运用前几年组织“立信同学会”的经验，决定改变群众组织形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联谊会”、“俱乐部”这一独特的组织形式将群众团结起来，更广泛地发动职业界人士，便于开展各种抗日救亡运动。

于是，基于孤岛的条件，职业界陆续成立了各种联谊会，对外是敦睦友谊，联络情感。这一做法与上海中小职员的生活习惯相吻合，又适应白区工作的特点，也符合党对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以及党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时期，在顾准筹划下，前后成立的职业界联谊组织有：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银行学会、银行业务联谊会、交换员联谊会和华益会等金融团体联合组成）；益友社（为商业系统各业店员的群众性组织）；上海华联同乐会（简称“华联”，系上海洋行职员联谊组织）；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联”，是上海保险界职员以保险界战地服务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中国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等。这些组织相当活跃，面向社会，面向群众，利用当时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公开合法的条件，广泛发动职业界人士投身救亡活动中来。

顾准负责的职委，利用孤岛前期日寇统治暂时不稳的时机，积极稳妥地健全和完善党组织。职委根据省委指示，积极而谨慎地创造条件，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行业内部，先后在金融业（包括银行、钱庄、保险）、海关、电讯及洋商企业、大百货公司、各业商业店员等行业系统的基层建立党支部。为加强统一领导，职委于1939年初组建了金融业工作委员会、百货业党委、洋行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店员工作委员会，各委下辖41个支部。[17] 到1939年7月，职委系统的党员人数发展到150人之多。

但是，顾准的这些做法，也曾招致一些缺乏实际经验的同志的反感。正如沙文汉夫人陈修良后来所述，顾准倡导的这种组织方式曾被斥之为“联谊会路线”，遭到个别同志的反对。但是，顾准的做法，“使党和广大职员群众加深了联系，为党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顾准的创举，后来在中共‘七大’时得到中央的好评。这是上海党在苦难岁月里打破关门主义组织路线后发展壮大起来的经验，在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党在白区工作已趋成熟。”[18]

针对孤岛的特殊环境，为了更好地利用合法形式开展“非法”的革命斗争，党员必须尽量做到具有公开的合法身份。江苏省指出，“越公开越秘密”，实行党员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顾准积极贯彻这一精神，有的放矢，做到“勤学、勤业、交朋友”，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继续站稳了脚跟，分别出任编辑和教授职务，并争取潘序伦以及许多立信同仁的同情、支持乃至参与。

直至80年代，已届耄耋之年的潘序伦还记得：“因为自己一心想为国家培养会计人才，对那些有志向、有作为的青年，我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总是爱护备至，不遗余力地加以培养。像顾准这样才华出众的人，他十九岁就受聘到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执教，在会计学术方面有很多的著作和译著，我曾一心打算培养他为立信会计事业的接班人。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和学校工作期间，从事很紧张的革命活动，如参加‘进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我对他这些活动早有察觉，但从未干预过。”[19] 这期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还曾经告诫潘序伦要“注意赤色分子的活动”，潘序伦明知顾准的“色彩”，然而他对国民党的警告却不予理睬。如果没有甘愿担当一定政治风险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采取这种正义的态度的。[20]

由此可见，顾准能够比较从容地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与潘序伦等人提供的条件是分不开的。后来，《顾准自述》也说过：

这三年中，社会职业生活安定，对我从事党的工作也有某些良好的作用。因为那时白天的办公时间只有六小时，办公时间还可以大量读报……实际上白天的写作，每天不过三四小时。中午休息的两小时，下午五点以后的全部时间都可以利用于参加会议和“碰头”，有些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可以在办公时间写。[21]

顾准擅长文字工作，在这段时间笔耕不辍，非常勤奋，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贡献殊多。他写的许多时论，由于时间久远，颇难搜集。但发表在上海职业界《职业生活》报上的文章，现存十余篇，弥足珍贵。《职业生活》是在职委领导下，于1939年4月15日创刊的，该刊由顾准主编，以英商《译报》增刊的合法形式公开出版，每周出版三期。顾准在上面化名为“小方”、“怀璧”、“立达”等，撰写了不少颇有创见的时评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上海职业运动的方针政策。许多文章如《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九四〇年的展望》、《远东局势与抗战前途》、《欧战以来上海经济及最近将来趋势之预测》、《论日本内阁》、《苏联内战史的研究》等等，立论翔实，预见准确，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如顾准1939年化名“立达”发表在《职业生活》第1卷第1期至第4期上的《上海职员与职业运动》一文，长达近万字，以大量客观的材料，详细地简述了上海职员的状况和开展职业运动的积极意义，他是从“职员与工人阶级”、“上海集中了哪些职员”、“旧式商店的职员”、“外商企业职业”、“民族资本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上海职员运动之回顾与前瞻”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论述。他中肯地指出：“自一九三七年起，职员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兴起的，它曾经对于抗战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了职员自己。可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做自己主要任务之一，这就使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运动本身因而非常狭隘。最近两年，职员运动比较的已特别注意于改善职员的业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较大的成就，这一经验，是应该善于运用与善于发挥的。”[22]

顾准在前面所述的《自述》中所谈到的“有的党的工作需要写的公开文章”，还包括《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于1939年7月15日出版）。关于这本书的大致情形，建国后编纂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一书作了介绍：该书“由中共江苏省委刘长胜主持，‘工委’刘宁一、马纯古、张棋分头负责，由顾准整理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出版，全书60万字左右。全书以上海劳动者为对象，收集了纺织、交通、邮政、印刷、机器、卷烟、食品、各业职员等22种产业部门，涉及60万左右职工的情况，包括各业职工的历史、人数、待遇、负担、文化、生活习惯，过去和现在的活动情况。这是党对上海工业、经济、工运史的一次系统的综合性的初步调查”[23] 。当时，顾准主编的《职业生活》报也开辟《书报介绍》专栏介绍了《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他撰文指出：“这本书里面并没有非常趣味化的描写，因为它并不是文艺通讯。相反，里面倒有许多干燥的管理系统，与一些数目字。因此也许有人会感到枯燥。这本书也并没有高深的理论，这里叙述部分超过了理论部分很多，因此也许有人觉得它价值并不大。但就我的意见来说，我以为他提供给我们以很多的实际材料，这些实际材料告诉我们中国产业经济的内部结构，告诉我们职工运动的过去与现在的状况。假如我们是应该懂得更多实际材料来充实我们了解的话，这书不仅应该懂，并且应该很严肃地去谈的。”[24]

1937年11月，上海沦为孤岛后，在中共江苏省委设立职委的同时，决定重建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为孙冶方、副书记为曹荻秋，委员有王任权（巴人）、梅益、夏萤、于伶等。在文委领导下，戏剧界、电影界、文学界、新闻出版界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文化运动。

顾准是于1939年9月，由江苏省委决定，从职委调任文委副书记，从此，顾准与孙冶方结下深厚的战斗友谊。对此，孙冶方1979年撰文说过：“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夏衍、钱俊瑞都调到大后方，曹荻秋也离开了上海。以后参加过文委的有唐守愚、梅益、王任权、姜君长、林谈秋、顾准等。顾准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职委调到文委担任副书记的。”[25] 曹荻秋于1938年初离沪后，文委副书记一直空缺，为了给孙冶方配好助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想到了顾准。沙文汉认为顾准与原救国会上层文化人士关系融洽，文章脱手快，声情并茂，多产量优，他看过不少顾准的文章，常为之击节折服。因此决定调顾准去文委工作。

孙冶方其时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在1933年就与陈翰笙、薛暮桥、徐雪寒、骆耕漠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表了不少文章，积极从事左翼进步文化活动。

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孙冶方和顾准主持的“文委”工作，贯彻了党的文化工作的指示，主要将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他们的做法是：第一，组织专业性的职业剧团，第二，是开展业余戏剧运动，广泛组织群众性的业余剧团，即在职业界各联谊团体演出，宣传抗日救亡。他们首倡的小剧场活动，事后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称赞。

岁月流逝，曾在“文委”工作过的姜椿芳生前为后人留下了顾准与孙冶方并肩战斗在孤岛的吉光片羽，他以《抗日战争前后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情况》为题写道：

在整个工作中，从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组织上变动多，领导人也常变动。孙冶方同志领导我到一九三九年四五月，大约一年左右。以后就交给顾准同志……一九三九年秋，顾准向我宣布成立一个文化总支部（“文总”），下设几个支部：（1）新文字支部，先后有许中、张浩、王益、王洪、艾中全等同志；（2）文学支部，有王元化、钟望阳、蒋天佐等同志。下面有文艺通讯员，文学界刊物。党员有束纫秋、赵不扬等同志。（3）戏剧支部，有胡大中、吴小佩等同志。戏剧支部下面有三个小组，我任文总书记……[26]

大家都勤奋工作，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孙冶方后来对这段工作，曾有如下的估计：“以我们当时主观力量的薄弱来说，我们当时在文化界的工作成绩是不算小的。”[27] 的确，上海虽然沦为孤岛，但仍然是一个文化中心，上海文化界的进步活动，其影响会波及全国。

当时，顾准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对党的文化工作十分投入，深受同志们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不少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友的记忆之中。著名学者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我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化部门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讯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20多年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28]

1940年8月，经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因工作需要并根据顾准的意愿，顾准结束在文委的负责工作，被调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四军的军旅生涯。

顾准的这一行动，给人们震动很大。仅举陈敏之的追忆为例：

当他决定离开上海时，他职业所在单位的同事们对他这种突然的行动感到迷惘不解，有的还善意地加以劝留。他答之以“志不在此”。在三十年前的当时，作者之所以要去学习、掌握，后来又从事会计学著作的撰述，都不过把它当作一种谋生和掩护革命活动的一种手段，并没有把自己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作为生活的直接目的。至于抛弃优厚的薪水、舒适的生活等等，这在一个怀有远大革命理想和高尚情操、并且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生命的共产党员来说，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在一般人心目中往往是难以理解的。[29]

就这样，顾准告别了妻子，离开了上海，奔赴苏南。

在新四军根据地，顾准转战苏、皖、鲁等地区，先后任中共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澄锡虞工委书记，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监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副处长和淮海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直接在谭震林、李一氓、黄克诚等新四军有关领导人的领导下工作。

1943年3月，顾准奉命赴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红都充了电，使他在政治上更成熟了。1944年3月，顾准应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陈云之邀，在其开办的会计训练班任会计教员，从此，两人结下了友谊。对顾准的教学水平，陈云给予很高的评价。

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顾准回到华东解放区，苏皖边区行署主席李一氓、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兼财经办事处曾山让他出任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后来，顾准又出任苏中区货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渤海区行行公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厅长。在这些工作岗位上，处处体现了他的才干、懂行、有思想、热忱、细致，使他成为根据地理财的佼佼者。

1949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人民民主专政。顾准本人从1931年投身革命生涯，千辛万苦，冒死奋斗，如今天将大任落于斯，顾准即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税务局长，他固然精通经济、长袖善舞，但前面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好像是英国诗人济慈说过，境界就像不断聚散的云彩：当我们开怀大笑时，祸种已经播进了滋生各种事件的广袤耕地；当我们开怀大笑时，它萌芽、生长，突然结出我们采摘的恶果。顾准的结局与此所说非常巧合。

上海解放前夕，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集结在丹阳，接受教育和培训，顾准任青州总队队长，这是一支专事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干部队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刚解放的上海。

到达上海甫定，顾准作为军管会成员之一，负责了上海市直接税局、市货物货局、市财政局、市府会计处、审计处和市地政局等原国民党财经部门，工作繁重而显得驾轻就熟。据时任中共上海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陈修良回顾：

解放初期，顾准真是席不暇暖。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的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的副主任，又是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面临繁重的接管工作，还有支援全国解放（尔后是支援抗美援朝）和争取财经状况根本好转的艰巨任务，但他责无旁贷，竭尽所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政绩有目共睹。

上海的财政问题，关系全局；顾准主持上海财经工作，应该说是上佳人选。他对上海工商业情况相当了解，本人又精通会计业务，加以其革命经历，是解放初期市府职能部门难得的红色专家，难怪陈毅市长对他的工作完全信任，极为支持。可以说，顾准任重道远，大手笔刚写了个序幕。谁能料到，祸从天降，顾准突然被撤职，结束了他在上海方始打开局面的事业。

1952年2月28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顾准耸人听闻的错误：目无组织，自以为是，违反党的政策，与党对抗。

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出在征税的方法问题上。

按照某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征税，应实行纳税户“自报公议”、“民主评议”的方法。但顾准观点不同，他认为上海不同于小城市，不能纯靠纳税户民主评议；上海大部分工商业户都有账册可查，应当依法交税，其他分散的个体户可以定期定额纳税，即所谓“依率稽征，专管查账，职工协税”。顾准的意见既得到陈毅市长首肯，1951年陈云同志也曾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表过态：“顾准对税收方法的意见是对的。”但到了1952年2月，却裁定顾准坚持的税收方法是违法乱纪，顾准于是成为“三反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尚方宝剑”落到了这位无辜者的脖子上。

退一万步，即使顾准的观点不尽合理，但他与领导之间的争论也只限于方法；他虽善于独立思考，也许确也有点骄傲自大的表现，然而以之“上纲”为“反党”，确实匪夷所思。其实，顾准当年在财经工作上的观点就是到了今天，还能令我们叹服他的预见性。例如1952年“三反”前，他曾坚决反对机关生产。他认为，在解放区的机关生产是自力更生，限于农业生产，目的是改善机关工作人员极其艰苦的生活，自食其力，不是剥削。但是，“工商业范围内的机关生产单位不带上浓厚的资本主义气味是不可能的，建议市委不要搞……”这个意见被市委采纳，并向中央汇报，毛泽东对此也表示：“从此机关生产名誉扫地了。”

顾准的观点正确与否，历史自可作出公断，但在1952年2月，他却只能被撤职，调离上海，并背上了无法甩脱的包袱。[30]

当时，许多同志对顾准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受到处分，也感十分不可理解。仅举当时曾在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工作的陈丹晨的一段话为例，他说：“就是这样一个上海财经界的重要领导干部，在三反运动初期的一个早晨，人们打开报纸看到忽然被加以莫须有的可怕罪名而撤职了。这对机关上下的人们震动实在太大而都惶惑不可理解。同时被撤的还有《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等七八个人，都是上海各界的重要人物。当时开展的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报纸所说的这几个人的罪名都与这三个方面毫不相干。从此再也没有人在财政局的党内党外向人们作个半点解释和交代。这样，一个人就此无声无息地消失了。”[31] 毫不夸张，从此开了党内无情斗争的先河。

顾准自己也认为，他的撤职，确与“民主评议”的争论有关，“民主评议”不可避免地带有随笔性，而顾准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并下大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制度（一直在全国范围内沿用至今），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以顾准的去职而告终，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陋习即“随意性”。而事实上，按照顾准的做法，1952年3月，上海入库的税收达3亿万人民币（旧制），较1950年增加十倍。这难道是“民主评议”能够办到的吗？

50年代中期，顾准曾写过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经济学论文（详后介绍），它是斯大林模式的否定，而当时还是把斯大林“神化”的年代，因此，老同志张劲夫在评论这一件重要的史实时说道：“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32]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戴园晨由此而感发，他认为：

当然，顾准的难能可贵并不限于这一篇。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通行的做法是“民主评议”，即由税收机关提出税收任务，然后组织评议每个纳税户负担，负担轻重有很大随意性；时任上海税务局长的顾准却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依法查账征收，并下力气建立了划区分片的税务专管员组织。这种“不依法”还是“依法”，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可惜《文集》（按：指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顾准文集》）中未收入有关文献，未能反映另一次重要的“难得”。[33]

现在能够差可告慰读者的是，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经多方寻觅，终于在上海市财政局宁静的档案室库房中，查到了顾准当年在财税局长任上所撰写的大量文稿，涉及税务理论者为数不少，这样便可弥补戴园晨心头的“难得”之见，使之重见天日。

顾准这批文稿刊登在《税务通讯》上，这是一份由陈毅亲笔题词的刊物，于1950年4月创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发行对象是税务系统内部工作人员。设编辑委员会，下设编辑部，张雪澄任主任，由局长顾准直接领导。

它的任务是报道税务系统各单位任务完成情况；交流工作经验；传达政策与统一法令解释；组织政策业务学习等。刊出具体内容有：社论、论文、短评，工作指示，重要公告，处理案件原则，法令解释，业务讨论，工作报告，工作建议，批评与表扬，人事、业务动态，转载苏联与东欧各国税收工作的经验与理论翻译，市场动态，工商界反映。还刊出副刊“税工生活”。1950年7月，上海市长陈毅应顾准之邀，题写《税务通讯》刊名。1951年11月，该刊出完174期后停刊。

顾准在《税务通讯》发表了许多独具慧眼的文章，内容精练，文采斐然。比如顾准在强调“要做到依率计征，必须控制计算”，加强核算之后，提出控制计算，必须注意依靠群众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他指出：

在控制计算中，应该具有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但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必须依靠群众。为什么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技术业务水平呢？比如，如果不懂得酿酒的一定的智识，他一定无法提出控制意见，只好听人家报多少就是多少。又如，如果不懂会计，他一定不能提出要各厂设置三种记录簿。因此，控制计算要具备一定的业务技术水平，否则是没有办法的。但为什么又要依靠群众，而不能单纯技术观点呢？因为如果以为仅仅税务人员懂得这一行的办情，会查账，就能克服逃税，那也是不可能的。逃税的人，他会想尽方法抵抗查税，查税的人克服逃税的最好办法，只能是依靠职工、依靠群众。从逃税的厂商的内部去了解逃税的情况，从与纳税人日常生活在一起的群众那里去了解逃税的情况，逃税才制止得了。[34]

顾准还非常强调税收稽征的现场控制，他撰写的《基层负责制度与现场检查制度》一文认为：“加强基层组织，必须使基层组织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进行工作。这就是各税的统一管理，控制计算与加强纳税人历史记录（稽征手册）的应用，处理违章案件时首先经过纳税人互助组的讨论，以及其他各项工作，集中在一个稽征组内统一执行。只有如此，才能使稽征组逐渐地积累起对专管户的知识，达到联系群众严密控制，堵塞偷漏的目的。负责制度是基于对劳动人民，即基于对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信任之上的一种制度，缺乏这种信任的基础，决不会也不敢按照负责制度的原则来组织我们的工作。但是，这种负责制度，必须与严格的现场检查制度结合起来。应该承认，全局同志对人民革命，对我国建设事业的无限热忱，激发了自己对工作的积极性，缺乏这点，我们过去一年来工作将无法前进一步。但同时应该承认，任何时候严格的检查工作，是保证国家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是纠正工作中过左、或迁就倾向与疲沓现象所绝对必要的。我们反对那种对劳动人民不信任的‘内部控制组织’。但我们也反对那种工作中只有计划，没有检查的自流现象。因此，切实贯彻各级工作的检查制度，是加强基层工作的中心环节。”[35] 顾准的一番话，真是击中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弊病，值得深思。

顾准在“三反”中被撤职数月后，到1952年6月，华东财委曾山向顾准传达上级决定，分配他到正在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任办公室主任。他参与兴建了曹杨新村等工人住宅以及蕴藻浜大桥的建设任务。

1953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建工部亟需大批技术人才和领导干部，副部长周荣鑫到沪特地找顾准谈话，告诉他，国家建工部决定调他到部里任财务司司长，他的妻子也随同调去。到京期间，顾准在陈正人部长、万里、周荣鑫副部长等领导下，工作很有起色。正是因为如此，后来国家要在洛阳兴建一批重点工程，万里代理部长亲自点将，让顾准去担任建工部“洛阳工程局”副局长，负责洛阳拖拉机厂、洛阳玻璃厂等大型工程的兴建。

1955年9月，根据顾准的要求，中央建工部送他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学习生活。

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月1日改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中央党校），杨献珍任校长。顾准进党校学习的这段时间，正是被安子文称之为“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可谓恰逢其时。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设两种班次，顾准被编入普通班，学员主要来自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中央和地方的司局厅级干部及与此相当的大型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一级领导干部。当时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被称作“十六字”方针，即“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

党校的学习环境，使顾准得风气之先。他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历史观点。特别是他通过悉心钻研与观察，发现中国政坛上交织着正确与迷误的复杂过程，并对经济工作出现的急躁冒进状况，已看出端倪。不过，顾准不盲从并勇于直陈己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价值规律作了可贵的探索。同时，就“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一尖锐问题，苦苦追索。

在顾准的记忆中，杨献珍的《唯物主义》、孙定国的《辩证法》、艾思奇的《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印象深刻。对于党校的课程，顾准还追忆道：

《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由龚士其主讲，内容是《资本论》摘要。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系统读完《资本论》，感谢他的讲课，推动我通读了几遍《资本论》，这也是我系统读马恩著作的开始。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由苏联专家主讲，开始时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译本尚未出版，印发讲义，讲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是完全一致的。听讲课时随时摘记了一些对讲课的疑问，后来有些成为写我的《试论》（按：即《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时的“原料”的一部分。

第一学期有联共党史这门功课，讲课的是苏联专家，教研室主任范若愚经常到课堂来照料。专家的讲稿大纲当然完全根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添加了一些毫不影响讲课大纲的结构的史料。讲课完全按照讲稿照本宣科，专家绝不同意在讲课前先发讲稿。这一门功课才讲授完，苏共二十大的消息文件以至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公布了。一年以后我谈起这件事，说这是一场讽刺。

还有一门分量较少的功课《世界通史》，由一个年轻的苏联专家讲课，从希腊罗马讲起，并没有突出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奇怪的是，党校没有中国史这门功课，尤其感觉缺门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史。

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是张心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这门课所占时间极少，也没有印发讲义。《党的建设》教研室主任许邦仪，讲课内容用了大量联共教材，课程分量也不多。[36]

以上所引，就是顾准在中央党校第一学期的大致概况。

顾准是一个勤于思索，不盲目随从的人，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涯，通过大量阅读马列经典、阅读历史，肩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重任，为他奠定了成为一位思想家的基础。

顾准在1956年3月22日的日记中强调：“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在他眼里，“不做长期间的科学的劳动，而以一两个无须证明的实义来构成整个体系的所谓科学工作是不值钱的，我们现在正在反对这种学风，我自己必须以此为深戒”。他接着又说：“因此如果有机会做研究工作的话，必须死心塌地钻研下去，并且决心穷毕生之力来做这件事。这里不仅是理论的、历史的研究，而且必须以充分的时间与严肃态度来对待实际经济问题。要找一条路走，过去的路程走过来了，应该这样走的，评价如何，只要俯视无愧也就行了。一切问题的根本之点，在于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实际，过去在这方面冒失，这倒是今后应该郑重记取的。”[37]

同时，顾准还追求“思想的细密化”，他认为，“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过去实在是才子式的乱闯乱碰，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媚。这种危险做法不能再来了。”（1955年10月24日）[38] 顾准的追求是可贵，然而在当时的社会，随着思想禁锢日益扩大化，顾准的悲剧也终就不可避免。因为知识分子在以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对自己的思想定位，顾准其实也是很清楚的，他在《党校日记》（1955年11月25日）曾写道：

新的课程开始三天了。两方面的感受。第一，政治经济学的学习，我原计划一定要读完《资本论》的，看来时间不多，有些困难，但一定要做好安排，一定要完成计划。特别是关于再生产理论和地租论，货币论，要为我解决一批问题。这应做，连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书籍，大约有三千页至三千五百页，其中小部分要做摘录。其次是苏共党史的学习，连同《共产党宣言》、《列宁文选》第一卷的大部分，《斯大林全集》的一部分，以及其他许多材料，大约也有三千页以上的东西要读。时间是到明年四月上旬为止。这样干，颇有拼命主义之概，但我想紧张一些，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自一九四○年以来，长期间没有进行这样的学习了。而回忆一九四○年以前的学习，也实在可怜。整个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不了解的，从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史是一片模糊，希腊罗马是毫无所知，这就使读者缺乏重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思想方法方面，既不知逻辑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了解一些什么，是报章杂志之学加上直观、臆想，全部知识水平，其实是停留在“Clerk”（按：即普通办事员）的水平上。庸俗的白领子工人，事务所职员，只配实用主义哲学，而我的全部思想，把片言断语的马列主义知识拿掉，剩下来的不是这个又是什么呢？目前面对着系统的学习，开始使我看清楚自己的面貌，这倒实在十分有用的。

这样说来，目前的学习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是一种全新的学习。

三年半来，气质是有些变化的，七月份以来的变化更多些。目前，只有极小成分的个人思想之念，实在已无足轻重。回顾这些思想历程，也许对气质的变化还是有若干用处的。

想起那种事务所职员的庸俗气氛和高傲自大，甚至还有燕雀妄比鸿鹄的想法，看来也实在滑稽。[39]

顾准在这里似乎拿着锐利的解剖刀，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思想，读书的经历以及反思过去，觉得“昨非今是”，实在令人敬佩。如此学素涵养丰富的学者，能够冷静地看待自己的知识积累，而且是到了毫不留情地责备。唯其具有这样旷达的自省，才能够登上思想的巅峰！

我把这些披露出来（这里要感谢高梁先生及其他顾准家属），无非是让大家了解顾准的心路历程，丝毫没有贬低事务所职员和办事员的意思，倒是那些动辄引经据典的所谓“学者”看了以后，应该有所汗颜。

1955—1956年的党校学习生活，使顾准成为一个怀有忧患意识的思考者，读书不倦，浮想联翩，在他的笔下，充溢着对时事的关怀。比如1955年10月20日开学他的日记有如下这些文字：

记录一些脑袋里涌越的问题：

A．要研究并回忆1949年，二中全会以来，到总路线，到合作社运动的政策上的脉络，并把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对照印证起来。

B．详细考虑一下这么几件事：一、统购统销，梁黄叫嚣。二、增产节约，工农联盟的一个方面的调整；三、合作化运动，工农联盟的最精细方面的措施；四、合作化运动中所决定的对“巩固团结中农的措施”，与对农业生产的增产与减产的影响；五、对农村中新投入的资金，与这些资金对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力增长的作用，对工业生产的增长的作用；六、对五年计划的修改的影响——a．一般工农业生产指数；b．农具（拖拉机）基本建设的速度；c．与农具相关的工业（例如石油）与交通运输的变化；

C．自己的思想方法，似乎会抓主流，往往忽略（不是往往，而是习惯的、自觉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D．我们的五年计划，开始编制时的速度总是“增长率的渐减趋势”，主要原因就是对生产、技术、产品及其原料工具间的联系的知识不完备所致。

经济上的预见性，与规律掌握运用之不足，基本建设的勘察设计资料的年度太迟与储备资料之不足；技术人员与工人的不足。——除这些困难，还有什么？

第二个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增长速度如何？[40]

顾准在这里绝不是“杞人忧天”，须知经济建设是有客观规律，不是几句空洞的政治口号所能替代的。

顾准对经济建设中的“速度”问题，一直十分关注，也作了非常周到的研究。有一天，他“中午睡不着，还是很兴奋地考虑我们的进步速度问题。事情不仅在于农业方面合作社发展的步调大大加速一事，还有的是：（一）今年丰收，使明年的财政是比较乐观的；（二）会有一部分技术与轻工业的输出；（三）大城市过剩生产力的加紧利用与工商界改造步调的加速；（四）预料得到基本建设的速度，特别是交通运输的速度会加快。特别使我神往的是上海人力物力的充分利用与上海人力的向西输出问题。公私合营加速了，在机械工业方面必然会发生新建厂的人力骨干之利用力量的问题的。交通运输方面的步调加速，预料也会更多地利用上海现有的人力。纵然我曾经被标为假马克思主义者，纵然我现在无缘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可是，无论如何这不能不令我神往”[41] 。

说来真令人寒心，上述文字能出自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之手吗？从这里，可以看到，提倡政治民主、发扬党内民主确乎重要，我们再也不能只说不做，抑或多说少做；彻底告别“一言堂”，引来“群言堂”。这样，人民大众将会颔首称幸。在这里，人们也从中窥见顾准拳拳报国之心。他接着说：“到北京已经三年半了。过去二年至三年中看到基本建设与改造私营工商业及利用上海人力与技术的脱节，这终究是短期间的事情。同样，在二三年间，所见到的国民经济方面的总规划，有自下而上的重工业的技术规划的宏伟规模与执行中的坚毅意志，可是从政治政策方面充分发掘一切潜在能力，从而使生产发展的速度加速一事，看不清其间的脉络。……总而言之，中国的事情还是比预料的要快些。可以看得清楚，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丰富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合作化与工商业改造步调的加紧又给它增添了新的内容，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期，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会有很大的变化，而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会变成百花齐开的局面。伟大的中国的人力，终究会使中国获得难以置信的发展速度，困难只在于技术人才，而这一点兄弟国家会予我们以帮助，十年之内，大批新人也会补充这个空隙。可以预料，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大学生将达一百万人以上。那时资源方面的资料也会比现在积累得更多，我们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发展速度决不会低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显然，此时处于想象当中的顾准还是颇为乐观的，故而他“星期日在家时与采秀讲到，现在比以前更为热爱这个国家了。个人干些什么是十分不重要的事，肯定的说，总是有事情干的，再不然，埋头读书一事，在最近三五年也是必须干的一件事。国家的发展，与其面貌之将变得一天天难于辨认，这才是最大的事”[42] 。

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偏差，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并未如顾准预言一般，健康发展，顾准本人的命运难卜。

不过，顾准此时对中共的革新能力还是充满信心的，他认为：“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是要快些。原因是得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年轻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智识的过程是更短的。五四前后，中国人多么大胆勇敢地抛弃一个又一个的陈旧渣滓，在思想上接受新东西的本领又是多么热心，理论思考的能力，自从掀掉了孔家店这一座大山以后，又是多么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这些都会预示我们今后的路会走得更快的。”[43]

一年的党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顾准离开建工部，来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6年9月，顾准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报到。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张劲夫（1914年生，“文革”后任国务委员）接待了他，张劲夫有意让顾准当经济所副所长，但顾准谢绝了，他想摆脱行政事务，静下心来搞研究工作。其实，顾准第一次进经济所只待了不到两个月，即奉调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资源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副主任。对此，称“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的吴敬琏（1930年生，著名经济学家），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

顾准1956年和1962年两次进经济研究所……

顾准第一次来所，是在建筑工程部洛阳工程局和部财务司担任几年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想退出实际工作，冷静地思考一些问题，就趁当时“充实文教战线”的机会，调到经济所做研究工作。初来的时候，担任我所在的财政组的组长，所以是我的直接领导。但他并不管组里的行政事务，从早到晚都钻在经济所图书馆的书库里读书。他留下的经济学文章都是那个时期写的（按：1962年顾准重返经济所后也创作了不少会计、经济学著述）。当时，他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有什么事情不对劲了，因此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篇论文里，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生产也可以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是非常超前的。在粉碎“四人帮”以前，虽然曾经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过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交换的产品也是商品（南冰、索真），或者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卓炯）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顾准那样的水平。甚至像孙冶方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的口号。但他还是再三说明，自己所讲的“价值规律”是“第二号价值规律”，而不是听任价格自发涨落的市场经济。只有顾准鲜明地提出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真正的市场规律来调节生产。所以，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我当时研究的课题是企业改革。我的思想还停留在“利用价值规律”、“加强经济核算”的水平，所以可以说对顾准的思想是完全不理解的。[44]

顾准撰写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下简称《试论》）一文，虽然发表于1957年《经济研究》第5期（当时该刊为双月刊），但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高级党校和经济研究所时，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

触动顾准涉及这一方面问题的研究，是他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启发以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酝酿时间较长，正式动手则开始于1956年9月以后。为了写好这篇《试论》，他曾与好友孙冶方多次交谈请益，由此演绎了一出“学林佳话”。

1956年上半年，顾准已经认真通读了《资本论》，这时他与孙冶方时有过从，有一天，他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第7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最后和这种事项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顾准和孙冶方通过见面和电话交谈，相互启发，碰撞出可贵的思想火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试论》和《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篇文章。因此，顾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确实较早。由于顾准不幸于1974年早逝，顾、孙的学林佳话的主角只能由劫后幸存的孙冶方来“担纲”。

事情是这样的：

1982年9月，孙冶方抱病参加了中共十二大，并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溘然长逝，死后备受哀荣。

孙冶方临终前，交代后事时，一再叮嘱他的两位学生、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张卓元同志：将来替他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把刊登在1956年第6期《经济研究》上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一文中的后记原文附上，不能遗漏。原来，他在后记中写了四段话，其中第二段是这样写的：“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的笔名）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证给我看。我在那时虽然感觉到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可是因为即要出国去苏联考察统计工作而未能对这问题作深入学习。此外，那时在自己认识中，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个理论性问题对统计工作有如此直接的联系。”

对于孙冶方临终嘱咐的这件事情，张劲夫同志曾以《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45] 为题发表文章，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一史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提出过他的看法，这在50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指《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引者注）时未附上这一后记感到有欠缺，在临终前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上这一后记。冶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价值规律”在今天听来，是一个连中学生也会耳熟能详的名词。然而在50年代这样受传统思想禁锢的时候，却有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冲破束缚，真正认识并且重视价值规律，的确是一桩惊世赅俗的事情，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可是，在当时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无怪乎受到各方面的无情批判与指摘。这也就是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说的“异端”，小平同志1984年在一次讲话中，针对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46] 而顾准、孙冶方当时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视价值规律、实行商品经济，实在具有“超前”意识。

顾准在《试论》中对下述观点，颇不以为然：有些著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是被两种所有制的交换引起的；说什么作为商品的产品具有价值，不作为商品的产品就没有价值，或只具有价值形式。他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逻辑上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不无感慨地说：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过社会主义实行经济核算的必要，没有提到过产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因而指明社会主义产品将不转化为价值，这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47]

顾准的上述观点，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应该赞同顾准的观点，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展。江泽民同志说得好：“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48]

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筚路蓝缕，薪火不断，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56年11月，顾准到中国科学院综考会任副主任，其时主任由副院长竺可桢兼任。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气象、地理学家。他们两人在综考会共事期间，配合默契，堪称党内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典范。

1957年，顾准等人与苏联科学院生产力配置委员会联合进行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就是这次考察活动为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埋下了祸根。据吴敬琏回忆：

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都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采取了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行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顾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被迫下乡劳动。1958年5月上旬，顾准来到河北省赞皇县接受监督劳动。从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又随中科院部分“右派分子”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动改造。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了“大跃进”带来的恶果：“左”字开口，“斗”字当头，生产下降；“饥饿——浮肿——死亡”，乃至饿殍遍野，满目惨相，已经公开出版的《顾准日记》收录了他的《商城日记》就是这“一个时代的实录，一个受难的灵魂的实录”[49] 。

披阅《商城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其中震撼心灵的巨大力量。正如上海一位作家沙叶新撰文所说：“顾准正是本着‘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的这样一种‘历史观察家’的精神，使他的日记不但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那段悲惨的社会史，也真实地记录了在被迫‘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苦难的心灵史。使人读后心颤不已，泪流不止。”[50]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灾害时期，河南信阳是全国出名的重灾区（《人民日报》曾作多次报道）。顾准留下的《商城日记》，记录的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时刻——1959年冬季。

在那高唱“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时候，实际祖国上空回旋的却是“饥荒奏鸣曲”。《商城日记》的一大主题，就是记录了当时农民和劳动队员的饥饿问题，至今读来惊心动魄。请看：

民工队来买菜的人说，村里的红薯已经吃光了，这应该是真的。

刘行芝的父亲死了。

肿病——劳动过度，营养不良。

缝纫室张的哥嫂同时死亡，也是肿病。

1959年旱灾，1960年春夏，该还有多少人死亡呢？学会饿肚子……（1959年11月4日）[51]

“历史，给后来者一个经验教训。”（1960年1月9日）[52] 他还强调：“确实，社会责任感是一种崇高的感情，这是区别家雀与海燕的东西。”（1960年1月10日）[53] 同时，他曾写道：“高尔基还区分了家雀与海燕，可是海燕是少数，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1959年12月26日）

顾准是一位热爱真理、尊重事实的思想家，是民族苦难的见证人。俄国作家萧斯塔科维奇说斯大林时代“畏惧是当时所有人的共同感受，我也摊上一份”。因而可以设想：“顾准是人不是神，可能也有畏惧，但他还是说出了真相。我忍不住想象顾准当时的情形：一个人在异乡，远离妻子儿女，饱尝思念之苦。寒冷，饥饿，写日记要借写思想改造笔记作掩护。写了又写，若被发现，则罪加一等。但如果不写，顾准将不复为顾准，良心不复是良心。”[54] 但是，有良心的顾准，正因为洞察一切，而备受磨难。

《商城日记》对时事政治的评论，无隐而恣肆，充满忧患意识，因而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比如：

顾准针砭当时的“反右倾”，他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外面来的，上面来的，所以问题特别大。从下面看，反右倾鼓干劲，声势浩大。其实正如战略投降所举实例，色厉内茬。我曾估计局面要变，前三十天昏昏沉沉的，对此思考不周。清醒过来，考虑一下，局面非变不可。”（1959年11月1日）[55] 又说：“大会堂在开群英会，趁粮食还有，今冬大抓水利，这都是反右倾鼓干劲的必要与本钱。过此以后，又将如何？”（1959年11月4日）[56]

1959年12月6日记：按照苏联的现阶段所提倡与反对的伦理观念而言，可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是在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下集中国力作战时经济式的建设，偷盗小账是不可免的。共产主义是关怀多数人的生活，使生活水平的悬殊减少，并在社会道德方面恢复市民生活的正常秩序，消灭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的畸形。

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实话。那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期而已。[57]

顾准在这里真是“一语中的”，看到了事物的本质。日记中如此记载还有不少，恕不重复。

1960年2月初，顾准结束了在河南的下放劳动返京，不久又到中科院所属的清河饲养场、宁河农场帮助工作，直到1961年11月，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

在孙冶方等人的关心下，顾准于1962年5月，再度进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

孙冶方非常欢迎顾准的到来，将他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为他提供十分优越的科研条件，给他的任务是会计研究。几年后在“文革”中，顾准写自述时说：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五月上旬那一天来所，见孙冶方报到，谈话完毕后到政治经济学组，然后陈德全同志把我带到四楼31号，告诉我这里给我准备的单人办公室，把钥匙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来到经济所搞会计研究，并不完全合乎我的理想。可是这到底是经济所，是六年前我企求进来、已经进来，因为不想当所长而不得不离开的“和尚庙”或“神圣殿堂”，几经曲折，到底还是进来了。这里是研究工作的环境，它比我前四年抓时间读书的环境多么不同！这不过是第一天的感受。在这间办公室耽的时间愈长，这里的优越性愈为明显。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对待我，我在这间办公室里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除了人民大学找来的一些会计书籍和期刊而外，我还埋头读了几本这里那里借来的、前所未见的经济、历史著作，译熊彼特的书（按：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就是这最初的一二个月中动的念头。[58]

孙冶方是一位懂行的、知人善任的专家型领导，所以他为顾准提供看来优越的科研环境和工作环境，并不出于私人的感情，而是他懂得顾准的价值，顾准思想的重要性。在当时乃至今天仍然是国内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经济所，顾准的心情是舒畅而愉悦的，对此，他十分感激孙冶方，毕竟这里与下放劳动的农村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有人在“文革”中也说顾准在经济所“心情舒畅”，确亦如此。

顾准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埋头工作，决心在会计研究上作出应有的贡献”，同时，“想利用这个环境来继续自己的探索，但是这是一个人进行的探索，探索不成功，不想去影响别人”，并要“在经济研究上作刍荛之献”。[59] 因此，顾准重返经济所的两年多时间，并未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会计研究，还作了大量经济研究和翻译工作。

如顾准自己所述：“初期，我花了约一年时间，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又经济所的环境，决不是在农村劳动抓业余时间来读书时那种孤陋寡闻状态，这里可以读到外面无法买到的期刊《译丛》、《动态》，可以读到学部的《外国学术资料》，可以读到哲学、历史、国际经济方面的各种期刊和资料，还可以读到外文期刊，还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仅以政经组的学术讨论而论，在扩大思路方面的好处，就是闭门读书时期无法想望的。这样，在经济所，我恢复了和实际经济的接触，恢复了和经济学界的接触，尤其在后期，即1964年内，我又搞起经济研究，写了价格讨论会的两次发言稿，写了内部研究报告《粮价问题初探》等。”[60]

熊彼特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生于1883年，是奥地利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有人称他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熊彼特是学识最为渊博、思想倾向最为复杂的人物，他是马克思逝世那一年来到人间的，同年诞生的还有凯恩斯。在思想的深邃和著述的丰盛方面，熊彼特是凯恩斯所无法企及的”[61] 。顾准翻译的熊氏著作，至1979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在经济研究所期间，顾准的会计研究也从未间断。鉴于会计这一门学科，即使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也用得着，而当时又面临着提高和改革的形势，顾准虽然脱离会计实务已达20年，然而他对会计理论和技术早已烂熟于心，一旦重新进行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他又驾轻就熟。顾准广泛涉猎中外会计文献，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顾准结合多年来实际工作经验，理论联系实际，立志编著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学巨著，计划写七篇，后来只完成了一篇，即《会计原理》，加上一部内部研究报告《社会主义会计几个理论问题》（两本均在顾准逝世后于80年代初出版），他的研究工作终因遭到政治上的再次横逆和“文革”的冲击，而被迫中辍。

顾准在《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既充分考虑会计技术的细节，也涉及一些经济理论问题，他要求将社会主义企业会计改革的立足点，放在“成本—利润”计算体系，这无疑是切中时弊的，而绝不是什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但是在顾准能够敏锐地作此主张，是甘冒一定风险的。他指出：“企业会计的科目体系，就其基本结构而言，综合了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两者，而这正适合于企业经济核算制的特点。企业会计要从经济效果的观点，尽可能对企业一切经济活动作出经济估价，要网罗一切有关的实物量和劳动时间在自己的体系之下，并发展成为一种极重要的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说，企业会计就是经济会计。但是企业会计同时也是财务会计，因为它负责管理日常的货币资金收支，而从经营基金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出发，也容易拟定精确的财务计划，作出精确的财务计算。”[62]

同时，顾准还强调：“作为经济计算体系的会计，必定同时是作为经济管理工具的会计。因为会计计算的结果（会计报表）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不过为经济分析提供分析资料的工具，只有经济分析，才能检查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才能对经营生产过程作出总结，才能找出改进工作的途径。”[63]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顾准的一番苦心与梦想，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得以实现。

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已在经济所展开。运动的矛头直指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时任特约研究员）。当时，康生、陈伯达欲把他们打成“反党联盟”，对他们反复批判、揪斗。本来，对学术问题展开正常的论争和批评，是完全允许的。这些作者也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正是切中时弊，其基本观点至今仍然闪烁着夺目的光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顾准从1956年开始，就注意到市场经济与经济改革等重大问题，具有超群的政治眼光。

顾准等人及其文章的命运，不是一个人及其观点遭受磨难与挫折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受到的磨难与挫折。后人应该牢记这个教训。

不久在1965年9月，顾准又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下放京郊房山周口店接受劳动改造。

1966年下半年，举世无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顾准在劫难逃，他被造反派揪回了经济所机关，这时他已经不能回家，遭受了妻离子散、家人远离、百般打击的无情痛楚，但顾准仍然“九死而不悔”，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

起初几年，顾准除了参加各种批斗会、游街、监督劳动，还要不停写检查交代、罪行交代等，甚至还要不停地接受各方面的外调。从如下这件事也可以看出顾准品德的高洁。

据顾准本人回忆：“1967年三四月起，外调逐渐增多。1967—1968年冬春达到高潮，最多时一天接待过三四起。外调内容，属于1940年前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期的约占一半，1940年以后也不少……我自己，羞于说我的经历，有那一二次，我也想说说我的‘故事’，他们连听都不想听。如果我说《沙家浜》（按：‘文革’时红极一时的样板戏之一）的县委书记是我们一起搞起来的老战友，他们也许还会嘲笑我这个‘右派’想攀附烈士、英雄的英名来给自己梳妆打扮哩！——既如此，我也就乐于把记忆深深埋葬起来不去触动。现在，每天有人来调查，不回忆不行，有时简直是生活在回忆的世界里了……我对外调人员用‘老实交代’的辞句来询问过去的历史，就会发生强烈的反感……有一点是我始终坚持的：凡是我知道的事，我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必须实事求是地加以陈述。”[64]

即便如此，顾准还常常被外调人员斥责呵斥，由于有时回答“不知道”，竟被认为态度恶劣，动辄发火喝令顾准“滚回去”，这样谈话不欢而散，但是后果却是严重的。因而他常常会因此而挨打。曾经身临其境的经济所的同事赵人伟后来追诉道：“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查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65]

顾准就是这样一位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的伟人，即使挨打批斗，他也情愿不说假话，他的顶天立地、铮铮铁骨的形象，永远留在他的战友心中。

就是“文革”如此残酷的环境，顾准还是孜孜不倦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历史、现在与未来等一系列问题，心中萦绕着“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大问号，从他所记载一份书单中可见他临危不惧，从容钻研的气概：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

（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

（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

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

（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

（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

（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66]

透过这张书单，可以窥见顾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运动要找到他，使他受迫害。他博览群书而非食古不化，他的目光远大而视野开阔；学有所得、精益求精，由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益发清晰。这里补充一点，由他翻译罗宾逊夫人的《经济论文集》一书，在他逝世后，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不幸的是，令顾准抱憾终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68年4月，不堪磨难的妻子汪璧自杀身亡。这一噩耗，过了一年多，才告诉顾准。此时已是1969年11月，经济所奉林彪第一号令，全部下放河南息县“五七”干校。

1969—1972年，顾准开始了艰苦的干校生活。

在干校期间，顾准始终是思想上的强者，即使写写交代，“改造表现”好一点，至少是想少连累家属，他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他在1971年的日记中写道：“出处为何，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因而他发誓：“我决定不做魏连芟，那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67] 所以“去他妈的自满情绪！”可能是他的真实心态。

吴敬琏也是1969年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后，才对顾准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从此结为莫逆之交。据吴敬琏告诉笔者，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吴敬琏从顾准那里获得很大的教益，这对他以后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方法以及为人处世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顾准正以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的身份，在劳改队从事体力劳动。顾准把身受的侮辱和损害视为身外之事，在劳动之余仍然一意不乱地阅读学习。而吴敬琏则因“怀疑康生”获罪，被定为暂不戴帽子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打入劳改队，他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并博览群书，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广泛讨论“文革”的发生，品评古今，虽然两人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互相启发而感到无比欣慰。[68]

现已问世的《顾准日记》，第二部分即是《息县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顾准从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从“北京—东岳—明港”的经历，主要的内容是学部干校的生活实录，从中已闪烁出后来顾准在与其弟通信中所阐述的那些独立思索与见解。这些日记，不仅是顾准思想形成的心灵轨迹与政治文化背景，而且是特定的荒诞时代的真实反映，一个民族遭受的“痛史”。

这份日记仅是顾准苦难生活的一个片断，中间有对劳动改造的记录，又有对共和国命运的忧思。有一种舆论，对《息县日记》存有反诘，认为观照出“两个顾准”（林贤治）[69] ，又谓是“伪日记”（沙叶新）[70] ，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顾准就是顾准，世上只有一个顾准，日记中某些假话、空话，只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须知那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你得随时应付不知道什么时候降临到你头上的突然袭击，所以读《息县日记》恐怕要注意到这点。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份日记中，顾准决意告别会计学。早年，顾准是以会计学研究知名于上海滩，年纪轻轻就是一位会计教授。在干校劳动时（其实已是他的晚年），他认为会计学固然重要，会计事业是永恒（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能取消经济核算），但它毕竟处于从属地位。在顾准眼里，紧迫的问题是社会和现实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

顾准在1971年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会计一道，不想再碰。二十年前旧业，也不想再操了。”[71] 为什么呢？在同年2月21日的日记中可以找到理由：“回忆1968年8月前读书二年，1968年12月起释卷，迄今也已二年半左右了。一旦摘帽，方毅那里信是要写的（按：顾准准备致函方毅，是想建议国家成立总会计局），关于会计、管理的‘文章’则不准备写了，因为实际状况的变化，据报纸上所登载的不过十之一二，其他情况一概不知道，全面的论述并无根据。而且今后我究竟在哪一方面有所效力，尚不确定。会计、管理固然是一个方面，倘若沾手，会占去我全部精力，1963—1964一年间全力以赴，成就有限。现在想想我几章‘会计学’草稿，实在一无是处。要做这方面的工作，还确实要有一个班子，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要准备长期搞下去，并不是‘浅尝辄止’所能解决的，这样，陷下去容易，拔出来就难了。”所以，顾准打算先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他继续写道：“也把前些时候写的几张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卡片拿出来重读了一下，其中关于法兰西大革命的再估价部分，上次写着写着就搁下笔来了，想起来要对这个问题真的能够有所认识，还必须把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史，尤其是16—17世纪的法国史弄得有个眉目，才能形成初步意见。人寿几何，能够二个拳头打二个人，甚至妄图长出第三只第四只手、第二个脑袋么？”[72]

这样，尽管条件十分艰苦，顾准仍在不倦地思索。

稍许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后，所处环境略有改善。据骆耕漠回忆，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所以对顾准等人的看管已经不是那么严了。从这时候起，顾准继续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他争分夺秒，想要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切。

顾准系统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73] 王元化的这番话于十年前的1989年，至今还是发聋振聩。他的评价并不过誉，随时间的推移，更加证实了这一点。

回京以后，顾准有家不能回，他只好蛰居建国门内5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由于长期的煎熬与迫害，造成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据当时相处一住的吴敬琏说：“早在1969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74] 就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从《顾准日记》我们可知，1974年2月12日起，顾准开始撰写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他去世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整个写作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它虽然是一份读书笔记，却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笔记共分六章，顾准原拟写就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不幸病逝。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对许多似乎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

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75]

现代西方文明因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公认。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做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

（1）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2）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

（3）在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顾准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插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76]

现存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记载他读书的轨迹。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谟）、《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日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述》、《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考古》、《国外科技动态》、《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食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西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目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信（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说：

“这本集子是作者（按：指顾准）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 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茕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他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直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二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诉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77]

从《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中，可以看出在顾准眼里，为了推翻反动阶级的暴力革命，为了破除旧世界可以采用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革命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78]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金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79] 话说得可能有点尖利，但是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从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是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80]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按：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

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六七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81]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文集》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瞭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82]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炼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发人深思。

顾准思考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在晚年短短的时间里，他还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代表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共分四个部分。这本来是一篇谈《资本论·原始积累篇》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其实这些原著，顾准早就读过，这次重读，他又有心得：“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83] 顾准刨底寻根，从资产阶级的渊源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发展起来的。从而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他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必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式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84]

尖锐的问题需要回答，顾准指出：“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由，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地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85]

而差不多一个半多世纪来，中国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写道：“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86] 顾准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

因而，顾准大胆提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87] 。而在中国，之所以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长期统治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

在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就在“评法批儒”的一片喧嚣中，顾准以冷静的解剖刀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巫与史，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对这一论断，他是赞同的：“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续文武周公的道德，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的，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又说：“所谓文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天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顾准看来，史官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他指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虽然“说过分了”，即“庄周、惠施，有‘至大天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按：即首脑人物）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88] 顾准这番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后得出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顾准对史官文化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剖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同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乐民曾撰文附和：所谓“史官文化”也者，其核心是宗法、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于今日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社会之发展，经济固然是基础；而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法”、“道德”之类依然支配着社会，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一条人们烂熟于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换言之，如果旧制度的法权不变，依然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纵使经济上有发展，也无由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说这本已有之的“萌芽”是被外国侵略者扼杀的，其结果倒是开脱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责任。顾准懂得历史，更有“文革”的切身体验，因而对所谓“史官文化”之窒息思想和妨碍进步，感触特深，……顾准是作财经工作出身的，却得出不能以经济因素单打一地决定社会进步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吧。[89]

科学与民主，也是顾准这一笔记的重要内容，所谓顾准精神，可谓“科学精神”之同义词。顾准认为，要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营造民主的氛围，必然与当时的氛围形成冲突，他指出：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论人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90]

顾准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维护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并以“为人类服务”的伟大思想，发出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相违的正义之声。在顾准看来，民主是手段，进步是目的。他指出，为了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权威主义，他强调：“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心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91]

概括地说，顾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同样也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这样，什么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以及根本方法也就不存在；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第一原因，没有上帝，同样也就不会有天国的降临，有的只是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断的无止境的“进步”，只是人对人的自身处境不断的无止境的“改善”。顾准把这种科学精神也称为哲学上多元主义，它其实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它是与绝对权威主义相对立的。顾准认为正是这科学精神，才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人类进步。进步，不正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要确保人类进步就必须确保科学精神，而要确保科学精神则要实现“完全的民主”。因而，顾准说，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维护科学精神的民主才是实现进步必须采用的方法。

顾准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大义凛然地指明——“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92] 这些话发聋振聩，洵为至理。

顾准强调要把民主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根本上折射出顾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的反思。

在顾准看来，“民主集中制”尽管有“民主”于其中，但实质上是非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掌权者”在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集中”之中。对此，顾准有精辟的论述：“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结，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93] ”正是为了防范“民主集中制”，顾准坚持在“科学与民主”中只有把“科学精神”作为前提，而不是把“民主”作为前提。“把民主作为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因为科学精神是多元主义的，它拒绝绝对真理。这样，以科学精神为前提，于是“我们”就会对“你”的集中、归纳的正确性、神圣性提出质疑。“我们”才会反对“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同时，顾准主张的“完全的民主”，与“文革”时期的“极左”的“大民主”是两回事。其实，对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探究，由来已久，他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

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便反思，19世纪末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过于思想内容“单纯”，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粗率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为此他要求：“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94] 。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原因何在？

顾准潜心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要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顾准针对那种希望通过“大跃进”与“文革”，推行类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建成色彩杂驳的“公社”体制，实现终极理想社会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以极大热忱赞许的巴黎公社，是为法国大革命还愿。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不幸具有一个致命伤：“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不过这样的话，引出一个始料不及的结局：

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比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历史就是如此，现实更不容乐观！顾准极大的理论勇气与现实关照揭示了这一“真正革命的”[95] 真相。

顾准率先在理论高度，说破了“文革”内核深藏的极左症结（与直接民主、高调民主论调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为“文革”的顺利发动与长期持续，提供了条件。而在顾准眼里，“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96] ，他深刻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变通形式。

长期浸润于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顾准，心中游刃有余，他钟情于间接民主：“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发展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度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97] 顾准据此举了中国现实的例子：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98]

顾准的思维汪洋恣肆，又不失理性，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实施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指明了道路。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其意义不在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之下。

“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99] 这样的点悟，只有顾准做到了！

顾准在生命的最艰难时刻，曾多次向友人袒露心迹：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顾准以人为本，高瞻远瞩，首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渗论，将经验主义哲学旧瓶装新酒，为中国改革所做的一系统创新设想；充分重视中国国情，在思想构筑中率先提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有多元样式，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前瞻思考，无疑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遍览21世纪全球现实，中国正向纵深发展的改革大业，瑞典与奥地利建立的“杂交型社会主义”社会；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创立的“公平正义合法的自由主义”思想……无不证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成果，富有生命力与历史推动力，也证明了顾准超前30年为中国所做的改革思维，兼具批判性与独创性。[100]

读顾准的书，人们的内心深处总能被他的许多石破天惊的见解所激荡，难怪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深刻，他的博大，他的尖锐，他的一针见血。《顾准文集》中关于东西文明的对照分析，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防止当权者发展成为皇帝及其他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希腊文明的关系时恩格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关于斯巴达精神就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伪善；关于中国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等等，顾准好多这样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更敬佩顾准的精神，更崇尚顾准的人格力量。

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理念，他是反对集中的目的。那么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观察他的理论也应该这样。就是他的许多见解，再深刻也是一元。他的思想上的理论是完全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好多不同意见，他只是一元。如果说把顾准作为一种集中性，那就歪曲糟蹋了顾准学说，他只是一元，完全可以议论。但最可贵的是顾准精神。那么我就想什么是顾准精神？我们认为顾准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就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那种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中国最需要的是这种精神，这是核心。那么围绕这个核心，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是顾准爱真理胜于他的生命的这种精神。为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置荣辱于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放弃太阳系学说，这是顾准精神，他的一生经历就是这样。

顾准拖着病躯，顽强与死神赛跑，为中国思想史留下了一部“真的书”，正如钱理群在1998年第5期《东方文化》杂志发表的《鲁迅与顾准》一文中指出：“正是为了反抗精神死亡，我曾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郑重推荐《鲁迅》与《顾准文集》，我这样写道——这是本世纪两个‘真的’写的‘真的书’。”[101] 正因为如此，顾准英灵不死，顾准精神永驻。

1974年11月初，顾准实在病得严重，被送进医院治疗，11月中旬，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讨论，正式宣布摘去顾准的“右派”帽子。

临终时刻即将到来，顾准显得十分冷静而理智。据吴敬琏回忆：“因为大夫在查房时用英语说明顾准的病情，他便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在这以后，他把我叫到医院去，非常冷静地告诉我，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过不久就会气管堵塞说不出话来，所以要趁说得动话时作一次长谈，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那时，要能拿得出来东西报效国家。”

在同篇文章中，吴敬琏谈到顾准的最后日子时说：“后来果不出顾准所料，他很快就因为癌肿堵住了气管而说不出话来。入院才两个月，已告病危。也许是预感自己行将不起，有一天，顾准让人带话给我，……希望我能去陪他。当天下午我去医院，这时的顾准已经处在临危状态，癌肿几乎把气管完全堵死，他只靠全部力气从高压氧气瓶中抽进的一点氧气维持着一缕如丝的生命。他的兄弟陈敏之为他梳妆完顿以后离去，我独自坐在他的床前，握着他的手，希望他能够入睡。大约到了11点钟，他挣扎着用完全听不见的声音和手势示意我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刚刚迷糊过去，就被前来抢救的医生和护士的脚步声所惊醒。在他故去以后，我首先打电话通知的是陈敏之和他的妹妹陈枫。”“打完电话，我就和一位年轻的护士一起送顾准去太平间。在推车去太平间的路上，顾准临终前的一幕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嫉恶如仇却又充满爱心、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伤。”

顾准的忌日是1974年12月3日。

粉碎“四人帮”以后，顾准历年受到的错误处分被彻底推翻，得到彻底平反，重新恢复了政治名誉。1980年2月，在北京为顾准和汪璧召开了追悼会，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顾准的遗著和思想，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在思想界，顾准研究将成为一门久经不衰的“显学”。

（本文的撰写，得到了著名学者、顾准之弟

陈敏之先生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

【注释】

[1]陈敏之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

[2]陈敏之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后来对此进行修订有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作为顾准百年经典之一，新近还推出由陈敏之、高粱、罗银胜编《顾准文集》[纪念珍藏版]，敬请垂注。

[3]中国青年出版社于2002年1月出版的《顾准文存》一套四卷，包括《顾准文稿》、《顾准自述》、《顾准日记》、《顾准笔记》，陈敏之和顾南九（即顾准次子高梁）选编。

[4]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出版。

[5]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728页。

[6]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见陈敏之编：《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21页。

[7]原载《新青年》，1926年3月25日第3号。转引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397页。

[8]此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潘序伦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题词。

[9]潘序伦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一书所作的序言；《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上海）1984年8月版。

[10]陈敏之：《一件往事的追忆——纪念顾准逝世二十周年》；载《上海会计》，1995年第6期，第3页。

[11]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4页。

[12]丁苏民：《顾准同志是我最敬佩者之一》，载《立信校友通讯》，1995年5月30日第39期，第2版。

[13]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页。

[14]原载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99页。

[15]顾准：《顾准自述》手稿，第18页。

[16]转引自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合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06页。

[17]详见《中共上海市组织史资料》。

[18]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载《上海滩》1993年第7期，第27页。

[19]潘序伦：《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5页。

[20]陈敏之：《会计事业的生命是无限的——庆贺潘序伦先生从事会计事业六十周年》，见《犁地集》，学林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79页。

[21]《顾准自述》手稿，第54页。

[22]原载《职业生活》，1939年第1卷第4期。

[23]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5—1949.5），知识出版社（沪版）1989年1月版，第508—509页。

[24]《职业生活》第一卷，第330—331页。

[25]孙治方：《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见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2页。

[26]中共上海市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7期，第15页。

[27]转引自陈修良：《孙冶方革命生涯十六年》，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年11月版，第43页。

[28]王元化：《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见《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9—510页。

[29]陈敏之为顾准遗著《会计原理》所作的《写在前面》，见顾准《会计原理》，知识出版社（沪版）1984年8月版。

[30]陈修良：《坎坷一生的思想家顾准》，载《上海滩》，1994年第6期。

[31]陈丹晨：《喃喃自语——〈顾准日记〉读后》，载《博览群书》，1998年第1期，第10—11页。

[32]张劲夫：《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载《文汇报》，1993年7月9日，第5版。

[33]戴园晨：《历尽艰困终不倦的经济学家——读〈顾准文集〉》，载《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42页。

[34]顾准：《控制计算与依靠群众》，载《税务通讯》（上海），1950年10月19日第32期，第901页。

[35]顾准：《基层负责制与现场检查制度》，载《税务通讯》（上海），1950年11月23日第81期，第901页。

[36]顾准：《顾准自述》手稿，第278—279页。

[37]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现存顾准之子高梁处）。

[38]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5页。

[39]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27—29页。

[40]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4页。

[41]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17—18页。

[42]《顾准中央党校日记：1955年9月—1956年7月》手稿，第18—19页。

[43]顾准：《顾准中央党校日记》手稿，第88—89页。

[44]参见刑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第50—51页。

[45]此文发表于《文汇报》1993年7月9日。

[46]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91页。

[47]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见张问敏、张卓元、吴敬琏编：《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论文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第50页。

[4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页。

[49]李慎之：《智慧与良心的实录》，见《顾准日记》序二，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页。

[50]沙叶新：《泪眼读顾准》，载《文汇报》，1997年12月3日，第8版。

[51]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2页。

[52]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05页。

[53]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70页。

[54]张卫民：《苦难与良知的见证》，载《博览群书》，1997年第11期，第32页。

[55]《顾准日记》，第11页。

[56]《顾准日记》，第13页。

[57]《顾准日记》，第37—38页。

[58]《顾准自述》手稿，第336页。

[59]《顾准自述》手稿，第337页。

[60]《顾准自述》手稿，第335页。

[61]张佳平、伍晓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3月版，第109页。

[62]顾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页。

[63]顾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7页。

[64]《顾准自述》手稿，第375、377页。

[65]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载《改革》，1998年第2期，第59页。

[66]《顾准自述》手稿，第374—375页。

[67]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61页。

[68]根据1989年7月4日采访手记。

[69]林贤治：《两个顾准》，载《南方周末》，1998年2月6日，第16版。

[70]沙叶新：《泪眼读顾准》，载《文汇报》，1997年12月5日，第8版。

[71]《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73页。

[72]《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239—240页。

[73]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9页。

[74]吴敬琏：《何处求寻大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0页。

[75]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第2版，第23页。

[76]吴敬琏：《何处求寻大智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6—387页。

[77]《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8页。

[78]《顾准文集》，第424页。

[79]《顾准文集》，第256—258页。

[80]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7页。

[81]均见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7—508页。

[82]原载《中华读书报》，1995年7月15日，第2版。

[83]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1—272页。

[84]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85]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86]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4页。

[87]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88]《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3、344、243页。

[89]参见陈乐民：《不见人间宠辱惊》，见氏著《学海岸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90]《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8－369页。

[91]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页。

[92]《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44－345页。

[93]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302页。

[94]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3页。

[95]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3页。

[96]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4页。

[97]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21—322页。

[98]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9—320页。

[99]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见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100]参见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载《读书》，2005年第2期。

[101]参见《文汇报》，1998年10月17日，第2版“书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