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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_顾准追思录

时间:2022-08-06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_顾准追思录乍然一看,顾准是一个除了劳动、接受批判以外,就是一个埋头于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我想以这两件事为引子,探讨一下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感情世界。说到顾准的感情世界,我认为他的感情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所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汪璧先是他的战友,后来又成为他的爱妻,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

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_顾准追思录

乍然一看,顾准是一个除了劳动、接受批判以外,就是一个埋头于学问的人;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然而,顾准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想从自己直接遇到的两件事情谈起。

第一件事:顾准为什么对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Kenneth E.Boulding,1969,1970)一文赞叹不已呢?大约在1973年,顾准手握载有鲍尔丁这篇文章的美国《经济评论》对我说:“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习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成中文。”我试着啃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看来英文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底子都不行,实在啃不动,只好作罢。当时张纯音也在试着翻译顾准布置给她的文章。她的感受同我类似,甚至风趣地说道:“我几乎把文章中的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查过词典,但也无法理解文章的意思。”她还说:“我青年时代可以看懂英文原文版的电影,看来主要是经济学的水平不行。”当时我们对顾准能看懂这一类“天书”都很佩服,但由于自己看不懂,所以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赞赏。

第二件事:顾准为什么在读了德国的短篇小说《茵梦湖》(台奥多尔·施笃姆作,1851;孙风城译,1983)以后而怆然泪下呢?为了学习英语,我当时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茵梦湖》来读,并带着书向顾准请教其中的英文理解问题。当我请教完毕以后,他说:“你把书留下让我看几天。”过了一些日子当我去取这本书时,他居然对我说:“我是边看边流眼泪看完这本书的。”我当时对他如此动情不得其解。因为,《茵梦湖》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描写德国的一对青年男女莱因哈特和伊利莎白之间自幼具有青梅竹马式的感情而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扰而未能成婚,女方则由母亲作主嫁给了一个拥有大量遗产(包括茵梦湖在内的庄园)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男主人公莱茵哈特则终身不娶,直到老年,仍以钻研学问作为终身的寄托。其实,这样的爱情悲剧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从罗米欧与朱丽叶,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是家喻户晓;但为什么顾准要对《茵梦湖》如此动情呢?现在回想起来,看来是《茵梦湖》中的主人公莱茵哈特在老年时的处境使他触景生情而怆然泪下,记得当时他把书还给我时意指书中的主人公连声说道:“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呀!”(www.guayunfan.com)我想以这两件事为引子,探讨一下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感情世界。

由于我当时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没有同顾准讨论过道德问题。不过从他如此赞赏鲍尔丁的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关注经济人和道德人及其关系的研究。事过20多年,我又从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出上述鲍尔丁的文章来读。鲍尔丁一开始就风趣地说,亚当·斯密强烈地要求经济学家既成为亚当,又成为斯密(亚当,即Adam,在圣经中是人类的始祖;斯密,即Smith,其英文含义是工匠)。我想,鲍尔丁在此是“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成为经济人,又成为道德人。其实,任何经济社会都离不开如何处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在吸引着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我还在青年时代就听陈岱孙教授讲这个问题,据说他直到晚年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颇有新的收获。比陈岱孙要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茅于轼等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如汪丁丁、杨春学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人们发现,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是不行的,但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和道德的调节(鲍尔丁称之为“共同价值”,即“common value”)也是不行的。如上所述,顾准属于我国市场改革的先驱,他肯定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一个经济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道德准绳这一点,我想顾准也应属于先知先觉的行列。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

如果我们从他的学术思想转到他个人的为人处世,顾准也是一个具有道德情操的人,一个讲道德的人。还在“文革”之初,顾准同孙冶方都在一个劳动队里劳动;顾自豪地对孙说:“我手上没有血”,意思是“我虽然挨过那么多的整,但我没有整别人”。这一情景,是顾准逝世以后若干年,孙冶方出狱以后亲口对我们说的。我认为,顾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自豪的。他挨整,但并不想通过整人来取得补偿,正如被偷的人不通过偷人来取得补偿一样。这一点,同他在接受外调时宁愿挨打也不说假话一样,是建立在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基础之上的。在“文革”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调人员向顾准调查他以往同事们的历史问题,他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尽管有时因不能迎合某种需要而挨打,但他决不通过胡乱咬人来求得个人处境的暂时改善。

说到顾准的感情世界,我认为他的感情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所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之间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对于这种失衡的或不对称的感情,我们甚至可以列出一个单子来:

1.他热爱自己的母亲。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同他的母亲在地理位置上只有一街之隔,但至死不得相见,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时,他母亲住在东长安街南侧的公安部大院,他自己则先住建国门内的学部大院,后住协和医院,均在东长安街的北侧。这种一街之隔而老死不得往来的局面,在柏林墙已经倒塌、连海峡两岸的交流都在日益加强的今天,也许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但对于当年的顾准母子来说,那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2.他热爱自己的妻子。汪璧先是他的战友,后来又成为他的爱妻,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然而,1968年4月当汪璧被迫害至死以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同妻子的遗体见面告别的机会,而且连妻子的死讯也对他隐瞒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结合起来的感情却在另一场莫名其妙的烈火中遭到了无情的撕裂。以这样一种无情的撕裂来对待一种真诚的结合,怎能不令人感到此恨绵绵呢?!

3.他热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能不接受子女们同他这个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现实。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的一往深情却从未中断过。他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他翻译上述著作的经济动机就是要为子女们准备一点上学时的培养费用。有一次,我到学部大院八号楼去看他,见他卧床不起,就问他为什么大白天还躺在床上,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他得知女儿已回到北京,想同女儿见一面但不能如愿,一时心中不悦以致起不了床。我虽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也无法解除他心中之闷。大约20年以后,我在夏威夷同顾准的女儿顾秀林相遇。我对她说:“你爸爸生前对你们这些子女的爱怜之情你们没有直接感受,但我还略知一二,当时你爸爸想见你而不成都起不来床了。”顾秀林回答说:“当时我还比较小,我爸爸想见的是我姐姐。”

父母同子女之间的感情也许并不要求绝对地对称。我的家乡有这样一句俗话:“父母对子女的心像路一样长,子女对父母的心像筷子一样长。”作为自然人,这种现象也许并不奇怪,连动物界也都可以看到。但人类社会毕竟脱离了动物界。作为社会的人,就不仅要提倡“携幼”,而且要提倡“扶老”,这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中国人还提倡“敬老”,这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标志之一。人类文明总要经常校正“自然秩序”之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市场机制也是一种“自然秩序”;在市场失灵的场合,还需要政府和道德的力量来校正市场这种“自然秩序”之不足。在家庭关系中,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具有更多自然因素的话,那么,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应该具有较多的社会因素。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顾准同其子女的家庭关系中社会规范对自然秩序的校正是逆向进行的:不但筷子没有被拉长,反而被折断了。应该说,这种“逆向校正”的行为不仅是反社会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显然,这既非顾准之过,亦非其子女之过,他们都是受害者。

4.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他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和革命事业的。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举的;而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恋,也不可能有这种献身精神。甚至在个人处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对于祖国建设的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展都表示出由衷的喜悦(《顾准日记》,1997年版)。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撤职罢官,两顶“右派”帽子,常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三番五次的批斗,无穷无尽的交代与检讨。

5.他也热爱自己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无论是学部的医务室还是协和医院都没有确珍,一直把这些症状当作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到了晚期。他深知住进协和医院已面临着“前门进,后门出”的命运。这时,他除了表现出一贯的坚强以外,仍然向我流露出对自己的生命之恋。他说:“在干校时,连邵心洁的爷爷到了八十多岁也不想死,难道我不到六十就心甘情愿地去死吗?”是的,他追求真理的庞大计划还刚刚开始,怎舍得就此了结呢?

那么,顾准是怎么对待他的感情世界中的这种悲剧的呢?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哀而不怨”。“哀”是一种事实,“不怨”是一种态度。就“哀”的程度来说,我认为,上面所说的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中的“哀”都无法同顾准所经历过的“哀”相比。如果说,像梁祝这样的哀史,用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表达的话,那么,顾准的哀史,没有整个交响乐团的万管齐鸣和万弦齐拨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他的“不怨”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不计较个人恩怨,例如,他对其子女一直采取“宽恕”的态度。第二,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着眼于未来,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向前看的意思。我认为,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如上所说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而且也是他个人品格中兼有激情和冷静(理性)这两种互补的特性的反映。记得他60年代初期就经常勉励我们说:“经济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数学家的冷静。”我想,他也是一直以这两种精神来自勉的。试想,如果没有激情,他能够啃着两个冷馒头在北京图书馆蹲上一天去探索历史和未来吗?如果没有冷静和理性,他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以避免一场以牙还牙的疯狂发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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