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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_顾准追思录

时间:2022-08-06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_顾准追思录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不过,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我认为顾准又有两点是超越于孙冶方的。

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_顾准追思录

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1972年从干校回京以后,他住在建国门内五号学部大院的八号楼,相当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的位置。他在八号楼对我说:“我虽然在抗战以前写过会计学的书,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真正搞学问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罢官以后,特别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后。”他的英语也是自学的。他说,抗战以前,他的英语达到了可以粗读英文报纸的程度。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人们常把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书法家、医生等称之为“马背书法家”、“赤脚医生”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何尝不可以把顾准称之为“马背学者”、“赤脚学者”呢?

不过,就顾准而言,“马背”和“赤脚”仅具有自学成才的含义,而决无水平不高的含义。因此,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

就博大而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到会计学、经济学、数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许多学科领域。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三个博士。”我问他:“哪三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对于他可以拿经济学博士这一点我当然深信不疑。当时他正在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以研究希腊城邦制度作为起点。对于可以拿历史学博士这一点也完全可以相信。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对此,我当时就感到惊讶和钦佩。后来,经孙冶方的热情推荐,我在80年代初期到英国牛津大学去进修,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也学了一点数学,但可以说高等数学根本没有学进去。不仅有许多概念未弄懂,即使有的概念弄明白了,但未演算习题,懂了也不会应用。都是40多岁学数学,但我自己就无法同顾准相比了。

就精深而言,我认为,他一直站在经济学探索的前沿阵地。他的许多经济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界具有超前的地位。(www.guayunfan.com)首先让我们放到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界的背景中去看顾准。在50年代,中国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照搬斯大林的著作以及根据斯大林的著作所编的苏联教科书。不过,鉴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出现了要求经济改革的思潮。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张劲夫,1994)。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实际上形成了两大派。当时的经济研究所内,两大派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运转派和意识形态派。运转派以孙冶方为代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讲究效率,即要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并要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红线”;还强调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即不仅要考核活劳动的效益,而且要考核物化劳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意识形态派的代表人物在此从略,不过,从1964年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孙冶方的批判,基调就是要以“阶级斗争”这条“真红线”来代替“最小—最大”这条“假红线”和“真黑线”。可见,就经济研究所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而是从1964年的“四清”就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又要回到顾准。顾准当时刚摘掉“右派”帽子,处于没有资格参加上述问题争论的状态。然而,从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来说,属于运转派是毫无疑问的,不妨称之为潜在的运转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在运转派中,孙冶方属于有计划的生产价格派,顾准则属于要让价格机制真正起作用的市场派。

在这里,如果我们把顾准的经济思想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作一点比较是颇有意思的。我认为,孙冶方和顾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持批判态度,竭力主张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共同的。而且,由于他们不同的处境,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阶段,在分析和解剖传统体制的弊病方面,孙冶方比顾准作的贡献要多一些。不过,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我认为顾准又有两点是超越于孙冶方的。第一,在理论上,孙冶方主张的是有计划的生产价格,而顾准是要让真正的价格,即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这一点在他上述1957年所写的文章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尽管当时在表述上仍然袭用苏联的经济核算制之类的术语,但他提倡经济核算制的最高限度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第二,在方法上,孙冶方用的是平均概念,生产价格就是以利润平均化为前提的,而顾准除了有平均概念以外,还有边际概念。尽管我们未能见到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但他具有这方面的素养是可以肯定的。记得在干校后期,他在同我聊天中居然对“颗粒还家”的问题进行了边际分析。他说,颗粒还家的精神无疑是好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从经济的操作上来讲,还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如果一位农家老妇上地捡麦穗,每天能捡回十斤八斤麦子当然很好,但到后来如果每天只能捡回一斤麦子,而她每天的消耗也要一斤麦子时,就到了一个边界。我问他,如果这位老妇不上地捡麦子在家里闲坐每天也要消耗六两麦子,应该怎么办?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至少每天要捡回四两麦子才值得这么做。考虑到他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方面的素养,特别是在导数和微分方面的素养,我深信如有机会他是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边际分析的。如果他的生命可以延长到孙冶方出狱以后,那么,他们两人的合作也许会超过50年代。例如,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是无法量化的,他的利润最大化或所谓的利润挂帅也没有量化过。如果顾准能在方法上助孙冶方一臂之力,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必然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来。

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顾准能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一定会以30年代投身于革命事业一样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新的事业中来,而且会以他的智慧为这场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举例来说,为了探讨市场取向的改革,我国经济学界曾在80年代对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虽然也参加了这场讨论,但现在回想起来,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那场讨论的学术水平是不够高的。例如,当时在讨论计划和市场如何相结合的问题时,有所谓板块结合论和有机结合论的区别,我当时还以为自己属于有机结合论而同板块结合论完全不同。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两种观点在思想方法上都没有跳出平面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从1959年在上海召开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讨论会开始,到80年代初、中期为止,一直在我国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在上海会议时,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认识是:计划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太极图式的“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关系。到了80年代,特别是在1981至1984年间,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以内,就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板块如何相结合的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有趣的是,当时的市场派极力主张把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纳入计划经济的范围,而当时的计划派则主张只有指令性计划才属于计划经济(如图所示)。于是,讨论的空间就是,市场派主张把B线往A线方向移动,以缩小指令性计划,但仍不违背计划经济为主的原则;计划派则主张把B线往C线方向移动,以保持指令性计划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场讨论在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中不失为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且也颇具中国特色。然而,在国际接轨方面则又嫌不足,在思维方式上则仍被板块论所困扰。而且,即使是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结合论者(包括我在内),也只不过是把太极图中间的那根S型曲线加以锯齿化或弥散化而已,仍然没有跳出平面思维的局限(赵人伟,1985)。到了80年代的中后期,当讨论进入到国家—市场—企业的关系时,情况才有所进展;在思维方式上,也逐步地以立体思维来取代平面思维(赵人伟,1988)。完全可以想象,如果顾准能够参加这场讨论,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指点迷津,提高讨论的学术层次。

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在1973—1974年间,不仅集中力量研究希腊城邦制度,而且也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记得他曾从我手头借去《诸子集成》中儒家和法家的有关论著,又从别处借来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研读得非常仔细。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文献,他也非常重视,还经常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一些文章让我们这些向他学英语和经济学的人阅读和练习作翻译。他还告诉我,在“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等著作,译稿在商务存放,并答应出版以后送我一册。遗憾的是,此书译本在顾准逝世以后五年才得以出版。我手中所存的此书译本是他的儿子按照父亲的遗愿送给我的。然而,即使从这一些片段我们也可以看出,顾准是从总结整个人类文明(civilization)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来分析现状和探索未来的。作为一个学者,他确实是站在高山之巅,而不是尾随权势之后。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曾师从熊彼得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关淑庄女士曾经对我说过:“你们五十年代在中国大学里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同我们以往所受的经济学教育在背景上是完全不同的。你们的教育背景是两因素(指商品两因素),我们的教育背景是两条线(指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所以写起文章来当然就不一样。”对此,我又联想到顾准。尽管他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就他的知识背景来说,应该说是两因素和两条线兼而有之。因此,如果他能够活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在推动经济学的国际接轨方面也一定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

在研究顾准的学术生涯时,我认为他的表达能力和文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当然,他的文笔之流畅和清晰是同他的见解之透彻和独到联系在一起的。不过,许多问题经他一说一写就令人折服,这确实是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勤奋的综合效果。据说,顾准于1965年第二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前后曾写过不少的交代材料。当时担任经济研究所“四清”工作组的组长看了这些交代材料之后都对顾准在交代材料中所反映出来的文笔非常赞赏。联想到今日中国的文坛,有一些中国人抱怨看不懂中国人自己写的某些东西,有一些外国人也抱怨看不懂某些中国人写的有关外国的东西,这确实值得令人深思。我想,这里的抱怨看不懂,不应该包括读者知识结构的局限所引起的那一部分,而仅仅包括作者表达不佳所引起的那一部分。如果我的这一界定是可取的话,那么,这种令人不懂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总不能说吸收外来文化必然如此吧!顾准是一贯重视吸收外来文化的,但他写的东西为什么能做到深入而浅出呢?看来,作者自己先弄懂和弄透是一个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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