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_李大钊被捕资料

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_李大钊被捕资料

（十六）碧血春花——李大钊就义前后

侯健美

2007年4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英勇就义80年纪念日。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近年来，有关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被发现，更多亲历者的讲述见诸报端，这使得当初大量缺失的真相与细节日渐显露出来。那段慷慨悲歌、令神州色变的死难历程，如今正变得完整而清晰。(www.guayunfan.com)黑云压城

屠刀其实早在1926年就举起来了。

这年的4月间，直奉鲁豫联军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开进了北京。对于城中的革命者，连年混战的反动军阀们表现出难得的一致。联军随即公布的治安条例里特别规定：“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虐政屠刀之下，北京城里封禁报馆，钳制舆论，共产主义和一切不符合军阀心意的言论都成了杀头的罪名。《京报》社长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先后遇害。400余名爱国学生上了被通缉的黑名单，说他们有“赤化嫌疑”。受军阀掌控的宪兵团、军警和密探增加了4万余人，他们在京城的学校、报馆、机关、邮局里四处打探，闻风而动。一时间，北方群众运动陷入低谷，革命领导人纷纷南下。

尽管如此，奉系军阀张作霖“讨赤”的心意仍不满足，这位“讨赤联军总司令”自从1926年6月进京之后便执掌了北京政权，年底又自我擢升为“安国军总司令”。他早就和军阀头子们商量好，将捕杀邵飘萍、李大钊等人列为特别紧迫的军事行动。

张作霖等军阀头子对李大钊的痛恨是与恐惧交织在一起的。

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四面受敌，东有张作霖，西有阎锡山，南边还有吴佩孚的人马。危急下，多亏李大钊及时出面，通过当时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恳请苏联提供军火援助。有了李大钊的奔走，国民军不断扩充军源，并得到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这才具备了与北方军阀相抗衡的资本。

当时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期，李大钊兼任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长，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北方群众运动一波连一波，高潮迭起。军阀们当然将李大钊视作北方的头号“赤敌”。

眼下，邵飘萍已然被除掉，李大钊又在哪里呢？张作霖觉着骨鲠在喉。

李大钊当时并没有离开北京，就待在东交民巷，距离被张作霖当做大元帅府的顺承王府不远。

自打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东交民巷一直就是各国驻华使馆区和兵营的所在地。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人未经许可不得擅入，若要进入，必须解除武装。所以，东交民巷成了落难国人的避风港。变法失败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去过；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的末代皇帝溥仪去过；“辫帅”张勋被讨逆军追得无处可藏时也去过。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政府严令通缉李大钊等人，说他们“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为了躲避通缉，李大钊带着两党机关以及一家老小，搬进了苏联使馆地界儿上的俄国兵营（现在的“苏联豁子”巷以西）[77]，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法日使馆“举报”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卫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不大对劲儿，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他们觉得奇怪，但也不明其理。苏联使馆的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听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有什么人深更半夜里讲话和争论，仿佛忙得顾不上休息，也不知疲倦。

1926年夏天，躲在俄国兵营里的李大钊的确很忙。彼时，国民军与“讨赤”联军正在北京南口鏖战，奉直晋三大军阀的42个师、47个旅、890门大炮、946挺机枪、59万人马陷在南口的崇山峻岭间。同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很快打到湖南，直逼武汉，锐不可当。

当时的中国乱成一团，从北到南，一路战火不休，信息不畅。坚守北京的李大钊就成了连接南北革命斗争的关节点。一条条军事情报、政治情报汇聚到俄国兵营里那座小院，再秘密地分转出去。情报的正面写上些不相干的话，背面用牛奶书写，火一烤才显得出字迹。

北方革命力量此时的发展也如火如荼。从1926年3月至1927年2月，北方的共产党党员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党员由2200多人发展到4300多人。就连张作霖的大帅府里，也发展了中共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大帅府秘书董季皋。

苏联使馆里的“动静”引起了法日使馆的注意。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这一发现告诉了当时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这个吴晋曾经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国使馆参赞，是个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东交民巷里之后就多了一些一天到晚趴活儿的“车夫”。他们把本就不脏的人力车擦了一遍又一遍，却对招揽客人从不热心；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歇脚，眼睛却一刻不离地盯着东交民巷西口北边的苏联使馆。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1）

李大钊住在俄国兵营是许多人知道的事情。但他的具体地址30号院，本来只有北方区委委员、地委书记、共青团北京团区委书记等少数领导同志才晓得。

但谁知道，党组织内部竟然出了一个叛徒。他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还是李大钊的学生。

当时已是冬去春来。但在帝国主义的联络下，蒋介石、张作霖二人合作反共的说法甚嚣尘上，北京城里的风声一天紧过一天。在李大钊身边、负责使馆内外联络工作的阎振山，有一天出去送信再也没有回来。送信、取报工作就由帮大家做饭、打杂的张全印肩负起来，可没过几天，张全印上街买菜的时候也失踪了。而大家还不知道，京师警察厅派出的4名暗探早已借招工之机扮成杂役混进了俄国兵营，专盯着兵营里中国人的一举一动。

但只凭所收集到的表面情况，警察厅还不敢贸然行动。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厅里突然躁动起来。西交民巷有情况！

警察迅速赶到，当场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恐怖随即蔓延开去，党的6处秘密机关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动军警一下来了精神，“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亲自出马，连续审讯了3个昼夜，终于发现有一个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而且就在李大钊身边工作。

李渤海，山东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学读书，是李大钊的学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一度前往山东开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调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当过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李大钊避难后，俄国兵营内的共产党组织以及李大钊同外界的联系，多由他承担。

李渤海被捕后叛变的情形，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沈维翰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回忆往事时，才道出多年鲜为人知的内幕。他说李渤海“经多方劝导，颇能合作，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产人员名单供出”。沈维翰如获至宝，因为李渤海是唯一一个被捕并叛变、而且又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为避免打草惊蛇，警厅悄悄释放了李渤海。[78]除了当事人，此事再无人知晓。

所以，这个李渤海在李大钊牺牲之后还当过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变。后来，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随张学良左右，深得少帅信赖与赏识。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审理此案，撤销原判，改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此时，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点（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汇报》上还有一种说法，与沈维翰的回忆类似又不尽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变：1926年9月，京师警察总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个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带有“赤化宣传”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认是中共北方区委交通员，并将负责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变使敌人获悉：中共北方区委及李大钊等均隐蔽在俄国兵营内。不久，特务抓到了一名经常出入苏联使馆的交通员，这人叫李大成。特务们把李大成押到前门内顺成街警察署司法处，警察局侦缉处长吴郁文亲自审讯，软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况稀里哗啦全招供了。

最后的脱身机会（1）

进入4月，内外情况都摸清楚了，敌人随时可能收网。但直到最后一刻，李大钊其实还有脱身机会。

张作霖一直有个很大的顾虑：全副武装冲进去抓人，这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历史上尚无先例。就算是打着“讨赤”的旗号，列强们能答应么？为防横生枝节，张作霖决定先派人与苏联之外的各国使馆联系。

4月4日，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听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杨度，字皙子，民国时期的名士。他组织过为袁世凯称帝鼓吹的“筹安会”，也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高官，此时是联军总参议，暗地里却帮着国民党在各军阀之间周旋。那天，杨度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朋友女儿的婚宴，正好碰上了当过外交部总长的汪大燮。杨度有意无意地攀谈：“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回答：“亦可说有，亦可说无。”“此话怎讲？”杨度追问。汪大燮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进入俄国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

得知此讯，杨度找了个托辞，赶紧离席。

汪大燮并不知道，杨度早在1922年就在孙中山家里结识了李大钊，还常常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李大钊了解军政内幕。俄国兵营里住着李大钊，杨度是知道的。当晚，杨度就把从汪大燮那里听来的消息告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传进了俄国兵营。据说，接到消息，4名革命者马上离开了俄国兵营。可惜的是，李大钊却没有走。

李大钊为什么没走？对这个问题，80年后几经争论，迄无定论。

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钊先生传》里提到过王德周（追随李大钊多年，当时是党在天津的负责人）的一段回忆：“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谈，北方区办公地点需要赶快想办法，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以内，去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应趁早迁出。当时李先生的答复是，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绝不是问题的全部。李大钊之女李星华回忆：“那些日子里，父亲格外忙。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有一个僻静的小院子。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一个小火炉，一叠叠的文件被父亲扔进熊熊的炉火中。”星华常常蹲在旁边呆呆地看着。那些书籍和纸片扔进炉子后，立刻冒起一股浓烟，随后“忽”地一下烧着了，变成一些深灰色、浅灰色的蝴蝶飞了出来，在空中不断地飘舞盘旋。

既然已经在销毁文件，就说明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在王德周的印象里：“二十八号小门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并不是毫无准备，把所有文件，放在炸药的下边，在小门里边看着，如果特务们来了，或发现枪声，就马上用电流通电把它们都烧毁。”

最后的脱身机会（2）

其实，早在杨度之前，就不断有同志、学生、亲人、友人劝李大钊离开北京，也不断有人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到南方参加北伐战争，或者被派往苏联学习。李大钊却总说：“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这个“事”是什么事？今天已无从知晓。它可能是指策应北伐的各项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体事情。但它一定与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大业息息相关，与北伐战争的成败息息相关。与它相比，李大钊觉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被捕（1）

因为涉及外国使团，警察厅这次的行动可谓煞费苦心。

动手前，为保万无一失，他们派出一个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后一次确认李大钊在不在俄国兵营里。这个吉世安从译学馆毕业后，曾被分配到京师警察厅做外事工作，跟驻华的各国使馆都有公私来往。他跑到苏联大使馆，先以私人关系找到了使馆秘书毕德诺，假称自己跟李大钊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给李大钊，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国兵营里去，想请毕德诺代转。

所谓的信其实就是便条一张，上面写着“外面对你风声甚紧，请多加注意”，没有上下款。毕德诺一看也没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国仆人来，让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国兵营，交给李大钊。吉世安由此确定，李大钊彼时确在俄国兵营里。安国军总司令部便命警察总监陈兴亚、宪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马上动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节，天清气朗。一早起来，星华、炎华姐妹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夹衣。母亲赵纫兰带了炎华去兵营空场上散步，星华坐在外间长椅上看报，李大钊在里间屋里伏案工作。

吉世安这天也起得很早。因为身负特殊任务，他一起来就换上了中式斜大襟蓝褂子，布褂长及膝下——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打扮得像个仆人。

包括吉世安在内，京师警察厅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动队伍。带头的人揣着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称：“苏联使馆内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局办事处、庚款委员会等处有共产党阴谋暴动的组织机关，须立即搜捕，事出紧迫，请各国公使准许。”

这当然就是做个样子，因为张作霖早已获得了以驻京公使团团长、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各国公使的默许。据说，这位张大帅派人对公使团一通吓唬，说是苏联使馆里至少有4000多支枪械，共产党可能要搞暴动，对公使团很不利。对红色苏联本就充满敌意的公使团，也就以“苏联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的托辞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当时的《晨报》上有详细的记载：上午10 时30分左右，东交民巷东西北各路口突然来了好多洋车夫和穿便服的行路者，过往行人都觉着不大对劲儿。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扑东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

李星华当时就和父亲在一起，她在回忆录里清晰地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喊声未落，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穿便衣的侦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一个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

被捕（2）

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山，被绳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那个身材粗大、满脸横肉、长着一双恶狼般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问阎振山：“你认识他吗？”阎振山只简单地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哼！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胖侦探狡猾而阴险地一笑。

警察们在绑走李大钊的同时，也没有放过李星华。他们用一条白绳捆住星华的胳膊，拉着她飞快地走出东交民巷，往北穿过邮政总局门前，把她从一个便门带进了警察厅。同时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赵纫兰母子[79]等33人，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

从敌人的角度上讲，这次突袭搜捕行动很成功，可谓“人赃并获”。为此，吉世安带着十几名仆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队之前就赶到了苏联使馆。他们在领口右边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长的白线条，以作识别。10个人首先跳墙进去，外面巡风的人就装作在马路边上晒太阳。这些人的任务就是在行动开始时迅速搜查和保护“证据”。

吉世安在解放后交代说，他们闯进去时，屋内正在烧文件。但文件只烧毁了很少一部分。因为是上等纸印的，不爱着火，没有烧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扑灭了，因为抓捕队居然是带着消防车来的！消防队员还特别装备了水银，用水银灭火，以防对纸质的文件造成伤害。

据说，当天从苏联使馆里拉走了7车文件。李星华看着警察和宪兵来来往往地把一筐筐书报和文件抬进了警察厅的院子。他们像一群捕到猎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着。

各方营救（1）

军阀料想了搜捕时的种种，大概没有料想到引发的社会影响之大。

事发后，京津各报社评，都为李大钊呼吁。营救李大钊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论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务讨论会[80]召开，席间提议“李大钊虽属共产党员，究系迷信学说，与故意扰乱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应请当局略迹原情，贷其一死”。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定自10日起分途营救。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随后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

政府政治讨论会也在9日召开，全场推举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为代表，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陈述意见。第二天，两人约同当时的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会见张作霖，也提出将此案移交法庭。杨度将自己在北京的爱宅“悦庐”变卖，所得的4000多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找到了张作霖身边的红人、奉系元老杨宇霆，历数李大钊得名之盛，言辞恳切地奉劝杨宇霆“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据说，杨宇霆“闻之悚然，乃向张作霖陈说”。

河北乐亭同乡白眉初、李时等300多人此时联名上书陈情，请求军方保全李大钊的性命，并先行释放赵纫兰母子。陈情书里说李大钊“生长僻壤，游学津门，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所受之辛苦，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如是者数载，继而去国东渡，留学日本。东瀛归来，任北京大学及男女两师大教授，其钻研之苦心，更不减于在津门时”。他们天真地以为，军阀也会讲人情。

此时，西方各国对张作霖的做法也颇有微词。照张作霖的说法，苏联使馆里收藏的枪支不下4000支，而实际搜出来的连1%都不到；警察厅本来说的是搜查苏联使馆附属的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地，结果却闯进了苏联使馆的直属领地俄国兵营。各国倒并非担心李大钊等人的安危，只是不愿接受被张作霖连蒙带吓、同意其违反《辛丑条约》的事实。

在英国众议院，一名劳工党议员当众质问外相张伯伦对于北京公使团允准侵入苏联使馆的意见。张伯伦只好含糊其辞，说保障安全的权利不能赋予反抗当局的阴谋派。法国的《渥伦特报》认为，苏联在边境厚积军力，张作霖与苏联素有积怨，才有此行动。

苏联人更是怒气冲冲，事件一发生就向北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苏联代理驻华大使率领馆员30余人数日后离华，扬言断交。苏联首都莫斯科发生了10万工人、职员大游行，抗议军阀擅闯大使馆，行凶抓人。各国站在不同立场上纷纷敦促张作霖尽快拿出切实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李大钊等人蓄意暴动、反抗政府。

各方营救（2）

在外界压力之下，张作霖赶紧加派人手整理证据。最重要的证据其实就是从使馆搜得的大批文件，堆了满满两间屋。文件有中文的，大部分都是俄文的。

前任哈尔滨交涉署署长张国忱精熟俄文，张作霖特意召他进京成立了“搜查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但凡懂点俄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全被调用。编译会的人日夜加班，搞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有发现组织暴动的计划。张国忱没有办法，就趁晚上陪张作霖吸鸦片烟的时候进言，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哪能一下子搞完，求张作霖多给些时间。

重要文件在20日左右编译完毕。日、英、美、法等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允许进入警察厅的俄文检查室拍照，以便将“罪证”送往各国发表。苏联则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搜得出来。编译出的文件目录还被陆续地刊登在报纸上。

就在张国忱忙于翻译时，京师警察厅也没闲着，委派了15人专门负责审理。

4月8日的《世界日报》上说：“李著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马克斯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光明磊落，问到后来，他干脆说：“你们拿纸笔来，我自己写好了。”于是，就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狱中自述”。李大钊三易其稿，最后的成稿有2700余字。

终日为革命奔走忙碌的李大钊，终于借这个机会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共产主义学说，李大钊承认“崇信不讳”。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一片赤胆忠心，襟怀坦荡。

除了“狱中自述”，其实还有一份“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里，至今尚未公开。[81]字里行间，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跃然纸上，他讲出伟大抱负和革命主张，也“供”出了国民党在北京、广州、武汉的一些情况和头面人物，不过，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

力主“讨赤反共”的张作霖想要的绝不是这些。他甚至派出自己手下、李大钊的同乡杨宇霆做说客，许以高官厚禄，但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和共产党组织工农运动的情况。所以，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灰溜溜地承认“李无确供”。

神秘的“前方来电”（1）

“李无确供”怎么判刑？

警察总监陈兴亚在警厅与顺承王府间来回奔波，送证物、送口供，请示张作霖到底要怎么办。张作霖似乎也没了主意。

张作霖的身边人这时分成两派。一方主张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审理裁判，以示尊重国家法律。张作霖亲信杨宇霆也建议保李大钊性命，认为李大钊本为北方著名学者，不如判个终身监禁，让他在奉天的监狱里继续研究《资本论》。

这种意见在当时呼声最高，所以报纸上的用词也大多倾向乐观：“安国军方面各要人对于本案，其欲依法办理取宽大主义，张作霖亦极赞同”；“但闻顺承王府对于此项建议，因其为政治讨论会提出，甚为重视”；“党案移交法庭说渐有力”；“党案处置办法仍未决定，据传被捕党人均无生命危险”；“然最重亦不过无期徒刑，决无生命之虞”……

还有一种意见是军法论处，理由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张作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都拍了电报，说“本地军警，今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倘有意见，可即电告”。后来，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

为堵悠悠众口，4月23日，张作霖最终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一手控制的特别法庭。何丰林是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兼安国军模范军团司令，连他自己都承认“军人出身，对于法律，素未研究”。

然而，事态的发展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4月28日上午，特别法庭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决，立即执行。而当天出版的《世界日报》还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定决心，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和另外19位革命志士？有种说法：是来自前方将领的一封电报影响了张作霖。

4月29日的《世界日报》报道称：“军法会审各委员……最先只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呈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

同日出版的《晨报》也发表了快讯“军法会审昨日开庭判决党人二十名死刑”，称：“前日方传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日下午党人二十名已被绞决矣。”快讯里也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而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最妙者，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神秘的“前方来电”（2）

这个拍电报来的“某将领”和“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1927年5月12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报道了此事，并提出“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根据这篇报道，“南方某要人”是指两手刚刚沾满“四一二”死难志士鲜血的蒋介石，而前方某将领是张学良。

张次溪则在《李大钊先生传》中提到，“李先生遂丧命于张宗昌一电之下”，说是“张宗昌忽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

这个用一封电报将李大钊等人置于死地的“某将领”究竟是谁，至今也没有定论。

事实上，张作霖本就是绿林出身，匪性不改，对“文明”、“法制”那一套本就无所顾忌。他当时一心想做“大总统”，认为只有反苏反共，才能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并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再加上反赤将领的怂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榜样”力量，仓促做出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容就义（1）

1927年4月28日12时30分，6辆汽车押送着李大钊等人，从京师警察厅出来，开进了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附近马路遂宣告戒严。

李大钊等一下车就被宪兵拥进了看守所，大铁门随之紧闭，前来探听消息的人通通被阻隔在外。有人扒着门缝往里看，但是什么也看不见。

京师看守所，正是明清两代的刑部监狱。明嘉靖年间，这里关过有名的忠臣杨椒山[82]。这个人笃实刚正，不畏权势，弹劾大奸相严嵩未果反遭杀害。杨椒山曾留下一个名对——“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大钊在1916年创办《晨钟报》时，每期刊头都用一条警语以醒国人，第6期的警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最得李大钊喜爱，并将其作为一生的追求。清朝末年，另一位仁人志士也曾被关押在此，并在墙壁上题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而后慷慨赴死。这个人叫谭嗣同。

30年后，李大钊来到了这里。也有人说他就像谭嗣同一样，决意成仁。

张作霖不敢在天桥刑场公开处死李大钊，便决定使用从国外进口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解放后被送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馆里的001号文物），在看守所里秘密进行。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英勇就义，时年38岁。

至于临刑前的种种，有各种传言和说法。有人说，刽子手用残忍的“三绞法”杀害了李大钊，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用冷水浇醒，连续3次以延长他的痛苦；有人说，李大钊曾想讲话，却被宪兵一拳打倒；也有人说，李大钊曾要求纸笔写遗书没有得到允许，他便不再说话，神色未变。

如今，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李大钊临终前的模样，有就义前为其拍摄的照片为证。照片上的李大钊身着布棉袍，淡定从容。

赵纫兰母子在李大钊被害当天获释，第二天才知噩耗。报纸上说“李大钊身后事凄凉”，“李妻闻耗悲痛而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五人环榻哀号，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

5月6日，督军潼关的冯玉祥才得知此讯，放声大哭。就在一天前，他刚刚发表宣言称：“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三十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当天，冯玉祥召开追悼大会，令各机关、各部队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上戴黑纱一周。

李大钊的一生无私无畏，与人肝胆相照。刘半农曾为李大钊撰写碑文，赞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章士钊则说“守常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李大钊曾身兼5所高校的教授，薪金不菲，但他把工资或资助贫苦学生，或作为革命经费，或捐给公益事业。以至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得不嘱咐会计科的办事人员，每月发薪时将部分工资直接交给夫人赵纫兰，以做全家度日之用。

从容就义（2）

因此，才有那么多人愿为他的性命奔走，后来又继续照顾孤儿寡母。

李大钊被捕当日，大儿子李葆华恰好外出郊游，躲过搜捕。多亏周作人冒险将葆华安排在自己家里，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刻。李大钊牺牲后，是同乡白眉初等人带着星华姐妹赶往下斜街长椿寺收尸，并为先生更换了一口崭新的红柏木棺材。新棺材则是梁漱溟等人帮忙张罗的，棺材铺师傅用了20多斤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刷了里子，又买了十几斤黑生大漆，把石子打成小碎块，搅拌在大漆中，前后共上了5道漆。[83]

李大钊的文集也有人悄悄地收集起来。这个人叫李乐光，是李大钊的同乡晚辈，在清华大学念书。李大钊牺牲以后，他立志搜编遗稿。据李星华的丈夫贾芝回忆，李乐光一开始躲在清华大学的地窖里编书，后来又转移到岳母赵老太太家。老人家白天把一包文稿埋在几株向日葵下，晚上再把文稿挖出来。李乐光就坐下来摊一桌子稿子，继续抄写、编纂。这批文稿后来交到周作人手上。周作人曾写信给友人曹聚仁欲将文稿出版，曹聚仁力邀鲁迅作序，这倒促成了已然反目的周氏兄弟的一次合作。尽管文稿与鲁迅所作的《 <守常全集> 题记》当时没能出版，但绝大部分遗稿就此保存下来，没有散失。

1950年，《守常文集》首次出版发行。在其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李大钊文集》在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84]厚厚的5卷本，据说在出版社便销售一空，都没来得及运进书店。

地下的墓碑

牺牲之后，李大钊的灵柩在宣武区的浙寺里存放了6年。

1933年4月中旬，蒋梦麟、章士钊、白眉初等北大教授、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为李大钊举行公葬。蒋梦麟等人组成了筹备委员会，至于具体工作，其实都是由党领导下的左派组织革命互济会做的，社会各界纷纷捐款。

94岁高龄的刘导生是当年公葬的参加者，提起往事，老人还能说上不少。他说：“互济会负责筹备，在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购买了墓地。出殡前，浙寺堆满了花圈、挽联。出殡的队伍有100来人，主要是革命学生，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8大左派组织也去了不少人。”

队伍从浙寺出发，沿宣武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前进。在西单路口，队伍突然停下来，有人拿出一面早已准备好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盖在李大钊的棺木上。胡适本来也在送殡队伍里，见此情景，很是不悦，便临时退出。

据张次溪在《李大钊先生传》中的记载，这时有人抬出3张桌子，搭起高台，有人站上去，大声疾呼李大钊的事迹和精神。专门对付共产党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就在西四牌楼架起机枪，将队伍冲散，还抓了不少学生。混乱过后，灵柩才继续启程，刘导生的姑母刘静君当时与赵纫兰同坐一辆马车，因为是亲属才得以放行。

等众人护送灵柩到了万安公墓，公墓看坟人跑过来说：“今天一大早，有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石碑，说是给李先生坟前立的。”大家围上来一看，石碑的顶端刻着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内刻镰刀斧头，碑文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之墓”。大家商量再三，觉得在当时的情形下不便将这样的墓碑立于墓前，于是便埋在了墓旁地下。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内建立李大钊烈士陵园。移灵安葬时，人们想起那块墓碑，一挖果然挖到了，如今就保存在陵园的纪念馆里。

2007年4月28日，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修复竣工，万安公墓的李大钊陵园里也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纪念仪式。这一天，北京天气晴好，春意融融，阳光顺着李大钊的白色大理石塑像倾泻下来，平和而安详。墓园宁静，正好听我们将80年前的往事细细诉说。

斯人气尚雄，江流自千古。

碧血几春花，零泪一抔土。

不闻叱咤声，但听呜咽水。

夜夜空江头，似有蛟龙起。

1913年，22岁的李大钊为悼念同窗亡友蒋卫平写了一首诗。这不也是他自己的人生写照吗？

（2007年6月12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