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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祠交友圈中的魏源_顾炎武的事迹

时间:2022-08-0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顾祠交友圈中的魏源_顾炎武的事迹在道光末、咸丰初,参与顾祠会祭的多是对鸦片战争时代的局势极为敏感、又有明确政治抱负的士人。魏源和何绍基往来密切,与张穆又是学友,他之参加顾祠会祭应该是由于此二人的接引。孔宪彝到道光二十七年才第一次参加顾祠会祭,在咸丰年间甚至成了维持顾祠延续不坠的主持者之一,他很可能是从魏源这里听到顾祠这件事。

顾祠交友圈中的魏源_顾炎武的事迹

在道光末、咸丰初,参与顾祠会祭的多是对鸦片战争时代的局势极为敏感、又有明确政治抱负的士人。西北史地研究的学人群体与顾祠交游圈的重合,绝不是人际网络的偶然重叠:在东南海疆面临外来威胁的时候,许多人却回过头来关心西北绝域,这种现象值得深究。

魏源是联系东南与西北最突出的学人。他做中书舍人的时候,曾和龚自珍、宗稷辰(1788—1867)、吴嵩梁(1766—1834)、端木国瑚(1773—1837)并称为“薇垣五名士”[157],而这五个人中,只有魏源和宗稷辰活到了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他们也都成为顾祠会祭的成员。

魏源与徐松很可能相识于道光九年,当时他们都在杨芳的幕中[158],据说魏、徐曾经“商论天下形势、西北地理”,魏源所著《元史新编》,吸纳徐松的意见甚多[159]。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魏源与被发往伊犁的林则徐在京口会晤,林则徐属其作《海国图志》[160],这件事一向被视为近代思想史上的大事件。就在这年的七月,张穆从《永乐大典》中画出元《经世大典》西北地图,后来赠予魏源,刻入《海国图志》[161]。一年以后,《圣武记》完成,魏源在为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巨著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回顾自己的经历:(www.guayunfan.com)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晚侨江淮,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162]

在魏源的人生历程中,清朝帝国大一统的实现及其维护是时代留给他的深刻印记,而他在受到鸦片战争这一空前刺激之后,首先完成的著作却是关于清朝平定边疆的《圣武记》,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史实。

魏源认为,边疆问题是内忧和外患的连接点,正如他在《圣武记》的叙中特别强调的:“先王……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163],“四境”而非外夷才是清朝中叶所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即使是在不久后辑成的《海国图志》中,魏源也处处不忘提及清朝开疆拓土的功业,并将其视之为后来者所应取法的对象。因为东南海疆的战事而产生的刺激,在清代中期边疆危机的背景之下,直接促进了边疆研究的繁荣,驱使大批并没有负担实际政治责任的汉族士大夫投入到边疆治理和军事防御的研究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魏源入京会试,中会试第十九名,但是因为试文稿草率而遭罚停殿试[164]。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他参加了顾祠的第一次生日祭,随后返回苏州,重订了《圣武记》。次年乙巳恩科,魏源补行殿试,再度到京,又参加了那一年的顾祠春祭和生日祭。魏源和何绍基往来密切,与张穆又是学友,他之参加顾祠会祭应该是由于此二人的接引。

道光二十五年六月,魏源南返,途中到曲阜拜访了孔宪彝[165]。孔宪彝到道光二十七年才第一次参加顾祠会祭,在咸丰年间甚至成了维持顾祠延续不坠的主持者之一,他很可能是从魏源这里听到顾祠这件事。

京师对于魏源来说,是他经世之学的起点:“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生以前上迄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磅礴乎胸臆。”[166]但是,如同当时流行的时代心态一样,魏源对京师的政风士气也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就在参与顾祠会祭的前后,他曾作《都中吟》十三首,讽刺鸦片战后北京城从朝廷到枢臣的应对无能,尤其是所谓“海疆善后”中表露出来的对外夷知识的极度缺乏[167]。

魏源“师法亭林,具经世之志”[168],他对顾炎武的诗也极为服膺[169]。因为宦游的原因,他自道光二十五年离开北京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京师,自然也无缘参与之后的顾祠会祭,但他所体现的精神颇能代表顾祠群体的思想氛围,而与顾祠中人的交游也是他成学的重要条件。魏源最后一次参与顾祠会祭是在道光二十五年的生日祭,此次与祭的士大夫除了他和顾祠的两位创始人何绍基、张穆之外,还有以长于光学著称的郑复光、日后成为重要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以及王茂荫等人,他的著作及思想无疑也通过这样的社交网络得以流传。一个例子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咸丰八年,王茂荫奏请刊发魏源的《海国图志》,甚至要“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希望借此增进主政者的外洋知识[170]。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的作品就表露出参与政治的热情,尤其强调士大夫对政治的责任及义务,与此同时,他也相当维护政治中心的权威,在魏源的思想中,扩大士大夫的政治参与与强化朝廷的控制力同时共存[171]。尽管这种思想倾向不是魏源个人的创发——因为在儒家思想当中,政治权力的本质在于其道德性,士大夫的参与有助于这种道德性的完善与弘扬,至于参与的边界究竟何在,并不是他们关心的重要议题——但是,在魏源极为关切帝国大一统完整性的背景之下,这种协调一致就表现出了某种特质:皇权的合法性更多地来源于帝国疆域的扩张,而士大夫的忠诚也因此超越了对一家一姓的效忠,更超越了令清代前期汉族士大夫纠结不已的异族入主问题。

鸦片战争使得汉族士大夫对清朝政权的认同空前强化了。魏源在《圣武记》中这样描述蒙古:“蒙古,诸游牧国之大名也。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俄罗斯。”[172]把中原地区和东三省同时视为“中国”,而将回部、卫藏视为身份暧昧的“边疆”或“域外”,显示出在魏源的思想中,满洲和汉族地区共同居于世界秩序的中心,满汉的问题通过对世界秩序的重构获得了新的解决,而《圣武记》关于蒙古部分的内容,就是蒙古“入版图、列郡县”,亦即成为“中国”一部的过程。回顾上一章提到的徐鼒的例子——他将对清初史事的发掘和记述视作激发对清朝政权忠诚感的手段——我们会发现,徐鼒和魏源一样,都在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来提升士大夫的忠诚,重新提振士人的政治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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