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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学的勃兴_顾炎武的事迹

时间:2022-08-04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戴学的勃兴_顾炎武的事迹1923年10月10日,梁启超作了一篇《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提出要在次年的1月19日在北京为戴震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戴震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会在安徽会馆举行,而同在宣南,一年前刚刚修缮一新的顾炎武祠却转眼即成陈迹。在这两种学术史框架中,顾炎武都是作为戴震的先驱和准备而出现的。

戴学的勃兴_顾炎武的事迹

1923年10月10日,梁启超作了一篇《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提出要在次年的1月19日在北京为戴震举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纪念的缘由,除了戴震是考证学大师这一尽人皆知的理由之外,还有两条:第一是戴震的研究法,“他主张‘去蔽’、‘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所以戴震可称“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第二是戴震的情感哲学,他提出独重情感的哲学,可称得上是“哲学界的革命建设家。”[96]梁启超的倡议引起热烈回响。胡适受邀与会,先后写了《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和《戴东原的哲学》两篇文章,钱玄同、朱希祖等人也在纪念会上演讲,一年间报纸的副刊与杂志“几乎成为戴学的天下”,戴震取代顾炎武,一时成为学术界最为推尊的思想家[97]。

戴震诞生二百周年的纪念会在安徽会馆举行,而同在宣南,一年前刚刚修缮一新的顾炎武祠却转眼即成陈迹。固然是北洋政府的政权更迭造成了人事聚散,但思想界的迅猛推进才是导致学术偶像更新的首要原因。

梁启超、胡适推扬戴震的根本点,在于他们反理学的态度,其文所论戴震之科学方法与新哲学两点,皆是打倒理学的法门[98]。梁启超把“以复古为解放”的“清代思潮”看成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过程,其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璩,全盛期代表人物为戴震、段玉裁等人,蜕分期则由康有为、梁启超居之[99]。而在胡适的理解中,近世中国思想史中有一条“反玄学”的线索,这条线索发端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等人,到了戴震手中发扬光大,其后裔则是“打到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100]。在这两种学术史框架中,顾炎武都是作为戴震的先驱和准备而出现的。

对于梁启超和胡适而言,清学史对于现实最大的意义在于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学术方法,来对经典做实证性的研究,而这种讲求实证的经验主义研究正是更新中国文化、拥抱西方现代价值观念的契机所在。他们虽然也承认顾炎武等人的民生利病之学的意义,但同时倾向于认为,顾炎武、戴震的“科学”和“哲学”,而非具体的政治见解,才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戴震作为科学精神的代表与新哲学的完成者,自然应该比亲近理学的顾炎武拥有更高的历史地位。(www.guayunfan.com)梁启超、胡适对顾炎武都不乏揄扬,例如梁启超“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世,而且是人师”[101],但是他们对顾炎武的肯定,重心已经转移。胡适表彰顾炎武,说他“用这种搜求证据的方法来比较那空虚想象的理学,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新时代了。”[102]顾炎武的价值在于开创了以戴震为代表人物的新的时代,他只是一个开拓者、并不是科学与新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无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他们的思想史研究都不是隔绝于现实的纯粹知识兴趣。尽管他们一再强调戴震“穷理格物”的“科学精神”[103],但其立论之目的仍然在于惩世救民。梁启超明白意识到,戴震的声誉虽然主要来自他的经学考证,但戴氏的根本目的却在于构建一种革命性的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体系,如同戴震一样,梁启超自己的学术工作也是在“以学术经世”[104]。因此,1840年代张穆等人激烈抨击戴震,晚清数十年顾祠中对顾炎武的一再褒扬,新文化运动中戴震的如日中天——这些看上去似乎背反的偶像崇拜,其实它们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经济”必须出于“学问”,“学问”应当发为“经济”的致用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乾嘉以后的复兴和正当化,在顾祠的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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