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之狱”_顾炎武的事迹

“台湾之狱”_顾炎武的事迹

道光二十一、二十二年，英国船只Ｎerbudda号和Ann号先后在台湾鸡笼（今基隆）和大安港搁浅，经过短暂的战斗，两船共有189人被台湾兵民俘虏。台湾镇总兵达洪阿（？—1854）和台湾道姚莹（1785—1853）上奏，声称“破获夷舟”，道光帝得知之后十分兴奋，朝廷气氛为之一振。二十二年六月，道光帝下旨，令除应将英人头目暂行禁锢之外，其余139人即行正法。璞鼎查随后在厦门发布告示，称台湾所获英船实为商船，达洪阿、姚莹杀俘冒功。为免有碍和议，当年十月，清廷命闽浙总督怡良饬令台湾镇道释放在押俘虏，经过数次反复之后，道光帝最终下定决心，将达洪阿、姚莹押回北京受审，是为“台湾之狱”。[43]

二十三年七月，姚莹经过苏州，他的朋友张际亮在此等候，与他一起进京，并且表示“事若不测，将鸣台谏求昭雪。”[44]八月，达洪阿、姚莹入京，八月十三日，入刑部狱，二十五日，穆彰阿等人将姚莹供状呈给道光皇帝，称“两次擒夷正法，皆文武士民之利，达洪阿、姚莹何敢邀功？……实属辜负天恩。”[45]当日，上谕免其治罪，但业已革职，“著毋庸议”[46]。

台湾之狱引起的震动非常之大。怡良查办台湾镇道的消息传到北京，台湾事件立刻成了北京舆论界的焦点，“台谏诸公先后上言争台湾事，一时中外作诗书著论者甚众”，甚至“闺阁中亦多感咏”[47]。除了台谏交章之外，许多士人也都有议论。在京的江苏举人鲁一同（1805—1863）作《拟论姚莹功罪状》，称“莹等一去，海外孤危，后有来者避畏吏议，孰敢击贼？边吏解体，辱军之将有所饰其耻，率相委以去，东南之祸未有艾也。”[48]钱赞黄作《论台湾之狱》，甚至称“自古议和之臣，必与议战之臣不两立”，主战主和，实乃君子小人之别[49]。户部主事王锡振（后名王拯）作《拟上某尚书书》，要求这位“司天喉舌、入赞机枢”的重臣“坚持争论，力阻佞言”。按文中一则说自己“出于大君子之门”，二则说“忝居门下二年矣”，查王锡振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当年的会试副考官祁寯藻，在道光二十三年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正合文意（当年会试正考官潘世恩，其时已是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不当再以“尚书”称之），所谓“某尚书”指的应该就是他[50]。

姚莹的入狱，让他成为英雄式的人物。被押入京时，“既抵都，一时名公卿争枉车骑出迎，凡至长辛店者三十余人。”[51]在狱中，何绍基、刘宽夫等人前往探视，出狱后，一时名流都来交结，张际亮、梅曾亮则是替人引见的中介：“道光癸卯至京师，因张亨甫识陈颂南、王少鹤，因伯言识朱伯韩、邵位西、余小颇、冯鲁川。”[52]尤其是张际亮，“汤海秋及桂林朱濂甫琦、柳州王少鹤锡振、道州何子贞绍基、晋江陈颂南庆镛、高要苏赓堂廷魁、闽陈弼夫景亮皆亨甫故人，尤厚。”[53]九月一日，姚莹出狱四天后，汤鹏邀集朱琦等人在万柳堂宴饮[54]，二十六日，又与梅曾亮、马沅、汤鹏、王锡振、何绍基、陈庆镛、苏廷魁、朱伯韩、张际亮等人在蒹葭阁聚宴[55]，姚莹俨然成为京师士大夫中的焦点。(www.guayunfan.com)不料，十余天后，张际亮却积劳逝世。张际亮跟随姚莹进京，死于友事，是当时的一段佳话，何绍基为张际亮作的挽联道：“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浇燕市；真血心汉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56]。椒山是明代杨继盛（1516—1555）的号，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权相严嵩，结果被下狱弃市，从此成为士大夫不畏权贵、忠于信念的象征，张际亮死在杨椒山的故宅松筠庵，更强化了他留给其他人的双重印象：一是为朋友鞠躬尽瘁以致病死，二是坚持政治风节和道德立场绝不屈服。两者的叠加，就是雍正皇帝曾经极力反对的“君子之朋”。

台湾之狱与张际亮的意外去世，对京城士大夫的政治热情是一个很强的刺激。在鸦片战争中，姚莹坚决主战，对和议十分不满。他曾在给闽浙总督颜伯焘的信中说：“蠢彼丑夷，贪黩无厌，肆其豕突，日益鸱张。讵为和议迁延，以致失机误事。海隅义士，无不疾心攘臂，日夕望斩逆酋，以快众愤”[57]，这种说法很能代表当时一般士人的看法，而且也相当迎合道光帝的心理。台湾之狱为这种心理的集中表达提供了一个机会，姚莹最终被免于治罪的结局则让他们认作是自己政治能量的表现。关于这一点，冯桂芬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姚莹）先生之出狱也，偕同人觞之邸中。同人以台湾事始末请，先生抑然不自居功，顾胪陈形势战守机宜，颇详尽。酒半酣，忽掀髯奋袂言曰：“国家不患无人才，诸君子于时事非其职，顾乃意气，勤勤恳恳，如身家所当为。吾曩在京师所见，独林少穆制军有此怀抱，今果能自树立如是，有志者事竟成，岂虚语哉。吾老矣，无能为也，天下事何患不可为？其在诸君子乎！厚自爱！厚自爱！”闻者为之敛容云。时坐中为晋江陈颂南给谏庆镛、平定张石洲明经穆、宛平赵伯厚宫赞振祚、顺德罗椒生太仆惇衍、阳湖庄卫生太守受祺、同里潘玉泉博士曾玮，与余凡七人。[58]

“于时事非其职”，但是要“如身家所当为”，这正是超越个人职责与个人利益的政治担当。姚莹认为，当年他在京师的时候，只有林则徐有此种胸怀，但是经过台湾之狱，后进者都应当如此树立，天下事方有可为。经过清代前期的高压政策，普通士人和下层官员的政治责任感几乎被消磨殆尽，如今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复兴的时候了。

出狱以后，姚莹先后被派往四川、西藏任职，写下了重要的边疆研究著作《康輏纪行》，而聆听姚莹这番话的七个人——陈庆镛、张穆、赵振祚、罗惇衍、庄受祺、潘曾玮、冯桂芬，在第二年开始的顾祠会祭活动中，无一例外，全都成为这个雅集圈子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