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朝官”的蜕变：对比同治十年龙树寺雅集

“京朝官”的蜕变：对比同治十年龙树寺雅集_顾炎武的事迹

同治、光绪时代，顾祠会祭的成员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显著降低，不但蜕化为单纯诗酒唱和的文人交游活动，而且参与成员也少见出色的人物。不过也有特例：在这一时期的《题名卷子》中，出现了三个非常著名的名字——翁同龢、张之洞、潘祖荫，对他们参与顾祠会祭情形的分析，将可帮助我们理解同光时期顾祠会祭的性质与意义。

翁同龢

翁同龢曾参与咸丰七年春祭、咸丰八年生日祭、咸丰十一年春祭和生日祭、同治四年秋祭、光绪二年春祭共六次，不过期而未至的时候更多，分别是在咸丰七年的生日祭与秋祭、咸丰十年生日祭、同治元年生日祭、同治五年春祭、光绪五年生日祭、光绪六年春祭、光绪十八年秋祭，共八次。在现存的《翁同龢日记》中，保存了四次参与顾祠会祭的记录：

咸丰十一年三月三日：“巳正访祁子禾，诣报国寺公祭顾亭林先生祠。张诗翁、孔绣山、王蓉丈、林颖叔、陆梅生、冯鲁川、沈仲复、董研秋、严芷生、张良哉，承办者陶曼生、王霞举也。余拈得承办字，遂以亭林像卷付余。”[32](www.guayunfan.com)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予与董研秋为顾祠直年。是日亭林先生生日，与祭者张祥河、姚承舆（正夫，浙江布衣）、杨宝臣（翔芸）、王宪成、孔宪彝·宪瑴、王拯、王轩、董麟、董文涣、张茂辰、潘祖荫，共十三人。（二席，每席九十千，酒十五千，庙祝六千）”[33]

同治四年九月九日：“杨濒石来，同诣王蓉丈处，到报国寺顾祠秋祭，罗椒生大农主祭，不派分金。吊王子怀先生于歙县馆。”[34]

光绪二年二月十三日：“清晨策骑诣报国寺，拜顾亭林先生祠，盖十年不与会矣。寺僧屡易，三径萧条，感叹久之。汪泉孙先生在（司其事），诸公至皆在午初以后，未初行礼，礼毕宴，共两桌。杨湘云后至，骂座，嫌其习气未除也。”[35]

翁同龢开始参与顾祠会祭的时候，还是京城官场的新进少年，他在晚年曾有诗说“慈仁古寺成焦土，半亩荒祠更莫传；末坐少年今白首，每怀耆旧一凄然。”[36]翁同龢是常熟人，与顾炎武地望相近，咸丰六年新科状元，又是名父之子，自然与顾祠容易产生瓜葛，不过他之参与顾祠，心情却以怀旧为主：

城南顾祠我夙经，凫翁蝯叟偕诗舲。拈新斗儁日不倦，时或野饮罗芳腥。今我与君并侍廷，同搔白发劳神形。自惭金谷非所习，东南民力嗟凋零。朝来大风欲冻瓶，纸窗尚敞司农厅。散衙轻车坐揺兀，真同尘海漂秋萍。[37]

这首诗是孙毓汶（？—1895）赠诗的和诗，生动写出“司农仰屋，罗掘俱穷”的窘状。翁同龢得任户部尚书，是在光绪十一年，诗里回忆起陶樑（号凫芗）、何绍基（号蝯叟）、张祥河（字诗舲）在顾祠交游的过去，弥漫着对现实的无奈之情。

翁同龢与陶樑和何绍基同时参与顾祠会祭，是在咸丰七年。那年三月何绍基从济南回到北京，九月下旬就返回济南，是他最后一次回到北京。其时顾祠已非当年初创时可比，但仍然让翁同龢流连不已。

张之洞

同治三年九月十九日顾祠秋祭，与祭者罗惇衍、许宗衡、卞宝第、陶彦寿、孔宪庚、董文涣、鲍康、唐昆基、张之洞，期而未至者祁寯藻，这是张之洞第一次参与顾祠会祭，前此一年他刚刚高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同治四年，张之洞又参与了九月九日的顾祠秋祭，此后又有同治十年生日祭、秋祭及同治十一年春祭的期而未至记录。光绪五年春祭，张之洞参加了，但是“到而未饮福”，没有参加祭后的宴饮；这年的生日祭及次年的春祭、生日祭，又是期而未至。

张之洞在顾祠《题名卷子》上出现了九次，但只有三次是确实参与了会祭，其余六次都是“期而未至”，他对于顾祠的态度很值得玩味。

张之洞对顾祠并不陌生。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二日，他一个人来到顾祠，诗集里留下关于这次独游的吟哦：

悴节常苦寂，欢辰常厌嚣。东风悦士女，歌吹媐春朝。街西独闲旷，不与游人遭。禅关惊卧庬，跫然破寂寥。庭阴贮余雪，浑莹不受雕。颓檐有冻溜，髠树无柔条。缁徒闭户睡，炉火细欲销。寺后有废邱，观阙见岧嶤。梵容阗网尸，赞颂遗先朝。何年庙市徙，求书琉璃窑。春灯照百货，车马如乘潮。双松适静性，仍伴枯僧寮。俨如鲁两生，偃蹇不可招。又似二诗老，倔强岛与郊。返景落樛干，态色出萧骚。笼袖且久立，已闻粥鼓敲。岂惟肝肺清，坐使荣观超。独畏菰中人，剥啄致讥嘲。（亭林著有《菰中随笔》一卷，取东吴菰芦中人语）[38]

这首诗完全咏物（慈仁寺）怀古（清初慈仁书市），与亭林毫无关系。最后一句“独畏菰中人，剥啄致讥嘲”，更点出自己来敲顾祠的大门，恐怕会引起顾炎武的嘲讽，似乎张之洞自己也感到与亭林的精神缺乏契合。这一年和前一年的九月初九日，张之洞都到过慈仁寺毗卢阁登高，年谱说他这几年“清秘无事，作诗文最多”[39]，唯独对于顾祠会祭却是欲迎还拒，其中的心理或许可通过他组织的龙树寺雅集来窥探。

同治十年四月，张之洞策划举办一次大规模的雅集活动，自知号召力有限，于是鼓动时任吏部右侍郎的潘祖荫出面。潘祖荫在这年正月充会试知贡举，二月派充顺天乡试覆试阅卷大臣，四月充覆试阅卷大臣、散馆阅卷大臣、朝考阅卷大臣[40]，很明显这是一次针对来京举子的雅集。他致信给潘祖荫说，“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近年仅有，似不可无一雅集”[41]，在潘祖荫复信应允之后，张之洞又再度致信给他，商量举行雅集的地点：“龙树寺可否？请酌示一地。陶然亭嫌于背窗置坐，谢公祠不能自携行厨也。天宁寺稍疏旷，以为远否？”[42]慈仁寺和顾祠不在考虑名单之内，说明顾祠已经越来越成为一小群人聚会的专有场所，它的开放性和公共功能大大削弱了。

最终的结果，除了潘祖荫、张之洞两位主人外，这次龙树寺雅集共到17人：秦炳文（1803—1813）、桂文灿（1823—1884）、胡澍（1825—1872）、许赓飏、陈倬、李慈铭（1830—1894，光绪六年进士）、赵之谦（1829—1884）、袁启豸、董文涣（1833—1877，咸丰十年进士）、陈亦山、王咏霓（1839—1916，光绪六年进士）、张预（光绪九年进士）、王懿荣（1845—1900，光绪六年进士）、谭宗浚（1846—1888，同治十一年进士）、孙诒让（1848—1908）、阎乃兟（同治八年进士）、王闿运（1833—1916）[43]。

本年度三次顾祠会祭，参与的人数分别是13、16、16人，与龙树寺的这次雅集规模持平；如果加上期而未至的，则分别为21、19、28人，顾祠的号召力还要更大一些。然而将两造雅集的名单作一对照的话，即使将张之洞在顾祠的“期而未至”算在内，重合的也只有张之洞、董文涣、秦炳文三个人。

龙树寺雅集的参与者多是三四十岁的年轻举子，相比之下，参加顾祠会祭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老辈了。这一年在顾祠主持风会的人物，如宋晋（1802—1874，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祁世长（1825—1892，咸丰十年进士）、乔松年（1815—1875，道光十五年进士）、潘曾绶（1810—1883）、陈文田（咸丰十年进士）、王堃（1815—1887）、端木埰（1816—1892）、周寿昌（1814—1884，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几乎都在六十岁上下，科第也都甚早，其中潘曾绶还是潘祖荫的父亲。

不过，年辈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张之洞给潘祖荫商量邀请雅集人选的信中提到：

鄙意中已有十许人，请将夹袋中探取数君以益之，切切。浙江门下在京者尚有四五讲求学问之人，不审亦可滥附坐隅否？京朝官有韵致者若董研樵前辈一辈人，同局亦相宜否？（原注：其实已非朝官，大类借装门面矣）如谓然，即望举数人见示。[44]

原来，龙树寺雅集本来是排斥“京朝官”的，董文涣的受邀，也无非是装点门面而已。至于秦炳文，则是请他来作雅集图的。秦炳文是道光二十年举人，同治年间任户部主事，因为善画，在京城的雅集活动中很受欢迎，自同治元年至十一年，他参与顾祠会祭达22次之多，同治八年受鲍康之嘱作《顾祠雅集图》一卷。此次参与龙树寺雅集，秦炳文又作《龙树寺雅集图》，王闿运题诗，桂文灿作记。

龙树寺雅集不欢迎京朝官，那么顾祠会祭呢？我们试将同治十年中所有参与过三次顾祠会祭人物的时任官职列出：

宋 晋 吏部侍郎

潘曾绶 致仕；潘世恩子、潘祖荫父

祁世长 翰林院侍讲学士；祁寯藻子

秦炳文 户部主事

陈文田 刑部主事（郎中？）[45]

黄贻楫 举人；黄宗汉子

王 堃 内阁中书

端木埰 内阁中书

袁保龄 内阁中书

马绍训 内阁中书

汪元庆 内阁中书

曹炽昌 工部主事

杨 浚 内阁中书

周寿昌 翰林院侍读学士

姚觐元 不详；姚文田孙

刘溎焴 内阁中书

戴燮元 内阁中书

陈文霦 内阁中书

高其操 内阁中书

汪元庆 内阁中书

董文涣 甘凉兵备道（丁忧中）

唐昆基 候选知府

王应孚 不详

顾肇熙 工部主事

乔松年 河道总督

鲍源深 山西巡抚

杨重雅 甘肃按察使[46]。

推测起来，张之洞、潘祖荫等人对于顾祠会祭不甚热心的原因，一是因为此时参与顾祠者大都年高位尊，二则是因为顾祠会祭已经成为若干朝官（尤其是内阁中书）及高官子弟（例如前面提到的翁同龢，就是状元而兼名父之子）的小型俱乐部，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同治十年，自咸丰中叶直到光绪十四年顾祠中断时大致都是如此。

上表中参与顾祠会祭的这些京朝官里面，除了姚觐元、周寿昌在目录之学，端木埰在诗歌创作上有所成就之外，其他人物大多碌碌，一张仕宦履历之外无所表见，而龙树寺雅集中人，如李慈铭、赵之谦、桂文灿、王闿运、王懿荣、孙诒让后来都是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堪称一时盛会。两相对比之下，再结合道光末年顾祠会祭中京朝官的活跃与抱负，可见其时在朝廷中任职的官僚早已失去了道咸之际的锐进与面对时代挑战时勇于应对的精神，单就内阁中书而言，也已经完全不能与道光间“薇垣五名士”时代相比了。

太平天国以后，新思想诞生的主要场域，从京师逐渐转移到沿海，从京朝官逐渐转移到地方官员和在野的士人。表面上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平定太平天国战乱的军事消耗掉大量的士大夫，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时局已非这些只熟于经史的士人所可把握，必须了解西学、了解世界才能成为思想史的主角。与此相应，中央朝廷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经常应对失据，省级官僚则大面积崛起，未尝不可以从中寻到端倪。

潘祖荫、翁同龢、张之洞对顾祠会祭的冷淡态度，只能说明他们对当时顾祠的交友圈子不感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对顾炎武不够推崇，因为在光绪年间顾炎武从祀孔庙的争论中，潘、翁、张三人恰恰是最大的推动者，张之洞更在最后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