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见古人_蔡东藩的事迹

前不见古人_蔡东藩的事迹

春去夏至，暑热难耐。蔡东藩仍蛰居在书房里写作，不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他步出书房，用冷水洗了把脸。刚刚清凉了稍许，蚊子又凑起了热闹。蔡东藩怕熏坏眼睛，没有点上蚊香，只是用葵扇赶了一下，就埋头笔耕。

第二天，孝顺的方彩琴取出公公的衣袜，正待洗时，却见袜子上血迹斑斑，犹如“印花洋布”。无疑，这是昨晚蚊子留下的“杰作”。

舂陵起义汉重光，后嗣昏庸又致亡；

赢得蜀中延一线，谁知宦竖且贻殃？(www.guayunfan.com)妇寺原为乱国媒，群雄扰攘亦堪哀，

试看两汉同三国，多少兵民付劫灰！

后汉演义的煞尾声咏罢，已到了农历九月。跟往常一样，他把书稿装订成册，每三十张订成一本，然后到邮局里寄出。这次，邮局人员顺手递给他一封信。

信是苏州寄来的。蔡东藩拿到书信，很是惊讶，自家在苏州又没有亲戚朋友，这信是谁写的呢？

他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里面有两张信纸，字很娟秀。信的大意是说，她很喜欢读蔡先生的《民国通俗演义》，只是对书中有关学潮的观点持有不同见解，才修书与蔡先生商榷。她认为，教育为国民之母，学校需要稳定的局面。所以，学生应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否则，就是学风不正。

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一股孤骜不羁的才气与傲气。蔡东藩被吸引了，当即做了回复。

鸿雁传书，三两封信下来，他很快得知这个特殊读者的身份。此人就是被鲁迅先生在《忽然想到》与《纪念刘和珍君》中猛烈抨击过那位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

杨荫榆，188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曾先后留学日本、美国，于1924年2月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她任女师大校长期间，在管理上施行封建家长的粗暴方式，限制学生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打击和排挤许广平、刘和珍等进步教师，终引发女师大风潮。北洋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免去了杨荫榆女师大校长的职务。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犹如一份刑事判决书，将杨荫榆定性为戕害刘和珍等人的帮凶。杨荫榆似乎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她为了民族大义和受辱的同胞，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大义凛然地指责日寇的强盗行径，最后被日寇在众目睽睽之下枪杀。相比较于她的死，杨荫榆曾经的“劣迹”，也显得微不足道了。

女师大风潮之后，生计维艰的杨荫榆回到了家乡苏州。百无聊赖之际，她读起了《民国通俗演义》，觉得与蔡东藩的一些观点不同，便修书临浦。

百家争鸣，蔡东藩不由自主地与这位姑苏才女在信中“争辩”了起来。“争辩”中，杨荫榆建议蔡东藩续写民国演义。而蔡东藩已有定见，打算把历史往上溯。后来，俩人也间或通些书信，直至杨荫榆被日寇杀害。

秦汉往上溯便是周朝了。周朝延续约800年之长，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又经历了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要演义这段历史，实非易事。

春秋时期，“礼乐征伐由诸侯出”。显然，写好春秋的关键是要演义好诸侯争霸。而萧绍平原正是上演吴越争霸的地方，遗留下了不少遗迹。“太史公浮沅湘，窥九嶷，上会稽，探禹穴。我何不效仿之？”这样一想，蔡东藩决定亲自去现场考证。

这一日，他乘船经萧绍运河来到钱塘江边的西兴古镇。西兴原筑有固陵城，为越大夫范蠡所筑，用以拒吴。蔡东藩来到固陵城原址，城已废，仅存铁岭关，洞门两旁分列着古碑。他兴致勃勃地爬上了铁岭关，只见钱塘江一览无余，浩浩荡荡地，仿佛铺陈于自己的脚下，这可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之地啊！

在关上，蔡东藩掏出《越绝书》对证。《越绝书》中确有记载，云：浙江南路西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

蔡东藩这才下了关，抄录了一些碑文，心满意足地来到了湘湖城山。城山海拔128米，是越王句践屯兵抗吴之地，又名越王城。公元前494年，吴越决战于夫椒（今吴兴县），越军大败，句践率残部退守钱塘江南岸，凭借城山险要，夯土为墙，屯兵固守。吴王夫差统兵追击越国，将城山团团围住。“吴意越必乏水，以盐鱼为馈。越取双鱼答之，遂解围。”

他踏着五百多级石阶而上，古道两旁灌木丛生，松柏茂翠。走完古道，只见二峰对峙如门，故称“马门”，此即为越王城出入口。沿入口的两侧山脊，依稀可见一条隆起的土城垣，下宽上窄，里缓外陡，曲折盘绕地把山项围成一个堡垒。山项原有城山寺和勾践祠，因战乱城山寺仅存破屋数间，勾践祠却不见了踪迹。蔡东藩不禁叹道：“可怜百战陈兵地，白马银涛剧可悲。”

考证了固陵、城山，蔡东藩又乘船沿萧绍运河东行。河上拱桥叠架，河中桨橹声声，两岸沃野青山，白墙灰瓦，竹影荷香，旖旎的风光恰似一幅淡描的国画。蔡东藩却无心欣赏美景。到了绍兴，他依《越绝书》所记，接连考证了越王台、稷山、种山、美人宫等遗存。一路下来，收获颇丰，可身体却已累垮了。他购买了一些书，心犹未甘地回到临浦。

回到家，蔡东藩顾不上疲惫，仔细参详起了《东周列国志》。此时，胃病突然又发作，且来势汹汹，他只能躺倒在了床上。

可是将息没几天，蔡东藩又爬了起来，校对、评注《东周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为清乾隆年间蔡元放改编余邵鱼、冯梦龙的《列国志传》、《新列国志传》而成的，写的是西周末年至秦统一六国，包括春秋、战国500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其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写实又比较完美的历史演义。

“春秋细腻，战国过于简略，诚为憾事耳！”这一晚，蔡东藩评注到了很晚。忽然，他“哎唷”一声惨叫，掷笔于地，手急忙按住腹部。此时，腹部的巨痛一阵一阵袭来。随之，全身冷汗不断，额头上沁出了黄豆般大小的汗珠。蔡东藩的惨叫惊醒了震濆夫妇。

震濆见父亲面色苍白，急忙把他扶到床上，问道：“父亲，是不是胃痛？”

蔡东藩无力地点了点头。震濆马上叫妻子烧来一碗红糖姜茶，边用手巾擦去蔡东藩额上的汗珠，边噙着泪说：“父亲，求您别再写了！”

“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稍微缓转的蔡东藩长叹一声。自此，他停止了演义的创作。后来，近代学者晋卿多少圆了蔡东藩的梦。他对《东周列国志》的战国部分进行了补充，将其改编成一部48回的历史小说《战国演义》。此书后8回讲述了秦国的兴衰，就取材于蔡东藩的《前汉演义》。

这一天，镇上的金邦达、陈修安来到了临江书舍。俩人落座后，说明了想在火神堂前组织求实阅报社、图书馆，特来听取蔡东藩意见的来意。

蔡东藩一听，极力支持，说：“启迪民智，开通文化，这是件好事啊。可购订沪杭各报刊，任人浏览；置备有利社会的图书小说，予以出借。”

“哎。”金邦达面露难色，犹豫着说：“只是购买图书的经费甚巨，我俩明知是好事，却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蔡东藩沉思了一会儿，转身走进书房，随后捧出一大摞书搁在桌上，复又进去再捧出一大摞，对金邦达说：“这是我的拙作，你们拿去吧。勉力从事，总会成功的。”

“啊。”陈修安望着桌上小山似的一大堆书，钦佩地说：“蔡先生，著作如此之丰，可称是演义史上的大家了！”

蔡东藩听了，只是报以一笑。

的确，自开始酝酿编撰《清史通俗演义》起，至1926年《后汉通俗演义》脱稿，短短的十来年时间，蔡东藩用一支秃笔，虽历经社会、家庭变故，却始终矢志不渝，殚心竭力地编撰了十一部通俗演义。这套通俗历史巨著，浩浩一千余回，写尽几度春秋，上起公元前221年，下至1920年，共记述了2166年的历史，约600多万字。按其著述的时序依次为：

《清史通俗演义》 100回 61万字

《元史通俗演义》60回37万字

《明史通俗演义》100回58万字

《民国通俗演义》120回70万字

《宋史通俗演义》100回62万字

《唐史通俗演义》100回67万字

《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40万字

《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69万字

《两晋通俗演义》100回64万字

《前汉通俗演义》100回61万字

《后汉通俗演义》100回61万字

如再加上别撰的《慈禧太后演义》和增订的《中华全史演义》，则达到700多万字。其规模不可谓不大，诚无愧为巨帙了！

我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汇合的泱泱大国，就历史典籍而言，浩如烟海，三千多卷二十四史，257卷《新元史》，576卷《清史稿》，加上民国的史料，数量之惊人，令人望而却步。蔡东藩以一己之躯，将这些浩瀚的高文典史融于一炉，以一种最通俗的方式讲述给了世人。不论别的，仅以其对历史之大众普及，对传统史学之继承发扬，则其功可胜言哉，遑论其坚韧之毅力与淡泊之情怀？

史学大师章学诚曾叹曰：“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蔡东藩在这部鸿篇巨轶中，不仅坚守着“传真”这一史学的生命，而且身受子弹威胁，仍秉笔直书，不违逆本性、趋时跟风、弄虚作假，表现出了史家的可贵操守。确实，历史不是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人擦抹，唯有像蔡东藩那样讲究史德的人，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历史价值，才能启迪后人！

最初，会文堂书局在陆续初版蔡东藩的这套通俗演义时，为光纸石印附插图的线装本，以每10回为一分册，每种若干册，都加有纸板制成的封套。

到了1935年5月，会文堂新记书局将蔡东藩的演义与许廑父的续增，装订成44册，另附总目一册，冠其全名为《历朝通俗演义》出版。同时，为了促销，还印了样本，随书赠送。样本足有80多页，内容包括改版印行缘起、序、历朝世系图、样张、预约通知书、预约简单和预约地点等。

按理，如此再版，肯定要找蔡东藩写再版序言。可不知什么原因，书局竟找了个与这部书毫无关系的卢冀野为每一种书各写了一篇序言。

卢冀野是个戏剧史论家、剧作家和诗人。他在《民国通俗演义》序中云：“蔡先生完成了10部历史演义以后，终于写到民国时期了”。想是这卢冀野先生并未细看过演义，只是望文生义地认为《历朝通俗演义》是从秦朝开始，按照朝代的先后依次写到民国的。这多少令人啼笑皆非。

改版后到1936年5月就出到了第四版。当时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校长张海澄给会文堂书局写信说：“《历朝通俗演义》于中等学校学生文史知识，裨益匪浅，用特采作课外补充读物。”其风行一时可以想见了。

后人曾有评价说：“蔡东藩的历史演义自两汉一气呵至民国，至今能玩此大器者前不见古人，后尚不见来者，就这一点来说他可称是中国第一人。”

当代历史小说家二月河对蔡氏的通俗演义，评价是极高的：

它既不是“纯文学”，也不是“雅文学”，它是不纯历史，又没有虚造历史，它有歌颂，也有暴露，更多的却是“告诉”、“讽劝”，浩如烟海的历史表述中颇不乏人文思想社会流俗的探讨与调侃。……

他进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种，是中国独有、别国绝无的美好道德的传述与表释。这样老成实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国“绝版”了。我的估计，历史在一个短的时期不太可能再赐我们一位蔡先生。

……倘没有绝大的学识，绝大胸襟气量，绝好智商与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这番事业，确实有点像要求初中生演算歌德巴赫猜想般困难，或者是“骑自行车上月球”那样的妄想。

我以为，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了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一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但蔡的这一系列确实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要“拥有”下去。……

蔡先生的这书，从文学这点上看去，只能说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矿山，山一样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飞瀑，内含煤铁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在于它的丰富蕴藏。前面说过，它不是应遵命评论之运而生，而是应时而生。在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新时代还在阵痛时，他用毕生的精力唱出了这首诗史，可以听为挽歌，也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催生曲。

到了2008年，华夏出版社邀请深谙历史的学者，改编蔡东藩的历史演义，以《蔡东藩历史讲坛》为总名付梓出版。这倒真应了蔡东藩的“文字随风会为变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