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榆霜雪惨_曾国藩家族故事

桑榆霜雪惨_曾国藩家族故事

曾国藩出京之后，沿途巡视河工，访察吏治民情。七天之后到达直隶省城保定的督署，这年（同治八年，1869）二月初正式接印。

稍后，他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起在京都见皇上、太后和接触朝中诸要员的感触，说两宫皇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军机大臣中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也不知道求人自辅；宝鋆则多招人不满；朝中有特立之操的大臣还要算是倭仁，但他又才薄识短，其他人更是庸庸碌碌，十分让人忧虑。

听，他从皇上、太后到各位枢臣要辅数了个遍，但没有一个觉得是能够顶立朝政国事的。果真如此，皇朝的命运还不堪忧吗？

凭曾国藩，他决不会出于嫉贤妒能而信口雌黄，更不是自视清高而故贬他人，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感触。总的看来，曾国藩这次入都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清廷的失望大于希望。廷臣宴上所赐的显要席位，尽管能在他心头引燃荣耀的烈焰，但并不能埋下一颗对当轴者真心抱有希望的火种。(www.guayunfan.com)然而，曾国藩毕竟是这个王朝的荩臣。他的尽职之心并不因此寂灭，他还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劲儿，起码，他要效忠朝廷。

慈禧太后虽然弄权有术而治国无能，但“痛感神经”还是有的。她召见曾国藩开谈不过三句话，便问及撤勇的事，可见其对曾国藩的最大不放心处。而所嘱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要办的事情，首先是练兵，再就是整饬吏治。她之所以认为练兵是直隶第一要务，显然是因为直隶为畿辅要区，拱围京都，而伏莽不净，会直接威胁朝廷安全。当然，也有防备外国人的意图，但那尚在其次，起码从召见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圣慈”的忧外意识还不如曾国藩强。吏治也是直接关系皇朝命运的大事，近在天子脚下的畿辅吏治，多年来竟是一塌糊涂，弄权有术的慈禧也无能为力，盼曾国藩到任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由此看来，尽管垂帘听政者的才地平常，但决不糊涂。

曾国藩在出都以前，就揣摩和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图上过一个奏折，明确表示赞同视练兵和吏治为“直隶最大之政”，其次又补充了治河一端，分别陈述了其办理的设想。

关于练兵，曾国藩拟在直隶部署起码二万人的劲旅，除建议调刘铭传所部万余人常作拱卫京畿之师外，再在前直隶总督刘长佑原初步编练军队的基础上练成万人。关于吏治，这位新任直隶总督拟议到任后要大加参劾，在下车伊始以“刚猛”来除“官邪”，并且提出要以清理积讼、停止杂派作为整饬吏治的先务。关于河工，他主要陈明从前所拨费用太少，不敷应用，经久须添筹巨款，切实治理，乃可一劳永逸。

从曾国藩到任后实施的情况看，这三端都确实着手操办，并有一定成效，但也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这时的直隶练兵，主要是操办“练军”。所谓“练军”，就是在原绿营中挑选精壮，仿照湘淮军的营制加以编练的军队，它在晚清军制史上具有新旧过渡和阶段性发展的界标意义。其初创者并不是曾国藩，而是刘长佑。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期间，对刘长佑的编练办法有所改进，但也未能善终其事。

在整饬吏治方面，曾国藩到任后确实烧了“三把火”。他一下子就参劾玉田知县许春田等十一人，与此同时，表彰了大名知府李朝仪等十名贤员，以示彰贤罚劣，严格分明。曾国藩力倡勤政，大力扭转以往官员疲遢散漫的弊习，在多半年的时间里，全省共审结注销旧案一万二千多起，新案二万八千多起，在清理积压讼事方面取得了可观成绩。他精心推敲撰就一联，亲题于督署大堂楹柱，以示与全省官员共勉：

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

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

治河，在直隶确属要工，特别是永定河、滹沱河的泛滥成灾更为经常，而永定河流经北京城下，防患尤显紧要。曾国藩虽有根治之心，却无根治之力，尽管采取了诸如挑挖河身、加固堤坝等一些实际措施，小有补益，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谓“一劳永逸”无从谈起。

除了“三大政”之外，曾国藩在其他方面的政务上也花费了不少心力。至于效果，也和“三大政”一样，难有根本性改观。在他上任几个月后，积重难返、无力回天的势头就已显示出来，他自己也切实体察到了，如在这年五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就写道：

初到直隶，颇有民望，今诸事皆难振作，恐虎头蛇尾，为人所笑，尤为内疚。于心辗转惭沮，刻不自安。

政事繁难，曾国藩被搞得心力交瘁，只是强打精神、耐着性子做事而已。这个时候，他对这样的做官生涯已经打内心厌倦，且看他在一封家信中所表露的心迹：

公事较之江督任内多至三倍。无紧要者，皆刑名案件，与六部例稿相似，竟日无片刻读书之暇。做官如此，真味同嚼蜡矣。

有道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呀，而这时暮年的曾国藩似乎已失去了往昔的壮心。首先是身体和精力已不作主，时常感到困乏疲倦，眼蒙之症又日甚一日，强撑着不论是审阅文牍还是读书，有时竟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甚至昏然睡去。作文则明显地感到思路黏滞，词语穷出，所谓“心如枯井，无水可汲”，不由得发出“不知何以文思大退、精力大减至于如此”的感叹。

对家人的担心和忧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地分占了曾国藩的思绪。他对带在身边的纪鸿，从学业上更出乎寻常地关心，几乎每天都要亲自教读，进行具体辅导，分明是想要在有限的生年里争取多尽一些为父的责任，可留在南边的家人也让他时刻牵挂呀！

本来，曾国藩基于不会久居直隶总督之任的考虑，对家眷是否北来开始是颇为踌躇的，何苦让眷属跟着自己来回折腾担险受罪呢，何况夫人又有病在身？让家眷回湖南老家吧，一则那样还是两处分居，无骨肉团聚之乐，二则纪泽要专管家务，恐荒了他的学业，而纪鸿也难免得南北奔波，很是麻烦。思来想去，又写信与家人反复商量，最后曾国藩还是决定让眷属北来。

由纪泽伴随，曾国藩又派专人南下迎护，沿途也少不了地方上的照应，原留金陵的眷属于同治八年（1869）初夏顺利来到保定督署。这时的欧阳夫人，双目已近失明，孙儿孙女也正患病。不日，纪泽、纪鸿又双双染疾，曾国藩既喜家室之团聚，又为家人多病而忧伤，在日记中记下“满室呻吟，殊觉愁闷”的无奈之语。

政事棘手，己身老衰，家人多病，在百般无奈之中曾国藩艰难地打发着时日。而时光老人似乎有意与这位总督为难，不断地给他增添着新的无奈。到同治九年（1870）五月，也就是说他任直隶总督还不到一年半的时候，天津发生的一起教案更把他推到了一个莫大的险关。随之而来的，便是他直隶总督的去职。

天津教案的梗概是这样的：教案发生前夕，天津地方上盛传有拐匪迷拐儿童，供天主教堂（由法国传教士设立）挖眼剖心。并且有民众擒获拐匪拘送官府，官府审讯认定有迷拐属实的案例。民情汹汹，天津地方官员只好与法国方面联系到教堂勘察对质。而对方却不与真心配合，出尔反尔，故意刁难。特别是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在民教发生冲突，乱事已起之际，竟公然向中国官员开枪行凶。民众怒不可遏，将丰大业打死。另有多名外国人在乱中致死，又有教堂、领事馆、洋行等多处的房屋被烧被毁。外国方面借端发难，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

教案发生的时候，曾国藩正在保定，是由驻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知府张光藻等人向他通报了案情。很快，他就接到了赴京处理案事的谕令。他当然明白，中外交涉本来就是非常棘手的事情，何况这么大的案事，外国能够善罢干休吗？然而，案事之起，不为无因，特别是丰大业的行凶施暴，是激怒民众造成衅端的最直接诱因。再说，对迷拐儿童、挖眼剖心之类的事情，中国官民也多信实，朝野舆论有着归咎外国方面的明显倒向。处理案事若屈从妥协，必然要遭到舆论的无情抨击，背上骂名不说，说不定还要被问责，可不屈从妥协能做得到吗？

思来想去，面对的将是一种两难的窘境，也是一道险关，弄不好，就要搭上老命一条了——曾国藩做了最坏的打算。在动身之前，他给时在北京的纪泽、纪鸿写了遗嘱性质的家书：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曾国藩所嘱事情，一是他若长逝，灵柩运送回湘的路线及相关事宜；二是抄存奏折留子孙观览而不要发刻送人；三是所作古文尤不要发刻送人，不只因为篇帙太少，更顾虑刻出适彰其陋；四是对后辈修身齐家方面的教导，包括要不忮不求、克勤克俭、尽心孝友等项。

曾国藩在处理教案之际，正值纪鸿要参加顺天乡试之时，而纪泽则在几个月前以二品荫生得授户部员外郎，正在京供职。曾国藩陷在处理案事的泥淖之中，欲拔不能，他不断给儿子写信告诉窘境和苦况。譬如六月十四日给纪泽的信中，就这样说：

余日内平安，惟以眼蒙为苦。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帅欲余撤道、府、县三官以悦洋人之意，余虽知撤张守（按：指天津知府张光藻）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今又闻永定河决口之信，弥添焦灼。自到直隶，无日不在忧恐之中，近三四月益无欢悰。惟祝左目少延余明，即为至幸。

信中所说崇帅，即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道、府、县三官，分别是指天津道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而所谓“拿犯”，是指缉拿杀毙洋人、火烧教堂等洋人处所的民众。崇厚从一开始就力主对外国方面妥协，而天津地方官员特别是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在案发前则有迎合民情的表现，所以为外国方面所痛恨，胁迫清方对其予以严惩。而“拿犯”一项，自然也是外国方面所最强硬要求的。

从曾国藩的态度看，他对崇厚一味屈从洋人内心不无反感，但又觉得迫不得已，无计可施；他对天津地方官由衷同情，觉得若予惩治，既失民心，也昧良心，欲保之免惩而又不能；他对“拿犯”一直认为是必办之项，之所以觉得难办主要是顾虑激怒民众从而激化事端，倒不是不忍心为之。

着手办案之始，曾国藩是想从澄清教堂“迷拐”和“挖眼剖心”事情的虚实来把握“枢纽”。认为若两者皆实，即洋人理屈；若两者皆虚，则洋人理直，当斟酌情况进行交涉，而无论如何，洋人已毙多命，应该予以迁就，即使迷拐类事情实有，也应采取“浑含”的说法，以留“转圜”地步。可见，他一开始所定办案基调也是妥协屈从外国的。

经过调查研鞫，证明挖眼剖心一事子虚乌有，全系谣传。不过，传言也有其诱因。那就是教方所办的“仁慈堂”所收养的儿童死亡后埋葬草率，甚至有一棺二三尸者，有的烂尸被野狗扒出，暴露于外，为人们疑为被挖眼剖心，将此与迷拐儿童的传言联系起来，似乎更成铁定之事，被盛传开来。而“迷拐”儿童之事，似乎实有其迹，并且牵涉教民，但无教士直接行拐或主使行拐的确凿证据。对数桩迷拐案事，天津地方官原本就没有审理清楚，留下的疑窦颇多，曾国藩虽欲究明，但一实际操作，窒碍重重，很快也就不了了之，把办案的重点遂转移到所谓“拿犯”上。

最后处理结果，“案犯”中有十六名被处死，二十余人判杖徒充军各刑。张光藻、刘杰也被发配黑龙江。

曾国藩对此感到“内疚神明，外惭清议”，曾致函诸多朋僚如此反复申说。

当然，议处案事并非曾国藩自己一人作主，除了最终由朝廷定夺批准外，在津主持办案者，最后又添有李鸿章。因为还没有等到天津教案议结，曾国藩就于八月初奉到回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由李鸿章接任的谕令。这一则是由于天津教案使得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愈陷窘境，二则恰巧这时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此案成为晚清一大名案、奇案），两江总督出缺。而曾国藩曾任江督多年，在那里根基深固。

然而，这时心疲力竭的曾国藩对回任两江总督已觉得也是一种画蛇添足的累赘了，具疏恳辞，未被批准。赴任前，他请求入都觐见。冠冕堂皇的理由，一则今年是他的六十大寿，朝廷有不菲的赏赐，他要当面谢恩；二则要当面聆受圣慈训示。而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怀着与京都皇城作最后诀别的悲凉意念。入觐要求获准，曾国藩于九月下旬入都，被召见三次。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他入都之时，其长女纪静在湘潭婆家亡故。当时，曾国藩未能及时知道。是他在十月间启程南下，走到山东境内的东阿县境时，接到由李鸿章转来的信函，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这对于曾国藩的恶劣心绪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记曰：“不料儿女中有袁氏女之变，老境颓唐，不堪伤感！”

老年丧子是人生的三大不幸之一。曾国藩的这个女儿，在人世间还不满三十春秋。她自二十岁上出嫁后，一直是在悒郁愁苦中度日的。她六岁那年由父亲作主，与湘潭人氏袁漱六家订婚，袁漱六当时也在京城做官，与曾国藩是湖南老乡兼朋友，纪静即许配他的儿子袁榆生。咸丰十一年（1861）完婚时，袁漱六已于两年前去世，而曾国藩当时已任两江总督，却仍严格限定纪静奁资。纪静幼承庭训，力持节俭，不以奁资多少为意。过门后她严守“勤、敬”二字，颇得族中邻里夸赞。但丈夫却不务正业，懒散怠惰，放荡无羁，甚至尚未与纪静结婚就先纳妾。与纪静结婚之后，不但不听妻子劝告，而且恶习愈演愈烈。

曾国藩为了教育女婿，曾让他们夫妇随居署衙，并安排袁婿在粮台供职，但袁榆生胡作非为，封民房，夺娼妓，带人打保甲局，俨然当地一害。有人向曾国藩告发，袁闻讯后吞服鸦片自杀未遂。事后还是恶习不改，行事益加荒唐。曾国藩一气之下与之断绝关系，但还是将纪静送到湘潭袁宅，让她恪尽妇道。

这种生活境况下，纪静能有好心情吗？像她这样一个侯门之女，到头来也无奈地作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曾国藩的女儿中，婚后境遇不好成为封建礼教牺牲品的不止纪静一人。三女纪琛也有类似长姊的遭遇。纪琛在咸丰六年（1856）十三岁时被许配罗泽南次子罗兆升，同治元年（1862）十九岁上成婚。纪琛到罗家后勤劳节俭，孝敬长辈。但罗兆升性情暴戾，其家人对纪琛也越来越不加善待。曾国藩虽对此深感忧虑，但还是坚持用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训诫女儿逆来顺受。同治二年（1863）正月间他在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中这样说：

罗婿性情乖戾，与袁婿同为可虑，然此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谨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吾家读书居官，世守礼义，尔当告诫大妹、三妹忍耐顺受。吾于诸女妆奁甚薄，然使女果贫困，吾亦必周济而覆育之。目下陈家（按：指次女纪耀的婆家，湖南茶陵人氏）微窘，袁家、罗家并不忧贫。尔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

我们今天看来，曾国藩这个做父亲的，贵至封侯，权倾两江，却竟连自己的女儿也保护不得，岂不是太窝囊，也太残酷了吗？可有什么办法呢？纲常名教这套东西在曾国藩身上是沦肌浃髓的啊！

长女先他而去，他只有徒悲而已。三女纪琛在婆家的苦况继续着，他依然无能为力。其实，即使纪耀也不只是婆家“微窘”的不足，他的丈夫陈松生也是个“生性偏执”的人，以致纪耀“亦无生人之欢”。还有做了郭嵩焘儿媳的纪纯，亦备受郭嵩焘侧室的虐待，好在夫妇感情尚好，但结婚仅三年多，丈夫郭依永（刚基）就亡故，时在同治八年（1869）的十二月，可怜纪纯年纪轻轻已成了寡妇。这一切，都令曾国藩挂心而又无奈。像他家这样门第的女儿决不能违忤姑翁和丈夫，更不用说有悖从一而终而改嫁了。

家事多悲忧，政事亦繁难，雪上加霜，霜上加雪，老病日侵，每况愈下，曾国藩的桑榆暮景是惨苦的。回任两江总督一年多之后，便有了本书开篇《大星陨金陵》的那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