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_曾国藩家族故事

百年沧桑_曾国藩家族故事

随着清王朝经过回光返照式的所谓中兴而彻底地“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中兴名臣”曾国藩带给他家族的辉煌也很快黯淡下去。这倒未必是这个家族的悲哀，因为时代的变迁对这个家族的无可抗拒的改造，最终带给它的是淘旧换新。当然，此一过程是在这个家族激烈动荡和分化之中进行的。况且，随着这个家族人丁自然繁衍的几何级递增，一辈比一辈远离它的先祖，各家各人的生活道路所受大家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力越来越小，“风流云散”恐怕成为描述这个家族后裔上述情势的最恰当的字眼。

从前边已经述及的情况可以看出，曾氏家族经受时代新旧嬗替所造成的冲击最大的是在其“广”字辈上。他们既有过袭爵得荫、身膺人臣的履历，又是在他们手中解下了牵系在清王朝身上的命运之缆。可以想见，当清朝黄龙旗最终废弃降落的时候，他们的心绪一定复杂得难以名状。但是，他们毕竟没有死硬地以清朝的遗少自居去充当殉葬品。甚至在清朝的破舟还没有彻底沉没之前，他们就撤离下船而另寻他路，不知算是聪明还是出于无奈。

当然，他们也都没有成为弃旧图新的斗士，只是被激荡的政治浪潮冲击着身不由己地浮游飘移的青萍而已。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反正清朝臣子的身份是终于没有了，一改而成为民国的国民。不过开创民国新纪元的革命党人执政却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同样是清朝臣子出身的袁世凯摇身变成民国的“总统”（由“临时”到正式）。这位机诈透顶的“总统”，骨子里却总留恋着皇朝的旧梦，想过把做皇帝的瘾，不料很快在举国上下的讨伐之中呜呼哀哉。但国家的转机依然没有到来，接着便是军阀割据、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种更为紊乱局面的出现。对这一切，曾家广字辈兄弟们已全然没有影响大局的力量了，不过，他们还试图利用他们这个政治上曾得势一时的家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余劲儿，做点儿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支持儿辈办学便是一例。(www.guayunfan.com)宝荪从海外归国后，就迫不及待地筹划兴办学校。学校以她祖母的馆名命名，叫做“艺芳女校”，校址选在长沙。先是在西园一个地方，不久就迁到浩园——“曾文正公祠”坐落之处。这中间，就靠了父辈与长沙的地方士绅联络协商，并且是由父辈邀请一些名绅组成学校董事会，申请得在教育厅正式立案。在先祖祭祠的处所办校，这既是一种公益，也是比单作祭祠更有实效的对先祖的宣传和纪念吧？

据曾宝荪忆述：当年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由清朝皇家所赐祭银三千两，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还有监商捐助的若干银两，合资而建成的。坐落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占地约百亩。祠堂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正殿上设有曾文正公的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额。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是供士子们读书、山长讲学的地方。当年由郭嵩焘与曾纪泽商量，把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供于思贤讲舍。王船山以其种族革命思想甚深当时还为清廷所忌，不许他配享孔庙，连他的著作也列为禁品。曾国藩生前就颇推崇王船山，后来又由传忠书局印行了王船山遗书。

让这王老夫子配享曾国藩祠，当时固然有些“异端”的味道，但若就思想和学问而言，似乎又不免让人觉得有些主配倒置。不过，王老夫子的神主毕竟有了一个颇好的安身之处，他的亡灵不出祠堂大院就可游览园林佳景。因为文正祠正殿之后，就是名曰“浩园”的花园。还是据曾宝荪的忆述：由文正祠的正殿后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原作为生员书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

从曾国藩祠址的规模形制，可以看出他逝后仍然享得的荣耀，这同时也是他的家族门第政治规格的一种象征。在民国代清之后，这所祭祠虽说得以保留下来，但它也同样经历了场场兵燹，重重磨难。到艺芳女校迁址这里的时候，已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满目凄景。祠主后裔在这里办学，也正是一个修葺的机会。也许，他们觉得修葺的不仅仅是一座祖上的祭祠，而且也是在修补一个家族的历史创伤。

学校在这里办起来了，而且是由后裔中的基督徒倡办的一所女校，办得还相当红火而有特色。这恐怕是曾国藩生前无论如何也预料不到的，如果他真有在天之灵，不知此时又该作何感慨。

办学之外，还利用这里别致的景观举行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活动，借以募捐救灾。有一次赈济省中旱灾，艺芳女校的捐款数额仅仅次于省政府发放的救济金，而当时艺芳的学生不过百人。曾宝荪为此感言：“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艺芳女校的开办正值新文化运动期间，也自然要受到运动的影响。有的教师积极提倡白话文，还办了一份名叫《艺芳杂俎》的刊物，登载些有关新文化的作品。师生们也颇关心时事。军阀张敬尧督湘时，为增税收开放湘米出境，而当时湖南正值灾荒，民食困难，各界发起禁米出湘的请愿，艺芳女校的师生不但参加，并且坚持到底。

国民革命运动的风暴来了。艺芳的主人，却不是顺应而是抵触。

民国十五年（1926）的秋季，国民革命军北上，俄国顾问鲍罗廷等人来到这里。此前，就有毛泽东、邓演达、郭亮、柳荀直等人在文正祠西面的思贤讲舍开办了一个船山学社。当时，他们也推崇王船山，当然跟曾国藩的推崇王船山意境上自有不同。不过，即使毛泽东当初也不但不仇视曾国藩，而且有过“独服曾文正公”的由衷之言。国民革命运动时，毛泽东已早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当然不会再有昔日对“曾文正公”的那份钟情，有的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那般鼓动造反的豪气。踞一踞曾文正公的祭祠，踏一踏在昔日俨然禁地的浩园，搅一搅洋教徒办的艺芳女校又何足道哉！

据曾宝荪的忆述，自鲍罗廷等人到来，“船山分子”把艺芳与船山中间的墙打倒，日夜出入浩园，不能禁止，并且有一笔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报》痛骂各校校长，艺芳首当其冲，还出有打倒艺芳的专号，她曾宝荪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罪名。

为了保全艺芳学校，曾宝荪辞去校长职务。当然，该校实际上还是由曾家人控制着，坚持所谓“自治独立的精神”，继续与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对抗，甚至表示，即使学校被封也不退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该校在民国十六年（1927）春夏之交真的被封闭了。后来，它又几度复而废，废而复，历程颇为坎坷。

就在艺芳女校首次被封的前夕，曾家湘乡故宅也被查封。曾家人氏诸多陷入流亡的境遇。

曾广钧逃难到汉口，改名换姓作曹某某。据他自己讲，因为提起笔来就容易习惯地写成本姓曾，只有改作曹字最不显形。在避难之所，昔日那般生活当然是做梦也无缘了，在一座囚牢似的小木屋里，简陋的床铺、桌凳、灶具等什物都是曾广钧自己设法置办来的。他身边只有一个叫蒋五十的老仆人。原来还有一个叫史二的年轻些的仆人跟他，在出逃临行时，曾广钧把他骗留在长沙：他们一块上船后，曾广钧又要史二回去取图章，其实，图章曾广钧已经带在身上，是故意支开史二的。史二回去费了好一番时间当然也找不见图章，等返回时船已经开行。之所以把史二丢下，曾广钧是觉得他这个人不可靠，恐怕会出卖主人。

主仆之间的关系状况，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主人家的境遇。即使主家落难也矢志忠心侍主的奴仆固然有之，像上面述及的贺妪就是。还有这时曾广钧带在身边的蒋五十也是。但也有看人下菜、媚强傲弱的奴辈。当年曾国藩居京之初，无钱无势，一个仆人就很不听使唤，公然与主人对抗，曾国藩为此颇受刺激，专写下一首题为《傲奴》的诗：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今我何谓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溪。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从曾国藩当年的家信中，可知这个“傲奴”叫陈升，他因“一言不合而去”。眼下曾广钧防范史二，不知是否会记起祖父的这首诗而心底产生强烈共鸣？无论如何，时代已变，他们于今是沦入万般无奈的落难境地了。

曾宝荪在艺芳学校被查封后也一度流亡汉口，侥幸地与父亲取得联系。她忆述起其父流亡的事情，大发感慨，说他老人家虽然是大世家公子少爷出身，平日养尊处优，一点粗事也不能做，但到了危难的时候能有如此急智，如此周密的计划，真足为后生辈楷模。其实，只要想生存，他不这样又有何法？往时的生活环境是一去不复返了呀！

在汉口也不能长待下去，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曾广钧由蒋五十陪伴，登上江轮去上海投亲。

两年之后，也就是在民国十八年（1929），曾国藩的这位长孙便撒手尘寰。

同在这一年，曾广镕也去世。

曾广铨的晚年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他不但经历了大革命运动的冲击，而且还赶上了日本侵华的民族大难。湘省沦陷后，曾广铨和儿子约农、侄女宝荪等避居香港。民国二十九年（1940），曾广铨突患严重的心脏病，无法救治，在这年春夏之交时节去世。约农和宝荪作有这样一副挽联：

幼继大宗，长承庭训，缟带使重洋，不辱君亲，暮年心痛碎裂河山，荆棘竟能戕永寿；

既失庭辉，又燔杏苑，寄尘来百粤，更倾诫命，今日目睹飘零屦杖，竹林从此有余哀。

在曾国藩一支的“广”字辈兄弟中，曾广铨已是去世最晚的，而去世最早的是曾广銮，卒于民国九年（1920）。再就是半路皈依基督教的曾广钟，是于民国十二年（1923）归天的，上已述及。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民国蔡云万《蛰存斋笔记》中言及曾广銮去世事而发的这番感慨：

报载曾文正公嫡孙曾广銮，以世袭一等毅勇侯，在清廷为散秩大臣，病故京师，身后萧条，几无以殓，赖清帝有恤典以赙之，始克成礼。呜呼！此愈足见文正公之贤也……文正带兵十六年，又为总督多年，发乱平后，各路军费浩繁，奉特旨概免造册报销。若在今之掌兵柄者，其于浮冒克扣之所得，早有数千万家赀，难于核计，可以使子孙世世无忧贫乏也。今文正后裔不过再传，其嫡孙已贫无以殓，则文正当日之廉洁自持，只知有国不知有家，于此当益信也。

这显然是与其时贪墨成风的官场情状比较，对曾国藩清廉传家的褒扬。无论如何，其这一支的“广”字辈人，到广铨去世也就无存了。

俱往矣！那富厚堂又是怎样一番景象？

富厚堂的确曾是曾家“富厚”起来的象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成了这个家族衰败的象征和历经磨难的见证。

如果说，在民国代清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虽说社会动荡，家事多磨，但有赖女主人郭筠的操持，富厚堂还维持相对安定的生活，成为子孙们归根受庇之所，那么，郭筠去世之后，更是今非昔比，明显败落。据曾宝荪忆述，自她祖母去世后，家人陆续搬出老家，差不多二十年并无一个主人在家，房上地下都长出了许多笋子和小树。日军侵华香港沦陷后，原在那里避难的曾宝荪等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秋辗转回到湖南老家，目睹富厚堂的荒凉，追忆曾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亲人，不胜悲戚：

旧地重游，有无限感慨，加之园圃荒芜，亭台倾圮。彩色剥落，全不是我记忆中的景象。我又想到与我祖母、母亲在这里的情形，更感到室迩人亡的悲痛。人世沧桑，真是令人迷惘，不知苍天生我有何用处……

不过，让曾家人可以感到欣慰的，这时富厚堂里的藏书楼连同书籍，还是基本完好地保护下来。这多亏了一茬又一茬的管理书楼的雇工。清末时是个姓贺的老人，他在民国初年告老回家。接班的是一个叫王子陵的人，此人原是个裁缝，文化水平不高，只是略识些字而已。但他责任心很强，爱书如命，管理严格，即使曾家自己人不按规矩拿书他也不依。曾广钟入教后，要从书楼里挑出他视为“异端”书籍者焚烧，王子陵急得寝食不安，苦苦哀求阻止，挽救了不少“杂书”。曾家人流亡在外时，许多人觊觎富厚堂的藏书，王子陵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他们染指。曾宝荪自香港回到老家富厚堂时，所见藏书楼的情形，与其他屋宇地场形成鲜明对比，她因此而由衷赞佩管书的雇工：

书楼藏书，仍是富厚堂的精神中心，书楼一尘不染，书籍琳琅满架，类别、目录分明，这是王子陵的功。那时他老迈年高，由其女王席珍负责，他则数日来看一次。王席珍也能肖父，书楼收拾一如其父样。后来艺芳有些书籍，因逃日寇之祸乱，也都放在富厚堂书楼，内有英文书籍不少。我因教侄辈英文而教了王席珍英文三年，她可以按名寻书，按英文字母摆书。王子陵先生二十多年来管理我家的书册，丝毫不苟。他不是不知道书可以卖钱，但他不肯做这种不诚、不忠的事，真是个任劳任怨负责尽职的好人。

当时，曾宝荪她们把流亡外乡时从富厚堂里选带的一批“先人手泽”资料又携带回来，重归富厚堂收藏管理。而离富厚堂十余里的曾国荃一支的“大夫第”中的藏书，这时则已经全部散失。看来，不仅是曾家后裔，即使社会和历史，也应该感谢富厚堂里这几任管理书楼的雇工，是他们，保护下大批珍贵文献——这已不仅仅是曾氏家族的私产，更属于一笔社会和历史的文化财富。

四十年代末，曾宝荪、曾约农姐弟复将其“先人手泽”带出，几经周折，最后运藏台湾，她们姐弟也移居台湾。利用有关资料，六七十年代，先后影印出版了《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湘乡曾氏文献》等书籍。而留在富厚堂里的更大量的图书和文稿资料，则屡经播迁，存佚参半，被侥幸收藏存留下来者自成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与富厚堂藏书楼一道历经历史沧桑变迁的，还有原属曾家的其他一切，房舍、田园、山水、茔墓……并且，它们比起富厚堂藏书楼来，更少有那份侥幸享得的相对宁靖，多的是狂飙的袭击，甚至血火的洗礼。

不要说南北军阀纷争的殃及，也不要说日寇侵略带来的灾难，就说二十年代大革命运动时乡人之间争斗的一个小小插曲吧，由此便可见其一斑：民国十六年（1927）的春天，当地农民协会组织会员改造泥鱼坝沙洲，这里是曾国藩曾祖父曾竟希葬处的所谓“金鸡啄白米”的风水宝地，曾家后裔中有人为保护祖茔风水，阻止农会开发，被农会就地正法。大革命运动失败后，有数名农会负责人遭报复而死于非命。后来，国民党政权还曾明令保护曾家此处茔地。新中国成立后，变化更是天翻地覆。20世纪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泥鱼坝沙洲被彻底开发改造为农田。

说到底，山水田舍都是死物，为它们而争逐斗杀的是人的活动。人自古以来就分群，进而分派、分阶级阶层，争斗不已。有些争斗是无谓的，有些则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需的，故而有正义和非正义、进步和落后的阵线、营垒之分。一个家族的子孙甚至一个家庭的成员，在这种阵线、营垒的归属上也未必统一，繁衍的辈次离祖上越远，宗族的群体越大，分化也就越纷纭复杂。

具体到曾氏家族来说，到民国年间，不要说曾宝荪、曾约农所属的“昭”字辈（曾国藩兄弟的曾孙辈），即使其再后的“宪”字辈，也就是曾国藩的玄孙辈中，成年者也为数不少了。这两辈人里，所从事行业、人生道路已非常地分歧不一。不过晚清以来大家名族的影响还是不可漠视的，其有条件接受高层次文化教育的较多，从政、从军、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人都有不少。后来，他们中有的居留海外；有的到了台湾（像曾宝荪和曾约农即都是在台湾度过晚年的，并且都颇高寿，曾宝荪于1978年逝世，享年八十有六，曾约农于1986年病卒，享年九十有四。曾约农也和曾宝荪一样，一生没有结婚）；当然，更多的仍在大陆，他们当中——

有著名教育家和化学家、曾任共和国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他是曾国藩之弟曾国潢的曾孙。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期间曾参与筹组西南联大并任该校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当选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涨的热情投身建设大业，在教育和科学战线兢兢业业，勤奋工作。除先后任教育部、高教部的领导职务外，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该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他怀着为社会做贡献的强烈事业心，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友人李达的努力下，改到该校任教，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竭尽所能地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残酷迫害，于1967年12月含冤去世，享年68周岁（先他一年，任北大教授的夫人俞大絪因不堪“文革”折磨和凌辱自尽）。1981年3月，经中央批准，教育部为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有著名女考古学家、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燏。她是曾昭抡的同父异母之姊。幼时曾被堂姐曾宝荪带在艺芳女校学习，深受堂姐影响，也立志终身不嫁，献身事业。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学习考古，抗日战争期间冒险回到祖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博物院领导期间，工作上兢兢业业，生活上艰苦朴素，以克己奉公为美德，不因私占用公家的一张稿纸、一个信封。身为资深的考古专家，不但不私储古玩，而且还把祖传的文物无偿捐献国家。她于1964年逝世，享年55周岁。

有早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为叶剑英夫人，多年担任过全国妇联高级领导职务的曾宪植。她是曾国荃的玄孙女。幼时曾在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古稻田师范学校读书，深受进步思想的熏染。投身革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叶剑英等领导的广州起义，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关头，于1928年18周岁上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地从事革命工作，又曾受党派遣到日本留学。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她在云南与叶剑英结婚，次年生下叶选宁。不久，把婴儿送回湖南老家，自己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南下广西，北上延安，1946年随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团赴重庆，曾任邓颖超秘书，后又在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土改等工作。她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筹组者之一，全国妇联成立后一直在该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获平反。1978年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恢复党组副书记职务。她还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病逝，享年79周岁。

……

他（她）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也是曾家的优秀子孙！

应该说，无论在何地、操何业，只要是心向祖国，不忘民族，所有曾氏子孙，所有中华其他一切姓氏的人们，都可以无愧地追寻到炎黄的总根上，都同是值得骄傲的炎黄好子孙！

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暂短的一瞬，然而，华夏神州却历经了沧桑巨变。一个家族的沧桑，固然是时代和民族沧桑成像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但由它，也可以寻绎出所蕴涵的特定历史信息。

曾氏家族的情形，不是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