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鹄”梦_曾国藩家族故事

“黄鹄”梦_曾国藩家族故事

不像风水、鬼神、天命之类的事情那般虚幻缥缈，这艘小火轮是实实在在的。

它有个很好听的命名——“黄鹄”号。中国自造蒸汽轮船的历史从它这里掀开首页。

一个了不起的起点，而这个起点又永久地镶嵌在曾国藩办洋务的历程中。

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了似乎并不扎眼的这么几句话：(www.guayunfan.com)出门至河下看……新造之小火轮。船长约二丈八九尺，因坐至江中，行八九里，计约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依次放大，续造多只。

其实，从这看似平常的寥寥数语中，可以剥绎出曾国藩若黄鹄展翅般的一个宏远洋务之梦。所谓“试造此船，依次放大”，“放大”到什么地步？那就是要到泰西恃以逞强之物，中华也能具有，可与之比肩匹敌的地步，这也就是“自强”的目标境界。曾国藩在这则日记中虽然没有如此直言，但他在别的若干场合下的发言足以囊括了这个意思。

“放大”这二字很有意蕴，就是连“黄鹄”号也是逐步“放大”出来的。因为它的制成，并不是曾国藩办洋务的初始，而已经属于阶段性成果。

那还是在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靠趁火打劫在这次战争中获利最大的俄国采取欺骗拉拢清政府的策略，表示愿派兵船帮助镇压太平军，清廷为此向有关大臣们征求意见，时已膺任两江总督兼统数省军务而主要使命还是“剿办粤匪”的曾国藩，对此基本上是投了赞同票。不过，当时他就觉得这只是权宜之计，还要谋划长远之策，按照他的原话叫做“目前资夷力以助剿”，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也正是在借师助剿的过程中，曾国藩辈对洋枪洋炮的威力有了更深切的感触，坚意效法自行制造。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安庆设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军事工业厂局——安庆内军械所。它包括火药局、火药库、造船局三个部分，制造火药、炸药、洋枪、洋炮等军火器物，主要是用于镇压太平军。并且也开始试造蒸汽机和蒸汽轮船。当时该所虽然还没有大量引进新式机器设备，但它已经开始由土法手工向机械作业的过渡，聘请了掌握新型科学技术的一批专家在这里供职，如有制造炸炮的专家黄冕和龚芸棠，精于化学和轮船汽机的徐寿和他的儿子徐建寅，第一流的数学家华衡芳等。

安庆内军械所建成的第二年，便制造出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台蒸汽机。这是在徐寿主持下科技人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台机器与当时世界上的往复式蒸汽机相类似，按其试验记录材料，飞轮转速每分钟二百四十转，启动后“以火蒸水，汽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汽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汽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汽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

蒸汽机的制造成功，为蒸汽轮船的建造奠定了基础，也增强了专家们制造蒸汽轮船的信心，他们艰苦奋斗，较快地造出了第一艘蒸汽轮船，即“黄鹄”号。

当曾国藩亲自视察并试乘的时候，在北方正当数九寒天河流冰封的季节，他所在的皖南地方虽说依然可水流船行，但也是冷气逼人。曾国藩不顾寒冷，亲自乘坐这艘试航的小火轮走了八九里远，可见兴致之高。说不定，这艘还相当简陋的小轮，当时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真幻化作了一飞冲天的“黄鹄”。

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许注定有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是垫铺通途的执着努力却是曾国藩辈始终没有放弃的。当他们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在两江总督迁驻的金陵，又设立起江南制造局。其不论是在规模还是技术设备上，安庆内军械所都不能望其项背。该局设立之初，专造枪炮，不久便筹资兼造轮船。到同治七年（1868）七月间，便造成了“恬吉”号蒸汽兵船。这个名字是由曾国藩给它起的，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

比较起来，这条轮船比“黄鹄”号有了很大改进。它长185尺，宽27.2尺，吃水8尺余，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配炮9门，每时逆水行70多里，顺水行120多里。曾国藩也曾亲自乘坐试航，得出的结论是“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这时曾国藩再说起“黄鹄”号，也只好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的评价了。曾国藩在向清廷的奏报中，这样陈述他的运筹：

原议拟造四号（轮船），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囱，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上年（指同治六年，1867年）试办以来，臣深恐日久无成，未敢率尔具奏，仰赖朝廷不惜巨款，不责速效，得以从容集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曾国藩恐怕是太乐观了，乐观得近乎幼稚。不过“恬吉”号确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它的建造速度和水平是够可以的了。譬如说，它比日本横须贺造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明轮蒸汽机兵船“清辉”号要早十二年。

制造“恬吉”号的江南制造局也是一个很可观的军工厂家。就说在初建只制造枪炮时的情况吧，建设者们根据需要，在所购外国机器的基础上，自己进行仿制和改造，制器之器的物质技术条件很快有了较大改善，适应了一时之需。曾国藩曾向清廷这样奏报：

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机器以铸炮炉，高三丈，围逾一丈。以风轮煽炽火力，去渣存液，一次铸成。先铸实心，再用机器车刮旋挖，使炮之外光如镜，内滑如脂。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木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相匹敌。至洋枪一项，需用机器尤多。如辗卷枪筒，车刮外光，钻挖内膛，旋造料棱等事，各有精器，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购自外洋者无异……该局向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厂，中外错处，诸多不便，且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不能安置。六年（指同治六年，1867）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购地七十余亩，修造公所，其已成者，曰气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炮楼、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曰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住居之室，房屋颇多，规矩亦肃。

诚然，曾国藩辈兴办军工厂局最初的直接刺激因素，是学习西洋的坚船利炮技术用来对付“内匪”，但到太平天国乃至捻军被镇压下去，恢复所谓天下“敉平”的局面以后，其军工生产特别是新式船舰的制造就很难说再纯为对内防范，而“御外侮”的因素是大大强化了，特别是新式舰船的制造更是如此。试想，如果仅仅对付“内匪”，用得着去大力发展最终为用于海上争逐的火轮舰船吗？

说到这里，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曾国藩的亲密战友胡林翼的有关轶事：胡林翼生前对外夷枪炮是颇为欣赏的，并不止一次地联络从广东地方购取使用。但据说在安庆战役期间他策马视察地理形势和其他军事情况，对战胜太平军表现出信心十足，情绪振奋。但突然看到在江中疾驶的夷船，脸色陡然晴转浓阴，几至从马上跌落下来，病情骤剧。并且有说，平时有人向他问起夷务之事，他总是闭目不语，一副心中明了而又无奈的样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远忧。

曾国藩同样也有着这种远忧，并且明确有“勤远略”的筹思，在这方面比胡林翼显得要乐观主动些。当然，胡林翼早逝，未及在“洋务”上有充分的发展表现。比胡林翼晚死十一个年头的曾国藩，于此则有着更广阔的时空条件来回旋舞步。除了制造洋枪洋炮、新式轮船之外，他的洋务活动还涉及更深的文化层面。

就是上面说到的江南制造总局里，还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用外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等多人在馆供职，主要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及有关的自然科学书籍，兼及医学、史地、国际公法等。该馆先后共译印图书达一百七八十种，成为清季中国设立的译介西方科技书籍最多的机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影响了一代新学人士。像维新运动的旗手康有为就曾大量购置阅读该馆译印的书籍。当然，这是曾国藩未及看到的情况，他死后这个翻译馆又存在了多年。但无论如何，它是诞生在曾国藩的手下。像这样的事项，比起枪炮、轮船来，近代文化意义不是更为醒目和突出吗？

曾国藩生前主办的另一洋务要项是派遣幼童赴美留学，而这件事情的最早倡议者是容闳。是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听取了容闳的意见，联同向清廷奏请，终于促成此事。

容闳是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三岁时入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基督教新教方面设立的教会学校），几年之后由该校校长布朗带往美国学习，在耶鲁大学毕业后于咸丰五年（1855）回国，成为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他曾在美国驻华机构、上海海关和宝顺洋行做事，同治初年又曾到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访问，向干王洪仁玕提出过诸如设立新式学校、建设良善政府、创立银行制度等新政建策，但未被采纳。不久就进入了曾国藩幕府。

当时曾国藩正在筹建江南制造局，他需要容闳这样的在外国待过多年、又懂得西方科技的人才，于是罗致手下，并派他去美国购买机器。容闳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使得曾国藩十分高兴，对容闳更加看重。

容闳留学回国的直接目的和以后多年间所抱的一个宏愿，就是组织中国的优秀青年赴美留学，以造就能改造和建设中国的人才。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计划，一开始却连连碰壁，不能如愿。到了曾国藩的幕下以后，有了见机行事的契机。同治七年（1868），容闳先是通过洋务大员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清廷上了一个条陈，主要就是建议选派赴美留学生，并拟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但因故没有上达。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随员，他利用这个机会，又通过帮同办案的丁日昌鼓动曾国藩出面奏请，得到曾国藩的同意，曾国藩联同李鸿章几次出奏。虽说待选派幼童赴美正式付诸实施的时候曾国藩已经去世，而未能亲眼目睹，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遗憾，但他生前毕竟就已促成定局。

当时像这种事情来自守旧势力的阻力自然是相当大的，曾国藩辈力排异议，坚持定见。下面是同治十年（1871）七月初，也就是曾国藩死前大约七个月时所上奏折中的一段话：

或谓天津、上海、福州等处，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文馆选满汉子弟延西人教授，又上海设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窔，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由此，足可以看出曾国藩辈的深意所在。当然，幼童分批出洋之后，留学之事仍然受到顽固守旧派的百般干扰，尽管亲任副监督的容闳力行抗争，但赴美留学之事到底未能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可谓半途而废。这一局面也是曾国藩没有来得及知晓的，倘若九泉有知，他也该为之抱憾吧？不过，幼童赴美留学，毕竟开了晚清官派留学生的先河，其功效自在，不可埋没。

对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来说，曾国藩理所当然地算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人物。在这方面，他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历史，也影响和作用于他的家庭，特别是自觉不自觉地为其儿辈的学习、生活环境引导出一个新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