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_杨福家院士事迹

我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_杨福家院士事迹

国与国交流，教育一定先行。聪明的学生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一定了解了并学到了所在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往往是杰出的人民大使。这正是为迎接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也是我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所需要的！

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自今年1月1日起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为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那么，杨福家是如何当上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呢？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记者采访了杨校长，下面就是他的自述：

杨福家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2001—2012）(www.guayunfan.com)经济全球化，会加快教育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的趋势。教育国际化的含义很多，包括大学校长要走上国际舞台，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更多地加入国际组织中去，让世界了解中国。诺丁汉大学敢于邀请外国人当校长（Chancellor），也是走向国际化的一个措施。

下面我谈谈自己。

诺丁汉大学把我树得很高，说我是杰出的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在本门领域有极深的造诣，但我真诚地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对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的是，但有一点，人家对我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如此而已。

那么，我是如何被人认识的呢？教育部给了我许多机会，如果我没有担任过6年的复旦大学校长，我不可能被聘为英国校长，但单单凭此不够，我还抓住机会跨上国际舞台。1996年，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的会议，这个协会已经成立30多年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执行理事会里一直没有中国大陆的代表。我曾写过一本书，名为《追求卓越》，体现了我的人生中的一种理念：做事情要么不做，要么就认真去做。我在参加会议前作了充分准备，充分准备的结果是作为中国唯一代表，我被选入执行理事会——这一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我如果未被选上，进不了理事会，也就没有更多的机会让人了解我。日后正是作为这个协会的执行理事，我参加了多次国际会议，如1997年美国开了一次全美大学校长会议，3000多名美国大学校长参加，会议第一次邀请了外国的5位大学校长在会上发言，我被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推荐成为其中一位，这样就使国外的校长有机会了解我国的教育进展与巨大的成就，并对我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增加了友谊。在此前后，复旦还加入了东亚研究型大学校长协会、太平洋地区大学校长协会、21世纪大学校长协会，我很荣幸地都被选为领导成员。

1997年，在我建议下，国际大学校长协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会议，100多位国外大学校长光临复旦大学。同时，我们邀请了我国几十位大学校长到会，开始考虑我国的大学校长协会。

1997年11月，在国家教委（1998年3月更名为教育部）同意下，10位校长聚会于复旦，正式成立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由内地及香港地区的10所在教学和科研上有一定成就的研究型大学组成，包括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及清华大学。我被选为该联谊会首任会长。

我很幸运，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1963年我就被选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学者之一，到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该所于1921年成立。当时“理论物理”的含义是“基础物理”。1965年改名为玻尔研究所，以纪念创始人尼尔斯·玻尔）进修物理，当时我国驻丹麦大使馆的一名参赞对我说：“留学生不单要念书，还要广交朋友。”我感谢他的提醒，于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的同时，与很多同事成了好朋友。当时，该研究所有80位研究人员，其中近50位是外国学者（除我之外，都具有博士学位），仅美国就占了30名，日后这批人中有很多成了世界科学界的权威人士。有了众多的朋友，我出国机会就比别人多些，如美国至今我就去了56次。

但是，1998年前我没去过英国，许多人感到好奇，我怎么会当上英国大学的校长呢？其实，我做梦都没想过会做外国大学校长，特别是在1996年由北大、清华、复旦和上海交大四所大学校长组成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哈佛大学时，亲耳听到哈佛校长鲁登斯坦（Neil Rudenstine）介绍：“我作为校长，责任有三：一是在世界范围找人，二是在世界范围找钱，三是任免院长；其他事务均由常务副校长（Provost，有人译“教务长”，可能不太合适）负责。”这位校长在10年任期内，平均每个工作日为哈佛募集到100万美元！[2]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达到他的一半，也可算成绩卓著！[3]与他们相比，我自认很难做到。

1998年教育部推荐我代表复旦大学去英国爱丁堡参加21世纪大学校长协会，这是我第一次去英国。我国有三所大学被推荐，另两所是北京大学与香港大学，但曾经留学英国的北京大学校长很忙，没有去。我在会上的发言引起不少校长的共鸣。两个月后，我又被教育部点名为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团长访问英国，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英国，这次给了我一个较深入地熟悉英国，同时又被人了解的机会。通过这两次访问，英国教育界对我有了一定认识，我也与诺丁汉大学校长成了好朋友，因为我与他的教育观点有很多共识，在他与物理系教授的建议下，该校于1999年授予我为该校名誉科学博士。之所以聘我当名誉科学博士，还因为在这之前，我在美国最好的出版社McGraw-Hill Co.出版了《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一书，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本身就是一种荣誉。之前，我虽然出了很多中文书，但很多西方人不会中文，没看过我写的书。于是，为了能用非常漂亮的英文书写该书，又能弥补我的一些不足，我与一位老朋友，名列美国大学前20位的范德堡（Vanderbilt）大学杰出教授J.H.HAMILTON合著了此书。一位物理学教授在授予我学位仪式上致辞时提到了这本书。

1999年7月杨福家获英国诺丁汉大学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在英国历史上，皇家特许的大学校长大多是由王室人员担任，这次诺丁汉大学迈出既有远见又很勇敢的一步，要打破这个传统，选一位有国际化特征的校长。那么，到哪里找这位校长呢？据说，有人建议到亚洲找，到马来西亚去找，因为该校在马来西亚已开设一个校区，而且马来西亚不少国家领导人都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但后来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教育的大发展将是在中国，于是选我当了校长。因此有人就说，他们选我当校长是看中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杨福家校长与副校长坎贝尔教授亲切握手

在正式选举前，他们征求了我的意见。当我获悉英国的校长（Chancellor，又译“校监”）没有募钱的任务（英国名校都属于政府），又不是日常工作主管（Vice Chancellor 才是CEO！）我就表示可以考虑。当我正式接到担任Chancellor的信件后，我不知道如何翻译这个词，但我知道香港的大学体制与英国相似，于是打电话给香港大学。得到的回答是：在香港，这个词译为“校监”。香港8所大学，只有一名校监，就是香港特区政府首脑董建华先生。于是，我向教育部报告时用了“校监”这个名字，《文汇报》第一次报道这则消息时也用了“校监”这个词。但是，我心中怀疑：我怎么可能扮演董建华先生的角色呢？我就去问翻译家陆谷孙教授，他很果断地说：“Chancellor只有一个译法，就是校长；不同国家的校长的作用不尽相同。”于是，在报上用“校长”这个词来报道有关我的消息就多起来了，包括教育部部长的贺信。其实，直到现在，我还不是很清楚，究竟该怎样翻译这个词，因为在中国大学里根本没有与它相当的位置！在诺丁汉大学被批准为皇家特许大学（1948年）之前，是没有Chancellor这个位置的，当时的“校长”的英文用词是Principal。在英国大学被批准为皇家特许大学（Royal Chartered　University）后，有了Chancellor这个位置，它是由校务委员会（Council）从校外选拔后，向校董事会（Court）推荐，并由校董事会选举后任命。原来的校长改名为Vice Chancellor，它由校务委员会选举产生。Vice Chancellor按字面直译为“副校长”，但是这样的译法并不妥当，因为他实际的作用与我国大学的校长相当——是大学的法人，他是英国大学校内三个委员会（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决议的执行者。因此，我认为，译为“执行校长”较妥。Chancellor是“校董事会主席”。那么，英国大学里有没有“校监”这个位置？有，它的英文为Visitor，英国所有的皇家特许大学只有一名校监，即英女王，她名列皇家特许大学花名册的首位。

杨福家就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仪式（前引者肩扛校长权杖）

英国大学的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以权制权。学校的领导成员既有权，又无权；没有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力。

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Charles de Scondat de 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严复译《法意》）一书中有句名言：“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从2001年开始做了三年Chancellor，后在2003年与2005年12月又被续聘两次，任期到2009年年底。为准备在我离任后在校内永远挂上我的油画像(英国大学的传统)，从两年多前就开始请画家为我画像，我静坐已近30小时，画像也接近完成。但在2008年年中，我再次受到挽留。由于新的执行校长才上任，我恐难以推辞。2008年12月的校务委员会已通过决议，要求校董会再次延长我的任期到2012年。要用上这幅画，还会有几年。那将是留在英国大学里第一幅中国人的校长画像。

近八年来，我学到了很多。可以说，现在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英国的教育制度，比较深入地了解了中外教育的差异。与此同时，我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我建议下，中国政策研究所在2003年10月正式成立。国务委员陈至立与教育部部长周济亲临诺丁汉大学为该研究所揭牌。这是一所研究中国问题的思想库，它对推动中英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中英之间的友谊，都会起很大作用。几年来，中国政策研究所的名字与它发表的文章经常出现在中外报刊上，其影响日益扩大。

杨福家在就职典礼上演讲

就任诺丁汉大学校长的仪式

与此同时，中国宁波诺丁汉大学已在2004年4月获我国教育部批准正式开始建设，并于9月迎来了首批新生(大学生)。2008年9月，迎来了1120余名新大学生 (全额招满，而且都来自国内第一层次)、180名研究生，学校学生总数达到3500余名，包括研究生300余名，国际学生100余名，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

“梦想基金”与“陈至立奖学金”在诺丁汉大学已经相继建立。近两年来，已有一批优秀中国留学生获得资助。“梦想基金”受惠面已扩展到宁波校区。

诺丁汉大学在上海与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建立了科研合作实验室。

诺丁汉大学请画家为杨福家画的油画像，按英国大学的传统，离任后此画像将永远挂在校内

诺丁汉大学与共青团中央、上海市政府、湖南大学长期培养人才的计划已经启动，几批学生已完成学业，取得了硕士与博士学位。通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于2004年12月的来访，以及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院士于2008年7月的来访，诺丁汉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全面合作已有实质性的启动。

彼得·曼斯菲尔德教授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克莱夫·格兰杰教授获得了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8年11月，以刘延东国务委员为团长的中国科教代表团来访，共有36位成员，含8位部长。刘延东国务委员在有关现代中国的国际会议上作了主题演讲。作为献给代表团的礼品，是在诺丁汉与宁波建立“刘延东奖学金”。“陈至立奖学金”的资助重点是基础学科，“刘延东奖学金”的资助重点是国际交流。

2009年9月，世界中药联盟将在诺丁汉大学召开。这是具有100个成员的联盟首次在欧洲召开会议。

那么，所做的这一切为了什么呢？

据说，张骞通西域时（公元前120年），惊奇地发现，中国的丝绸、陶瓷已比他早好多年就到达了西域，国与国交流，商人一定先行！商人带去的不仅是商品，而且一定同时带去了本国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4]

如果把时光倒推两千年，我们或许应该说，国与国交流，教育一定先行。聪明的学生学到的不仅是专业知识，还一定了解并学到了所在国的历史、社会、文化、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也往往是杰出的人民大使。这正是为迎接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也是我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所需要的！

2003年金秋10月，诺丁汉大学喜讯不断：在诺丁汉大学工作了30年的物理学教授彼得·曼斯菲尔德爵士（Sir Peter Mansfield）获得了当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诺丁汉大学念了大学、又拿了博士学位，还当了教授，一共在诺丁汉大学工作、生活了22年的数学家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1934—2009）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所学校同年有两位教授获此殊荣，并不多见。记得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在物理学与化学各得一项诺贝尔奖，有人竟在附近高速公路边高挂一块牌子：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是1995年诺贝尔奖获主之家！

可以想象，当时诺丁汉大学全校沸腾之景象！有的大学排名组织一下子把诺丁汉大学排到了世界第56名。不管怎样，进100名是肯定无疑的了。在人们高兴之余，我自然会联想起自己的祖国。

2012年12月5日，英国诺丁汉大学举行“杨福家楼”命名仪式。这栋楼建于2008年，由英国著名建筑师Ken Shuttleworth设计，这位大师以造型独特著名，是多座伦敦标志性建筑和伦敦奥运场馆的设计师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我国过去60年的一句名言。不过，站得很直了吗？很稳了吗？我国的高校何时才能进入世界100强？我国的科学家何时才能依靠属于我国自己的科研成果摘取世界科学的桂冠，获得诺贝尔奖？且不说英美，即使与我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至今已有16人获得诺贝尔奖；北方邻居俄罗斯（及苏联）至今已有23位获奖者。为什么我们迟迟没有实现零的突破？！

这些问题会显得更加强烈，我们不妨放眼看一下过去30年我国空前未有的大发展，思考一下今天所面临的新挑战。

【注释】

[1]本文由《光明日报》吴春燕采写。

[2]2001年5月26日英文《南华早报》有详细介绍。

[3]陈宏喜，《西电科大报》第266期，2002年3月15日。

[4]尹明善，《解放日报》，200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