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的科学与教育人生（代后记）_杨福家院士事迹

杨福家的科学与教育人生（代后记）_杨福家院士事迹

杨福家的科学与教育人生（代后记）

王耀成

杨福家先生于1936年7月28日（农历六月十一）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

杨福家自幼机灵好动，淘气顽皮，读初中时曾被勒令退学。但幸运的是高中时又进了一所好学校——创建于1874年的上海格致中学。

格致中学给了杨福家人生两件最宝贵的东西：一是人生观，从一个糊里糊涂的“小捣蛋”，成为有梦想、有追求的人；二是点燃了他头脑里知识的“火种”，使他对自然科学与英文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www.guayunfan.com)1954年9月，杨福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并于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给了他一个崭新的机会：从学生后来做到校长，开始了他与复旦大学长达半个世纪的情结；从此也结下了他与物理学科的终生之缘。

在复旦物理系，杨福家幸运地得到了一批对学生满怀热情的名师的悉心教诲，也切身体验到老复旦的传统——名师上基础课的终生教益。系主任、二级教授王福山为刚入学新生上普通物理学，一级教授周同庆为二年级学生上原子物理学。一级教授卢鹤绂给学生上富有色彩的原子核理论课，而且在杨福家最后一学期，卢鹤绂教授还担任了他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卢鹤绂把他领入原子核物理学领域，让他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之美”，并成为杨福家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一所好的学校，会给你一个好的氛围，让你不知不觉地接受到好的素养教育；而好的老师能发现你的长处，能够引领你走上一条科学的道路。”这是杨福家的切身体会，而卢鹤绂先生当年的忠告，使杨福家懂得了做一名一流的科学家，眼睛应该时刻盯着科研的最前沿——“追求卓越”，这也成了他的终生信条。

1958年7月，杨福家从复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该系做了一名助教。1960年，复旦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杨福家成为新成立的原子核科学系副系主任之一。论资历，那时杨福家大学毕业才两年；论年龄，年仅24岁；论资格，助教也只做了两年，直到3年后也才是一位讲师。这一段经历，使杨福家刻骨铭心，所以33年后，当杨福家成为复旦校长，上任伊始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1964年2月8日，凌晨2:30，连续工作了40小时后，终于见到了预期的信号

1963年9月至1965年8月，杨福家有幸被选派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oretical Physics,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1965年改名为Niels Bohr Institute，即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该所是20世纪两位物理学大师之一的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于1921年创建的。在此期间，杨福家一方面感受到了尼尔斯·玻尔“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被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的玻尔倡导下形成的“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的“哥本哈根精神”的熏陶。

杨福家在进修期间，与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学者一起，满腔热情地学习，夜以继日地发奋工作，连吃饭的时间也同各国学者讨论问题，仅用一年时间就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验证了该所两位后获诺贝尔奖的学者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在凌晨两点半看到了预期的信号时，生平第一次真正享受到了科研的乐趣。

1965年8月，杨福家从丹麦回国，此时的祖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久，十年“文革”揭开了序幕。在“文革”中杨福家虽然没有遭受很大的冲击，但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一间安静的实验室了，他所钟情的原子核研究也不能不受影响。不过，杨福家仍然不能忘情于科学研究。在带领学生去一家化工厂“开门办学”时，从现实中发现课题，推导出“氡气测量的普适公式”，后推广到“核级联衰变的一般公式”，成为在那一个特殊时期难得的科技成果。

“文革”结束后，1978年杨福家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系主任，并升为副教授。1980年杨福家被上海市评审组破格升为教授，1981年被国家教委评为复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

1986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诚邀杨福家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所长。从1987年至2001年，杨福家任职14年，组织领导该所科技人员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果。基于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考虑，杨福家积极促成“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简称“上海光源”）项目，如今这个投资10余亿元的国家重大科技装置已经建成。

1991年，杨福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在谢希德校长诚邀和极力推荐下，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从此开始了杨福家科学研究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领域——高等教育管理。1993年杨福家被国务院任命为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第五任校长。在担任学校领导前后8年时间里，杨福家励精图治，改革创新，振兴复旦。积极创造条件“给青年人以机会”，使古老的复旦出现了三十几岁的教授、二级学院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副主任；同时，启动“名教授上基础课”的计划；在全国高校率先创建 Think Tank（即智库或思想库）——复旦发展研究院。杨福家自任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时为复旦最年轻的教授王沪宁是其得力干将。不久，在中国高校文科首建“杰出教授”制度，校内享受院士待遇；王沪宁与陆谷孙被聘为复旦两位杰出教授（两年后又增加了一位——《中国文学史》主编章培恒）。复旦发展研究院成立后，不仅为上海的战略决策（如开发浦东等）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也为党和国家输送了杰出人才。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杨福家还担任了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1992年当选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998—2003年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从2001—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2010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特约研究员；201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杨福家敏锐地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他非常善于抓住机会跨入国际舞台。

早在1993年8月，杨福家收到美国议员的一份礼品：一幅美国国旗及一张证书。

1996年杨福家第一次参加国际大学校长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简称“IAUP”)会议，由于他会前做了充分准备，初次“亮相”便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干，结果该会成立30多年来新中国代表第一次被选入执行理事会。1997年杨福家发起成立“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并被选为创会会长。1998年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在国际交往中，杨福家一方面积极担当“二传手”，如最早把“知识经济”的概念引进国内；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的代表，也让世界了解自己，认识自己。1999年在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杨福家被香港大学与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UK）分别授予名誉科学博士，并被聘为香港大学校长特别顾问。次年年底，又被英国诺丁汉大学聘任为第六任校长，任期从2001年起三年，未及任满，又被续聘三年、再两次续聘三年，任期直到2012年底，成为中国人担任外国校长第一人。

证书上写道：“1993年8月4日，应国会议员Joe Barton要求，这面国旗在美国国会顶上，因杨福家校长促进国际理解而飘扬一天。”

2001年8月22日杨福家在斯坦福大学演讲后的合影，听众中有前国务卿舒尔兹与前国防部部长佩里（分别位于杨福家两侧）。会后，佩里即推荐杨福家成为“防核恐怖倡议”（NTI)董事会成员

从2001年起，杨福家还应邀成为设在美国的“防核恐怖倡议”(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简称“NTI”)董事会成员，是18位国际成员中唯一的中国人。在这个国际组织中，杨福家以他的核物理专业知识，继续为世界和平与祖国的核事业作出贡献。

杨福家近年来考虑得最多的，是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国际化。在中外合作办学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未来走向等方面，他都作出了贡献。

杨福家撰写的学术著作主要有：《原子物理学》获1987年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已第四版。1996年由美国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出版的英文专著Fujia Yang & Joseph H.Hamilton(美国范登比尔特大学杰出教授),Modern Atomic and Nuclear Physics是50年来该出版社物理系列丛书的第16本，是国内在这个国际权威机构出版学术专著的第一人。杨福家的其他著作还包括：《离子束分析》《原子核物理》《应用核物理》。

在杨福家的科研生涯中，有两个转折点：

1987年杨福家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名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这就意味着从个人搞科研转变到领导一个团队，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管理上。1991年杨福家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其后担任校长，这意味着他要从一个教育工作者转变到一所名校的教育管理者。但是不管怎样转变，杨福家心中的一个梦想没有转变，一个强烈的信念没有转变：把炉子烧起来。

“把炉子烧起来”是杨福家一个富有诗意的比喻，意即争创一流的实验室和基础设施，同时营造一种追求卓越的科研氛围。

身为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一所之长，杨福家对自己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所长”一词在英文里叫“Director”，意即“指方向的人”。如何把上千人的团队组织调动起来，把主攻方向指向当今的科学前沿，这是杨福家考虑的根本问题。他从原先研究所的50多个研究项目中，选取少量具有世界水平的国际目标冲刺。

实验核物理研究室主任石双惠提出了寻找新核素的课题，立即被杨福家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当时，在世界上已发现的2000多个核素中，没有一个是属于中国人的；而在新核素图上，仅芬兰一国就插上了10面国旗。在向中科院周光召院长汇报后，周院长即对杨福家说：你们应该争取把中国的国旗插上去。经过漫长的攻坚，石双惠小组终于率先合成了新核素“铂-202”；1992年7月28日，这一成果终于正式在德国期刊Z.Physics A上以“新核素Pt-202的合成与鉴别”为题发表，这标志着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了核素图。

杨福家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4年，为该所学科方向的调整、核技术产业的培育、为上海光源项目的促成和启动、为该所综合实力的提升发展，作出了贡献。

杨福家曾在丹麦玻尔研究所的“串列静电加速器”实验室工作过，是当时接触过这种加速器的少数中国学者之一，而他的第一个科研成果也是在那里完成的。多年来，杨福家就一直梦想也有这样一个实验室。综观世界发达国家为什么杰出科技人才、顶尖科研成果频出，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烧得很红的“炉子”，铁丢下去就能很快地烧红。中国“文革”结束后，虽然“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但缺少足够的好“炉子”。因此，杨福家的强烈愿望，就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第一流的实验室。结果，“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终于在复旦建立起来。经过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实验室在1989年被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达到国际水平。1993年，复旦原子核专业被评为全国第一。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实验室上去了，高质量的论文也出来了，国内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也从这里培养出来；其中不少人成为21世纪挑大梁的中坚和领军人物。

积极催生“上海光源”

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开始于自然光，而电光源、X光和激光的发明，为人类探索自然带来三大革命性的进步。20世纪中期，科学家在同步加速器的实验中发现了一种由于电子运动路径发生改变而产生的新型的光，即同步辐射光源。同步辐射立即带来了新的革命。同步辐射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我国虽然有了第一代水平的北京光源和第二代水平的合肥光源两台同步辐射装置，但已经远远满足不了科研的需要。因此，呼唤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成为杨福家和中国许多科学家的“光之梦”。

为了早日实现这个美妙的“光之梦”，杨福家分别向中科院两位院长、上海市七位市领导建议，力陈在上海建造一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不仅对上海“科教兴市”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更会对提高我国整体科技实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出重要贡献。杨福家还转达中科院路甬祥院长的建议，让该项目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投资。杨福家意识到，这就开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建大科学装置的先河。在此之前，他曾向时任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建议由地方与中央政府共建国家重点大学。

1995年2月，在上海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上，时任市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与谢希德、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的王志勤、原子核所副所长曹珊珊等七名政协委员，联名向市政协递交了“关于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的提案。谢希德、杨福家等在提案中指出：这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第三代同步辐射装置建成后，上海将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多学科前沿研究中心，并藉以发展一系列具有巨大辐射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群。这一提案立即得到高度重视，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很快明确表态上海将资助这一项目，并多次亲自关心提案的落实情况，还提议将“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改称为“上海光源”。其后，由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共同建议，国家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并于2004年12月在上海张江举行开工典礼。这是中央与地方共同投资大科学工程的首例。

工程总投资达12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最大的科学项目——“上海光源”，按原定计划于2008年10月开始“出光”，结果提前于2007年12月调试成功并“出光”。正式实验于2009年4月开始，并向海内外的科学家开放。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主持这一重大项目的正是他当年的学生——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徐洪杰。

引进并诠释“知识经济”

杨福家不仅仅固守自己的专业，而且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全方位的接受来自世界的新信息。

从1994年2月起，杨福家几乎每年都收到美国参众两院的邀请，请他出席总统参加的早餐会。杨福家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外交舞台和信息平台，而且的确受益匪浅。在1997年2月的克林顿总统第45次早餐会上，杨福家第一次从一名总统的口中听到Knowledge Economy这个词，觉得耳目一新。

Knowledge Economy，杨福家将其译为“知识经济”。思维敏锐的杨福家像捕捉科学前沿的最新信息一样，瞬即意识到了这个英文单词的特殊意义：它表明，一个新的时代，即“直接依据知识和信息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经济”时代开始了！

回国后，杨福家分别在《文汇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知识经济’”“谈谈‘知识经济’”，以比尔·盖茨（Bill Gates）为例，阐述了知识经济的含义及其巨大威力。在《文汇报》刊登文章的第二天，徐匡迪即在全市局级干部会议上予以推荐。该文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立即被几十家报刊转载。接着，杨福家迅即请复旦有关同志组织力量对知识经济进行研究，很快出版了《知识经济论》一书。当时“知识经济”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名词，杨福家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后，知识经济问题很快成为新的热点。《文汇报》撰文指出：“杨福家院士率先在国内引进并阐释了知识经济的概念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带来的挑战，无疑已在中国科技史及教育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知识经济”的概念很快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注意。1998年2月4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科院一份报告中批示：“知识经济、创新意识对于我们21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同年6月1日的两院院士大会上，江泽民再次强调：“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不断创新，高新技术迅速产业化。而要加快知识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关键在人才，必须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1999年2月4日，在早餐会前，杨福家受克林顿总统接见

杨福家夫妇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佩里合影（2004年5月19日）

看到国家最高领导这样迅速接受、并如此重视“知识经济”，看到高层领导的意志很快化作全国的行动，杨福家欣喜之至：有什么能比当这样一个“二传手”更快慰平生的呢？

登上国际教育大舞台

作为教育家的杨福家，在其从教生涯中也有一个最大转折：

已经卸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的杨福家，被世界一流名校英国诺丁汉大学董事会选聘为校长(Chancellor)。

为什么请一名中国人来担任原来只有皇室和有爵位的人才能担任的职务呢？诺丁汉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我们请了一位国际校长。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院士，在他的领域享有国际声誉，并有在许多国家工作的经验。他曾是中国著名的复旦大学的校长……”

不过，杨福家自己对此的看法却是：“诺丁汉大学把我树得很高，说我是杰出的院士，是著名物理学家，在本门领域有极深的造诣，但我真诚地而不是故作谦虚地讲，我绝对不是中国最优秀的校长，也不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比我强的人多的是。但有一点，人家对我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只不过如此而已。”

中国人担任英国名校校长，这在中英、中外交往史上都是第一次。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杨福家考虑得更多的是：怎样在国际教育大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英两国的文化、教育的交流和合作？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的国际化。怎样把英国诺丁汉大学这样排名在世界百名之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引到国内？这是杨福家2001年到英国上任伊始就在考虑的问题。正好，杨福家故乡宁波的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老总，在2003年1月专程到上海的杨福家家里，建议与英国合作在宁波办一所大学。这一要求和杨福家的想法一拍即合，并当即确定了“非盈利，求平衡，追求卓越”的合作方针。经过中英双方几轮认真且周密的谈判，在省市与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终于在当年10月，在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教育部部长周济的见证下，签订了合作意向。2004年4月15日动工兴建校区，2004年9月17日宁波诺丁汉大学迎来第一批新生260名，2005年迁入新校区。2010年秋，已达到能招收1 200余名新生入学，生源全部在一本线以上，有的甚至在线上100余分；至今已毕业大学生与研究生共3000余名，几乎全部就业或继续深造。目前在校学生达5000余名，含研究生与国际学生。很多学生给学校写信：“我幸运地作了这样的选择，这几年改变了我的一生。”

宁波诺丁汉大学参赛的世界学生自由创业大赛中，先获中国冠军，后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世界大赛，获亚军后的喜悦

2010年10月，该校一组学生在前后共有1000余队参赛的世界学生自由创业大赛中，先获中国冠军，后代表中国去美国参加世界大赛，获亚军。

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中外合作的大学，身兼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又为中外教育史上创造了一个“第一”！现在，他正努力使诺丁汉大学的工程学科（全英领先）对中国的经济有所贡献。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人之云，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知道不是最难的，行动才是最难的，不仅行动是最难，善始善终才是最难的”。无论是宁波诺丁汉大学，还是与诺丁汉大学进一步的合作项目，都是教育改革“行动”的试点。

反思与前瞻：国际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如果从1987年担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算起，杨福家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已达25年。其中长期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教育组织并担任要职、特别是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和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经历，使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能在宏阔的国际视野下，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从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这些实践与思考的成果，既体现在杨福家的四部教育专著《追求卓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博学笃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杨福家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和《走近一流学府》（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9）中，也有一些专文“走”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借鉴和参考。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进程，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巨大变革，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杨福家为之痛心疾首。2004年杨福家一篇“对中国高教发展的困惑”震惊朝野。文章针对扩招、并校、大造大学城之风、对争创一流大学的误区以及高等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反思。立据充分，情辞恳切。此文一出，教育界反响热烈，胡锦涛总书记与温家宝总理均作了批示。温家宝总理并专门约请杨福家到中南海谈大学问题。2007年，杨福家的“大学的使命与文化内涵”一文再次引起中央关注。杨福家关于大学不仅是“大楼”“大师”，还必须有“大爱”的思想，是对前人的教育思想的新发展。此后，杨福家不负重托，就“如何办好大学”这一重大命题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高屋建瓴地作出了回答。杨福家从纠正高校失误、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全面理解“一流教育”、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入手，建议在体制和高考制度等八个方面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把试点作为改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