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复旦50年_杨福家院士事迹

进复旦50年_杨福家院士事迹

“以人为本”是复旦领导的理念，也是复旦的优秀传统。这样优秀的传统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吗？

50年，弹指一挥间。1954年时进复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当时，复旦大学校门正对国权路，北面向着当时唯一的一座教学大楼（现在编号为第一教学楼）。我一走进校门，比我高一班的师兄包宗明同学立即迎上前来，帮我拿行李，陪我去注册，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意。

复旦大学老校门

那时教学楼的东面还是农田，隔开一大片农田，有一批正在建造的学生宿舍，就是我们入学第二年开始住的地方。主要教学区是在西边，围绕大礼堂旁边大草坪的四周，有一些二层的楼房，它们以数字100,200,300……编号。当年的物理系就在200号，但物理基础实验室是在400号楼下，上面就是大礼堂，称“相辉堂”。100号是我们在1958年创建原子能科学系的地方。走出校门沿着国权路往南走，在现在复旦附中对面有一些宿舍，当时称第三宿舍，就是我们物理系学生住的地方。那时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方米，只是复旦明年要完工的新大楼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过，同学们并没有因为见不到高楼大厦而扫兴，因为我们陆续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王福山教授

物理系的系主任为我们介绍本系概况，后来又为我们上普通物理学，他就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先生[2]。

记得当年期终考试由王福山教授主持口试，我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授第一次体会口试的味道，自然十分紧张，结果只拿了个4分，是我大学四年唯一的一个4分。没想到的是在考后，系主任王福山大教授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我知道，你学得很好，就是太紧张了点。别灰心，你会考好的！”这就是当时的师生关系！

第二年授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的教授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一级教授周同庆先生[3]，讲授《数学物理方法》的是二级教授王恒守先生。他们都给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王恒守教授不仅授正课，而且指导我们学生的课外活动。例如，他曾指导我如何去测量粮仓的温度，以保证粮食的安全，让所学知识与生产生活联系了起来，使我们对物理学的兴趣大为增加。

周同庆教授

那时我们不仅可以听系里规定的课程，而且可以自由旁听其他课程。例如，我当时去旁听了数学大师陈建功先生[4]的课，也听过他的大弟子夏道行先生[5]，以及另一位数学大师苏步青先生[6]的大弟子谷超豪先生[7]的一些课程。苏步青、陈建功、周同庆都是一级教授，中科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即日后改称的“院士”）。谷超豪、夏道行先生当年还是年轻讲师，后在1980年与谈家桢、卢鹤绂、谢希德、顾翼东、吴浩青、谭其骧等一批教授一起被选为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夏道行先生每次进教室，总手拿一支粉笔，没有任何讲稿，一堂课结束，他正好讲完一个命题，铃声也响了。这种节奏感的把握，既是教学，也是艺术！让我们这些学子深深叹服，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陈建功教授

夏道行教授

卢鹤绂教授是1957年9月份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大学的，时年43岁，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本科学习的第四年。身为我国一级教授的卢鹤绂先生（在北大时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就立即给我们讲授富有色彩的《原子核理论》课程（整整七章）。我在听课时，对卢先生所写的一个方程式有疑问，但当时绝不敢在课堂上举手质疑，只是在课后请助教反映，并反复表示“可能是我理解错了”。这位助教很负责，他及时向卢先生反映了。出乎我意料的是，卢鹤绂先生就请我到他家。那是一次难忘的会面，他家住在二楼，一进门，卢先生就说：“你说的是对的，我疏忽了。”这和我之后所得知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的做法是十分相似的。在钱学森与冯·卡门因为论文某个环节激烈争论后，冯·卡门摔门而出，但第二天一早，他就到钱学森办公室说：“你是对的，我错了。”他们都是有高尚的科学素养和品质的人。我仍记得，与卢先生会面结束后，卢先生要送我下楼，我说您不要送了，他说：“我去散散步。”在我的人生中，这句话我至少听到了三次。第二次是我到北京去拜访钱三强院士，钱三强谈完了就送我到汽车站，也是这句话“去散散步”。第三次是在温家宝总理办公室与温总理长谈，也在二楼，谈完后，温总理说送我下来，也说“我正好散散步”。温暖人心，令人难忘。可见，大学问家都是没有架子的！

苏步青教授

谷超豪教授（方鸿辉摄）

1958年初，在我复旦求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有幸成为卢先生亲自指导我毕业论文的学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卢先生把我领进了原子核物理学的领域，让我有幸领略绚烂的“物理学之美”，并使之成为我奋斗一生的科学事业。卢先生给我出了难度较高的题目，是瞄准了科学的前沿——国际物理学界才发表的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卢先生让我这个未出茅庐的大学生去接触世界前沿的课题，他鼓励我从实验结果出发探索一条新途径，期望能与权威们做得一样好。经过几个月的尝试与努力，我发现他们做得太好了，通过实验结果找寻新的途径是做不出比他们更好的结果的。果然，在1963年，提出这一理论的两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即便如此，我仍然受益匪浅。因为在卢先生的严格要求下，我通过做这篇论文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1964年，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遇到了其中一位获奖者，因为我对这个理论关键的地方太了解了，因此有可能与他做比较深入的探讨。

卢鹤绂先生身体力行，教导我怎么做人，鼓励我挑战权威，尝试前沿课题，这与美国一流大学的本科所实行的博雅教育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卢先生是引领我踏上科学道路的实实在在的领路人。

卢鹤绂教授

卢鹤绂教授在实验室

回忆50年前求学复旦的往事，历历在目的不仅上大课的教授是一流的，而且上小班辅导课的，带学生做实验的，也都是一批很优秀的教师。例如，上普通物理习题课的唐璞山先生，上数学习题课的郑绍濂与张开明先生，不仅对学生认真负责，而且知识渊博，后来他们都成了复旦名教授；当年带我们实验课的戴乐山先生，以严格对待学生而闻名全校，起初很多同学都很怕他，但后来都很尊重他。

当时担任大课教学的不仅有教授，也有一批杰出的讲师。例如，教我们《理论力学》《电动力学》《量子电动力学》三门主课的殷鹏程先生，就只是讲师，但一点也不影响学生对他的尊敬。谢希德先生1952年来到复旦，虽然她已获得世界顶尖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但还是做了四年讲师，1956年升为副教授时，已是全国有名的半导体专家了。再过了四年，于1960年她才被聘为正教授。复旦大学的升等制度是很严格的，做复旦教授是不容易的，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尊重。这正是国际有名大学遵循的用人规则，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情况依然如此。像过去20年中复旦培养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沈志勋先生，在斯坦福大学做了三年博士后，做了四年助教授（讲师），又做了四年副教授，才被聘为正教授。这在斯坦福已经算升迁得非常快了，不过在他还是副教授的时候，学校领导就为他拨出一笔款子，同意他在校园里造别墅，这是很不平常的破格措施，但是该校的升等制度还是相当严格地被执行着。从博士后直接升为正教授的做法，不要说在世界一流大学，即使在二三流大学也是几乎找不到的。

复旦大学校园中矗立着卢鹤绂院士的塑像（方鸿辉摄）

进复旦不久，就听了党委书记杨西光的报告，他对人才的尊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大会上宣布，党委决定，并报市委批准，在校内为从浙江大学调来的苏步青、陈建功两位教授各建一座别墅。两座别墅与陈望道校长（也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较大的别墅相影而立。这是复旦仅有的三座别墅，它给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漂亮的楼房，而且是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尊重。苏、陈两位来到复旦，彻底改变了复旦数学系的面貌，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系科，在世界上也有它的位置。同样，周同庆、卢鹤绂、谢希德先生使复旦物理系蒸蒸日上；谈家桢先生使复旦生物系名列全国榜首；顾翼东、吴征铠、吴浩青先生使复旦化学系熠熠生辉；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朱东润先生也都是在全国著名的大学者。复旦在名校长陈望道先生、优秀管理专家杨西光先生的带领下，步入了全国名校之列。

当时的党委不仅看重中老年知识分子，而且很早就把眼光投向年轻一代。在1960年史无前例地任命了一批非常年轻的副系主任，其中包括华中一、秦启宗和我等人。当时，我大学毕业才两年，年仅24岁（但是助教仍做了5年，到1963年升为讲师）。像李大潜、高滋、邓景发、章培恒、王迅等青年教师就经常被召在一起开会，由党委副书记王零向我们介绍国内外形势。王零同志不仅关心我们思想、生活，还关心我们的工作。有一天深夜12时来到我们正在筹建的实验室，问我们有哪些困难。在了解后，第二天上午就召集校内各有关部门一起开会，让我们谈困难与要求，然后一一落实。一个新的实验室很快就建起来了。

这批重点被关照的青年教师后来都成了复旦的骨干力量，从而使复旦在全国有很大的竞争力。

“以人为本”是复旦领导的理念，也是复旦的优秀传统。这样优秀的传统对今天的高等教育不是很有现实意义吗？

【注释】

[1]文刊载于2004年10月17日《文汇报》，题为“弹指一挥间”。

[2]王福山（1907—1993），生于上海县法华乡钱家巷一户耕读之家。1926—1928年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29—1940年相继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1940年后在上海光华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物理系主任，积极引进优秀人才。主编了《近代物理学史研究》，担任《物理学思想丛书》编委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卷编委，《辞海》物理分科主编等。

[3]周同庆（1907—1989），物理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3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光谱学、气体放电光谱学研究，是中国光谱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4]陈建功（1893—1971），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浙江绍兴人。1920—1923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学习，1926—1929年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并获得日本理学博士学位。早年在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20余年，1952—1958年任复旦大学教授，后曾任杭州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研究领域涉及正交函数、三角级数、函数逼近、单叶函数与共形映照等。是我国函数论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5]夏道行，数学家。1930年生于江苏泰州。1950年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即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师从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1952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在函数论、泛函分析、现代数学物理方面均做出系统研究成果。

[6]苏步青（1902—2003），数学家、教育家。浙江平阳人。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31年回浙江大学创建数学系。1952年调到上海复旦大学，相继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的研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

[7]谷超豪（1926—2012），数学家。1948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1953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研究成果“规范场数学结构”“非线性双曲型方程组和混合型偏微分方程的研究”“经典规范场”分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是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