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风貌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自成风貌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王襄不仅是位甲骨文研究家、收藏家，而且是一位书法家。古文字学属于历史学范畴，书法则属于美术范畴，这二者关系密切，却又有所不同。王襄二者兼得，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多年的书写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书风书貌。

王襄曾有许多书学的心得体会记录在《簠室题跋》中，如：

“昔贤论书，见仁见智，皆自道心得。其评议书家，举性所近者言之亦至。学者宜泛览博采，资为津梁。若守一先生之说、一家之法，是犹附庸于人，未知自辟蹊径者也。上斛钟、王，下迄董、赵，中逮颜、柳，神貌骨力，相师而不相袭，用能自成家法。”“自古善书者皆宗二王，然二王之书唐代已难求。后世所见，摹本为多，存一二形似而已。书学在神韵，神韵失余皆糟粕。前清书家以石庵相国为最，集唐后书家之大成，惜仍未出二王之藩篱耳。”“古人书家能过人者，字之一点一画具有真性灵相贯注，始出化入神，有迫不犹人之妙。右军之禊帖，张旭之草，皆澈悟此旨者也。”“古之摩崖碑，纯以性灵胜，有不可意度之妙。”上述这些心得体会，在今天看来，亦应是书学者所遵循之金针。研究文字，博览前人书体墨迹、篆刻治印、勤于笔耕，这些均是他成为一位书法家的厚土。

王襄先生篆书对联作品

为了便于古文字的研究，他最初练习篆书和治印。“余生二十岁，为彝器款识之学，且学摹印。”以为“金可证经，石可订史，学固博奥，未易穷也，始写篆、刻印立其基”。

学习篆书，师吴大澂，一生不倦，但常以功力不逮，未能参透古人用笔之法为憾。至1956年，已81岁高龄，仍自谦抑，称神貌两无所得。从现存遗作看，他的篆书富有浓浓的钟鼎韵味，苍劲浑厚，如临毛公鼎铭文，即是一例佳作。

除了习篆书，王襄还学习治印。对于治印，他认为“古玺之雄奇，秦之秀逸，汉之工整，方为正途。治印者应从缪篆入手，古文缪篆已立法规，治印者师承有自，固不宜惑于流俗，不知所择也”。他还认为治印与其他文艺之道相通。“不师古，无以穷本源；不创新，无以成家法”。要相师而不相袭，要自成家法。要不随人，不背古，神会心解，自辟蹊径。

王襄书法作品遗留很多，大部分为甲骨、金文、篆书、楷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他的书法风格特色。例如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并刊登在《天津三百年书法选集》中的两幅篆书作品，一件是临彝器铭文，一件是1934年所书“寒士一生”联。两幅作品是以卜文之体，参以金文。

甲骨文是用利器镌刻在兽骨、龟骨上，若以柔软的毛笔表达是很不容易的，故而其书是一种再创造。写甲骨文书体的书法家寥寥，如近百年的罗振玉、董作宾等人均是甲骨文研究和书写的专家。写甲骨文，首要的条件是要深谙甲骨文字结构，而在书写时又不同于一般书体。王襄从1899年接触甲骨，1904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字，对其结构了如指掌，从这两幅字中可以看出他将所学所识融为一体，用笔浑圆，结体端庄，刀笔互见，形神兼备。

王襄的楷书、行书，是在唐楷的基础上汲取了六朝、北魏的书风，多了一些古拙，少了一些柔媚，他收集了许多六朝、唐人写经装订成册，以为楷模。王襄比较喜欢古拙、率真之书体，尤其是古代造像记中工匠镌刻的铭文，无拘无束、质朴无华，令他赞叹不已。“予少年学帖学，病其摹勒失真，乃一志学碑。中唐以后之碑，笔法多无变化，千碑一致，不足尽古人之妙也。则专六朝人之碑，字之好丑有独到处，非唐碑所几及，亦书翰之大观也。六朝碑多正书，唯造像记，乃具行书，其字多匠人自书自刻，每逊于碑，要之迹犹近古，为嗜书者所珍重”（《簠室题跋》）。例如他写的楷书“陋室铭”字对，拙中见古，笔画挺拔，极有功力。

他的行书多见于书札小品。有关行、草书体，还应当谈谈王襄对“书圣”王羲之书法的看法。王羲之（303—361年），东晋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锐意创新，完成了一种姿媚流变的新字体，从而开创了书法的崭新时代，他的《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1965年有关《兰亭序》的真伪书坛曾开展大辩论。但在1948年当王襄题写他1920年所得“太康铜镜”时，则说王羲之的书法是晋代民间用的俗体。他认为晋代书法，上承汉魏，有篆、隶、章草三种。篆书仅有碑额、印文小品事物，隶则施之典册、高文，章草为书家妙墨，皇象钟繇用此显，更非尽人所能，因此，王襄推断民间常用的书法，当别有书体。他以为晋太康二年铜镜上的铭文为匠人以流行体记之，即所谓俗书者。太康二年为公元281年，《兰亭序》为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相距七十余年，“此书体果创于羲之，何以先七十年写入镜铭？其为当时俗书，尽人习之，确无可议。羲之特运以妙思，自成家法，故能独冠一代。韩公‘羲之俗书’一语为知书之论，非属微词，实千古羲之知己”。“文艺之道，师古者多雅，趋时者每俗。雅俗者，据以定近古近今，非以鉴别优劣。俗者，人人通习时尚之谓也”。可惜王襄没有赶上1965年书坛论战，否则，这种看法和结论一定会给当时的论战者提供可贵的研究论点。

王襄习字写字，内容往往是他思想感情的抒发，爱憎分明，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敌伪统治时期，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及崇高的民族气节。例如敌伪统治时期，索书者甚多，王襄遂订润格委托南纸店收件，巧妙地避开了一些人。1942年冬，日军于东京举办“大东亚书道展”，伪天津市图书馆出面邀请，王襄严辞拒绝，并告诫子侄辈：“人之读书，前言往行，一一信诸心，无他焉，欲致用而已。事之来也，不慑于声势，不屈于利害，从容处理，不使溃决不可收拾，所谓见理明，处事当，能行所学者。”1944年用宋代陆游“此处天教著放翁”句书横额并题词悬于室内自励，并题：“陆放翁生当南宋，不忘汴京版图，其爱国热诚形于歌咏，读之发人深感。”全国解放后，他的书法内容一改过去的沉闷之气，每年旧历之旦或新年元旦都题字作书，抒发愉快心情，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并自勉努力。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王巨儒著，卞慧新、唐石父校对：《纪念父亲王襄110周年诞辰年谱》一、二（《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1988年第8期）。

2.唐石父：《王襄先生与古泉研究》（《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

3.王巨儒：《王襄论书法及治印》（《天津文史丛刊》1988年第8期）。

4.崔志远：《簠室殷契征文二三事》（《天津文史丛刊》1986年第6期）。

5.崔志远：《王襄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纪念中国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天津文史》1998年第21期）。

6.阿是：《从郭沫若为王襄题墓碑谈起》（《天津文史》1998年第21期）。

7.李鹤年：《王襄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天津文史丛刊》1987年第7期）。

8.唐石父、王巨儒整理：《王襄著作选集（上）·簠室殷契征文》（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