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与观堂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雪堂与观堂_近代天津十大收藏家

罗振玉与王国维长达28年的交往是全身心的，也是多方面的。作为国学大师，二人的学术交往也促进了他们在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写经、汉晋简牍、古器物等领域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最终形成了“罗王之学”。作为生活上的朋友，友情、亲情、坎坷一直伴随他们几十年；作为政治同路人，他们的结局更带有相同的悲剧色彩。

1919年，罗振玉与王国维结为儿女亲家，二人累积了二十年的友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由于他们分居津沪两地，交往主要靠飞鸿传情。据统计，截至1923年3月，四年里罗振玉写给王国维的信函多达150封左右，平均10天一封。当时津沪信件单程约需四五日，难怪他们常有“前寄两书，想达左右”、“连接二书，敬悉一切”之述。1923年，王国维任职北京期间，曾来津嘉乐里小住，罗振玉也曾赴京约王国维“晚酌”。这种偶然的相见，更是“甚快”之事。

1916年春王国维返沪前，与罗振玉合影于日本京都净土寺町永慕园(www.guayunfan.com)两人的书信内容关涉政治、学术、生活等诸多方面，但是比从前更增加了亲情的内容，对“孙儿发热”、“小女乳痛”的惦念，表露了做长辈的舐犊之情。当然，他们往来书信中更多的内容是学术研究。1919年11月10日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说：“观虎符，文多至四十言……疑汉之新列国时旧名，比符或车列国之世……请公详考之。”五日后，王回复：“奉示，新符定为秦符，至佩。”这样的互相补证考释几乎遍及每一封函信中。1923年3月，王国维《观堂集林》的发表，标志着“罗王之学”的形成。罗振玉在序言中叙述了王国维治学的演变过程、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并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艺术成就。在这一时期，他们的学术关系和人生友谊达到了顶峰。王氏入值南书房后，罗振玉喜不自禁，特嘱其五子罗福颐“仿明人朱法”刻“文学侍从”印章和白文“王国维”印，并嘱王国维“朱文用时宜轻按，染朱宜薄，白文则否，然亦不可用力太过致失其本真”。王国维则非常高兴地说：“朱文尤精雅。虽仿明人，实在明人之上。”1924年初，罗振玉读罢新版《观堂文集》赞道：“公十年成绩，过于乾嘉诸老之优数十年，能无喟叹！”

1923年3月至1926年期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溥仪伪满小朝廷“为官”，他们的交往虽有若干学术合作的事例，但更多则是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方面的。王国维长子去世时，两人因误会而失和，彼此不再通信见面。虽各自都留有“异日相见之地”，怎奈1927年6月2日王国维随水而去，从此天人两隔。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在天津日租界公会堂设灵堂吊唁，又撰写祭文发表于天津《日日新闻》上，后辑成《哀挽录》一册由贻安堂经籍铺刊印。罗振玉曾两次入京安排善后，并迅速整理出版王国维的遗著，以尽朋友之责。

郭沫若在1929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他（罗振玉）的殷代甲骨的收集、保管、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他“关于金石器物、古籍佚书之搜罗颁布，其内容之丰富，甄别之谨严，成绩之浩瀚，方法之崭新”，都对近代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堪称中国考古学的先驱。今天，各地陆续有许多与罗氏有关的书法、经卷、信札、古玉兵器的拓片等实物出现，又有一些关于他的评传、学术书籍的出版，更有《罗雪堂先生全集》的问世。这些对当今人们认识罗振玉的收藏与他的学术成就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