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宝学”实际上是一种“根学”_我与名人

前言“宝学”实际上是一种“根学”_我与名人

文怀沙

当今，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已蔚然形成——人类一方面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崭新宇宙景观与太空视点，从而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思维的拓展；另一方面，人类也愈来愈感到整个世界正缩小为一个“岛屿”，在这个“岛屿”上，不同肤色的人们之间竟有那么多共同感受、共同语言以及共同命运——这种“全球”意识与“岛屿”意识天然地模糊着国家、民族、个人、个性的界限。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文化对峙与碰撞却又日益加剧：当“全球意识”支配下的“世界文化在地平线上升起，而作为抵抗实它的，在“根意识”支配下的“民族文化”，在许多地域仍以一种不衰的趋势，执著地生长。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世界性文化背景，为中国古老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机。归拢地说，“全球意识”将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发展趋势，而“根意识”则促使我们更有创造性地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新的生命形式。近些年，思想学术界围绕这种问题，不断掀起文化讨论的热潮。“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从未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文明，在反思中奋进；(www.guayunfan.com)时代，在呼唤着新的文明；

“宝学”，应运而生！

“宝学”重铸民族之魂

“中国文明渊源”是一个关乎华厦发生学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几乎涵盖了中国文明的全部内容。

历史地看，一种民族文化的特质并非理念的先验产物，而是来自深厚的民族历史土壤。位居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的中国文明，是在没有广泛吸取其他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独立发展起来的几个少数原生型文明之一——中国文明生成的这一特殊历史途径，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关纽。

或言之，中西方状貌各异、相向屹立的文化传统之树，那茂郁的枝叶所吸取的汁液和所生发的精魂，无不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群体，人与动态发展的历史进程等三重对象性关系血肉相连。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化模式的创发与演进视为一个不断层累的过程，便不能不溯本求源，向“生于姜水”的炎帝及其所开创的姜炎文化对中国文明进程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予以全新的观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宝学”实际上是一种“根学”。

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实体，经纬万端，仪态万方，它既是立体的，又是动态的；既有复杂的共时态结构，又有变动不居的历时态轨迹。如欲对之作远观其势，近取其质的探究和审视，殊非易事。鉴于此，我们认为与其摆足架势对中国文化进行抽象、空泛的评判，倒不如深入地搞一些专题的、微观的、实证的研究，增强一些客观真理性、然后再变换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宏观审视，庶几不致凌空蹈虚。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力图通过建构“宝学”，能有助于读者认清华厦文明发轫期的艰难步履及其崎岖演化的独特风采，进而深刻把握无时不以一种或隐或显的力量支配整个社会机体运转的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

历史，作为一门特殊的科学，总是以一种被改塑了的形式，浓缩在现实之中，并或隐或显地对现实产生影响。单单用时空距离的远近来衡量历史的重要与否是危险的。再者，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在特征，即它的当代性。倘若历史不被当代意识所激活，不被新的时代精神所照亮，便只是一种死的历史。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古老的华厦再度呈现腾飞之势，而蕴涵的历史深处的民族精神，正是一个民族崛起所必需汲取的伟力之源。基于此，我们建构“宝学”，旨在从古老的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进一步寻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支撑点，弘扬民族精神，重铸民族之魂。

“宝学”的内涵

“宝学”，顾名思义，即宝鸡之学，但仅仅作这种狭义的理解是很不够的。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宝鸡在推进整个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作用綦巨，充分显示出它是华夏文明根系中重大的一脉，渊源中宏大的一支；“宝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殊可宝贵的一个分支。细究起来，“宝学”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以北首岭为代表的“炎帝祖先学”；

以炎帝、姜炎文化闻名的“炎帝学”；

以宝鸡为研究对象的“文化地理学”；

以炎帝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凝聚之学”；

以宝鸡为经，以三代，周秦汉文化为纬的“文化传播学”与“文明进化学”。

“宝学”的当代价值

纠正“西化派”民族虚无主义的病态倾向

在世界古代史上，中国数千年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对此，现代世界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赞叹不已：“在古代缺乏近代科技手段和逻辑系统的条件下，中国竟将人类几乎所有的发明发现都令人惊奇地做出来了！”〔1〕当代英国科技史家坦普尔亦始终认为，全球发明有半数源于中国。〔2〕不仅如此，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五大文明起源中唯一延续不衰的文明。在历史的碑文上，无可抹杀地镌刻着以下事实：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巴比伦文化，或绝灭无踪，或遭摧残破坏，或因种种原因而出现大的断层。而中国却始终没有出现像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南侵而中绝那样的文化厄运，且始终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独立发展系统，“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个问题如同地心引力似的牵动着无数西方学者的好奇心，使他们竟入彀中，为之经年累月地冥思苦想。而这一曾令西方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正可以通过“宝学”的阐扬得到理论高度的说明。

历史一再证明，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者，无视当代生活与民族历史传统的血肉联系，一味倡导“与传统决裂”，甚至将一部中华文明史歪曲为自贱自馁的记录和腐朽的堆积，貌似激进，实则贻害无穷。百余年来，曾出现三次“全盘西化论”思潮（清末、民国、当代），无一不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讥评诋毁和粗暴否定为其特征。〔3〕持此主张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将一切落后消极的东西（如封闭、保守、僵化、愚昧）统统归在传统文化名下。流弊所至，使中华文明的许多极富潜在价值的领域，都被轻率地否定。〔4〕削弱了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对人们的历史意识、价值观念发生严重干扰，其负面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我们建构“宝学”，正是力图通过对中华文明史的诸多重大课题的深入探究，将人们引入文明反思之路，并在认知上获得具有新质意义的飞跃与升华。

摆脱“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偏颇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倒向“国粹派”的文化保守主义。持平而论，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他们对现代化所引起的人性丧失与精神危机的深深忧虑，对中西方文化的比照与对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的强调，以及试图吸收西学重建民族主体性的新文化系统的良苦用心，均未可厚非。但他们所主张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中西调和互补模式，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皮相地看，他们设想将传统的“道德良知”与现代科学、民主相嫁接，似乎无悖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但传统的“道德良知”，正是在宗法或小农业基础上形成的那样一种依存性人格的体现，它所缺少的正是现代科学、民主、商品经济、工业文明所需要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素质，又怎能以此“保内圣”而“开外王”呢？所以，不论文化保守主义者采纳了多少现代文明的成分，其核心仍建立在传统人格的模式上，归根结底属于保守主义。〔5〕因此，我们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寻求传统向现代化转化、外来向本位移置的契机，进而合理选择、消化异域输送的文化养料，有效促成固有文化结构的转型，创造出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备民族特色的崭新文化形态——这不仅标志着古老华厦文明的再生，亦显示出中华民族对于建构人类未来文明的独特贡献。

寻根、固本、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竞争力

在当今以高科技产业竞争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性竞争的新形势下，发展科学技术，强化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物质基础，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乃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当务之急。在这场全球性的竞争中，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取决于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强弱。

所谓民族凝聚力，是指一种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是一种保留在社会群体中的多层次力量构成的合力。〔6〕从民族凝聚力的内涵来看，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或精神范畴，亦即一个民族在特定文化模式塑造下所形成的共同信仰、价值观念、审美趣味、思维特征、感情倾向等内在的文化共识。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个人对共同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的信奉；二是建立在文化共识基础上的相互依存性；三是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仅以千百万海外侨胞为例，他（她）们长期生活在国外（使用所在国语言，而且不少人已经改变了国籍），却始终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同化；他们自视为炎黄子孙，以中华民族为根，不仅在生活习俗中（饮食、礼仪、节庆）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特点，而且密切关注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荣辱得失；他们在所在国积极争取政治、经济的权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表现出要求与母体民族所在国开展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俾使其日益富强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切，只能从海外侨胞共同具有的民族感情、文化共识上得到解释。

从历史的角度看，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增强各民族的凝聚力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例言之，汉族人建立的王朝几度被外族人取而代之，但外族人没能消灭汉族反而被汉文化所同化，如鲜卑族曾采用变俗迁洛，改姓制服，大力推行汉化的政策建立起北朝时代最大的统一国家；隋文帝灭陈后，即以“华厦正声”锐兴礼乐；元王朝（蒙古族）成立的过程亦即逐步为汉文化同化的过程，其中又以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为突出标志；至于清代（满族）对汉文化的崇尚，更为人们所熟知。总之，不论是哪一个民族执政，将整个中华民族维系在一起的，绝非统治者本人，而是他们共同的文化传统。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汉文化所以能够瓜瓞绵绵，持续不断，其关键在于它本身具有充分的新陈代谢能力，能够不断汲取外族文化的因子丰富壮大自身，然后在外族文化的横向冲击下，不断激活自身内在的生命机制，从而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文化系统。〔7〕

从民族凝聚力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看，主要表现为民族之间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大小区别则取决于该民族物质基础的强弱。就目前来看，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仍然是以相对低下的生产力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进一步改善中华民族的生息条件，增强国力，壮大国威，创造出一个万众归心（包括海外炎黄子孙）的新局面。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发展凝聚主体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建构“宝学”绝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进程的“炎黄周孔儒道禅”的抽象议论，而恰恰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本身所提出的巨大历史课题的一种回应。我们由衷希望通过“宝学”的建构，使海内外炎黄子孙对中华文明进行逆向回溯，产生群体性的文化认同，进一步体认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寻根固本，产生更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注释】

〔1〕《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详见坦普尔《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该书认为，在许多发明发现中，诸如现代农业、航运、石油、气象、音乐、十进制数学、纸币、多级火箭、鱼雷、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蒸汽机等重大发现中，中国至少有100个世界第一！

〔3〕在近代，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始终或隐或显、或明或暗地进行，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艰难。从历史上看，首次提出“全盘西化论”的是胡适，他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又说：“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我们从这种黑暗的迷梦里惊醒起来”。中国应当“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胡适文存》第3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的论调在当时就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驳斥。

〔4〕例如，在古代，中国人最早发现了全息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全息观念，又将此运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此乃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壮举，至今仍令许多西方科学家与哲学家惊赞不已。仅以中医而论，当我们弄清了《黄帝内经》中阴阳、五行、精气神、经络、穴位之后，便会发现这里确曾潜隐着一个公理化结构，但如果说，气、经络等，尚属基于本体的自然属性甄别，那么，阴阳、五行、精、神则显然无法通过自然属性的甄别来定论。至于《黄帝内经》中的一整套与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对应规律，更是建立在因果逻辑、形式逻辑所无法替代的全息逻辑上的。又如在五行学之下的中医理论中，人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全息现象的宇宙，必须辩证、全面地考虑这个“宇宙”的整体属性，全息逻辑反对任何关于心、肺、肾的局部考虑。从科学的角度看，全息逻辑因其消除了理性论敌，而走向不可证伪的领地；但千万不要为此而对其进行切责。事实上全息逻辑的生成正是基于中国人擅长联想、思辨和注重宏观关联性的睿智；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对不能证伪体系产生强烈兴趣。在当今的西方，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显露出科学自身的囿限；西方学者所习惯的那种将具体存在着的真正本位嵌在因果逻辑链条上的分析过程，也被大量事实证明并非是唯一可取的。而我们前面谈到的中医理论与实践，已初步显示出全息逻辑强大的生命力。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许多潜在命题有待进一步发掘，这里只是举其一端而言之，意在引起人们对此类问题的重视。

〔5〕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儒家传统的道德主义与现代西方的科学、民主与个体主义究竟有何关联？如果不去重新塑造中国文化新的基本精神，全力创建中国文化的“现代系统”，并使儒家文化成为这个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便谈不上真正弘扬光大中国文化的“传统”。

〔6〕主要包括自然凝聚力与社会凝聚力。自然凝聚力包括血缘亲缘和地缘因素，社会凝聚力包括政治因素、思想文化因素和经济物质因素。

〔7〕文化的这种内在生命机制，颇似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绿色植物充分汲取阳光的能量，同化二氧化碳和水，从而制造有机物质并释放氧的过程。通过叶绿素的光合作用，绿色植物的生命得以存活、生长。而玛雅文化、印加文化之所以衰亡，其关键就在于它过早地形成了一种缺乏能量交换与异质文化信息刺激的自我封闭体系；于是，它们仿佛是植物患了“缺绿病”一样，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而死亡。